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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都在努力开发新能源的今天，丹麦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清洁无污染的能源之路。
北海是个强风肆虐的地方。丹麦西海岸的艾斯比格港口外，年平均风速达到9.7米，秒，丹麦历史上的最高风速记录58.3米，秒，也发生在这里。现在，世界最大的海上风电工程，正在这里实施，因为在15公里以外的海域，有一片浅水礁脉，加上强风条件，正是建造海上风电场最理想的地方。
港口外，正在日夜不停地组装着80座2兆瓦的风机，这种大型风机，每台可以保证1800个丹麦家庭的全年用电。如果和那些上百年历史的老风车、靠风力加工粮食的老磨坊、锯木厂相比较，2兆瓦的风力涡轮发电机可说是电力时代的巨无霸。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划时代的区别，那就是：风力能否从机械力变为电力。
约汉尼·休是现代风力发电机之父。他的老师拉库尔，在19世纪末就开始风电的研究。在老师去世53年后，约汉尼·休把他的理想变成了真正的现代风力发电机。
风电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它和石油价格的起伏捆绑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每桶2美元的超低油价持续了70年之久，支持西方世界以极低成本完成了工业革命，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替代能源的发展。因此，这座世界上唯一运行了10年的风电机，在1967年需要修理时，干脆被人们遗弃了。但在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能源部突然发现了它的价值，不仅出钱维修，并派人进行全面测试，发现它具备效能最佳的风力发电技术配置。
但是，随着石油危机的过去，大国和大企业对于风电的热情也随之消失。但是，风电塔没被所有的人忘却。
2002年夏天，豪斯雷夫风电项目进入海上作业阶段，海上浮吊船开进了风机的打桩区域，并在基桩周围下伸四个固定锚桩，固定住浮吊船。如何将60米高的风机塔分成两截吊装起来，并且严丝合缝，这是一项挑战。浮吊船上每次装载的涡轮主机，只能预装两只风翼，最后一只风翼要等待主机安装完成之后再补装。
承担这一工程的巨大责任风险，是维斯塔斯风电公司的创始人——老铁匠汉斯不能想象的。
1898年，22岁的汉斯在林姆小镇下了火车，开了间铁匠铺，后来制造小型吊车、制冷机和农业机械。直到70年后他的孙子费恩一代，才聘用一位工程师，提出试制风力发电机的计划。然而，第一只风机——按照法国达尼厄垂直轴样式制造出来的样机，被员工戏称为“奶油搅拌机”，以失败告终。
听说有两个年轻人组装了一架风机，但没钱继续制造了。费恩和工程师便跑去看，觉得还不错。经过谈判买下了授权，开始自己试制。不过在当时，一切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因为他们担心受到客户的嘲笑。
他们在拉上帘布的自家车间里，凭着农业机械制造的经验生产风力发电机，但风机的旋翼到哪里去找，还没有头绪。
此时，1970年代的丹麦反核运动正风起云涌，由年轻人组织的“风电联盟”开始试制玻璃钢材料的风翼，但是屡屡失败。一个年轻的化学工程师艾里克，掏钱买下了不成功的模具。5个月后，新型的风翼制成了，但没有销路。于是，他把产品塞进自己的汽车里，四处寻找买主。费恩听说后，双方一拍即合，一批装上“翅膀”的风机就此诞生，并且幸运地赶上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客户开始找上门来，但是危机也接踵而来。
一天，销售经理约娜正向客户推销风电设备，只听外面的大风一阵强过一阵，就像直升飞机在头顶吼叫。
费恩从会议室把约娜喊出来，悄悄告诉她：糟糕了，风机失控了!
约娜回到客户面前，装着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声音越来越不对劲了，他们跑出去一看，脸色都变了。其中一个风机已经失控，像根麦草在风中抖动。
不知凭什么本事，约娜居然说服客户买下四台风机。但不久，情况越发严重，不止一台风机的旋翼折断，整个飞了出去，庆幸的是没伤着人。
前维斯塔斯总经理费恩-汉森回忆道，风翼是从根部折断的，而根部是连接在旋转轮上的。情况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把所有风机都停下来，直到找到原因为止。
经过一年的努力，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重大差别：农业机械每年只用200小时一300小时，而风机每年要运转6000小时～7000小时，并持续20年之久。费恩只好全额向客户退款，留下这批废品风机。但是，认输不是汉森家族的性格。再三考虑之后，他们作出重大决定：继续试制风机，并且自己做风翼。
就在汉森父子加紧研制风机的叶片以抵御强风袭击的时候，一位木匠也想开始试自己的手艺。他没有理论，但是有直觉经验。
他先用木头做了几根半米长的风翼，带动直流发电机点亮了灯泡，发电达到了6瓦。他大受鼓舞，干脆做了5米长的风翼，搭建了一个真正可以发电的大家伙。
有一天风挺大，他把风电机架起来，连到了380伏的电网上，开动了风机，运转得很好，电表居然反着转了。再开电灯，果真亮了。
木匠的“违法试验”持续了三天，他问邻居们电路有什么异常没有，都说很正常。即使这样，他还是没胆量再干下去了，害怕弄出什么事故来。
电力公司的经理当然不敢贸然批准木匠的要求，怕这个先例一开，电网的稳定无法保障。不过，木匠和电网的故事，很快被媒体传播开来，木匠家的风机每年发电除自己使用外，还有富余，他甚至卖掉了两个自己制作的风机。
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丹麦政府在1970年代成立了能源署，加大支持风力发电的力度，对风电建设给予30％的补贴，并逐步消除民间风电入网的障碍。1981年风力发电的成本每度12克郎，到1999年下降到每度电0.3克郎。同年，丹麦生产的风机总容量达到1800兆瓦，相当于两座大型核电站的发电量。核电与风电的方向之争，在丹麦有了举国一致的结论。
但是，真正给丹麦风电行业带来增长机遇的，是美国的巨大需求。
1982年，在丹麦这个小市场艰难打拼的维斯塔斯，派工程师到美国寻求机会。出发前他对工程师说，拿不到订单你们别回来了。在丹麦，他们一年能卖出30个风机就不错了。而在美国，与一个客户谈了3小时，就敲定了166个风机的大订单。
美国的风电狂热开始了。丹麦企业全力以赴，成倍地扩大生产规模，员工增添了三倍，生产线三班倒。在大洋彼岸，一片又一片的风电场在荒凉的山脉中呈现一派壮观景象。1983年，向美国交货155台，第二年交货550台。这得益于美国，尤其是加州政府高达70％的退税政策。但是，这项政策也有苛刻的条件，要求全部风机必须在1985年新年的午夜前安装完毕，超过一个小时都无法享受退税优惠。
一切必须为速度让路。确定一个风电场的位置，需要有当地一年四季风况的完整记录和分析，但是现在时间紧迫，只能匆忙开工，这为后来的工作埋下了隐患。
在丹麦。不计代价地赶工期，甚至租用运输机空运零部件以争取时间。但是，当最 后一批80套风机设备按时装运上船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这批风机在大西洋上航行的时候，船运公司突然宣告破产，货船只得在洛杉矶港口抛锚等候。
码头不允许卸货，错过了交货期，只是一个退货的理由。加上之前的风电场没有选好位置，运营效果不佳，美国客户拒绝执行合同。更糟糕的是，刚上任的丹麦能源部长制定了一项新政策，把风电的政府补贴从30％降低到15％。三重打击之下，维斯塔斯从巅峰跌落，负债1亿克朗，宣告破产。按照接手公司投资人提出的条件，汉森家族和最初研发风机的工程师离开了公司。
风电发展之路，注定充满波折和坎坷。20多年后，当人们再度寻找那些曾经冲锋陷阵的风电先锋时，他们都已隐没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老汉森的孙子费恩远走他乡去了美国；木匠雷瑟格回家重操他的木匠手艺；当初到处推销风翼的艾里克，如今在回收废弃的风翼；而维斯塔斯的元老工程师麦德森，则回家开了一间小咨询所。
然而，所有的挫折、失败和努力，都没有白白付出。正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丹麦成为全球风电市场的领跑者，1999年风电设备的营业额占全球的一半。
今天，一个2兆瓦的风力发电机，发电量抵得上135个20年前的风机。而目前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已达到5兆瓦，能够满足6000个家庭的用电量。
最大的挑战，来自风的本身，这是人无法制造的自然界力量。
在一个无风的天气里，所有的风机都停止了转动。这是风机的建造者和拥有者都不愿见到的“零”发电状态。但是，人们最担心的还不是无风，而是大风。
当风机的风翼以过高速度转动时，就表明它已经失控。监控摄像头拍下的惊人情景，表明风决不是一种容易驾驭的能量。
风翼工程师艾里克说，我们制造出10套5米长的大风翼，真是兴高采烈。但1978年9月2日刮来一场风暴，卡尔的一只风机开始失控，刹车失灵，转速达到每分钟500转，导致风翼解体，远远地甩了出去，太危险了。两周之后又一个风机毁坏了。从那以后，夜里只要一刮大风我就睡不着觉。
但是，如果没有一次次失败所积累的经验，人类对于风能的利用绝对无法达到今天的成就。
一个秋季的夜间，一列超大型的车队穿过国境，行驶在德国E45号高速公路上。这是运载V90风机的车队，每套重量379吨。44米长的巨型风翼，需要用10辆特种卡车接成“长龙阵”。但他们没想到，最大的拦路虎并非超大部件的运输，而是风。
按照德国法律，每个风机运输安装的时间必须限制在2天之内。但是不幸，他们遇上了大风，按安装规定风速不能超过10米／每秒，但此刻已达到15米／秒，只能等待。到了下午，风速仍有11米／秒，而后续的车队已不容积压等候，于是吊车机师决定顶风开工。经过紧张操作，3座基架才在大风中顺利竖立起来。
气候和风力，是风力发电技术研发的不可预知因素。
在世界风能资源的分布图上，深蓝色代表风力最大区域，显示10年间全球平均风速的差异分布，但具体到一个时间、一个地点，风况又是千差万别的。
维斯塔斯副总裁拉斯·克里斯坦森说，如果我们能预见20年之后的风势情况，设计风机就会容易得多，我们会知道风翼需要的尺寸、塔架的高度、产生的电力等。但我们没有上帝的力量，无法控制气候，无法控制能产生多少电力、风机会承受多少压力，因此在设计上要留有一定的空间。
当豪斯雷夫的80座海上风机进人最后调试阶段，并遭遇大风的时候，工程师就不能乘船靠近机塔，而必须用直升机吊送到工作平台上。
此刻，风机的核心主体内，几百个传感器已经开始工作，不间断地将风速、水压、各部件的温度、电压、传动速度等，传送到控制中心。而不管风机是坐落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哪怕在天涯海角，都在智能化信息系统的监控之下。
当80个2兆瓦的风机开始转动，所产生的电力就通过海底电缆，传送到电力传输平台，这个平台通过20公里长的电缆，将电力源源不断输送人陆地的电网。但是，当大量风电进入电网后，又一个问题发生了：在没有风的天气，或是刮大风的时候，电网能够承受供电量的巨大波动吗?
丹麦能源网副总裁皮特·约根森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整个电力系统的平衡。因为风力发电很不稳定，只能部分地预测何时有风，能产生多大电力。为了电力系统平衡，需要有某种蓄电能力，当风力增长或减弱时，可以随时存取保持平衡。
在丹麦电网的主干图上，丹麦电网与北面的挪威、东面的瑞典及南边的德国连接，形成一个区域电网。调节电力的“蓄电池”就是挪威的大量水库。当丹麦风力下降时，挪威就放开水库闸门加大发电量，给丹麦送电，反之，也可以从丹麦买电。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每个小时随时波动的价格，是由风来决定的。
丹麦能源网副总裁皮特-约根森说，预测几小时后的风力还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在北欧电力市场上，电力交易要提前36个小时下单。交易只能按照当时所掌握的风力预报。
风力预报难在何处?气象学家说，丹麦的强风带主要在西海岸，风从北海海面吹来，走向不难预测，但预计前锋到达的准确时间，可能会有几小时的差异。
所有这些风力预报和电力交易，都需要高度专业的操作。但是，当田野上四处转动的风机成为丹麦一大景观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举手欢迎。
首先，很多人说风电虽然好，但别装在我家后院。因为他们觉得风机会发出嗡嗡的噪音，在地面投下的影子也会干扰视觉。
在风力发电场区域内，该如何应对生态保护的需要?
生物学家彼得森不是职业飞行员，他在飞行基地的工作，是观测记录各种鸟类的数量，在海上风电场建设之前、建设当中及建成之后的变化。由于大量鸟类在附近海域生存，他受到国家环境调查局的委托，评估风电工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巨大的塔基钢管每根重达200吨，当它们被汽锤垂直打人海底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是极其强大的。在打桩之前，必须先把一个特殊装置放人水中。这是一个超音频发射器，它在水中发出特殊声波，向海洋动物特别是海豹发出警告，将它们驱赶到远处，避免受到汽锤声音的震荡而被伤害。
必须承认，每当我们向自然界索取新能源时，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与大量燃烧石油和煤炭相比，风能是完全清洁的能源，是地球上取之不尽、尚未充分利用的宝藏。
陈哲教授来自中国，专门到丹麦从事风电研究。
他说，丹麦在风力发电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很大比例的供电是风力发电，现在达到20％，计划在2025年时达到50％。
这是丹麦人30年的坚韧努力获得的进步，也是其它国家可以借鉴并追赶的速度。
但是，风能的利用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奥尔堡大学能源学院院长弗莱得·布拉博格说，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是特大容量的能源储存技术，这样我们才能保存风能。我们应当尽最大可能投资于石油的替代能源，因为我们已经使用100年的石油了，并且即将在未来的100年里把石油用光，那时我们的后代该怎么办?
石油枯竭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我们无需为此悲观，因为到那个时候，太阳与风都会与我们同在。
北海是个强风肆虐的地方。丹麦西海岸的艾斯比格港口外，年平均风速达到9.7米，秒，丹麦历史上的最高风速记录58.3米，秒，也发生在这里。现在，世界最大的海上风电工程，正在这里实施，因为在15公里以外的海域，有一片浅水礁脉，加上强风条件，正是建造海上风电场最理想的地方。
港口外，正在日夜不停地组装着80座2兆瓦的风机，这种大型风机，每台可以保证1800个丹麦家庭的全年用电。如果和那些上百年历史的老风车、靠风力加工粮食的老磨坊、锯木厂相比较，2兆瓦的风力涡轮发电机可说是电力时代的巨无霸。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划时代的区别，那就是：风力能否从机械力变为电力。
约汉尼·休是现代风力发电机之父。他的老师拉库尔，在19世纪末就开始风电的研究。在老师去世53年后，约汉尼·休把他的理想变成了真正的现代风力发电机。
风电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它和石油价格的起伏捆绑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每桶2美元的超低油价持续了70年之久，支持西方世界以极低成本完成了工业革命，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替代能源的发展。因此，这座世界上唯一运行了10年的风电机，在1967年需要修理时，干脆被人们遗弃了。但在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能源部突然发现了它的价值，不仅出钱维修，并派人进行全面测试，发现它具备效能最佳的风力发电技术配置。
但是，随着石油危机的过去，大国和大企业对于风电的热情也随之消失。但是，风电塔没被所有的人忘却。
2002年夏天，豪斯雷夫风电项目进入海上作业阶段，海上浮吊船开进了风机的打桩区域，并在基桩周围下伸四个固定锚桩，固定住浮吊船。如何将60米高的风机塔分成两截吊装起来，并且严丝合缝，这是一项挑战。浮吊船上每次装载的涡轮主机，只能预装两只风翼，最后一只风翼要等待主机安装完成之后再补装。
承担这一工程的巨大责任风险，是维斯塔斯风电公司的创始人——老铁匠汉斯不能想象的。
1898年，22岁的汉斯在林姆小镇下了火车，开了间铁匠铺，后来制造小型吊车、制冷机和农业机械。直到70年后他的孙子费恩一代，才聘用一位工程师，提出试制风力发电机的计划。然而，第一只风机——按照法国达尼厄垂直轴样式制造出来的样机，被员工戏称为“奶油搅拌机”，以失败告终。
听说有两个年轻人组装了一架风机，但没钱继续制造了。费恩和工程师便跑去看，觉得还不错。经过谈判买下了授权，开始自己试制。不过在当时，一切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因为他们担心受到客户的嘲笑。
他们在拉上帘布的自家车间里，凭着农业机械制造的经验生产风力发电机，但风机的旋翼到哪里去找，还没有头绪。
此时，1970年代的丹麦反核运动正风起云涌，由年轻人组织的“风电联盟”开始试制玻璃钢材料的风翼，但是屡屡失败。一个年轻的化学工程师艾里克，掏钱买下了不成功的模具。5个月后，新型的风翼制成了，但没有销路。于是，他把产品塞进自己的汽车里，四处寻找买主。费恩听说后，双方一拍即合，一批装上“翅膀”的风机就此诞生，并且幸运地赶上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客户开始找上门来，但是危机也接踵而来。
一天，销售经理约娜正向客户推销风电设备，只听外面的大风一阵强过一阵，就像直升飞机在头顶吼叫。
费恩从会议室把约娜喊出来，悄悄告诉她：糟糕了，风机失控了!
约娜回到客户面前，装着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声音越来越不对劲了，他们跑出去一看，脸色都变了。其中一个风机已经失控，像根麦草在风中抖动。
不知凭什么本事，约娜居然说服客户买下四台风机。但不久，情况越发严重，不止一台风机的旋翼折断，整个飞了出去，庆幸的是没伤着人。
前维斯塔斯总经理费恩-汉森回忆道，风翼是从根部折断的，而根部是连接在旋转轮上的。情况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把所有风机都停下来，直到找到原因为止。
经过一年的努力，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重大差别：农业机械每年只用200小时一300小时，而风机每年要运转6000小时～7000小时，并持续20年之久。费恩只好全额向客户退款，留下这批废品风机。但是，认输不是汉森家族的性格。再三考虑之后，他们作出重大决定：继续试制风机，并且自己做风翼。
就在汉森父子加紧研制风机的叶片以抵御强风袭击的时候，一位木匠也想开始试自己的手艺。他没有理论，但是有直觉经验。
他先用木头做了几根半米长的风翼，带动直流发电机点亮了灯泡，发电达到了6瓦。他大受鼓舞，干脆做了5米长的风翼，搭建了一个真正可以发电的大家伙。
有一天风挺大，他把风电机架起来，连到了380伏的电网上，开动了风机，运转得很好，电表居然反着转了。再开电灯，果真亮了。
木匠的“违法试验”持续了三天，他问邻居们电路有什么异常没有，都说很正常。即使这样，他还是没胆量再干下去了，害怕弄出什么事故来。
电力公司的经理当然不敢贸然批准木匠的要求，怕这个先例一开，电网的稳定无法保障。不过，木匠和电网的故事，很快被媒体传播开来，木匠家的风机每年发电除自己使用外，还有富余，他甚至卖掉了两个自己制作的风机。
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丹麦政府在1970年代成立了能源署，加大支持风力发电的力度，对风电建设给予30％的补贴，并逐步消除民间风电入网的障碍。1981年风力发电的成本每度12克郎，到1999年下降到每度电0.3克郎。同年，丹麦生产的风机总容量达到1800兆瓦，相当于两座大型核电站的发电量。核电与风电的方向之争，在丹麦有了举国一致的结论。
但是，真正给丹麦风电行业带来增长机遇的，是美国的巨大需求。
1982年，在丹麦这个小市场艰难打拼的维斯塔斯，派工程师到美国寻求机会。出发前他对工程师说，拿不到订单你们别回来了。在丹麦，他们一年能卖出30个风机就不错了。而在美国，与一个客户谈了3小时，就敲定了166个风机的大订单。
美国的风电狂热开始了。丹麦企业全力以赴，成倍地扩大生产规模，员工增添了三倍，生产线三班倒。在大洋彼岸，一片又一片的风电场在荒凉的山脉中呈现一派壮观景象。1983年，向美国交货155台，第二年交货550台。这得益于美国，尤其是加州政府高达70％的退税政策。但是，这项政策也有苛刻的条件，要求全部风机必须在1985年新年的午夜前安装完毕，超过一个小时都无法享受退税优惠。
一切必须为速度让路。确定一个风电场的位置，需要有当地一年四季风况的完整记录和分析，但是现在时间紧迫，只能匆忙开工，这为后来的工作埋下了隐患。
在丹麦。不计代价地赶工期，甚至租用运输机空运零部件以争取时间。但是，当最 后一批80套风机设备按时装运上船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这批风机在大西洋上航行的时候，船运公司突然宣告破产，货船只得在洛杉矶港口抛锚等候。
码头不允许卸货，错过了交货期，只是一个退货的理由。加上之前的风电场没有选好位置，运营效果不佳，美国客户拒绝执行合同。更糟糕的是，刚上任的丹麦能源部长制定了一项新政策，把风电的政府补贴从30％降低到15％。三重打击之下，维斯塔斯从巅峰跌落，负债1亿克朗，宣告破产。按照接手公司投资人提出的条件，汉森家族和最初研发风机的工程师离开了公司。
风电发展之路，注定充满波折和坎坷。20多年后，当人们再度寻找那些曾经冲锋陷阵的风电先锋时，他们都已隐没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老汉森的孙子费恩远走他乡去了美国；木匠雷瑟格回家重操他的木匠手艺；当初到处推销风翼的艾里克，如今在回收废弃的风翼；而维斯塔斯的元老工程师麦德森，则回家开了一间小咨询所。
然而，所有的挫折、失败和努力，都没有白白付出。正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丹麦成为全球风电市场的领跑者，1999年风电设备的营业额占全球的一半。
今天，一个2兆瓦的风力发电机，发电量抵得上135个20年前的风机。而目前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已达到5兆瓦，能够满足6000个家庭的用电量。
最大的挑战，来自风的本身，这是人无法制造的自然界力量。
在一个无风的天气里，所有的风机都停止了转动。这是风机的建造者和拥有者都不愿见到的“零”发电状态。但是，人们最担心的还不是无风，而是大风。
当风机的风翼以过高速度转动时，就表明它已经失控。监控摄像头拍下的惊人情景，表明风决不是一种容易驾驭的能量。
风翼工程师艾里克说，我们制造出10套5米长的大风翼，真是兴高采烈。但1978年9月2日刮来一场风暴，卡尔的一只风机开始失控，刹车失灵，转速达到每分钟500转，导致风翼解体，远远地甩了出去，太危险了。两周之后又一个风机毁坏了。从那以后，夜里只要一刮大风我就睡不着觉。
但是，如果没有一次次失败所积累的经验，人类对于风能的利用绝对无法达到今天的成就。
一个秋季的夜间，一列超大型的车队穿过国境，行驶在德国E45号高速公路上。这是运载V90风机的车队，每套重量379吨。44米长的巨型风翼，需要用10辆特种卡车接成“长龙阵”。但他们没想到，最大的拦路虎并非超大部件的运输，而是风。
按照德国法律，每个风机运输安装的时间必须限制在2天之内。但是不幸，他们遇上了大风，按安装规定风速不能超过10米／每秒，但此刻已达到15米／秒，只能等待。到了下午，风速仍有11米／秒，而后续的车队已不容积压等候，于是吊车机师决定顶风开工。经过紧张操作，3座基架才在大风中顺利竖立起来。
气候和风力，是风力发电技术研发的不可预知因素。
在世界风能资源的分布图上，深蓝色代表风力最大区域，显示10年间全球平均风速的差异分布，但具体到一个时间、一个地点，风况又是千差万别的。
维斯塔斯副总裁拉斯·克里斯坦森说，如果我们能预见20年之后的风势情况，设计风机就会容易得多，我们会知道风翼需要的尺寸、塔架的高度、产生的电力等。但我们没有上帝的力量，无法控制气候，无法控制能产生多少电力、风机会承受多少压力，因此在设计上要留有一定的空间。
当豪斯雷夫的80座海上风机进人最后调试阶段，并遭遇大风的时候，工程师就不能乘船靠近机塔，而必须用直升机吊送到工作平台上。
此刻，风机的核心主体内，几百个传感器已经开始工作，不间断地将风速、水压、各部件的温度、电压、传动速度等，传送到控制中心。而不管风机是坐落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哪怕在天涯海角，都在智能化信息系统的监控之下。
当80个2兆瓦的风机开始转动，所产生的电力就通过海底电缆，传送到电力传输平台，这个平台通过20公里长的电缆，将电力源源不断输送人陆地的电网。但是，当大量风电进入电网后，又一个问题发生了：在没有风的天气，或是刮大风的时候，电网能够承受供电量的巨大波动吗?
丹麦能源网副总裁皮特·约根森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整个电力系统的平衡。因为风力发电很不稳定，只能部分地预测何时有风，能产生多大电力。为了电力系统平衡，需要有某种蓄电能力，当风力增长或减弱时，可以随时存取保持平衡。
在丹麦电网的主干图上，丹麦电网与北面的挪威、东面的瑞典及南边的德国连接，形成一个区域电网。调节电力的“蓄电池”就是挪威的大量水库。当丹麦风力下降时，挪威就放开水库闸门加大发电量，给丹麦送电，反之，也可以从丹麦买电。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每个小时随时波动的价格，是由风来决定的。
丹麦能源网副总裁皮特-约根森说，预测几小时后的风力还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在北欧电力市场上，电力交易要提前36个小时下单。交易只能按照当时所掌握的风力预报。
风力预报难在何处?气象学家说，丹麦的强风带主要在西海岸，风从北海海面吹来，走向不难预测，但预计前锋到达的准确时间，可能会有几小时的差异。
所有这些风力预报和电力交易，都需要高度专业的操作。但是，当田野上四处转动的风机成为丹麦一大景观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举手欢迎。
首先，很多人说风电虽然好，但别装在我家后院。因为他们觉得风机会发出嗡嗡的噪音，在地面投下的影子也会干扰视觉。
在风力发电场区域内，该如何应对生态保护的需要?
生物学家彼得森不是职业飞行员，他在飞行基地的工作，是观测记录各种鸟类的数量，在海上风电场建设之前、建设当中及建成之后的变化。由于大量鸟类在附近海域生存，他受到国家环境调查局的委托，评估风电工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巨大的塔基钢管每根重达200吨，当它们被汽锤垂直打人海底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是极其强大的。在打桩之前，必须先把一个特殊装置放人水中。这是一个超音频发射器，它在水中发出特殊声波，向海洋动物特别是海豹发出警告，将它们驱赶到远处，避免受到汽锤声音的震荡而被伤害。
必须承认，每当我们向自然界索取新能源时，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与大量燃烧石油和煤炭相比，风能是完全清洁的能源，是地球上取之不尽、尚未充分利用的宝藏。
陈哲教授来自中国，专门到丹麦从事风电研究。
他说，丹麦在风力发电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很大比例的供电是风力发电，现在达到20％，计划在2025年时达到50％。
这是丹麦人30年的坚韧努力获得的进步，也是其它国家可以借鉴并追赶的速度。
但是，风能的利用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奥尔堡大学能源学院院长弗莱得·布拉博格说，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是特大容量的能源储存技术，这样我们才能保存风能。我们应当尽最大可能投资于石油的替代能源，因为我们已经使用100年的石油了，并且即将在未来的100年里把石油用光，那时我们的后代该怎么办?
石油枯竭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我们无需为此悲观，因为到那个时候，太阳与风都会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