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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喜欢怪才。在他看来，一个时代的好坏，可以用怪才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在《论自由》中，密尔说：“一个社会中怪癖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禀、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行怪癖的人如此之少，正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危险。”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是一个怪才频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千奇百怪的人，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朱谦之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怪人。
不要学位，要学问
1920年3月26日，北大教授胡适收到一个叫朱谦之的学生的信。信很短，怪学生朱谦之写道：“我现在自决，从此以后不受任何等被动的考试了。因此很对不住先生，望先生原谅。”
朱谦之觉得考试是一种灌输式的压迫教育，决定放弃北大学位，反抗压迫人的考试制度。此后不久，朱谦之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了《反抗“考试”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杜威先生说：现在教授的方法，全是注重记忆，注重背诵，注重考试。因为把知识看作可以灌来灌去的现成东西，所以用蛮记的法子灌进去，又用背书和考试的法子，来看究竟灌进去了没有？来看那些被灌的儿童是否也能像先生的样子把装进去的东西拿出来摆架子了？美国有一种农家，养鸡鸭出卖，卖的时候，常常把鸡鸭吃得饱饱的，可以多卖一点钱，但是鸡鸭喂饱了便不肯再吃了。所以他们特地造一种管子，伸进鸡鸭喉咙里，但把食物硬灌下去，使他们更胖更重。现在的教授方法，就是硬装物到鸡鸭肚子里去的方法。考试的方法就好像农夫用秤称鸡鸭的重量，看他们已经装够了没有？
我朱谦之因受了这种启发，现在是宣告不受任何等的“称鸡鸭式”底考试了。
朱谦之对通过灌输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做法深恶痛绝，为反抗这种教育模式，他再也不去参加任何科目的考试，主动放弃学位。
这一时期的朱谦之，让他颇感困难的是生计问题。一个穷学生，在生计都有问题的情形下，身在北大却不要学位，俨然一个怪人。但胡适似乎特别青睐这个怪人，特意帮助朱谦之找了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朱谦之虽然不要学位，但对学问却非常看重。他经常去听胡适的课，听完之后，还时不时到胡适家中请教。此时的朱谦之，对周易哲学有很大兴趣，此外，对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思想也感兴趣。杜威来华时，他特地将杜威的哲学书系统地看过一遍，并写了一篇评论杜威哲学的文章。文章写成后，还特地给胡适邮寄了一份。
虽然朱谦之热爱学问，但学问毕竟不能当饭吃。他虽然有一肚子学问，但依然生活艰难。穷困的人容易产生仇富的冲动，而要实现均贫富的梦想，最好的方式自然是革命。这一时期的朱谦之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智识即罪恶
朱谦之要革北洋政府的命，北洋政府自然要抓他。然而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笨警察没有抓住朱谦之，倒错把他的朋友给抓起来了。听闻此消息，悲愤交加的朱谦之二话不说就去投案自首了。从这一点很可以看出朱谦之作为革命者的仗义。
朱谦之总喜欢替人承担罪责。1921年，胡适的朋友谢楚桢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希望胡适帮忙推荐一下。胡适翻看之后，觉得写得很差，拒绝了谢楚桢。后来，易君左等人却对这本书极尽吹捧之能事。北京高师学生苏梅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结果却遭到易君左等人的谩骂。一向爱管闲事的胡适忍不住批评了易君左。因为谩骂苏梅的文章是用笔名写的，易君左等人否认文章是自己写的。
为调和胡适、苏梅和易君左等人的矛盾，朱谦之特地找到胡适，非要给自己背上这个黑锅不可。1921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朱谦之君来，问我能否不登那个启事，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他，他就不劝我了。他又说，‘我是快要出家的人了，我后天临走时登一广告，说（呜呼苏梅）是我做的’。我劝他不要如此，因为这虽是仗义，其实是虚伪。他合十赞成，就去了。”在胡适的劝说下，朱谦之最终没有登广告。
这一时期，在跟胡适来往的时候，朱谦之极力劝说胡适出来革命。当朱谦之投案自首，进了警察厅之后，警察问起他跟胡适的关系时，他还为胡适不参加革命而耿耿于怀。胡适曾在日记中记述：“到编译所，朱谦之与郭沫若来谈。谦之见我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
朱谦之希望胡适出来领导革命，遭到拒绝，朱谦之为此无比郁闷。不过，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对于知识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反抗考试制度的朱谦之，只是反抗压迫人的考试，并不反对知识。他不仅不反对知识，他还是知识的热烈追求者。成为革命者之后，朱谦之对知识却充满仇视。朱谦之在1921年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一文中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最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他还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发达一步，罪恶也跟他前进一步。”
朱谦之的这个观点似乎并没有引起胡适的重视，不过却遭到胡适的同路人鲁迅的迎头痛击。看到这篇文章后，鲁迅写下《智识即罪恶》一文，讽刺了朱谦之的观点。实际上，朱谦之的观点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这一点上，瞿秋白与朱谦之是一致的。
被“反智论”吞噬了自己
作为知识分子，朱谦之学问欲极强，致力于知识的追求；作为革命者，朱谦之则主张“智识即罪恶”。他的命运，似乎就隐藏在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中。
在给胡适的信中，朱谦之虽然反抗考试制度，但他却是用功于学问的知识分子。而当他从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者时，对平等的追求，导致了他“智识即罪恶”的观点。在朱谦之看来，有的人有智识，有的人没有智识，这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如果追求平等，那些接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人，在人生起点上是完全不平等的。从这一思路出发，他没有致力于让那些没有受教育的人去接受教育，而是认为智识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原因，因而也就成了罪恶的源泉。他与瞿秋白的这一观点，带有浓厚的“反智论”色彩。如果智识即罪恶，那么拥有智识的人是不是也充满罪恶呢？如果智识即罪恶，那么是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呢？从这一点出发，知识分子的“原罪论”呼之欲出。朱谦之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
在后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朱谦之开始不断做自我检讨，多次批判胡适。在对知识的态度上，他和胡适不同。胡适喜欢人们叫他“胡博士”，对博士的看重，体现了胡适对知识的热爱与尊重。
1972年，朱谦之在“文革”中死去。他从青年时代就嗜好学问，此时他毫无疑问地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按照他的“智识即罪恶”的论述，“学术权威”自然是反动的、罪恶的。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他所呼吁的“反智论”一旦付诸实践，也就把作为学者的朱谦之吞噬了。
不要学位，要学问
1920年3月26日，北大教授胡适收到一个叫朱谦之的学生的信。信很短，怪学生朱谦之写道：“我现在自决，从此以后不受任何等被动的考试了。因此很对不住先生，望先生原谅。”
朱谦之觉得考试是一种灌输式的压迫教育，决定放弃北大学位，反抗压迫人的考试制度。此后不久，朱谦之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了《反抗“考试”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杜威先生说：现在教授的方法，全是注重记忆，注重背诵，注重考试。因为把知识看作可以灌来灌去的现成东西，所以用蛮记的法子灌进去，又用背书和考试的法子，来看究竟灌进去了没有？来看那些被灌的儿童是否也能像先生的样子把装进去的东西拿出来摆架子了？美国有一种农家，养鸡鸭出卖，卖的时候，常常把鸡鸭吃得饱饱的，可以多卖一点钱，但是鸡鸭喂饱了便不肯再吃了。所以他们特地造一种管子，伸进鸡鸭喉咙里，但把食物硬灌下去，使他们更胖更重。现在的教授方法，就是硬装物到鸡鸭肚子里去的方法。考试的方法就好像农夫用秤称鸡鸭的重量，看他们已经装够了没有？
我朱谦之因受了这种启发，现在是宣告不受任何等的“称鸡鸭式”底考试了。
朱谦之对通过灌输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做法深恶痛绝，为反抗这种教育模式，他再也不去参加任何科目的考试，主动放弃学位。
这一时期的朱谦之，让他颇感困难的是生计问题。一个穷学生，在生计都有问题的情形下，身在北大却不要学位，俨然一个怪人。但胡适似乎特别青睐这个怪人，特意帮助朱谦之找了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朱谦之虽然不要学位，但对学问却非常看重。他经常去听胡适的课，听完之后，还时不时到胡适家中请教。此时的朱谦之，对周易哲学有很大兴趣，此外，对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思想也感兴趣。杜威来华时，他特地将杜威的哲学书系统地看过一遍，并写了一篇评论杜威哲学的文章。文章写成后，还特地给胡适邮寄了一份。
虽然朱谦之热爱学问，但学问毕竟不能当饭吃。他虽然有一肚子学问，但依然生活艰难。穷困的人容易产生仇富的冲动，而要实现均贫富的梦想，最好的方式自然是革命。这一时期的朱谦之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智识即罪恶
朱谦之要革北洋政府的命，北洋政府自然要抓他。然而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笨警察没有抓住朱谦之，倒错把他的朋友给抓起来了。听闻此消息，悲愤交加的朱谦之二话不说就去投案自首了。从这一点很可以看出朱谦之作为革命者的仗义。
朱谦之总喜欢替人承担罪责。1921年，胡适的朋友谢楚桢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希望胡适帮忙推荐一下。胡适翻看之后，觉得写得很差，拒绝了谢楚桢。后来，易君左等人却对这本书极尽吹捧之能事。北京高师学生苏梅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结果却遭到易君左等人的谩骂。一向爱管闲事的胡适忍不住批评了易君左。因为谩骂苏梅的文章是用笔名写的，易君左等人否认文章是自己写的。
为调和胡适、苏梅和易君左等人的矛盾，朱谦之特地找到胡适，非要给自己背上这个黑锅不可。1921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朱谦之君来，问我能否不登那个启事，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他，他就不劝我了。他又说，‘我是快要出家的人了，我后天临走时登一广告，说（呜呼苏梅）是我做的’。我劝他不要如此，因为这虽是仗义，其实是虚伪。他合十赞成，就去了。”在胡适的劝说下，朱谦之最终没有登广告。
这一时期，在跟胡适来往的时候，朱谦之极力劝说胡适出来革命。当朱谦之投案自首，进了警察厅之后，警察问起他跟胡适的关系时，他还为胡适不参加革命而耿耿于怀。胡适曾在日记中记述：“到编译所，朱谦之与郭沫若来谈。谦之见我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
朱谦之希望胡适出来领导革命，遭到拒绝，朱谦之为此无比郁闷。不过，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对于知识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反抗考试制度的朱谦之，只是反抗压迫人的考试，并不反对知识。他不仅不反对知识，他还是知识的热烈追求者。成为革命者之后，朱谦之对知识却充满仇视。朱谦之在1921年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一文中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最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他还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发达一步，罪恶也跟他前进一步。”
朱谦之的这个观点似乎并没有引起胡适的重视，不过却遭到胡适的同路人鲁迅的迎头痛击。看到这篇文章后，鲁迅写下《智识即罪恶》一文，讽刺了朱谦之的观点。实际上，朱谦之的观点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这一点上，瞿秋白与朱谦之是一致的。
被“反智论”吞噬了自己
作为知识分子，朱谦之学问欲极强，致力于知识的追求；作为革命者，朱谦之则主张“智识即罪恶”。他的命运，似乎就隐藏在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中。
在给胡适的信中，朱谦之虽然反抗考试制度，但他却是用功于学问的知识分子。而当他从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者时，对平等的追求，导致了他“智识即罪恶”的观点。在朱谦之看来，有的人有智识，有的人没有智识，这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如果追求平等，那些接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人，在人生起点上是完全不平等的。从这一思路出发，他没有致力于让那些没有受教育的人去接受教育，而是认为智识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原因，因而也就成了罪恶的源泉。他与瞿秋白的这一观点，带有浓厚的“反智论”色彩。如果智识即罪恶，那么拥有智识的人是不是也充满罪恶呢？如果智识即罪恶，那么是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呢？从这一点出发，知识分子的“原罪论”呼之欲出。朱谦之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
在后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朱谦之开始不断做自我检讨，多次批判胡适。在对知识的态度上，他和胡适不同。胡适喜欢人们叫他“胡博士”，对博士的看重，体现了胡适对知识的热爱与尊重。
1972年，朱谦之在“文革”中死去。他从青年时代就嗜好学问，此时他毫无疑问地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按照他的“智识即罪恶”的论述，“学术权威”自然是反动的、罪恶的。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他所呼吁的“反智论”一旦付诸实践，也就把作为学者的朱谦之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