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的高开低走以后，中美关系在2011年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以后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去年美国试图将南海问题多边化，从而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去年岁末以来，双方在多个场合相互澄清彼此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即美国只是鼓励在多边框架下讨论南海问题，并没有直接参与调解和组织谈判的意思；而中国也多次强调“南海核心利益说”不是官法说法。此外，双方还在5月进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决定建立中美亚太磋商机制，以便在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上进行协调和沟通。
　　不过，在亚洲政策的其他方面，两国面对的政治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地区经济缓慢复苏，日本遭受了特大地震，东北亚的朝鲜核问题、东南亚的南海问题、中亚的反恐问题仍然待解。中美初步建立的协商机制能否超越种种认识差异在争端时刻理智应对？
　　《财经》记者就中美关系走向，专访了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 Lieberthal），他曾就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
　　
　　“重返亚洲”何来
　　《财经》：从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以来，去年是中美之间冲突比较多的一年，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去年7月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时表示要介入南海争端，随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也发表了关于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七点主张表示反对。不过，今年美国官方就南海问题的言论和态度看似相对克制，是否存在某种变化？
　　李侃如：美国的政策基本上是稳定的，但同时也会随着这一区域具体情况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你仔细观察奥巴马政府最近两年的活动，你会发现，在第一年，奥巴马总统上台至少带有以下两个目标：其一是他认为布什政府没有足够重视亚洲。在这一点上小布什与克林顿和老布什都不同，所以，在奥巴马上台之前，他就将“重返亚洲”作为其一个重要目标。
　　第二个目标则和中国相关。布什政府在处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奥巴马总统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的参与者，而已成为一个在全球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所以，他想将中国视为一个大国，并在诸多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其中最突出的三个问题便是重构全球金融体系并共同致力于全球经济复苏、全球气候变化和控制核扩散。
　　这些议题基本涵盖了我们在2009年所看到的一系列事件。
　　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逐渐认识到虽然中国具有全球性影响，但并不是一个全球性事务的参与者。
　　如果你看一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你就会发现其致力于为实现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服务，而对那些并不直接关系本国经济发展和安全的事情，中国并不愿意承担过多责任。
　　所以，美国方面调整了对中国的期待，有些人无奈地说中国并没有准备好参与全球性问题。
　　然后在2010年，许多中国人问我，为什么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但是我认为是中国首先改变了它的政策，而美国只是通过改变政策来适应新情况而已。在1999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十分有效地向亚洲国家传递着自己的政策信息，即中国的崛起将不会对周边造成威胁，其发展将会带来双赢的局面。但在2010年，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变得强硬。这不单表现在南海问题上，也表现在朝鲜和日本问题上。唯一的例外是对台湾地区。
　　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看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
　　可以说（亚洲）这些国家都在加强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它们现在担心，中国开始利用这种经济地位来谋取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而华盛顿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友好国家找上门，说我们需要美国加强在这一区域的参与度，而我们的反应只是“不，我们不干预”，那人们可能会认为你打算离开这里。
　　因此，美国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加强在这一区域的参与，要么向外界释放这样的信号，即“当你面对中国时，你必须独自去面对”。这的确让我们很为难。
　　我认为中国在2010年末对其政策作了一些额外的评估，并认为这些举措当中有些是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因此，中国正逐渐改变那些令周边国家担忧的外交政策。
　　但具体结果会怎样，现在做出判断仍为时过早。
　　
　　“务实的决策层”
　　《财经》：你是否认为胡锦涛主席年初对美国的访问对中美关系重归平稳状态起到了关键作用？
　　李侃如：美国媒体常常问我胡锦涛访美有哪些成就，我的回答是胡锦涛访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随着此次访问本身的成行而获得了解决：我们重建了两军之间的合作，国防部长盖茨访问了中国；中国自去年11月前后开始对朝鲜更加强硬；我们在中美商贸联委会框架下进行了很好的讨论，人民币也随着这次讨论而开始相对美元升值。所以，两国关心的很多问题都在朝着峰会所预期的方向发展。
　　因此，我对美国媒体讲，此次峰会所有可取得的具体成果在筹备访问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取得。
　　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去年12月发表题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篇文章阐述了中国在处理与邻国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更加广泛的视角。
　　我将其视为北京正在逐渐改变其某些外交政策的一个讯号。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是非常务实的。当他们受到一定压力时，他们会主动采取一些措施。当这些举措产生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时，他们会重新评估这些措施，并作出更好的调整。
　　所以我对很多华盛顿方面的人讲，如果中国未对其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时候我们才应该担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真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财经》：由于美国强化其亚洲政策而产生的中美外交摩擦说明中美之间存在互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到底有多严重？
　　李侃如：当我告诉美国政府高层：中国人的想法正在塑造着美国对华的战略政策与方针时，他们几乎都笑了。
　　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确实认为中国的成功既有利于亚洲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他们并不寻求去牵制或者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他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在世界上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
　　所以当他们听到“遏制说”之后，他们以为这是一个玩笑，因为这和他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当你提到“动机”这个词的时候，是什么影响了你的长远思考，这只能是深深的不信任。我从未在其他地方听到如此多的关于阴谋论的论调。
　　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实美国和中国对20年以后的世界应该怎么样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中国并不是一个要输出自己价值观的革命性的大国，中美两国都渴望有活力的经济，都渴望稳定，反对恐怖主义，我们在处理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也有很多共识。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但问题是我们都对对方是否也抱有双赢的态度缺乏信心。
　　
　　亚洲政策不会轻易变动
　　《财经》：今年3月，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辞职，伊朗和中东问题专家威廉姆·伯恩斯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是否是美国政策重心转向中东的信号？
　　李侃如：这很难说，因为斯坦伯格很早之前就有辞职的计划了。据我所知，他的辞职并不是将要发生某种变化的预示。
　　在政府部门，伯恩斯先生是一位很受敬重的专业人士，国务卿希拉里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他拥有关于中东问题的专业知识，同时也被认为是一名非常专业和优秀的经理人。但无论怎样，我都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财经》：斯坦伯格在2009年提出了中美“战略再保证（stratigic reassurance）”的概念，认为美国要明确保证接受中国崛起，而中国应该明确其崛起不会以损害周边国家利益为代价，他是奥巴马总统亚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也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中的“亲华派”，那么他离任后，美国的亚洲政策是否会有所变化？
　　李侃如：我觉得奥巴马总统会倾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亚洲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同斯坦伯格先生共事多年，他是一个极富智慧和有极强表达能力的人。他同杰夫·贝德（前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在处理亚洲问题上有着很好合作，当然处理亚洲问题的并不只有他们两个人，但他们确实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将会变化吗？我并不认为如此。
　　我们都知道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是相当完备的。它的基础是由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同盟关系和经济关系所构成的。因此，我不认为这一政策会轻易变动。
　　当然，我们的政策也会考虑到这一地区各种情况的发展变化，所以我并不能保证美国亚洲政策会没有任何变化，而且也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们不能将人事的变动视为国家政策变化的信号。
　　本刊实习生李雷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