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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美国犹太裔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的理论，对贝娄小说《赫索格》中抗争“女性的奥秘”的波琳娜与马德琳两位犹太女性进行了女性主义解读，表现了贝娄对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两性关系等问题的认识，揭示了他对女权主义激进分子的强烈贬谪。
关键词： 《赫索格》 “女性的奥秘” 女权主义 激进分子 犹太女性
导言
索尔·贝娄（1915－2005），是著名的美国犹太裔作家，被誉为继海明威、福克纳之后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从1938年起，在长达60余年间，贝娄共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及数部短篇小说、散文集和剧本等。1976年，贝娄因“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赫索格》是贝娄步入中年后的一部力作，奠定了贝娄在美国文坛上的地位。
《赫索格》展示了一位中年美国犹太裔知识分子赫索格在经历了两次婚姻失败之后的痛苦、混乱的生活状态。该书于1964年问世以来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同时也引来诸多争议。大多数批评家都极为关注小说中的男性知识分子角色、叙事技巧及主题意旨，有的批评家认为贝娄只擅长塑造男性形象，很少能描写出血肉丰富的女性角色。到目前为止，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该小说进行解读的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美国犹太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1921—2006）的理论，对小说《赫索格》中抗争传统的犹太女性进行了解读，以揭示贝娄在创作中对女权主义激进分子的强烈贬谪。
一
贝蒂·弗里丹是美国著名的犹太裔女性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具有深邃洞察力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弗里丹于1963年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女性的奥秘”［2］是弗里丹用以命名“那个无法言明的问题”的术语，即中产阶级女性所接受的把结婚生子和操持家务当作女人唯一的社会目标和幸福之源的教育，反而使其陷入挫败与绝望的困境），强烈抨击了女性只能在家庭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虚假观念，提倡女性应该作为独立的个体生存。
贝娄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犹太移民，骨子里烙上了深刻的民族文化痕迹。《赫索格》中的人物大都是犹太人。他对两性战争的关注与他的犹太背景是密不可分的。犹太传统中的割礼仪式便是两性间恐惧与仇恨的体现。“割礼仪式意在摆脱女性灵魂在男性身体上的附着，因此被看作战胜对与生俱来的双性同体的恐惧与仇恨的手段”。［3］此外，作为一位敏感的社会学家，贝娄注意到美国日渐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因此，他在小说《赫索格》中刻画了波琳娜与马德琳两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是反叛犹太父权制的代表，为争取普选权、受教育权、平等权而努力。较之传统犹太女性，她们的抗争与反叛是一大进步。而贝娄却从小说主人公赫索格的角度讽刺并贬谪了这两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二
美国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争取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第一次浪潮兴起于19世纪中叶，美国女权主义先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获得了普选权。之后，运动高潮逐渐平息，妇女解放运动曾一度停滞不前。贝娄对笔下的波琳娜虽然着墨不多，但她的形象却栩栩如生。波琳娜是美国的第一代俄国籍犹太移民，年轻的时候是一位“住在俄亥俄州赞斯维尔”的现代女性。她身上有着她那一代人中的解放女性所特有的生硬与严肃。“她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生活严肃得像个教徒……而且她也是个很专横的女人。她节俭、古板、清洁、高雅，而且盛气凌人”。她发现赫索格的风流韵事后，用意第绪语指责他：“你打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流浪汉——一个放荡鬼……你总不能为了这班女人——妓女——丢下一个老婆，一个儿子呀！”身为女权主义者，波琳娜憎恨赫索格对婚姻不忠诚、对家庭不负责的做法。因此，她抛开岳母的慈祥对赫索格厉声训斥，俨然一个专横的“暴君”。令人惋惜的是，她曾经“漂亮、跋扈，从头到尾是个妇女参政主义者和‘现代女性’”，后来却变成一个“带着夹鼻眼镜、满头白发”的老妪，只能在家看电视织毛衣，“完全忘记了在俄亥俄州的赞斯维尔所度过的五十年岁月”。作为一个敏感的社会学家，贝娄借波琳娜的变化批评了早期女权主义者抗争的不彻底态度。
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二战以后，特别是进入六七十年代时，女权运动更是席卷欧美，震动世界。［4］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上认为，激进的女性主义以1963年弗里丹的代表作《女性的奥秘》为标志，“以两性分裂为基本出发点，强调两性冲突和两性剥削”。［5］小说《赫索格》中的马德琳便是这样一位彻头彻尾的激进分子。
在美国长大的犹太女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她们可能“不再信奉犹太教，不再遵循犹太传统”，［6］如马德琳这位犹太女性知识分子一时兴起放弃基督教，转而皈依了天主教。她要求犹太裔教授赫索格在天主教堂与她举行婚礼，并且将来的孩子也要接受天主教的洗礼。然而，马德琳的天主情结在婚后很快被为准备斯拉夫语的博士学位考试而替代。贝娄借赫索格之口讥讽马德琳：“她确有宗教感情，但她更感兴趣的是在社会上往上爬和出风头。”马德琳调戏宗教的做法，正是美国第二代犹太移民反叛宗教传统的体现。
女性角色向来被定义为贤妻良母。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逐渐获得了受教育权，对学术知识及社会地位的追求热情也迅速高涨。马德琳是贝娄笔下的第一个女博士，“她认为自己年轻漂亮，聪明能干，而且生气勃勃，善于交际，决不该在伯克夏这样的穷乡僻壤埋没掉。她决定读完她的斯拉夫语研究生课程”。她不愿意为丈夫牺牲自我，反而同他展开了学术竞争。她先是让在学术界有着极好声誉的赫索格辞去大学教职，“因为她认为他应该如此”，赫索格后来才意识到“马德琳骗我离开学术界，原来是为了自己想混进去，进去后就砰的一下关上大门，她现在仍在里面，还在那儿说我的是非长短”。而后她以学术为理由，要求丈夫承担家务以便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赫索格向埃维德医生这样描述：“凡是我说到屋子里脏，屋子里臭，她就认为这是我在批评她好学的愿望，是迫使她回到家务劳动中去，是不尊重她的人权……”马德琳对知识显示出异乎常人的兴趣：“她要读完她的斯拉夫语的学位，她选了大约十门语言学的课。而且她又对梵文产生了兴趣。”马德琳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她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附属物来生活。为了体面显赫的社会地位，她与赫索格最信赖的朋友格斯贝奇私通，把赫索格撵出了家门，独占了他的房子，甚至企图剥夺他探望女儿琼妮的权利，从精神上、情感上和经济上都给予赫索格最大限度的折磨与打击。贝娄对马德琳大加讽刺：“她上天入地，苦心孤诣地去找的，正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丈夫。她要找这样一个丈夫，是为了要折磨他，凌辱他，打得他趴在地上，用她那恶狠狠的脚，直踢得他脑浆涂地。”
结语
小说《赫索格》中对波琳娜与马德琳两个角色的刻画，揭示了贝娄对女权主义激进分子的强烈讽刺与贬谪。激进女权主义将两性置于尖锐对立的局面的主张，只会将妇女解放运动引向一个死胡同。女性如果不懂得争取男性的支持，只会使两性的关系不断恶化，最终导致两败俱伤。贝娄以一个社会学家的敏感性和前瞻性，试图为妇女解放运动寻找到一个新的出口——寻求男性的帮助与合作，使两性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参考文献：
［1］索尔·贝娄.赫索格［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1.
［2］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Inc.，1973.3.
［3］刘洪一.情爱与性战——贝娄人物的两性意识［J］.求是学刊，1989，（1）：77.
［4］刘小平.略论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4）：83.
［5］潘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特色［J］.湖南社会科学，2003，（1）：129.
［6］Charlotte Baum，et al.The Jewish Women in America［M］.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Inc.，1977：20.
注：本文属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
项目名称：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美国犹太文学作品
项目编号：C112008054
关键词： 《赫索格》 “女性的奥秘” 女权主义 激进分子 犹太女性
导言
索尔·贝娄（1915－2005），是著名的美国犹太裔作家，被誉为继海明威、福克纳之后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从1938年起，在长达60余年间，贝娄共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及数部短篇小说、散文集和剧本等。1976年，贝娄因“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赫索格》是贝娄步入中年后的一部力作，奠定了贝娄在美国文坛上的地位。
《赫索格》展示了一位中年美国犹太裔知识分子赫索格在经历了两次婚姻失败之后的痛苦、混乱的生活状态。该书于1964年问世以来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同时也引来诸多争议。大多数批评家都极为关注小说中的男性知识分子角色、叙事技巧及主题意旨，有的批评家认为贝娄只擅长塑造男性形象，很少能描写出血肉丰富的女性角色。到目前为止，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该小说进行解读的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美国犹太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1921—2006）的理论，对小说《赫索格》中抗争传统的犹太女性进行了解读，以揭示贝娄在创作中对女权主义激进分子的强烈贬谪。
一
贝蒂·弗里丹是美国著名的犹太裔女性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具有深邃洞察力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弗里丹于1963年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女性的奥秘”［2］是弗里丹用以命名“那个无法言明的问题”的术语，即中产阶级女性所接受的把结婚生子和操持家务当作女人唯一的社会目标和幸福之源的教育，反而使其陷入挫败与绝望的困境），强烈抨击了女性只能在家庭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虚假观念，提倡女性应该作为独立的个体生存。
贝娄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犹太移民，骨子里烙上了深刻的民族文化痕迹。《赫索格》中的人物大都是犹太人。他对两性战争的关注与他的犹太背景是密不可分的。犹太传统中的割礼仪式便是两性间恐惧与仇恨的体现。“割礼仪式意在摆脱女性灵魂在男性身体上的附着，因此被看作战胜对与生俱来的双性同体的恐惧与仇恨的手段”。［3］此外，作为一位敏感的社会学家，贝娄注意到美国日渐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因此，他在小说《赫索格》中刻画了波琳娜与马德琳两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是反叛犹太父权制的代表，为争取普选权、受教育权、平等权而努力。较之传统犹太女性，她们的抗争与反叛是一大进步。而贝娄却从小说主人公赫索格的角度讽刺并贬谪了这两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二
美国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争取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第一次浪潮兴起于19世纪中叶，美国女权主义先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获得了普选权。之后，运动高潮逐渐平息，妇女解放运动曾一度停滞不前。贝娄对笔下的波琳娜虽然着墨不多，但她的形象却栩栩如生。波琳娜是美国的第一代俄国籍犹太移民，年轻的时候是一位“住在俄亥俄州赞斯维尔”的现代女性。她身上有着她那一代人中的解放女性所特有的生硬与严肃。“她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生活严肃得像个教徒……而且她也是个很专横的女人。她节俭、古板、清洁、高雅，而且盛气凌人”。她发现赫索格的风流韵事后，用意第绪语指责他：“你打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流浪汉——一个放荡鬼……你总不能为了这班女人——妓女——丢下一个老婆，一个儿子呀！”身为女权主义者，波琳娜憎恨赫索格对婚姻不忠诚、对家庭不负责的做法。因此，她抛开岳母的慈祥对赫索格厉声训斥，俨然一个专横的“暴君”。令人惋惜的是，她曾经“漂亮、跋扈，从头到尾是个妇女参政主义者和‘现代女性’”，后来却变成一个“带着夹鼻眼镜、满头白发”的老妪，只能在家看电视织毛衣，“完全忘记了在俄亥俄州的赞斯维尔所度过的五十年岁月”。作为一个敏感的社会学家，贝娄借波琳娜的变化批评了早期女权主义者抗争的不彻底态度。
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二战以后，特别是进入六七十年代时，女权运动更是席卷欧美，震动世界。［4］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上认为，激进的女性主义以1963年弗里丹的代表作《女性的奥秘》为标志，“以两性分裂为基本出发点，强调两性冲突和两性剥削”。［5］小说《赫索格》中的马德琳便是这样一位彻头彻尾的激进分子。
在美国长大的犹太女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她们可能“不再信奉犹太教，不再遵循犹太传统”，［6］如马德琳这位犹太女性知识分子一时兴起放弃基督教，转而皈依了天主教。她要求犹太裔教授赫索格在天主教堂与她举行婚礼，并且将来的孩子也要接受天主教的洗礼。然而，马德琳的天主情结在婚后很快被为准备斯拉夫语的博士学位考试而替代。贝娄借赫索格之口讥讽马德琳：“她确有宗教感情，但她更感兴趣的是在社会上往上爬和出风头。”马德琳调戏宗教的做法，正是美国第二代犹太移民反叛宗教传统的体现。
女性角色向来被定义为贤妻良母。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逐渐获得了受教育权，对学术知识及社会地位的追求热情也迅速高涨。马德琳是贝娄笔下的第一个女博士，“她认为自己年轻漂亮，聪明能干，而且生气勃勃，善于交际，决不该在伯克夏这样的穷乡僻壤埋没掉。她决定读完她的斯拉夫语研究生课程”。她不愿意为丈夫牺牲自我，反而同他展开了学术竞争。她先是让在学术界有着极好声誉的赫索格辞去大学教职，“因为她认为他应该如此”，赫索格后来才意识到“马德琳骗我离开学术界，原来是为了自己想混进去，进去后就砰的一下关上大门，她现在仍在里面，还在那儿说我的是非长短”。而后她以学术为理由，要求丈夫承担家务以便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赫索格向埃维德医生这样描述：“凡是我说到屋子里脏，屋子里臭，她就认为这是我在批评她好学的愿望，是迫使她回到家务劳动中去，是不尊重她的人权……”马德琳对知识显示出异乎常人的兴趣：“她要读完她的斯拉夫语的学位，她选了大约十门语言学的课。而且她又对梵文产生了兴趣。”马德琳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她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附属物来生活。为了体面显赫的社会地位，她与赫索格最信赖的朋友格斯贝奇私通，把赫索格撵出了家门，独占了他的房子，甚至企图剥夺他探望女儿琼妮的权利，从精神上、情感上和经济上都给予赫索格最大限度的折磨与打击。贝娄对马德琳大加讽刺：“她上天入地，苦心孤诣地去找的，正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丈夫。她要找这样一个丈夫，是为了要折磨他，凌辱他，打得他趴在地上，用她那恶狠狠的脚，直踢得他脑浆涂地。”
结语
小说《赫索格》中对波琳娜与马德琳两个角色的刻画，揭示了贝娄对女权主义激进分子的强烈讽刺与贬谪。激进女权主义将两性置于尖锐对立的局面的主张，只会将妇女解放运动引向一个死胡同。女性如果不懂得争取男性的支持，只会使两性的关系不断恶化，最终导致两败俱伤。贝娄以一个社会学家的敏感性和前瞻性，试图为妇女解放运动寻找到一个新的出口——寻求男性的帮助与合作，使两性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参考文献：
［1］索尔·贝娄.赫索格［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1.
［2］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Inc.，1973.3.
［3］刘洪一.情爱与性战——贝娄人物的两性意识［J］.求是学刊，1989，（1）：77.
［4］刘小平.略论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4）：83.
［5］潘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特色［J］.湖南社会科学，2003，（1）：129.
［6］Charlotte Baum，et al.The Jewish Women in America［M］.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Inc.，1977：20.
注：本文属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
项目名称：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美国犹太文学作品
项目编号：C112008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