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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当你要找好工作、上好学、求医看病的时候，总想找找熟人朋友，托托关系。这时，你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求人怪圈。如今，求人办事成为一件非常恼人的事情。
“中国式求人”怪圈
2013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长安银行监事长周新生在作题为《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的发言时说：“在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求人的主体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势。求人的客体是在各个涉及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周新生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式求人”现象，引发众多代表委员及网友的共鸣。
周新生所说的求人，是指本来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去办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低头哈腰甚至要付出钱财去求人，才能办成。显然，这是一种病态的求人。
“中国式求人”在两会上引起广泛共鸣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能仅仅将其当作一种感慨，而应借此严肃思考：“中国式求人”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危害？我们怎样才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中国式求人”主要原因
“中国式求人”社会风气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有利可图。办事求人，是国人的一种“习惯”。到医院看病，先找找有没有熟悉的医生；孩子上学，先找找学校有没有熟人；一些民企老板喜欢到党校参加培训，其目的是为了多认识几个官员……熟人好办事，熟人能办事，这是生活的经验。相反，你不去求人，你的利益权利机会等就会受损。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全国青联新闻出版界别副秘书长吴永强说，现实就是这样，不去求人，保持你的高尚情操，你的孩子就别上好学校，你的公司去办个事盖个章，本来需要一个工作日，就得拖一个月等等。
优质资源稀缺。比如，优质幼儿园、优质中小学就那么几所，大家都想进，只能“求人”“智”取；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优质资源尤为短缺，加之城乡资源分布不均，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医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看病难尚未根本缓解。据统计，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为1.82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为1.66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看好病也只能求人。
改革不到位。很多地方靠权力和关系配置资源，而不是依靠市场机制，这反映了市场化改革在一些领域滞后，政府职能改革仍不到位。在人们眼中，靠市场、靠政府、靠制度、靠法律不如靠关系，有了关系什么事均可摆平。法的尊严、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公理、市场的规则均可挑战，均没有关系管用，这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求人之路。
由于国内尚未建立家庭医生首诊制度，老百姓看病很盲目，有病乱投医。尤其是在大医院，挂号难、检查难、住院难、手术难，如同一座座大山横亘面前，几乎人人都会感到焦虑、恐惧和茫然。所以，很多人生病后，第一反应就是找熟人，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再如企业上项目，本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好手续却要拖很长时间，程序的繁琐和办事效率的拖沓，让视时间为生命的企业不得不去想办法“求人”，以便让手续办得快一些。
法律制度无力。很多人遇到事情，脑海意识里首先想到的是找各种人来摆平，而不是求诸法律制度。举个简单例子：街头两车刮蹭，按理说，交警赶来，认定责任，照章行事。但现实中常常是两个司机各自掏出手机给熟人朋友打电话，找关系说情，以求胜算。由于法律制度无法发挥正常作用，人们就会千方百计地编织各种人际网，搞权钱交易，竭力维护关系，巴结有权官员。这样一来，人情世故就变得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其实不管是主动求人还是被动求人，凸显的都是法律的缺陷。
文化糟粕沉渣泛起。“中国式求人”之风的滋生蔓延还有文化、传统等原因。周新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社会生活中沉渣泛起，如权力至上、官本位、人身依附、特权思想等等，也是“中国式求人”之风形成的原因。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古往今来注重人情往来，俗话说，“卑辞厚币，必有所图”，所以说传统社会的人际习惯，也是求人风气得以形成的一个历史缘由。
“中国式求人”社会危害
“中国式求人”现象普遍盛行后，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
滋生腐败。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一种普遍怪象，即便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事情也不一定能办成。而如果“会求人”，更能在“求人”上下一番功夫，即便是你要办的事情不合情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只需要通一下，一切也能够顺风顺水。而这样的“求人”怪象并不仅仅存在普通公民之间，很多官员富豪也要求人，而且耗费的求人成本相当大。于是这也就形成了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及相互利用等腐败现象，更有甚者利用公权把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绑架到自己的求人当中。这样的相互交织便成为如今社会风气败坏、官员腐败严重的重要根源。
长沙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顾湘陵因钱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贿人多、受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而被称为“六多局长”。顾湘陵手中握有城市建设规划重权，是一个被房地产开发商“求”的热门人物。也正因为手握大权，才造就了顾湘陵“日进两万”的奇迹，坐拥上亿家财。
影响创新能力和工作效率。周新生说，求人的需求被无限扩张，那么，争取能求到人变得非常重要。为此，编织关系网、疏通关系、维持关系、寻租、请客送礼，耗费了单位、家庭及个人的诸多资源和精力。在这样一个以权力为基础、靠人际关系维系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这种状况把人才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关系学和钻营上，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也为此苦恼。他说，由于政府职能过分集中，一些部委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放，逼得科技工作者忙于跑关系、要课题，没有时间做研究，这会干扰年轻人对科学的钻研，对于国家科技创新的危害非常大。 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说，如今办事找关系司空见惯。海信集团曾有一次为了开展一个业务，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手续，结果办了13个月。
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人情世故本是一种正常的交际与生活方式，但是当求人变得无处不在且与利益挂钩时，便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人情世故在中国就像一张大网，铺得哪个角落都是，使得必要的交往演变成为精神压力，人人为其所累，“君子之交淡如水”正在成为稀有物。浸淫在“中国式求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将扭曲：将遵纪守法的公民视为“傻老帽”，将削尖脑袋拼关系之流视为“有本事”。长此以往，会使人的人格、骨气受损，投机心理和习惯在不断求人的过程中养成。
破坏社会公平。或许有人会觉得“中国式求人”是达成自身目的的一条捷径。殊不知，一旦求人成了常态，就会使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从而形成若干潜规则，形成人身依附，形成特权，形成不公平。
例如在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一些人凭借特殊的社会地位，通过熟人或金钱疏通关系，挤占公共资源。这样一来，无权无钱的普通人看病更难。再如官员违规犯罪了，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这样才公平，但在“中国式求人”潜规则的掩护下，就有可能逃避惩处。
“中国式求人”治理对策
“中国式求人”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加重对社会的危害，因此，必须下力气整治这种求人之风，努力让国人尽量少求人、不求人。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式求人”话题背后，是杜绝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手续等严肃的改革议题。“中国式求人”泛滥，固然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也能看出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许多原本应靠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却依然由行政权力支配。这些权力“细分”到具体的官员或工作人员身上，或给民众造成麻烦，或埋下携权谋私的隐患。民众找政府部门办事，有时不留下“买路钱”就办不顺畅。即便排除以权谋私的不正常情形，冗繁的程序也让人受不了。所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简政放权，市场才能真正发挥主体地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升全社会成员的福祉，减少“中国式求人”的尴尬。
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断提高优质民生资源的供给。各级政府在加快发展的同时，需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断提高优质民生资源的供给。同时，需建立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分配、使用和管理的公开透明机制，使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分享资源，从正常程序与渠道中获益。同时，重拳出击以权谋私。要想纠正“中国式求人”这股歪风，必须从违法公职人员人手，重点打击以“公权”换“私利”的腐败行为；要从上到下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笼子，使之不能、不敢挑战法律法规的尊严、政府的公信、社会的公理、市场的规则。此外还要赋予公民一把“尚方宝剑”，即便不求人，只要是合规合法应该办理的事项，行政部门就得给办，不办则可理直气壮地控告其渎职。如此，一个文明健康的人际关系状况，才有可能慢慢形成。
加强法制建设。堵死“求”的途径。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注定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过渡。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靠人情关系。在不少发达国家，法律和程序就是一切，只要遵守法律，按章交税，似乎很难找到一种除了合法手续和程序之外还要付出“求”的事情。这样才能保证人人都能平等的享受到社会资源，从而也就保证了社会的公平。
民众自觉抵制“求人”思维。面对“中国式求人”，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不走寻常路”，希望通过熟人关系来占得先机、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这复杂图景的背后，并不全然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认并纵容了“潜规则”。因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
人人遵法，这不仅于官员适用，于公民亦然。面对种种需要，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卫权利，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创共建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到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责编：文平）
“中国式求人”怪圈
2013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长安银行监事长周新生在作题为《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的发言时说：“在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求人的主体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势。求人的客体是在各个涉及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周新生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式求人”现象，引发众多代表委员及网友的共鸣。
周新生所说的求人，是指本来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去办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低头哈腰甚至要付出钱财去求人，才能办成。显然，这是一种病态的求人。
“中国式求人”在两会上引起广泛共鸣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能仅仅将其当作一种感慨，而应借此严肃思考：“中国式求人”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危害？我们怎样才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中国式求人”主要原因
“中国式求人”社会风气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有利可图。办事求人，是国人的一种“习惯”。到医院看病，先找找有没有熟悉的医生；孩子上学，先找找学校有没有熟人；一些民企老板喜欢到党校参加培训，其目的是为了多认识几个官员……熟人好办事，熟人能办事，这是生活的经验。相反，你不去求人，你的利益权利机会等就会受损。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全国青联新闻出版界别副秘书长吴永强说，现实就是这样，不去求人，保持你的高尚情操，你的孩子就别上好学校，你的公司去办个事盖个章，本来需要一个工作日，就得拖一个月等等。
优质资源稀缺。比如，优质幼儿园、优质中小学就那么几所，大家都想进，只能“求人”“智”取；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优质资源尤为短缺，加之城乡资源分布不均，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医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看病难尚未根本缓解。据统计，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为1.82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为1.66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看好病也只能求人。
改革不到位。很多地方靠权力和关系配置资源，而不是依靠市场机制，这反映了市场化改革在一些领域滞后，政府职能改革仍不到位。在人们眼中，靠市场、靠政府、靠制度、靠法律不如靠关系，有了关系什么事均可摆平。法的尊严、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公理、市场的规则均可挑战，均没有关系管用，这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求人之路。
由于国内尚未建立家庭医生首诊制度，老百姓看病很盲目，有病乱投医。尤其是在大医院，挂号难、检查难、住院难、手术难，如同一座座大山横亘面前，几乎人人都会感到焦虑、恐惧和茫然。所以，很多人生病后，第一反应就是找熟人，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再如企业上项目，本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好手续却要拖很长时间，程序的繁琐和办事效率的拖沓，让视时间为生命的企业不得不去想办法“求人”，以便让手续办得快一些。
法律制度无力。很多人遇到事情，脑海意识里首先想到的是找各种人来摆平，而不是求诸法律制度。举个简单例子：街头两车刮蹭，按理说，交警赶来，认定责任，照章行事。但现实中常常是两个司机各自掏出手机给熟人朋友打电话，找关系说情，以求胜算。由于法律制度无法发挥正常作用，人们就会千方百计地编织各种人际网，搞权钱交易，竭力维护关系，巴结有权官员。这样一来，人情世故就变得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其实不管是主动求人还是被动求人，凸显的都是法律的缺陷。
文化糟粕沉渣泛起。“中国式求人”之风的滋生蔓延还有文化、传统等原因。周新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社会生活中沉渣泛起，如权力至上、官本位、人身依附、特权思想等等，也是“中国式求人”之风形成的原因。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古往今来注重人情往来，俗话说，“卑辞厚币，必有所图”，所以说传统社会的人际习惯，也是求人风气得以形成的一个历史缘由。
“中国式求人”社会危害
“中国式求人”现象普遍盛行后，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
滋生腐败。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一种普遍怪象，即便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事情也不一定能办成。而如果“会求人”，更能在“求人”上下一番功夫，即便是你要办的事情不合情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只需要通一下，一切也能够顺风顺水。而这样的“求人”怪象并不仅仅存在普通公民之间，很多官员富豪也要求人，而且耗费的求人成本相当大。于是这也就形成了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及相互利用等腐败现象，更有甚者利用公权把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绑架到自己的求人当中。这样的相互交织便成为如今社会风气败坏、官员腐败严重的重要根源。
长沙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顾湘陵因钱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贿人多、受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而被称为“六多局长”。顾湘陵手中握有城市建设规划重权，是一个被房地产开发商“求”的热门人物。也正因为手握大权，才造就了顾湘陵“日进两万”的奇迹，坐拥上亿家财。
影响创新能力和工作效率。周新生说，求人的需求被无限扩张，那么，争取能求到人变得非常重要。为此，编织关系网、疏通关系、维持关系、寻租、请客送礼，耗费了单位、家庭及个人的诸多资源和精力。在这样一个以权力为基础、靠人际关系维系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这种状况把人才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关系学和钻营上，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也为此苦恼。他说，由于政府职能过分集中，一些部委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放，逼得科技工作者忙于跑关系、要课题，没有时间做研究，这会干扰年轻人对科学的钻研，对于国家科技创新的危害非常大。 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说，如今办事找关系司空见惯。海信集团曾有一次为了开展一个业务，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手续，结果办了13个月。
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人情世故本是一种正常的交际与生活方式，但是当求人变得无处不在且与利益挂钩时，便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人情世故在中国就像一张大网，铺得哪个角落都是，使得必要的交往演变成为精神压力，人人为其所累，“君子之交淡如水”正在成为稀有物。浸淫在“中国式求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将扭曲：将遵纪守法的公民视为“傻老帽”，将削尖脑袋拼关系之流视为“有本事”。长此以往，会使人的人格、骨气受损，投机心理和习惯在不断求人的过程中养成。
破坏社会公平。或许有人会觉得“中国式求人”是达成自身目的的一条捷径。殊不知，一旦求人成了常态，就会使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从而形成若干潜规则，形成人身依附，形成特权，形成不公平。
例如在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一些人凭借特殊的社会地位，通过熟人或金钱疏通关系，挤占公共资源。这样一来，无权无钱的普通人看病更难。再如官员违规犯罪了，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这样才公平，但在“中国式求人”潜规则的掩护下，就有可能逃避惩处。
“中国式求人”治理对策
“中国式求人”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加重对社会的危害，因此，必须下力气整治这种求人之风，努力让国人尽量少求人、不求人。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式求人”话题背后，是杜绝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手续等严肃的改革议题。“中国式求人”泛滥，固然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也能看出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许多原本应靠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却依然由行政权力支配。这些权力“细分”到具体的官员或工作人员身上，或给民众造成麻烦，或埋下携权谋私的隐患。民众找政府部门办事，有时不留下“买路钱”就办不顺畅。即便排除以权谋私的不正常情形，冗繁的程序也让人受不了。所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简政放权，市场才能真正发挥主体地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升全社会成员的福祉，减少“中国式求人”的尴尬。
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断提高优质民生资源的供给。各级政府在加快发展的同时，需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断提高优质民生资源的供给。同时，需建立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分配、使用和管理的公开透明机制，使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分享资源，从正常程序与渠道中获益。同时，重拳出击以权谋私。要想纠正“中国式求人”这股歪风，必须从违法公职人员人手，重点打击以“公权”换“私利”的腐败行为；要从上到下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笼子，使之不能、不敢挑战法律法规的尊严、政府的公信、社会的公理、市场的规则。此外还要赋予公民一把“尚方宝剑”，即便不求人，只要是合规合法应该办理的事项，行政部门就得给办，不办则可理直气壮地控告其渎职。如此，一个文明健康的人际关系状况，才有可能慢慢形成。
加强法制建设。堵死“求”的途径。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注定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过渡。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靠人情关系。在不少发达国家，法律和程序就是一切，只要遵守法律，按章交税，似乎很难找到一种除了合法手续和程序之外还要付出“求”的事情。这样才能保证人人都能平等的享受到社会资源，从而也就保证了社会的公平。
民众自觉抵制“求人”思维。面对“中国式求人”，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不走寻常路”，希望通过熟人关系来占得先机、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这复杂图景的背后，并不全然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认并纵容了“潜规则”。因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
人人遵法，这不仅于官员适用，于公民亦然。面对种种需要，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卫权利，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创共建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到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责编：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