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概述
荷兰是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之一，其情报工作历史悠久。荷兰政府于1913年正式将本国的情报工作制度化，从那时起至今，荷兰的情报工作一共历经了五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从1913年到1940年，由于荷兰政府采取了中立政策，因此情报工作规模较小，集中度高，而且在制度上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在第二阶段，二战期间及战后几年，荷兰的情报工作比较混乱、分散，而且常常出现各种问题，如目标定位模糊与人事责任争端。在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荷兰出现了五个情报机构，虽然这些机构都有明确的关注领域，但各行其是，缺乏合作。在第四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02年，荷兰情报机构致力于应对分散性威胁，以及满足对高效率和透明度的政治需求。在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荷兰的情报工作变得更加集中，文职情报和军事情报工作受“9·11” 事件的影响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二、1913年至1940年的情报工作
二十世纪初期，荷兰已经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帝国，此时的荷兰已不再想要占据更多的殖民地，而是更加希望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武装中立政策最符合荷兰政府的期望。然而，为了保持中立，荷兰政府也有必要知晓其他国家的战略野心。因此，一个名为总参谋部第三部（GSIII）的军事情报机构于1913年成立了，该机构在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仅仅拥有25人。总参谋部第三部所获取的情报大部分来自于开源信息，如国外报纸或杂志。此外，荷兰警方有时也会为其提供反间谍情报。
然而，从1913年成立直到1940年解散，总参谋部第三部的工作能力一直受人诟病。例如，在1939年11月发生的芬洛（Venlo）事件中，德国帝国保安部（SD）在荷兰绑架了两名与荷兰政府过从甚密的英国军情六局官员，这一事件给了一直热衷于保持中立立场，并且致力于维持与纳粹德国的“正常”关系的荷兰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又例如，总参谋部第三部没有准确预见到二战的爆发，也没有做好在荷兰政府流亡他国的情况下有效从事情报工作的准备，因此当1940年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导致荷兰政府与女王流亡至英国伦敦时，他们才发现其在被德国占领的荷兰领土上已几乎不具备任何情报能力。
三、1940年至1948年的情报工作
在荷兰政府流亡英国期间，一些零零散散的荷兰情报机构相继成立，但他们的工作领域相互重叠，甚至常常相互竞争。此时的荷兰情报机构在诸多事务上都严重依赖于英国情报机构，例如荷兰情报特工的招募与训练、荷兰情报特工的敌后空降等。从1940年5月至1943年，荷兰的情报工作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紊乱。在此期间，中央情报局（CID）几度改换门庭，最终于1942年11月被情报局（BI）替代。除此之外，还先后出现过重返荷兰准备局（BVT）、军事情报局（MID）等情报机构，这些机构与英国情报机构就行动指挥权发生过激烈冲突，直到1944年特殊任务局（BBO）成立，这一情况才有所缓和。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荷兰政府于1943年建立了荷兰武装情报局（NEFIS）来搜集情报。该机构在二战期间专注于军事情报工作，但在二战结束后将注意力转移至地下政治组织，以应对愈演愈烈的殖民地反抗斗争。1948年，荷兰武装情报局被重组为中央军事情报局（CMI），但该局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于1949年解散。
在二战结束后的头几年，荷兰的情报工作仍然处于紊乱状态。从这段时间一直到1961年，荷兰情报界出现了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Louis Einthoven。1945年5月，Louis Einthoven成为了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BNV）的负责人，该局主要负责彻底清除荷兰境内残存的纳粹间谍与破坏网络。国家安全局的人数曾一度膨胀至1360人，但该局于1946年被突然解散。作为国家安全局的继承部门，荷兰成立了中央安全局（CVD），该局在组织上更类似于英国军情五局，更加关注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纳粹分子余党。在1949年，中央安全局重组为荷兰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安全局（BVD）。
四、1949年至1987年的情报工作
在冷战时期，荷兰一共出现了五个情报机构。尽管关注领域有时会出现重叠，但这些机构自40年代末期至80年代都一直都稳定地存在着。此外，文职情报与军事情报与之前相比，也得到了更清晰的界定。从1952年开始，荷兰议会也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局的监督。
在二战结束之后，荷兰政府还成立了对外情报局（BID/IDB）。对外情报局被认为是1942年11月成立的情报局的继承部门，但该局自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太大作为，直到1994年才真正开始壮大起来。在这段时间，对外情报局不被荷兰政府各部委认可，其人员数量也从未超过70人，此外，对外情报局也几乎不具备任何有关东欧的行动理论基础，没有及时预见重大政治事件的爆发，如匈牙利十月事件或者柏林墙的建立。
在冷战时期，荷兰的军事情报工作由三家情报机构承担：成立于1949年的海军情报局（MARID）、成立于1949年的陆军情报局（MID）、成立于1951年的空军情报局（LUID）。海军情报局设立了信号情报机构——数学中心（WKC），该机构于1982被重命名为技术信息搜集中心（TIVC），专门向政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例如，20世纪60年代，技术信息搜集中心截获并破译了印度尼西亚人在荷属新几内亚境内的通信流量，还监听了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欧洲与中东的外交函件。这三家军事情报机构的工作相互独立、缺乏合作，招致了荷兰议会的大量非议，并最终导致荷兰政府于1987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集中式军事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MID）。
五、1987年至2002年的情报工作
20世纪90年代，对外情报局被解散，军事情报局努力向集中式机构转型，而国家安全局也经历了重大变化。1988年，勒尔（Arthur Docters van Le-euwen）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的负责人，他主导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以应对冷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家安全局通过电视画面破天荒地向公众呈现了大量有关组织和行动的信息，并开始发布年度报告，委托历史学家书写官方历史，甚至公开相当数量的情报行动历史。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局开始重点关注社会“综合性问题”以及移民团体中的激进主义。
六、2002年至今的情报工作
2002年颁布的《荷兰情报与安全法》标志着荷兰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项法律中，情报与安全总局（AIVD）替代了此前的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与安全局（MIVD）替代了此前的军事情报局。情报与安全总局不仅为国内情报工作服务，也为国外情报工作服务，此外还具有信号情报能力，可以进行元数据分析，监听和筛选来自诸如手机、短信和无线网络连接的身份数据，军事情报与安全局则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其中也包含军事监听。随着文职情报与军事情报的界限更加模糊，军事情报与安全局和情报与安全总局的重叠部分比以前更多。自2004年起，两家机构通过国家安全与反恐协调员（NCTV）开展了大量合作。此外，为满足日渐增长的信号情报需求，2013年，两家机构通过代号为“Project Symbolon”的项目联合成立了联合信号情报网络单元，取代了同样由这两家机构联合成立于2003年的国家信号情报局（NSO）。
2008年经济危机后，荷兰政府在情报工作方面的财政预算减少，导致情报与安全总局进行了多次内部重組。而与此同时，荷兰议会比以前更加关心效率与合作，一些议员甚至还考虑将情报与安全总局和军事情报与安全局合并，以更好地开展文职情报和军事情报工作。荷兰两家情报机构日益呈现“一体化”的特点，在全世界也很少见。
荷兰是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之一，其情报工作历史悠久。荷兰政府于1913年正式将本国的情报工作制度化，从那时起至今，荷兰的情报工作一共历经了五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从1913年到1940年，由于荷兰政府采取了中立政策，因此情报工作规模较小，集中度高，而且在制度上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在第二阶段，二战期间及战后几年，荷兰的情报工作比较混乱、分散，而且常常出现各种问题，如目标定位模糊与人事责任争端。在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荷兰出现了五个情报机构，虽然这些机构都有明确的关注领域，但各行其是，缺乏合作。在第四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02年，荷兰情报机构致力于应对分散性威胁，以及满足对高效率和透明度的政治需求。在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荷兰的情报工作变得更加集中，文职情报和军事情报工作受“9·11” 事件的影响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二、1913年至1940年的情报工作
二十世纪初期，荷兰已经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帝国，此时的荷兰已不再想要占据更多的殖民地，而是更加希望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武装中立政策最符合荷兰政府的期望。然而，为了保持中立，荷兰政府也有必要知晓其他国家的战略野心。因此，一个名为总参谋部第三部（GSIII）的军事情报机构于1913年成立了，该机构在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仅仅拥有25人。总参谋部第三部所获取的情报大部分来自于开源信息，如国外报纸或杂志。此外，荷兰警方有时也会为其提供反间谍情报。
然而，从1913年成立直到1940年解散，总参谋部第三部的工作能力一直受人诟病。例如，在1939年11月发生的芬洛（Venlo）事件中，德国帝国保安部（SD）在荷兰绑架了两名与荷兰政府过从甚密的英国军情六局官员，这一事件给了一直热衷于保持中立立场，并且致力于维持与纳粹德国的“正常”关系的荷兰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又例如，总参谋部第三部没有准确预见到二战的爆发，也没有做好在荷兰政府流亡他国的情况下有效从事情报工作的准备，因此当1940年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导致荷兰政府与女王流亡至英国伦敦时，他们才发现其在被德国占领的荷兰领土上已几乎不具备任何情报能力。
三、1940年至1948年的情报工作
在荷兰政府流亡英国期间，一些零零散散的荷兰情报机构相继成立，但他们的工作领域相互重叠，甚至常常相互竞争。此时的荷兰情报机构在诸多事务上都严重依赖于英国情报机构，例如荷兰情报特工的招募与训练、荷兰情报特工的敌后空降等。从1940年5月至1943年，荷兰的情报工作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紊乱。在此期间，中央情报局（CID）几度改换门庭，最终于1942年11月被情报局（BI）替代。除此之外，还先后出现过重返荷兰准备局（BVT）、军事情报局（MID）等情报机构，这些机构与英国情报机构就行动指挥权发生过激烈冲突，直到1944年特殊任务局（BBO）成立，这一情况才有所缓和。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荷兰政府于1943年建立了荷兰武装情报局（NEFIS）来搜集情报。该机构在二战期间专注于军事情报工作，但在二战结束后将注意力转移至地下政治组织，以应对愈演愈烈的殖民地反抗斗争。1948年，荷兰武装情报局被重组为中央军事情报局（CMI），但该局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于1949年解散。
在二战结束后的头几年，荷兰的情报工作仍然处于紊乱状态。从这段时间一直到1961年，荷兰情报界出现了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Louis Einthoven。1945年5月，Louis Einthoven成为了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BNV）的负责人，该局主要负责彻底清除荷兰境内残存的纳粹间谍与破坏网络。国家安全局的人数曾一度膨胀至1360人，但该局于1946年被突然解散。作为国家安全局的继承部门，荷兰成立了中央安全局（CVD），该局在组织上更类似于英国军情五局，更加关注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纳粹分子余党。在1949年，中央安全局重组为荷兰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安全局（BVD）。
四、1949年至1987年的情报工作
在冷战时期，荷兰一共出现了五个情报机构。尽管关注领域有时会出现重叠，但这些机构自40年代末期至80年代都一直都稳定地存在着。此外，文职情报与军事情报与之前相比，也得到了更清晰的界定。从1952年开始，荷兰议会也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局的监督。
在二战结束之后，荷兰政府还成立了对外情报局（BID/IDB）。对外情报局被认为是1942年11月成立的情报局的继承部门，但该局自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太大作为，直到1994年才真正开始壮大起来。在这段时间，对外情报局不被荷兰政府各部委认可，其人员数量也从未超过70人，此外，对外情报局也几乎不具备任何有关东欧的行动理论基础，没有及时预见重大政治事件的爆发，如匈牙利十月事件或者柏林墙的建立。
在冷战时期，荷兰的军事情报工作由三家情报机构承担：成立于1949年的海军情报局（MARID）、成立于1949年的陆军情报局（MID）、成立于1951年的空军情报局（LUID）。海军情报局设立了信号情报机构——数学中心（WKC），该机构于1982被重命名为技术信息搜集中心（TIVC），专门向政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例如，20世纪60年代，技术信息搜集中心截获并破译了印度尼西亚人在荷属新几内亚境内的通信流量，还监听了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欧洲与中东的外交函件。这三家军事情报机构的工作相互独立、缺乏合作，招致了荷兰议会的大量非议，并最终导致荷兰政府于1987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集中式军事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MID）。
五、1987年至2002年的情报工作
20世纪90年代，对外情报局被解散，军事情报局努力向集中式机构转型，而国家安全局也经历了重大变化。1988年，勒尔（Arthur Docters van Le-euwen）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的负责人，他主导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以应对冷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家安全局通过电视画面破天荒地向公众呈现了大量有关组织和行动的信息，并开始发布年度报告，委托历史学家书写官方历史，甚至公开相当数量的情报行动历史。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局开始重点关注社会“综合性问题”以及移民团体中的激进主义。
六、2002年至今的情报工作
2002年颁布的《荷兰情报与安全法》标志着荷兰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项法律中，情报与安全总局（AIVD）替代了此前的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与安全局（MIVD）替代了此前的军事情报局。情报与安全总局不仅为国内情报工作服务，也为国外情报工作服务，此外还具有信号情报能力，可以进行元数据分析，监听和筛选来自诸如手机、短信和无线网络连接的身份数据，军事情报与安全局则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其中也包含军事监听。随着文职情报与军事情报的界限更加模糊，军事情报与安全局和情报与安全总局的重叠部分比以前更多。自2004年起，两家机构通过国家安全与反恐协调员（NCTV）开展了大量合作。此外，为满足日渐增长的信号情报需求，2013年，两家机构通过代号为“Project Symbolon”的项目联合成立了联合信号情报网络单元，取代了同样由这两家机构联合成立于2003年的国家信号情报局（NSO）。
2008年经济危机后，荷兰政府在情报工作方面的财政预算减少，导致情报与安全总局进行了多次内部重組。而与此同时，荷兰议会比以前更加关心效率与合作，一些议员甚至还考虑将情报与安全总局和军事情报与安全局合并，以更好地开展文职情报和军事情报工作。荷兰两家情报机构日益呈现“一体化”的特点，在全世界也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