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球治理”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热门讨论的话题。这部分来源于10月发生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件是10月26日，美英部队位于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最大军事基地永远地降下两国旗帜，与此同时，阿富汗通过民主途径实现总统权力的首次交接。
　　第二件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0月10日，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12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2014年GDP为17.4万亿美元，而中国则达到了17.6万亿美元。这是自从1872年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后又一次重大的改变。
　　那么进入2015年，世界格局将会如何变化？中国在制定新的全球游戏规则方面将如何作为？
　　2014年11月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在构筑未来世界秩序方面的一次“火力侦查”。在全球争霸与全球治理之间，中国选择了后者，不仅仅是基于冷战的教训，更基于全球治理理念与中国的未来构想有很多契合。
　　西方的全球治理思想有两个渊源。一个是康德式的，主张集中权力，建立世界政府。代表人物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戴维·赫尔德。他认为，全球治理的本质就是国际关系的终极民主化。实现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一套全球的民主体系，民主政治需要在地方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各个层面上进行重建，每个层面都适合于解决不同的公共问题。这个版本的“全球治理”其实与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接近。马克思曾设想用一种全球性的公社结构来取代现代的民族国家，以此实现世界大同。很多科幻电影中的“全球议会”就是康德式全球治理的典型体现。
　　第二种是洛克式的，主张分散权力，用全球公民社会机制取代各国政府的管理机制。代表人物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詹姆斯·罗西瑙。他提出了“没有政府的治理”的理念。这种全球治理理念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全球化版本。由于它契合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现状，主张抛开政府的国际合作，实施起来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已逐渐成为“全球治理”思想的主流。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对“全球治理”的定义，强调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
　　而中国版本的“全球治理”与西方的概念有所不同。
　　首先，它通常是“治国理政”的同义语。在中国有“贞观之治”、“文景之治”，指的是全民安居乐业的治理结果。至于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其次，中国实际强调的是政府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是一种全球顶层设计，而非由独立全球公民社会来完成。第三，中国希望建立的是一种混合性的全球治理机制，而非具有单一价值观、单一管理模式的体制。这主要基于对自身主权的保护和对西方借助“全球治理”推广“普世价值”的担心。这种混合模式应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性，既包括已经成型的G20、APEC等官方机制，也有各种民间机制。
　　全球治理理念来源于英国学者边沁的“公共的善”学说，他认为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通过国际合作，推行“全球善治”。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确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水平为标准）。然而有数据表明，当今世界一年的军费开支超过了全球最贫困的一半人口的年收入总和，只要对发展中国家10%的军费开支和工业化国家1%的军费开支进行重新分配，全球营养不良和疾病发生就会大大减少。
　　1968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在演讲中说：“数据能衡量一切，却把那些令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排除在外。即使我们消除了物质的贫困，我们还面临一个更大的任务，那就是消除满足的贫困、目标的贫困和尊严的贫困。”其实，全球治理并不需要讲太多大道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行动起来、消除隔阂，重树美德，正是人类对2015年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