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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年11期刊登了笔者的《天水市博物馆馆藏Z0955清白连弧纹铜镜初探》一文，就铜镜铭文、外缘题记做了解读和考释。本文围绕此铜镜的铸造年代和铸造背景，再作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天水市博物馆藏 清白连弧纹铜镜 铸造年代 文化背景
天水市博物馆藏编号Z0933清白连弧纹铜镜（见图），为典型清白镜型，其“清白”铭文释文符合清白镜铭文的基本阐释。镜背外援题刻“大定十年成纪黑洪字号□官（花押）”，经考证为金大定十年即公元1170年，“黑洪字號”为陇东天水地区（成纪）铜镜铸造手工作坊“黑洪字号”在铜镜上做官方画押的验记标志。本文就此铜镜铸造年代和铸造背景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一、Z0933清白连弧纹铜镜铸造年代的进一步断定
将通过此镜金属成分、主题纹饰、雕铸特点及验记文字等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成分区别和差异
铜镜制作工艺中，两汉时期铜镜合金比例比较稳定，一般铜含量为66%～70%，以67%～69%最为普遍；锡以23%～24%最为普遍，铅以4%～6%最为普遍。汉镜中锡的比例相对较高，铜镜镜面光洁，亮度较高，颜色发白。至宋及以后，铜镜金属成分逐渐发生变化。铜镜含锡量减少，含铅量增多，而且又增加5%的锌，铜镜颜色相对发黄。此铜镜镜面光洁度不是很高，镜面亮度相对较弱，铜镜颜色整体较暗，颜色稍微泛黄，已不是汉代铜镜特有的光泽和颜色，可以断定铜镜含有铅、锌的成分较多，符合宋金时期铜镜的材质和成份。
（二）铜镜纹样主题种类
金代铜镜图案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仿造汉唐宋镜的图案；二是吸收了前者的纹样，创造出一些新的样式。仿前代镜中，从出土和著录资料看，汉唐宋铜镜的许多类型，金代都有仿制。同时金代铜镜纹饰图案是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这点也是断定金代铜镜年代的依据。其中有用原镜作摹本仿照制模的：一是完全按照原镜纹饰图案、铭文仿刻于模范上，铸成的铜镜虽然型有异，但铭文、纹饰大同小异；二是虽然以原镜为摹本，但铸镜匠师又加刻纹饰和铭辞，铸出来的镜子有的纹饰与铭辞时代不合，如明明是仿汉纹饰图案的铜镜却加上后代铜镜中常见的铭辞，有的形制与纹饰不符。而通常金代后仿汉代铭文镜的纹饰图案和题刻是同时铸造或题刻的，这点尤为重要，是断定铜镜年代的重要标准。如《阿城县出土铜镜》和《旅顺博物馆馆藏铜镜》收录的两面金仿汉代昭明纹铜镜的边缘均有题刻，铜镜制作年代和题刻年代是相符合的，都是金代。此铜镜亦是如此，铜镜的主题纹饰为仿汉代清白连弧纹，铜镜边缘题刻为金代大定十年题刻，其铜镜主题纹饰和题刻时代相符合。因此推断，此铜镜纹饰铭文图案和铜镜外缘题刻应该是同一时期，都是金代。
（三）铜镜纹饰的雕刻特点
汉代铜镜纹饰雕刻精致细腻，纹饰雕刻纹路清晰，刻画相当精细，连弧纹及其铭文的刻画细节交代清楚明了，雕刻水平相当精湛。金代铜镜铸艺相对粗率笨拙，当然金代的铜镜精品除外。此镜纹饰雕刻手法粗犷，纹饰刻画较为简洁厚实，属于金代铜镜及其艺术作品的普遍风格和特点；同时此镜厚重的铜镜形制和风格特征完全符合金代文化崇尚，更有力地证实了此镜为金代铜镜。
（四）铜镜边缘錾刻官府验记文字和押记
铜镜边缘錾刻官府验记文字和押记，是金代铜镜的重要特征。此镜外缘“大定十年成纪黑洪字号□官（花押）”题记符合金代统治者铜禁管制和铜镜制作的背景条件，铜镜外缘题刻充分证明了史书关于金代铜禁极严、凡铸铜镜均需要官方验记的记载。对于题记和錾刻，汉唐镜含锡量较高不易錾刻，而金代铜镜在仿古纹饰图案铜镜中一般都有边缘题刻画押，不管仿什么朝代什么类型的铜镜，皆具有金代铜镜的最大特征。此镜外缘“大定十年成纪黑洪字号口官（花押）”题记，非常明确地标明铜镜的铸造年代，即公元1170年，这种在铜镜上题刻画押的现象是金代铜镜最为明显的特征。
综合以上因素可以断定：铜镜制作年代为金代，为金代后仿汉代清白连弧纹铜镜。
二、Z0933清白连弧纹铜镜仿制汉镜的文化背景
（一）金时期“成纪”地区的管辖统治
《金史》载，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金与南宋达成《绍兴和议》，至此金宋边界完全确定。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金史·地理志》载：“秦州有秦安县，汉故城。”南宋时期，渭水以北为金据，渭水以南为宋所有。金设熙秦路，地有秦州之成纪、冶坊、清水、陇城、秦安五县。州治成纪，即今天水市一带。根据《中国地理图册》，金时期“成纪”区域范围，在秦安以南，与秦州相邻，位于秦州北，即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与秦安县之间。
因此，甘肃陇东天水秦州地区（成纪）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已经纳入金统治范围。至金世宗完颜雍时期，天水秦州地区管制依然为金统治范围。同时金世宗完颜雍于公元1161年举兵，率军统一华北，次年他以南宋不愿称臣为由，派主将仆散忠义进驻汴京、纥石烈志宁镇守前线，准备夺回淮南地区。于1164年金军再度南征之际求和，两国于年底签定合约，双方平等对待，金朝获得岁币。可以断定，“大定十年”的秦州天水地区（成纪）完全是在金世宗完颜雍的统治之下。此铜镜外缘题刻“大定十年”款识更加证明了在“成纪”秦州天水一带，属于金的官方统治辖区的历史事实。
（二）金文化思想对“成纪”地区的影响和发展
《金史》载，金世宗完颜雍停止侵宋战争，励精图治，天下小康，实现“大定盛世”繁荣鼎盛局面，完颜雍享有“小尧舜”之称。他熟读汉文典籍，推行提倡汉文化政策，治“朕于圣经（儒家经典）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其在位时，在文化上延续金熙宗、海陵王以来的汉化政策。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文化不断汉化，其皇太子完颜允恭便“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
正是在汉化政策的影响下，金代的文化和艺术继承和延续了汉族文化艺术的传统。金熙宗时，原来的北方名窑如陕西耀州窑、河南均窑、河北定州窑与磁州窑也陆续恢复生产，临汝等新兴窑址，工艺各具特色。金银业和玉器业也相当发达，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出土。商业活动逐渐活跃，东北地区的金朝遗址和墓葬中发现大量宋朝铜钱，可见与南方贸易的密切。山西稷山的竹纸和平阳的麻纸，闻名一时。刻书蔚然成风，其雕板技术可与南宋比美，当时雕版印刷业的中心在平阳。公元1158年金海陵王完颜亮首次铸行正隆通宝小平钱，所铸钱币清秀娟美，比一般北宋钱精整。这些具有金代文化艺术特色的文物，种类丰富，影响深远。
反映在铜镜发展进程中，金代铜镜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在铜镜制作中出现了大量仿汉代形制的铜镜形式。正如管维良先生所述，金代仿制汉代铜镜及唐代铜镜的情况大量出现，延续了中国古代铜镜在宋朝的发展演变规律。更加有力地说明了在金世宗完颜雍提倡汉族传统文化的推动下，金代铜镜艺术呈现出较为昌盛的局面。在天水地区出现的馆藏此仿汉清白连弧纹铜镜，深刻地反映了金代汉族传统文化在此地区的继承和发展，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地区在金代受到其文化特征和文化类型的较大影响。
三、结语
天水市博物馆藏编号Z0933清白连弧纹铜镜是金代继承汉代铜镜文化的典型铜镜形式，反映了金代天水地区（成纪）金世宗完颜雍时期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即金代女真族统治者大力提倡和继承汉民族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历史现状。此铜镜的完好保存，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金代仿制前朝铜镜的制作特点和铜镜形式以及这种铜镜艺术在陇东南天水地区的发展和延伸。因此可以说，此铜镜是金代女真族文化和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在金世宗完颜雍大力提倡汉民族文化的前提下，用金代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技艺和艺术崇尚来表现对汉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关键词]天水市博物馆藏 清白连弧纹铜镜 铸造年代 文化背景
天水市博物馆藏编号Z0933清白连弧纹铜镜（见图），为典型清白镜型，其“清白”铭文释文符合清白镜铭文的基本阐释。镜背外援题刻“大定十年成纪黑洪字号□官（花押）”，经考证为金大定十年即公元1170年，“黑洪字號”为陇东天水地区（成纪）铜镜铸造手工作坊“黑洪字号”在铜镜上做官方画押的验记标志。本文就此铜镜铸造年代和铸造背景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一、Z0933清白连弧纹铜镜铸造年代的进一步断定
将通过此镜金属成分、主题纹饰、雕铸特点及验记文字等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成分区别和差异
铜镜制作工艺中，两汉时期铜镜合金比例比较稳定，一般铜含量为66%～70%，以67%～69%最为普遍；锡以23%～24%最为普遍，铅以4%～6%最为普遍。汉镜中锡的比例相对较高，铜镜镜面光洁，亮度较高，颜色发白。至宋及以后，铜镜金属成分逐渐发生变化。铜镜含锡量减少，含铅量增多，而且又增加5%的锌，铜镜颜色相对发黄。此铜镜镜面光洁度不是很高，镜面亮度相对较弱，铜镜颜色整体较暗，颜色稍微泛黄，已不是汉代铜镜特有的光泽和颜色，可以断定铜镜含有铅、锌的成分较多，符合宋金时期铜镜的材质和成份。
（二）铜镜纹样主题种类
金代铜镜图案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仿造汉唐宋镜的图案；二是吸收了前者的纹样，创造出一些新的样式。仿前代镜中，从出土和著录资料看，汉唐宋铜镜的许多类型，金代都有仿制。同时金代铜镜纹饰图案是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这点也是断定金代铜镜年代的依据。其中有用原镜作摹本仿照制模的：一是完全按照原镜纹饰图案、铭文仿刻于模范上，铸成的铜镜虽然型有异，但铭文、纹饰大同小异；二是虽然以原镜为摹本，但铸镜匠师又加刻纹饰和铭辞，铸出来的镜子有的纹饰与铭辞时代不合，如明明是仿汉纹饰图案的铜镜却加上后代铜镜中常见的铭辞，有的形制与纹饰不符。而通常金代后仿汉代铭文镜的纹饰图案和题刻是同时铸造或题刻的，这点尤为重要，是断定铜镜年代的重要标准。如《阿城县出土铜镜》和《旅顺博物馆馆藏铜镜》收录的两面金仿汉代昭明纹铜镜的边缘均有题刻，铜镜制作年代和题刻年代是相符合的，都是金代。此铜镜亦是如此，铜镜的主题纹饰为仿汉代清白连弧纹，铜镜边缘题刻为金代大定十年题刻，其铜镜主题纹饰和题刻时代相符合。因此推断，此铜镜纹饰铭文图案和铜镜外缘题刻应该是同一时期，都是金代。
（三）铜镜纹饰的雕刻特点
汉代铜镜纹饰雕刻精致细腻，纹饰雕刻纹路清晰，刻画相当精细，连弧纹及其铭文的刻画细节交代清楚明了，雕刻水平相当精湛。金代铜镜铸艺相对粗率笨拙，当然金代的铜镜精品除外。此镜纹饰雕刻手法粗犷，纹饰刻画较为简洁厚实，属于金代铜镜及其艺术作品的普遍风格和特点；同时此镜厚重的铜镜形制和风格特征完全符合金代文化崇尚，更有力地证实了此镜为金代铜镜。
（四）铜镜边缘錾刻官府验记文字和押记
铜镜边缘錾刻官府验记文字和押记，是金代铜镜的重要特征。此镜外缘“大定十年成纪黑洪字号□官（花押）”题记符合金代统治者铜禁管制和铜镜制作的背景条件，铜镜外缘题刻充分证明了史书关于金代铜禁极严、凡铸铜镜均需要官方验记的记载。对于题记和錾刻，汉唐镜含锡量较高不易錾刻，而金代铜镜在仿古纹饰图案铜镜中一般都有边缘题刻画押，不管仿什么朝代什么类型的铜镜，皆具有金代铜镜的最大特征。此镜外缘“大定十年成纪黑洪字号口官（花押）”题记，非常明确地标明铜镜的铸造年代，即公元1170年，这种在铜镜上题刻画押的现象是金代铜镜最为明显的特征。
综合以上因素可以断定：铜镜制作年代为金代，为金代后仿汉代清白连弧纹铜镜。
二、Z0933清白连弧纹铜镜仿制汉镜的文化背景
（一）金时期“成纪”地区的管辖统治
《金史》载，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金与南宋达成《绍兴和议》，至此金宋边界完全确定。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金史·地理志》载：“秦州有秦安县，汉故城。”南宋时期，渭水以北为金据，渭水以南为宋所有。金设熙秦路，地有秦州之成纪、冶坊、清水、陇城、秦安五县。州治成纪，即今天水市一带。根据《中国地理图册》，金时期“成纪”区域范围，在秦安以南，与秦州相邻，位于秦州北，即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与秦安县之间。
因此，甘肃陇东天水秦州地区（成纪）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已经纳入金统治范围。至金世宗完颜雍时期，天水秦州地区管制依然为金统治范围。同时金世宗完颜雍于公元1161年举兵，率军统一华北，次年他以南宋不愿称臣为由，派主将仆散忠义进驻汴京、纥石烈志宁镇守前线，准备夺回淮南地区。于1164年金军再度南征之际求和，两国于年底签定合约，双方平等对待，金朝获得岁币。可以断定，“大定十年”的秦州天水地区（成纪）完全是在金世宗完颜雍的统治之下。此铜镜外缘题刻“大定十年”款识更加证明了在“成纪”秦州天水一带，属于金的官方统治辖区的历史事实。
（二）金文化思想对“成纪”地区的影响和发展
《金史》载，金世宗完颜雍停止侵宋战争，励精图治，天下小康，实现“大定盛世”繁荣鼎盛局面，完颜雍享有“小尧舜”之称。他熟读汉文典籍，推行提倡汉文化政策，治“朕于圣经（儒家经典）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其在位时，在文化上延续金熙宗、海陵王以来的汉化政策。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文化不断汉化，其皇太子完颜允恭便“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
正是在汉化政策的影响下，金代的文化和艺术继承和延续了汉族文化艺术的传统。金熙宗时，原来的北方名窑如陕西耀州窑、河南均窑、河北定州窑与磁州窑也陆续恢复生产，临汝等新兴窑址，工艺各具特色。金银业和玉器业也相当发达，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出土。商业活动逐渐活跃，东北地区的金朝遗址和墓葬中发现大量宋朝铜钱，可见与南方贸易的密切。山西稷山的竹纸和平阳的麻纸，闻名一时。刻书蔚然成风，其雕板技术可与南宋比美，当时雕版印刷业的中心在平阳。公元1158年金海陵王完颜亮首次铸行正隆通宝小平钱，所铸钱币清秀娟美，比一般北宋钱精整。这些具有金代文化艺术特色的文物，种类丰富，影响深远。
反映在铜镜发展进程中，金代铜镜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在铜镜制作中出现了大量仿汉代形制的铜镜形式。正如管维良先生所述，金代仿制汉代铜镜及唐代铜镜的情况大量出现，延续了中国古代铜镜在宋朝的发展演变规律。更加有力地说明了在金世宗完颜雍提倡汉族传统文化的推动下，金代铜镜艺术呈现出较为昌盛的局面。在天水地区出现的馆藏此仿汉清白连弧纹铜镜，深刻地反映了金代汉族传统文化在此地区的继承和发展，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地区在金代受到其文化特征和文化类型的较大影响。
三、结语
天水市博物馆藏编号Z0933清白连弧纹铜镜是金代继承汉代铜镜文化的典型铜镜形式，反映了金代天水地区（成纪）金世宗完颜雍时期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即金代女真族统治者大力提倡和继承汉民族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历史现状。此铜镜的完好保存，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金代仿制前朝铜镜的制作特点和铜镜形式以及这种铜镜艺术在陇东南天水地区的发展和延伸。因此可以说，此铜镜是金代女真族文化和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在金世宗完颜雍大力提倡汉民族文化的前提下，用金代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技艺和艺术崇尚来表现对汉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