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周扬同志生前说，“在我国革命音乐家中，不幸早逝的有聂耳、冼星海、张曙、任光等，但麦新同志是死得更为悲壮的。解放战争期间，麦新参加了东北土地改革的激烈斗争，在一次遭遇匪徒突然袭击中，英勇搏斗而牺牲。听说他死后，当地群众曾伏柩痛哭，至今内蒙古人民还深深怀念着他。”麦新，可谓真正的革命烈士。在开鲁县，有以麦新命名的“麦新公社”“麦新大队”“麦新村（即‘万发永’）”，这是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
　　每年清明时节，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草原上的农牧民，就会想起一个人，想起那个南方飞来的鸿雁。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他的墓前，为他扫墓、祭奠。
　　这个人，出生在上海，喝黄浦江水长大。参加革命前，在上海最繁华的外滩一家美商开办的“美亚保险公司”任职，讲得一口流利英语，薪水每月80块银元。当时，100斤大米只需两块银元左右。
　　1937年，抗战爆发，年仅23岁的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投入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之中，用满腔激情地创作了轰动全国的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
　　不久，他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支“战地服务队”，与文化界一些知名作家、诗人、戏剧家一起，奔波于江、浙、粤、鄂一带，以音乐为武器，宣传抗战。
　　1940年。他辗转去了延安……
　　1945年8月15日，目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沸腾了。沟沟坎坎，锣鼓喧天；村村寨寨，万民欢腾。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的师生们，更是热血激荡，他们把所有能点燃的东西都点燃了。最后，无东西可点，就把棉被里的棉花掏出来，做成火把点燃，涌上街头，彻夜狂欢….
　　延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此刻，国际形势正发生着剧烈变化。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在二战胜利的庆典中，明争暗斗，抢夺世界的主导权。美国公开支持蒋介石独吞中国的胜利果实，共产党只能参加所谓的“联合政府”。为抗衡美国，斯大林改变对延安的政策，允许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北地区。在这种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下，党中央毅然决定派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去建立民主政权。
　　1945年8月30日清晨，天上飘着潆潆细雨，宝塔山笼罩在雨雾朦胧之中。在“鲁艺”音乐系担任了五年党支部书记的音乐家麦新，背着简单的行装，来到雨雾笼罩着的延河边上，准备参加中央组织的“千部工作团”，奔赴东北。
　　音乐系主任吕骥和共同工作了多年的老朋友、老战友，前来送行。孟波还买了两瓶牛奶，送给麦新。他说：“一瓶给你，一瓶给程迈，带在路上喝。”
　　麦新接过一瓶。把另一瓶推给孟波说：“你直接去送给她吧，这东西放久了不行。”
　　孟波拿着牛奶去找程迈。
　　吕骥走了过来，握住麦新的手，跟他告别：“你先走一步了，很快，我们也到东北去，到时再见。”
　　队伍在一片掌声和口号声中，披着濛濛细雨出发了。
　　没有车辆，没有骡马，只靠双脚，历时三个多月，行程三千六百多华里，于1945年12月12日，抵达辽宁的阜新市。
　　此时，国民党不甘心放弃东北，已调集重兵，先行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阜新危在旦夕。
　　刚刚组建起来的阜新地委及其所属部队。为保存实力，根据上级指示，在地委书记吕明仁带领下及时北撤。经彰武、库伦等人烟罕至的荒漠地带，撤到了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首府通辽，并迅速组建起新的政权机构——“通、鲁中心县委”。吕明仁任书记，直接管辖通辽和开鲁两个县。
　　“中心县委”成立后，吕明仁决定把麦新、程迈夫妇留在中心县委工作。麦新得知消息，急忙找到吕明仁，谈了自己的想法：“十年前，我就想到东北来，参加义勇军，参加抗战，结果，未能实现。”
　　“后来呢？”吕明仁问。
　　“后来去了延安。”
　　“你是哪年到延安的？”
　　“1940年10月。”
　　“噢，那时，我和丁修刚刚离开延安。”吕明仁望着正在往火炉里添着煤炭的妻子丁修说：“不然，我们早就相识了！”响起一串响亮的笑声。
　　丁修说：“十年前，我们在北平读书，阎锡山的部队到北平来招募青年扩军，组织上安排我、明仁，还有苏伟、陈明，一百多号人，随招募团去了太原。后来，在上级领导同志安排下，我和明仁去了延安。”
　　“是啊。”又是一串开心的大笑。
　　麦新说：“明仁同志，我想谈谈我的工作安排问题。”
　　吕明仁心里有数，他知道麦新要谈什么。当麦新匆匆走进这间冰冷的小平房时，他就猜到了麦新为什么来找他。
　　“听说留在通辽工作了？”
　　“是。”
　　“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麦新望着这个比自己还小两岁，但在他看来却比自己成熟得多的中心县委书记，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想到基层去工作，最好到一个区，或者到一个村去，不然，老浮在上面，怎么得了。”
　　“还有吗？”
　　“没有了，就这些。”
　　吕明仁想了想，说，“在阜新的时候，你给我写过一封信，还记得吗？”
　　“记得。”
　　“信里谈到了一个想法，那个想法不坚持了吧？”
　　麦新沉默着。
　　“怎么不回答？”
　　“不回答本身也是一种回答。”
　　“哈哈哈哈……”吕明仁又大笑起来，他以为麦新已经改变了那种想法，便坦诚地说，“我觉得，那个想法是不对的。”
　　“不，明仁同志，你还不了解我。”
　　“噢？”
　　麦新究竟给吕明仁写了一封什么样的信，他在信中谈了什么样的想法呢？
　　1946年元旦刚过，麦新在阜新地委安排下。参加了由地委组织部长施介同志带领的一个干部工作队，来到大雪覆盖的鹜欢池一带，开展群众工作。隆冬的冰雪严寒，让这个生长在黄浦江边的年轻人，第一次尝到了北方严冬的滋味；在深入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切身体会到了土匪的猖獗、地主的残暴、东北人民渴望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当时，他把这些感受，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了地委书记吕明仁同志。信的末尾，他写道：“我要求永远留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不再搞文艺工作，不再搞音乐工作。” 　　信尾的这句话，让曾在中共胶东地区做过多年宣传部长的吕明仁心中感到十分不安。他不知想了多少次，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一个在音乐事业上作出了突出成绩的优秀音乐家，会这么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事业呢？最后，他怀着惋惜的心情，给在鹜欢池一带与麦新一起工作的组织部长施介写去一封信，说：“此类人才，极需保护，将来要调地委工作。”
　　来到通辽，“中心县委”成立后，吕明仁决定把麦新夫妇留在县委工作后他就迅速找来了，再次提出要到基层去工作。难道他真的要放弃自己的音乐事业吗？还是“为嫌诗少幽燕气，故向冰雪跃马行”？
　　当然都不是。
　　其实，麦新要放弃的，是当时文艺界严重存在着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是某些音乐工作者长期存在着的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自我陶醉、自恃高明的思想作风。
　　特别是离开延安经过一段艰苦历程来到东北后与基层群众的接触，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离开生活和斗争就没有音乐”的道理。所以，他立志不做象牙塔里的音乐家，不再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文艺工作者。
　　一个多月来，一直积压在吕明仁心头的疑团，在今天与麦新长谈后，烟消云散了。他兴奋地说：“好！我支持你到基层去，到你们所说的源泉中去。眼下，开鲁正需要一个宣传干部，我看，你就到开鲁去吧。”
　　“好！什么时候走？”
　　“过几天就走。”
　　“怎么还要过几天？”
　　吕明仁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麦新同志，我可听说了，你是个急性子。”说着，他走到火炉旁，提起那个烧得哗哗作响的开水壶，为麦新倒了一杯热水，递到他手上，说，“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呀。过两天，我要召开一个会，讲讲干部们的作风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政权，有些人就闹起名利地位来了。这次，成立‘中心县委’有些干部降格使用，他们就牢骚满腹，对派下去工作表示不满。你这里急着下去，可有些人，赶都赶不下去，这怎么得了！”
　　麦新认真听着，炉膛里的火光，映红了他那张坚毅的脸。
　　“当然，下去工作是艰苦的，困难会很多，特别是你去的开鲁县是个半农半牧地区，正处在敌我拉锯阶段，土匪活动很猖獗，相比之下，群众工作更难做。可是，我们是其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
　　麦新咬紧着牙关，他的两腮坚挺地凸显着。
　　吕明仁走到衣架前，从挂在上面的挎包里，掏出一把盒子枪，在手上掂了掂。
　　“听说，你还不会打枪？”
　　麦新脸红了。
　　“这可不行啊。”他把盒子枪递到麦新手上，“下去后，要好好练练枪法，熟悉熟悉武装。眼下，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两项：一是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搞减租减息；二是组织农民武装，开展剿匪反霸斗争。跟土匪打交道，不好好掌握武器，到时候会吃亏的。”
　　麦新紧握着盒子枪，说：“明仁同志，你放心吧，我一定努力工作，随时总结经验，向您汇报。”
　　笑容又回到了吕明仁脸上：“我今天答应了你一个要求，礼尚往来，你也应该答应我一个要求吧？”
　　“好，您说吧。”
　　“下去以后，我希望你能用音乐来总结自己的工作，多为群众写歌子，我能听到群众唱你写的歌子，就是最好的汇报。”
　　麦新把盒子枪往肩上一挎，郑重回答：“好吧。”
　　吕明仁扶着他的肩膀，送他出门。他殷切地叮嘱：“这次，让程迈也到开鲁去吧，两个人好好谈谈，只要是我们的错，就诚恳地向她道个歉，她心情好了，事情也就过去了。”
　　这个问题，麦新没有表态。
　　（责任编辑 张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