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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微深处几人家，风飏轻烟雨拂沙。
半片野桃开较晚，向阳才有两三花。
明朝的陵川县，有个叫张凝的进士，他在春日陵川的山野里闲逛，他眼里的陵川，一定满是醉人的风景，轻烟软雨，野桃人家，很唯美的意境，很闲适的心情。
当我们来到台北村时，恰好赶上这个季节，山中树木多是苍翠的松柏，也有吐了浅浅一层绿意的杨柳，还有耐着性子依旧干枯的榆槐，山桃花倒是艳艳地开了，这里一棵，那里一棵，凌乱着，不成风景。
而在一个坝堰上，黄灿灿地簇拥着许多怒放了小小花冠的灌木，我们原以为是迎春花，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在太行山绵密的褶皱里，在这个山重水复的僻壤之地，竟然会有那么一大片应时而开的花木，不负寂寞的韶华与春情，苦苦绽放着。路边有山民告诉我们，那不是迎春，是连翘。迎春的枝条如倒垂柳，连翘却高扬着嫩枝，天天向上。
那些妖嬈的连翘，那些楚楚动人的连翘，想不到她们大都是郭建平和他女儿郭子涵，还有驻村工作队员们组织台北的村民一年一年栽下的，只是花还开着，有一个人却永远不在了……
一、穷归山，富下川
2017年11月22日下午，兰花集团莒山煤矿职工培训中心主任郭建平，在临下班的时候，被原公司党委书记赵良才喊去。赵书记开门见山说，公司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他去陵川县台北村接任第一书记，看他有没有意见。郭建平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答应后，心里却打鼓，扶贫没说的，但第一书记嘛……像他这一把年纪的人，还有当第一书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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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晋花至今想起郭建平第一次下乡扶贫时的情景都清晰如昨。
前一天，丈夫郭建平从单位回家很晚，进门边换拖鞋边问她吃过晚饭没有。当时，她正在客厅里漫不经心地看电视。郭建平一回来，空荡荡的家里似乎有了生气。起初，郭建平的话并没有引起她足够的重视，直到郭建平又说了一遍，她才反应过来。
郭建平说，公司要我下乡去扶贫，给了一顶乌纱帽，第一书记，地点在陵川县下边的一个乡镇（郭建平没敢直接说是乡镇下边的一个小山村），一个星期只能回来两天……
这话要搁在别的女人耳朵里，兴许会立刻产生化学反应，除了惊讶，然后就气不打一处来，谁都知道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一样，是要吃住在乡下的，一天两天还好说，一月两月也无妨，但从未听说过第一书记在乡下会只待一年半载就打道回府的。只是唐晋花听了，似乎很平静，她说什么时候下去，该准备些什么呢？
本来，郭建平是怕唐晋花会扯他后腿的，却未曾想唐晋花竟然答应得风平浪静，他反倒开始怀疑唐晋花话里有话了，他解释说如今扶贫是国家的大事儿，矿上对扶贫工作很重视，那里的第一书记原来是陵川县城建局的一个干部，他算是第二任，他的前任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是去“掠夺”人家胜利果实的。其实想当第一书记的人多了去了，可组织上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都说他稳重，而且具备下乡的两个主要条件：会做饭，耐得住寂寞。何况那里还有矿上的驻村工作队，熟人熟面孔，方便开展工作……
唐晋花扑哧一声笑了：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我知道第一书记是怎么回事。说句心里话，我舍不得你去，可你要不去，就得别人去，我唯一担心的是，怕你不习惯乡下的生活环境。
唐晋花原来在莒山煤矿医院工作，退休后被聘到晋城立通高血压病专科医院检验科，虽说工作不算很忙，一天24小时开机待命，只要医院有需要做化验的病人，即使三更半夜，也得赶过去。但唐晋花是个天性优雅的女人，忙里偷闲，还是一个书法绘画爱好者，最擅长小楷，还喜欢写写格律诗，一身的文艺范儿让她看待任何事情都比一般人要理性一些，乐观一些。
那天晚上，唐晋花费了好大的工夫帮郭建平打点下乡要带的衣服行李和生活用品，后来是郭建平打着哈欠告诉她，又不是不回来了，收拾那么多东西干嘛，她才打住。
很奇怪，郭建平做了个花团锦簇的梦，梦见客厅里多了一个盆景一样的小玩意儿，里面开满黄澄澄的小花，仔细端详，那一小撮花变得越来越大，大到无边无垠。花地里竟然站着一个戴草帽的稻草人，稻草人竟然还戴一副眼镜，怎么看，眼镜都是自己那副。然后，他就醒了，醒来之后，睡意顿消，他苦苦琢磨那些花是些什么花，金针花还是油菜花？
第二天一早，郭建平就下乡走了。
唐晋花原本想送一送郭建平，因为医院临时有事，在丈夫没走之前，她就出门了。
郭建平还从未去过陵川县的台北村。乍一听，台北，多大气的一个名字啊，跟台湾省的一个大城市同名，而事实是需要扶一把才能勉强站起来的小村落。
没去过，就只能借助导航功能。
那是2017年12月初，节令已过小雪。刮了一场风，山里的黄栌树叶该落的都落了，看不到层林尽染的美景，剩下的多是些新栽的油松。天是阴天，气温不是很低，十来度的样子;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稍不留神，汽车轮胎就陷进深坑里，人会蹦起来，好几次郭建平的眼镜都给震掉了，从不吐脏话的他，也禁不住使劲拍一下方向盘，嘴里直嘟囔，没见过这号路。车是雪铁龙，郭建平的私家车，开了五年，跑了四万多公里，半新不旧的。
车到半山腰，过了秦山村，就全是盘山路了。本来一个小时的车程，郭建平却开了两个小时，出了一身汗。郭建平是个爱干净的人，在家时，他身上的衣服不超过两天就洗一次，他不习惯直接用滚筒洗衣机，嫌洗不净，而是动手搓，从领口开始，一直搓到两只袖口，等搓得八九不离十，才丢进洗衣机里。他去台北村那天，总感觉浑身又粘又潮，甚至能够闻到一股轻易闻不到的汗味儿，便想这怎么得了？他已经做好常住乡下的准备，头一天还没到地儿呢，就扛不住了？
刚出城那会儿，他还自嘲要去的地方是陵川的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当然，说桃花源倒未必合适，不过他听人说过，台北村有座九仙台，仙台胜景是陵川县古八景之一。 这里的山田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层层叠叠层次分明的梯田，而是零零碎碎的，这里一块，那里一片。山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一些来不及运走的玉米秸秆散落在地里。杂乱的树木都长在山上。他看到小场山时，还不知道那山叫小场山，只是觉得山是好山，就是没有经济价值。
等转过小场山，爬一道坡，往西转弯，看到台北村那些上世纪留下来的老旧的砖包楼歪歪斜斜七零八落交叉在半山腰上，或高或低的巷子旁边都有用碎石头砌出来的水道，水道里淤积着一些废纸片、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杂草树枝什么的。没来台北村之前，郭建平把台北村想得太差劲了，等到了台北村，他觉得台北村比想象中的还要差劲。郭建平本来悬着的心，扑通一声落肚里了，倒不是眼里的台北村就是他想象中的模样，实在是台北村拿不出什么让他眼前一亮的地方。
迎接郭建平的是台北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的侯国新，原第一书记焦峰，还有工作队员尹军杰、赵志彤、王星星，还有另外一个临时抽调来的队员。除了侯国新和焦峰，包括郭建平在内的其他工作队员，都是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公司的人，尹军杰是党委办公室主任，赵志彤和王星星是党委办公室干事，而郭建平的职务是职工培训中心主任。叙过客套话，郭建平问尹军杰，九仙台在什么地方？在场的人都笑了，所有人一齐指着沟对面的一座孤山说，那就是九仙台。
焦峰是陵川县住建局城乡规划科科长，他来台北村任职第一书记已经两年多了，他握着郭建平的手说：早就盼你来了，昨天夜里我还梦见你死活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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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相隔并不长，也就短短二十来个月吧，却已物是人非。
2019年9月2日，一切都是深秋萧瑟的模样。
舅舅和母亲唐晋花一起去送郭子涵。舅舅开的是父亲郭建平留下的那辆雪铁龙，郭子涵虽有驾驶本，但很少触碰汽车，对于山高路远的台北村，不要说郭子涵这样的生手，就连舅舅这号老司机，都全神贯注地开车，不敢有丝毫大意，更何况母亲唐晋花，她怎么能放心得下让女儿独自驱车去呢？万一路上出点差池，她怎么跟郭建平交代？唐晋花不敢往下想，她不顾郭子涵的反对，坚持陪女儿一同赴任。后来，雪铁龙蹒跚着行走在云翳缠绕的盘山路的情景，让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唐晋花更加相信自己有先见之明了，这样的路况，让她的心一直扑通扑通地跳。
雪铁龙接近小场山时，他们看见山下的田地里种了一些松树苗，还有一些灌木，不知是什么树种。前一天，落了场小雨，灌木叶片很鲜亮，呈椭圆状，树枝透着棕褐色的光，枝杈上垂着黑色的籽粒。
转过小场山，他们的目的地近在眼前。
那时的郭子涵，大脑陷入短暂的缺氧状态，她对即将面对的台北村和即将开启的新生活，没有一点点精神准备，忐忑，紧张，恍惚，以及挥之不去的忧伤，还有一丝丝小激动，这些杂乱的元素构成了她最复杂的心境。
台北村终于到了，让郭子涵没有想到的是，迎接她的并不像父亲初来台北村时那样平静，许多台北的村民一早就等候在村委会楼前的空地上，当他们非常熟悉的雪铁龙戛然停下时，几乎所有人的呼吸都停顿了，他们甚至在那一刻集体产生一种幻象，那个熟悉的郭书记又回来了？
郭子涵下车时，一双双伸过来的手，把她和母亲唐晋花的手都死死抓住，使劲攥着。乡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对郭书记女儿和遗孀的慰藉，他们只能用最朴实的方式迎接闺女“回家”。
郭子涵听见有人说：孩子呀，你太瘦小了，你爸爸那么壮实的一个人都累垮了，你不该……
郭子涵嘴里不住地称呼这个奶奶，那个姨姨，耳朵里装满村民们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的问候，她脸上挂着笑，心里却流着泪。村干部和工作队员赶紧把大家劝开：回去吧，小郭书记来了就不走了，有话以后慢慢说，都回去吧。
赵志彤现在的身份是驻村工作队队长，他把郭子涵母女安置在他们原来住过的那个房间里，郭子涵的床就是郭建平生前睡的那张单人床。
依然是父亲用过的办公桌，依然是父亲住过的房子，依然充斥着父亲无微不至的气息，郭子涵的眼睛湿润了，泪水几乎夺眶而出，但她怕母亲看见伤心，强忍着又憋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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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工作隊的办公室和宿舍都安排在村委会二楼上。上了楼梯左转，外间是办公室，里屋是宿舍，四个人挤在20平米的一间房里，西北角有一张单人床，另外三张床挨着东墙一溜排开，头碰头，脚踩脚。
郭建平对大家说：不赖嘛，想不到在乡下还能住上小洋楼。
尹军杰告诉郭建平，这栋楼是2015年开始动工修建的，拖了一年才盖成。再早一点，是台北村小学的旧址，一排平房。
赵志彤帮郭建平把行李丢在靠西北角的一张空床上，这张床原来是他睡觉的地方，郭建平一来，四张床就不够用了，赵志彤和那个“打临时”的队员搬到村支书侯国新家里了。郭建平明知道那张床是赵志彤睡过的，却还是赶紧抱起自己的行李卷，用一块干净的毛巾整个擦了一遍，在床上铺了几张事先准备好的报纸，然后才把被褥重新铺上去。郭建平有点强迫性的洁癖。
时间已近中午，郭建平听见肚里咕呱乱叫。
侯国新进来说：郭书记新官上任，我做东，给郭书记洗尘，卧牛庄老贺家的饭店不会炒菜，就会炖土鸡，咱们去丈河找家饭店吃。
尹军杰看着郭建平，两人虽是一个矿的，但都不是很熟，各人的脾气摸不透。
郭建平以为尹军杰在示意他拒绝，就支支吾吾说：你们村里也不容易，别破费了，反正来日方长呢，有你侯书记请客的时候。
侯国新见劝不动，就笑笑走了。
王星星在一旁直咽唾沫。
焦峰说，郭书记觉悟高，是怕犯错误哩。
他把书记两个字咬得特别真。
工作队的厨房设在楼梯西侧的房间里，这天恰好轮到王星星做饭。尹军杰和赵志彤陪郭建平去旁边的招贤馆参观。 村委会楼一层左边是村卫生室，右边是个小超市。照料小超市的王元生一看就是个绵善人，一直冲郭建平笑，郭建平也笑，问了问超市的营业额，王元生说比没有强。
郭建平在招贤馆院里转了一圈，他看见除了正殿外，三面都是砖包楼，东西两侧的厢楼有木质楼廊，有的护栏挡板刚刷了一遍漆，门窗还没来得及装玻璃。其实都是古旧的建筑了，郭建平反倒觉得装了玻璃还不如原来的木格棂窗户用麻纸裱糊起来有味道呢。
赵志彤说，招贤馆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工作队协调市文物局引入72万元，矿里出了3万元，全都投进维修工程里了。
他们返回村委会楼上，其实还没有爬楼梯之前，那股方便面的味道就已经穷凶极恶地涌进郭建平鼻孔里，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说是厨房，其实只能算是临时做饭的地点，一个煤气灶，一口硕大的钢精锅，一个炒瓢，一条案板，一张桌子上摞着几只碗，有一把菜刀，一根擀面杖，地上有个方便面箱子，还有半袋山药蛋，几颗大白菜，仅此而已。
尹军杰也为厨房的寒酸感到不好意思，他摸了摸后脑勺说：条件有限，凑乎着能吃饭就行。
他们吃的是大豫竹牌方便面，一人两包，蹲在地上，呼噜呼噜的，又是吃面，又是喝汤的，每人鼻子上都挂着小水珠。吃到最后，别人的碗都见底了，唯独郭建平还剩半碗，他不好意思把半碗面倒掉。以往在家，他最忌讳吃泡面，觉得既没营养，味道又呛人。
到了下午，焦峰就开始向郭建平移交第一书记的工作，赵志彤笑着对郭建平说，现在是压茬轮换，可焦书记都快等不及了，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你给盼来了。你来了，焦书记就解放了。
大家都笑，焦峰却一本正经说，移交完工作我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还得继续留下来陪郭书记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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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村并不像郭子涵想象的那样落后和贫穷，是父亲和他的队员们花了几年时间，慢慢让破烂不堪的台北村变得整洁起来，好看起来，有了文化墙，有了公厕，有了垃圾箱，有了村集体收入……然而，郭子涵总觉得陌生的台北村还缺一样顶要紧的东西，缺一种盎然的生气。
问题来了，郭子涵和母亲唐晋花都不会做饭，她们又不想麻烦工作队的同事，一时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县里考虑到她们的实际情况，就让她们一日三餐去丈河工作站解決，那里有专门的食堂。但每到双休日，工作站的食堂也要关门，而台北村距离丈河还有十几里路程，一来二去占用了太多时间。
郭子涵对母亲说：咱俩如果连做饭都学不会，干脆回城里算了，我这个第一书记哪有脸当下去？
唐晋花咬咬牙，决定自己做。
工作队的厨房已经从村委会楼上搬进招贤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为了解决郭子涵和唐晋花的住宿问题，工作队搬离了原来的宿舍，挪到楼梯西侧的厨房办公和居住，他们在招贤馆的西南角，找了间背阴的小耳房，把做饭的那套锅碗瓢盆都搬了进去。
她们第一次走进鸦雀无声的招贤馆时，已是晚上七点。那天是星期五，工作队员都回城了。山里的夜晚来得匆忙，让人猝不及防。又是暮秋时节，招贤馆四面的房子像涂了一层黑漆。郭子涵吓得后退了两步，她们用手机照明，慢慢摸索着往厨房方向走。
一只什么鸟被她们惊动了，扑棱棱从哪间厢楼上飞起，唐晋花吓得尖叫起来，她对女儿说：算了，咱们还是别做这顿饭了，忍一顿不吃，饿不死。
郭子涵不这么想，她说：今天晚上不做，明天晚上做不做？不就是一座庙嘛，有啥好怕的。
她们从两堵山墙之间走进那间狭窄的小房子里，发现门是对开的木头门，推开一扇，吱呀呀响，如同聊斋里的画面，那种异样的响声让她们本来就够紧张的心收得更紧了，而屋里的黑比屋外的黑更浓。找到电灯绳，吧嗒一声灯亮了，一盏昏昏欲睡的钨丝灯让整个房间变得更加阴森恐怖。她们惊奇地发现，厨房墙壁上爬满长脚蚊子。
唐晋花想把蚊子都轰出去，郭子涵制止了：别轰它们，我爸在的时候，它们应该就在这墙上趴着，就让它们趴着好了。
郭子涵善良的愿望很快破灭了，虽然她穿着长衫长裤，手和脖子都被蚊子叮出无数个小包。唐晋花赶紧打开煤气罐的阀门，却不知该怎么点火。碰巧村支书侯国新路过招贤馆，看到门开着，就拐了进来，他帮唐晋花把煤气炉点着，吩咐她们做完饭，记着再把阀门关好。
唐晋花煮了两袋方便面，三口两口扒拉进嘴里，便催促郭子涵匆匆逃离了那座古庙。
二、郭建平出了一身虚汗
2017年12月5日，初来乍到的郭建平很快在台北村进入角色，在没有任何扶贫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从入户走访入手，以最原始的方法摸索前行。他甚至有些着急，着急扶贫工作进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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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亮，郭建平就起床，他悄悄拉开房门，在走廊里伸了伸懒腰，啊啊地打两个哈欠。没睡好，不知谁的呼噜吵得他后半夜只合了一下眼;天未明，又被谁的一句梦呓惊醒，脑袋里乱哄哄的。
台北村的清晨异常寒冷，从沟谷里吹来的风让他打了个冷战，对面的九仙台只是黑压压的一个轮廓，一只什么鸟突噜噜从楼前飞过，把他吓了一跳。昨天吃下的泡面味儿还噎在嗓子眼里，他强压着不敢打嗝，心想一日三餐尽是泡面，会把人的肠胃都吃坏，就后悔没有从城里带些馒头饼子。
第一家入户走访的帮扶对象叫张建昌。这家人穷，院子却收拾得干净。
陪郭建平一块入户的是侯国新和焦峰，侯国新对张建昌说：叔呀，我给你带来个稀客，咱们村第一书记焦书记要回城里了，这是新来的郭书记，以后有啥想法有啥困难都可以跟郭书记谈谈。
郭建平咧咧嘴，他都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帮村民们解决实际困难，对于扶贫，他整个儿就是个门外汉。 张建昌老两口正吃早饭，是小米焖饭，看见客人来了，又是让吃，又是让坐，郭建平忙把他摁在板凳上：你吃你的，边吃边聊。
张建昌年龄大了，一日只吃两顿饭，身子骨倒还硬朗，他想找包烟待客，却没找见，后来是侯国新掏出一包烟给了张建昌一根，又给了郭建平一根。
张建昌的老伴儿又瘦又小，见了人只是笑。
听老两口介绍，他们还有个儿子叫侯永发。郭建平觉得稀罕，怎么不姓张，要姓侯？侯国新解释说，侯永发的父亲死得早，母亲耐不住寂寞改嫁了，侯永发没法活，姑姑侯学瓶收留了他，张建昌是他的姑父。
侯永发在村里算是个能人，会电焊，会编筐，会木匠活儿，还会给果树嫁接，都是从别人手里學来的，看什么就能学会什么，手巧是一方面，心灵才是根本。有人说侯永发来错地方了，要是在兵工厂，保不准能把导弹造出来。年轻时候的侯永发就是因为一身好手艺，才有一个叫秦秋叶的漂亮姑娘相中他。可再好的手艺，搁在深山里也没地方发挥。姑姑姑父年纪都大了，姑姑身体又不好，侯永发不敢出远门打工，只能窝在家里侍弄那一亩三分地。
虽说侯永发的儿女们也都大了，一个个远走高飞，但高飞也高飞不到哪儿去，顾了自己就顾不了家里，留在村里的两辈人——张建昌两口子，还有侯永发两口子，把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郭建平把张家的情况一是一，二是二地记在本本上，又问老人地里都种些啥？
老人把碗放下说：能种啥？以前的河滩地还能种水稻，如今水浅了，水稻种不成，全种玉茭子。一亩地一千斤出头就算不错了，粮价又年年跌，六毛钱一斤，人家收粮的贩子还嫌咱水分大哩。
老人说话翘舌音太重，郭建平似懂非懂，还需要侯国新做翻译，但侯国新的语速太快，听起来也挺费劲儿。而且侯国新在官言官，并不想把老人的话原原本本翻译给郭建平，但碍于旁边的焦峰，只好拣重点的说，这一说让郭建平直摇头：玉茭子卖不下几个钱，就不能改种点别的？
老人说：你说种糜子种谷子？还不如玉茭子收成好呢。
从张建昌家出来，郭建平对侯国新和焦峰说：看见没有？这户人家屋里院里打扫得都很干净，他们缺的不是劳力和心劲儿，也不全是资金的事儿，最缺的是好点子，好主意，还有好项目，回头得好好帮老人谋划谋划。
侯国新忍不住就夸：一看郭书记就是个干事业的人。
他们走访的第二户人家，户主叫王安明。这次，除了他们三人外，又添了一个人，工作队的尹军杰。尹军杰是这户人家的帮扶责任人。
进了院门，南北相对的砖包楼显得陈旧了，都是砖挂面儿，窗户是早年间那种木格子窗棂。窗台上斜搁一条扁担，浅浅的台阶上倒扣一个腌咸菜的陶瓮，旁边又倒立一把挑麦秸的禾叉。二楼的窗户用报纸裱糊起来。
尹军杰说：这个院子不是王安明一家的，他和他弟弟住在一起，一家一半楼。
听见院里有人说话，一个戴黑帽子的男人撩开南房的布门帘探出头来，看见是侯国新他们，就笑起来：国新有事呀？
侯国新说：郭书记来看看你，听说你去医院看腿了，啥毛病？
那人说：医生说我和我老婆得的是一个病，滑膜炎，治不好。
又说：国新你不干书记了？
侯国新瞪眼说：安明叔，你听谁说我不干书记了？这位郭书记是咱村的第一书记，顶焦书记的缺。
郭建平也给逗笑了，他插嘴说：老哥啊，看这房子年代久远了。
王安明说：我8岁那年，我爹从别人手里买下的，我如今都奔六十的人了，能不远吗？
因为腿疼，王安明出不了远门，意味着只能就近打些零工，零工没有固定性，工钱更没有保障。
从郭建平到任的第二天起，他挨门挨户把台北村所有的农户都走了一遍，不管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还是普通村民，他都想走到。一是对村情有所了解，二是跟村民打个招呼，三是比照贫困户信息采集表，核实一下有没有出入，起码做到心中有数。转完台北村，又去西边的观村转，转完观村又去东头的卧牛庄转，等把台北村3个自然村都转了一遍后，郭建平心里算是有了点眉目。全村110户，292人，其中男性148人，女性144人;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9户（后经数次核查，几进几出，一共退出19户，最后稳定在50户左右），低保户3户，五保户1户;党员17人，外出党员6人，村“两委”干部5人;土地面积4085亩，其中耕地918亩，林地面积3167亩;主导产业无……
在入户的路上，郭建平东指指西指指，问这山叫啥，那山叫啥，还有村前那条小河又叫啥，田里种些啥，山上能长啥，并一样样记在本子上。然后他就知道，除了西南侧的九仙台，紧靠村北的那座山叫小场山，与小场山连成一体的叫东坡山，西侧的叫西坡山，山后的山叫麒麟山，东南隔一条干巴巴的廖东河的是狮子山，而东北那头，卧牛庄后面像个巨大屏风的山叫石门山……
郭建平心里挺激动的，觉得台北村真是个风水宝地，不要说这山那山了，即使一座九仙台、招贤馆也有说法，馆里供的不是华严三圣，也不是玉皇大帝，而是汤王爷。汤王爷又是哪路神仙呢？郭建平不知道，他只知道乡民们在这样的乡村文化背景下，的确需要从思想到精神提升一下高度了。
郭建平有一次翻阅工作队的工作总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敢情他们这两年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啊——
入户走访，填报档案信息，帮助村里投入20多万元扶贫资金，入股羊明钙业，2017年每个贫困户人均可分红70元，不多，但毕竟是份收益，细水长流嘛;按照“五个一批”脱贫政策安排部署，台北村作为水库移民村，由县水利局安排并落实资金35万元，供台北村苗木种植，从2016年开始，截止2017年10月验收结束，共种植白皮松、连翘等经济作物331.5亩，全体贫困群众以务工形式参与种植，增加了收入;帮助实施支村两委项目，他们现在办公的地方，睡觉的地方，都是这两年张罗起来的;另外呢，还新增了一个卫生公厕，4个垃圾池，把小街小巷都统统硬化了一遍，不再是晴天一尺土，雨天两脚泥了;还修了几道挡土墙，防止了山体滑坡;再有嘛，就是协调市文物局引进资金，把九仙台招贤馆做了一番大修…… 看完，郭建平出了一身虚汗，他这才明白，扶贫工作哪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使做得再多，也未必能够被人一眼看出来，他暗暗下了决心，只要在台北村待一天，就得让村子变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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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台北村陷入一片死寂。不知谁家的一只狗，一直吠叫，唐晋花被那只狗吵得睡不着;而天生畏狗的郭子涵，整个人蜷曲在被窝里一动不动。
郭子涵强迫自己尽快适应第一书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节奏，但一个法学专业的大学生，面对乡村扶贫，总有些盲人摸象的无措，不过在学校里学到的逻辑思维方式，还是让她很快找到从零开始的窍门，一切都需从细微之处入手。她一下子想到父亲留下的那本扶贫日志。
怎么说呢，当郭子涵捧着那本厚厚的干部下乡驻村日志时，眼前突然跳出父亲高大而熟悉的身影。日志的扉页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脱贫攻坚，善作善成”的警语，下面是父亲的名字、单位、帮扶职务和帮扶点，扉页的背面是台北村人口收入及劳动力转移状况，村“两委”及党员干部情况，农业资源，主导产业和项目情况。
父亲的日志是从2017年12月11日开始写的，郭子涵一页一页翻看下去，逐字逐句读着，渐渐地，那个整天忙忙碌碌的第一书记血肉丰满地走进她的视线。有了父亲的言传身教，郭子涵心里有了底，没日没夜学习各项扶贫政策，从纸面上熟悉村民情况，等她把贫困户信息了解得八九不离十，就让村支书侯国新陪她入户走访。
让郭子涵没想到的是，走访贫困户的路径竟然与父亲当年如出一辙，她小心翼翼地（她总是担心一条面相凶狠的土狗，会冷不防从哪扇门里窜出来）推开张建昌家的院门，看到张建昌正收拾玉米棒子。
她笑着问：爷爷，你知道我是谁么？
对面的张建昌拍了拍身上的土，也笑眯眯地说：知道嘛，你是郭书记的女儿，小郭书记，你来的那天我见过你。
因为口音的差别，郭子涵一开始没有听懂老人说什么，是侯国新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复述了一遍才听明白。郭子涵心里一热，眼睛湿润了，父亲早已帮她把前行的路铲平了，她迈出的第一步竟然如此踏实。
这些天，郭子涵在资料上做足了功课，白天背政策，晚上记民情，背一阵儿，记一阵儿，然后让唐晋花帮她检查一遍，仿佛又回到当年高考前的状态。等她对贫困户情况了然于胸时，她已变得不再局促，虽然与村民互不相识，但只要一提贫困户的名字，就知道这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比方张建昌家，户口本上一共4口人，张建昌1941年8月生，是户主;老伴儿叫侯学瓶，比张建昌小四岁，养子叫侯永发，1964年生;儿媳妇叫秦秋叶，比侯永发小三岁;2014年7月被列入贫困户名单，脱贫年度是2015年底……
张建昌拎把椅子让郭子涵坐，又指着一个小板凳让侯国新也坐，然后老人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老人说郭书记在世那会儿，常来他家坐坐，遇到吃饭，他劝郭书记吃，但总劝不动，后来也就不劝了。这几年玉米价格起不来，老百姓种地没盼头，郭书记就跟村里人讲，要优化种植结构，让他们多种点经济价值高的苗木和药材。
台北村的土地不算肥沃，土壤属山地褐土，土层瘠薄，反而适宜树木生长。而且野生药材遍地都是，苍术、党参、地黄、桔梗、荆芥、柴胡、黄莲、木通、连翘、猪茯苓……数也数不清。可有一样，什么都乱长。
郭建平没来台北村之前，村里已有成片的白皮松和连翘种植，他来到台北村之后，还想扩大一下种植规模，就提议村支两委开了产业扶贫提质增效动员会，效果却不明显。因见效周期太长，前面种上苗木的一些农户，私底下有人开始打退堂鼓。郭建平就转变了方法，想找现成的种树专业户进行现身说服。一开始，他打听到台南村有个叫吴明生的村民，早些年种过白皮松，他想去台南考察一下白皮松的生长营销情况，后来有村民说，不用去台南，咱们台北村也有个种树专业户，名叫侯同发。郭建平就去拜访侯同发。
侯同发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好，冠心病、高血压、过敏性哮喘，这病那病的都跟他过不去，可他是个歇不住的人，从2015年开始植树，到现在两年了，一些树木已产生效益。不过，侯同发也有教训，他最初从河南买回一批观赏性树苗，比如银杏、玉兰、海棠、紫薇、白蜡、法国梧桐等，因不适应台北村的小气候，损失了一多半，可活下来的也不少，每年都有资金进账……
有了侯同发这样的典型，郭建平就把村民们带到侯同发的地里，观察哪些树木长势喜人，哪些树木差强人意。村民们说，不用问，油松和白皮松长势最好。郭建平干咳了两声，看来他知道的，村民都知道，他不知道的，村民倒未必不知道。即使再尴尬，工作也要做下去，毕竟台北村还有大量的耕地只种些收益不高的大秋作物。他扶了扶眼镜：“这就对了，咱们这地方最适宜栽种的就是松树了，白皮松是国家特有树种，耐瘠薄土壤，喜欢温凉气候，跟咱们台北村最对脾气，冬天冻不死，缺雨旱不死。虽然短期不能受益，可等树木成型之后，卖一棵树的价钱比种三年庄稼的收入都高，顶要紧的一条是，管护成本非常低，老人妇女都可以参与。还有就是连翘，郭建平给大家打了个比方，春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口种一些西红柿、黄瓜、豆角之类的藤蔓蔬菜，到了秋天再把这些不再挂果的藤蔓收拾掉，来年春天再种下去，假如蔬菜也能像红枣、柿子那样，只栽种一年，然后就等着年年秋天摘红枣，摘柿子吃，这样是不是既省工又实惠？
乡民们都笑，七嘴八舌说：郭书记跟咱开玩笑哩，哪有蔬菜长树上的？
谁不知道枣树柿子树好养活？可再甜的红枣也代替不了黄瓜豆角呀。
还真有，郭建平指着崖头上的几丛连翘说：那家伙要往地里一种，不用打理，三年后，到了秋天你去摘连翘籽就行，做药材连翘是好材料，听说一斤连翘能卖到10块钱，长得再瘦的连翘，也比种几亩玉米收成好。
村民们又都笑。
郭建平不明所以，趙志彤对他说：村民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种了一点白皮松和连翘，可眼下还看不到收成，你就是把连翘吹成灵芝草，也不一定有人会把所有耕地都种上，等将来见了收成，不用动员，他们也会转变观念的。 郭建平觉得也有道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还别说，经郭建平这么一鼓动，又有一些村民，特别是缺少劳力的贫困户，有了扩大种植规模的心思。留在村里的村民，要么年龄大了，腿脚不利索，要么就是疾病缠身，每年一种一收都让他们身心俱疲，如果白皮松和连翘真像郭书记所说的那样一本万利的话，何苦再鼓捣那些玉米棒子呢？
种树专业户侯同发和妻子田保莲，通过信用社小额贷款，从村民手里流转了40亩坡地，在原先以栽种观赏树木为主的基础上，又种了10亩白皮松，10亩核桃，5.2亩连翘。郭建平给侯同发算了一笔账，现在一共投入苗木种植70万元，等到白皮松长到两三米高，少说也能卖200多万元。
张建昌说他们家头两年种了一亩地的白皮松，听了郭书记的话，又种了一亩三分，还有一亩八分种了连翘，剩下的一亩多地也种了点玉米。老人摸了摸眼角，接着说：你爸爸比我们有脑筋，知道啥值钱啥省力，可他等不到我们赚大钱，人就走了……
郭子涵从老人话里听出两层意思，一层是老人怀念早逝的老郭书记，另一层是对白皮松和连翘的销售心存顾虑。她虽然对这两项产业并不熟悉，但既然是父亲撂下的挑子，她就有义务重新挑起来，不能让村民们的致富路走一半就断了。
接着是走访村民杨麦贵。
杨麦贵不健谈，但说起郭建平，还是动了真感情，他拍了拍胸脯：凭良心说，郭书记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原来不想种连翘，说那玩意儿山上到处有，也不见得有人发过连翘的财。可郭书记天天找我谈心，我就寻思，人家又不是卖连翘苗的，将来赚了钱，也没人家一分钱，人家这么上心，说到底，还不是为了我杨麦贵？就说试一试吧。一开始，我想少种点，后来是郭书记亲自和我上山挖连翘苗，一下种了一亩多，前两天有人帮我估了估连翘籽的收成，说至少能卖三四千块钱……
郭子涵说：这要比种玉米收成高吧？
杨麦贵说：那还用说？
秦荣喜、侯桂英老两口住的三间房子少说也有上百年了，窗台上的砖都掉了不少，仿佛落光牙齿的老妪。郭子涵鉆进秦荣喜家幽暗的平房里看了又看，出来后对老秦说：叔，不敢住人了，我看见大梁都断了。老秦人憨，笑道：一时半会儿塌不了，凑合着住吧。郭子涵急了：那可不行，是会出人命的。
当时，在场的还有支书侯国新，包村领导李向荣，工作队队长赵志彤，工作队员王星星。他们从秦荣喜家出来，又去卧牛庄转了几户，许东发家、贺文华家、贺富喜家、贺小保家，还有杨陆喜家，住的都是急需修缮的老屋。郭子涵问侯国新：怎么操作申报危房改造项目？侯国新说：先往镇上报，再往县里报，一级一级来，县住建局同意后，会派人来做鉴定的。郭子涵又问：在申报期间，万一房倒屋塌了，把人砸进去该咋办？大家面面相觑。李向荣见冷了场，忙说：抓紧让这几户人家把危房改造申请写好，我从镇上盖好章，直接送到住建局去。李向荣还有一个身份是附城镇武装部部长，人们习惯称他李部长。李部长待人随和，更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最初那些日子里，郭子涵一边整理台北村贫困户资料，熟悉村民现状，一边帮村民秦荣喜张罗危房改造的事，还忙着督促新建蓄水池工程进度……
三、他在大腿上，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2017年12月11日上午，郭建平在陵川棋源会堂聆听十九大精神和脱贫攻坚政府宣讲团作报告。听完报告，没顾上在县城吃午饭就匆忙赶回村里，他把近几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初选时的支委会议纪要、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会议纪要，以及村支部会议纪要都翻出来，从头至尾捋一遍，并与侯国新就一些疑点进行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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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那天，在郭建平提议下，扶贫工作队和支村两委干部，还有乡里的帮扶责任人、村民代表，在村委会二楼会议室开了个会。会议让大家谈扶贫。从饮用水安全说起，说到村容村貌，又说到交通设施，危房改造，主要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具体帮扶计划，产业扶贫的设想等等，谁有想法说想法，谁有建议提建议，说到哪儿算哪儿，畅所欲言。郭建平不表态，只是埋头记录，一连写废两支中性笔。事后，尹军杰对赵志彤说：看没看出来？老郭有私心哩，他想从大伙儿嘴里套点子哩。赵志彤挠了挠头皮说：还真让你说对了，郭书记城府深着哩，咱怎么就没想到这招儿？
郭建平早就听说陵川的冬天不好熬，相比周边县市，气温少说也低5度，这是太行山断层带最奇特的自然现象。他想到了陵川的冬天肯定冷，却没防备到陵川的冬天会这么冷，直到有一天从睡梦里直接给冻醒。一床被子不够，又从家里带来一床，开始时还脱了衣服睡，下了雪后，他就和衣而眠了，再后来连大衣都不脱了。
白天，他们分头入户填写“两不愁三保障”调查表，东家进，西家出，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来，又伏案整理纸质材料，往电脑上录。每个人都裹一件黄大衣，即使在屋里，大衣纽扣也不肯解开。电暖气调到最高档，还是冷，嘴巴和鼻孔总被一团白气裹着。最舒服的时候是吃饭，郭建平已经适应了泡面的味道，一顿饭两包面，还觉得吃不饱，扒拉完面条，碗里的汤水也要喝得一滴不剩。放下碗筷，浑身荡漾在一片暖融融的享受里。只能享受短暂的10分钟，稍一耽搁，天就黑了。冬天的天黑得快，再去敲老乡的院门，就显得不厚道了。填表是郭建平最头痛的事儿，他和队员们费点工夫倒不算什么，主要是担心贫困户的情绪，整天问这问那，又是签字又是画押，给人家带不去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再好客的山里人也会朝你翻白眼的。
说到山里人的好客，郭建平深有感触，从他最初踏上台北村那天起，不管是路上脸碰脸，还是入户面对面，老乡们都笑脸相迎，问他吃了没，问他冷不冷，问他习不习惯村里住，这些寒暄本来应该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恰当，但在台北村颠倒了。郭建平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好像什么地方亏欠了村里人。
工作队的工作节奏在这年冬天的一个午后，突然加快了。镇里的张书记下来召集驻村干部和支村两委开了个紧急会议，宣布陵川贫困县摘帽、村里脱贫退出验收工作正式启动。乍一听，陵川的穷帽子都快摘掉了，扶贫工作似乎进入了尾声，用不了多久吧，他们这些国企的中层干部就该打道回府了。但是张书记从一个电脑包里取出几份文件复印件，《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关于〈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山西省贫困退出实施办法》《山西省2017年贫困县退出评估检查核查工作方案》……文件抬头要么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要么就是山西省人民政府，哪一个红头文件都马虎不得。看过文件，所有人立刻凝重起来，不仅脱贫退出验收程序异常繁琐，而且扶贫的路还长着呢，即使摘了帽子，还要继续巩固呢，还要防止返贫呢。 会议没结束，郭建平就开始不停地抽烟，他知道69户贫困户的资料都不完整，说句不好听的话，每个贫困户的信息档案也就三四页，而贫困退出的标准巨细而严格，加上村支书，也就五六个人的队伍，如何完成所有资料的完善工作？
张书记面色凝重：这是务必要完成的硬性任务，完不成，我这顶九品芝麻官的帽子，就得摘掉。
没办法，郭建平只好向矿党委请示，要求临时增派人手。当天晚上，莒山煤矿给工作队增加了4名文案骨干。从这天开始，台北村的驻村工作队进入全天候作战状态，早晨一睁眼就开始工作，该核实的数据要重新入户，该填报的信息要加紧补充，哪些贫困户的收益还有误差需要纠正，所有县级申请、市级初审、省级行业部门评价和省级第三方专项评估检查的资料逐一齐备，综合贫困发生率、错退率、漏评率都要精确计算，还要召开村民代表及贫困户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评议群众认可度等等。
王元生也是奔七十的人了，睡得早，起得也早，每天三四點就往起爬，开了门站在楼前，看见楼上的电灯还亮着，听得见有人翻动纸张的声音，知道郭建平他们又熬了个通宵。有一次忍不住就出声了：郭书记，你们悠着点干吧，别给累趴下就不赶趟了。郭建平说：不行呀老王，事情都堆一块了，炮打将，马踩车呢，哪顾得上悠着点？
到了最后冲刺阶段，郭建平和他的队友们整整48小时没有合眼。69户贫困户的文件夹，码成几大摞，每一户都是几十个页码。资料齐备后还需去市里装订，考虑到郭建平年龄大了，就让他在村里坐镇。
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当尹军杰他们从晋城市开车往台北村赶时，已是凌晨3点。过了西河底村，车外飘起雪花，开车的和坐车的都累坏了，上眼皮直往下眼皮上粘，直到车身一阵摇晃，有人尖叫起来，才发现车头撞在路边一棵树上，而左边的前车轮已经悬空……
那个时候，远在台北村的郭建平，同样一宿没睡，他在村委会楼前幽暗的夜色里来回转悠，地上丢着一摊烟蒂。
终于，验收工作告一段落，郭建平掐指一算，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工作队员，在台北村整整待了18天，康师傅方便面的盒子堆满一大箱。到后来，工作队员一听方便面三个字就想吐。
这年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把台北村遮得严严实实，斜对面的九仙台仿佛一个大大的蒙了白布的粮囤，山上的天皇庙，不管横看竖看，都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就连通往丈河和西河底镇的两条路，也找不到了。台北村真成了不知魏晋，无论三国的“世外桃源”。楼下的水管冻爆了，吃水都要从村外的泉眼边去提。为了节省时间，工作队员把洗脸刷牙的环节干脆也省略掉了，一向以干净著称的郭建平突然习惯了邋遢，穿在身上的内衣内裤半月没脱，体味儿和汗味儿直从衣领袖口往外冒。
唐晋花来电话问，怎么回事呀老郭，台北村再好，也犯不上乐不思蜀吧？
你不看外面下大雪了？郭建平推开房门，望着对面馒头一样的九仙台解释说，最近工作忙，特忙，你都想象不到怎么个忙法，就不细说了。等熬过这阵儿，回去慢慢跟你汇报。
郭建平刚把手机放下，赵志彤的手机也响了，手机那头是妻子芦和霞的埋怨声。赵志彤打着哈哈说，大雪封山了，我倒是想飞回去，可台北村没飞机场啊。话说得俏皮，可赵志彤知道芦和霞也不容易，老大正上初中，老二刚满一岁，她还是一名中学教师哩，一家子事儿里里外外就一人张罗。芦和霞说她很生气，怎么又是大雪封山啊，这台北村快成夹皮沟了。话音未落，电话就撂了。赵志彤用手指着漫天皆白的台北村对郭建平说：郭书记，你听见没？我家那娘们儿不信我，她老怀疑我。郭建平都气笑了：女人们都那样，以为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在温柔乡里快活呢。
那一年，郭建平50岁，尹军杰46岁，赵志彤40岁，王星星31岁。4个大老爷们，在远离城市繁华的太行山深处，在寒冷无处不在的房间里，大眼瞪着小眼。
冬天终究会过去，春天必然会接踵而至，郭建平瞅着村前的柳树发芽了，山上的树木也一层一层返青，工作节奏又明显加快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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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台北村2019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一些。
大雪天，许多喜鹊在河谷里盘旋，喳喳聒噪，久久不落。唐晋花想让女儿歇一歇，就喊：子涵，快出来看喜鹊。
郭子涵装没听见，不过有时也会出门来看一会儿，她先是看见几只黑羽夹白的喜鹊在楼前盘旋，渐渐地越聚越多，几十只喜鹊在她们眼前做飞行表演，那种的壮观场面在城里绝对看不到。
有一次，郭子涵踏着满地积雪去侯小毛家走访，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流着泪述说老郭书记的好：你爸爸可是个好人啊。
侯小毛是台北村年龄最大的老党员，见证过台北的没落，也见证过台北的逐渐复苏。在郭子涵眼里，这样的老人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村史。
偏瘫已有好些年的侯小毛，原来的轮椅坏了，出门进门很不方便。他的子女都在城里生活，偶尔回来一趟，也不大注意老人的轮椅。后来，是郭建平帮他从县残联领回一辆新轮椅，把老人抱在新轮椅里，推着他在院里转了几圈，低头问老人得劲不得劲？老人乐呵呵地说：得劲，得劲，郭书记给的轮椅哪有不得劲儿的。
郭建平本打算帮老人办个一级残疾证，却人算不如天算，他提前走了。
郭子涵哽咽着说：残疾证，我来帮爷爷办。
郭子涵不清楚办理一级残疾证的流程、要求、标准和手续，只知道应该向县残联递交申请。恰巧陵川盲人曲艺团来台北村采风，团长侯安凤答应回到县城后帮忙解决。时隔不久，就给郭子涵来电话，说已经帮侯小毛递交了申请，需要申请人在预约好的时间，亲自去县人民医院做残疾等级鉴定。
郭子涵原打算亲自陪老人去一趟医院，可她实在忙得腾不开手，贫困户一户一档要加紧填报，台北村旅游项目文字资料要加紧收集，还要入户帮村民下载脱贫攻坚住房安全有保障核验小助手APP。另外还要拍摄危房照片，完善线上信息和定位，立通医院有在台北村投资项目的意愿还需要她抓紧落实，还有文化长廊眼看就要开工了，有些施工环节要她衔接，她只好联系老人的子女。一个个电话打过去，对方总是无人接听，直到第二天早晨，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老人的儿子。郭子涵把做鉴定的事儿说了，一再叮嘱对方，千万不要误了约定好的时间。 那天上午，郭子涵一边忙村里的事儿，一边又给老人的儿子打电话，告诉他去医院哪个科室检查，做好鉴定后赶紧去县残联办手续，并把县残联的位置发给那人。下午，侯小毛回来了，郭子涵问鉴定得怎么样，老人挺高兴，说闺女和儿子一起陪他去医院的，该走的流程都走到了。郭子涵又给县残联打电话，询问残疾证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对方说可能在月底。到了月底，郭子涵又追问这事儿，县残联说还得过几天。
到了七月中旬，侯小毛的儿子找到郭子涵，说小郭书记，我爹的一级残疾证办下来了，你不用操心了。
台北村的大雪像纸片一样纷纷而降，四周的山川河谷都被大雪和夜色遮盖得严严实实。楼后那只狗又在不停地吠叫，似乎有什么异象在冥冥中即将发生。唐晋花摸黑下床，走到窗台前，撩起窗帘朝外面张望，除了白茫茫的雪地，其他什么都看不清
每一年，县里都要把上一年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明白卡收回来，把新一年的发下去。明白卡的内容主要包括贫困户家庭信息，本年度享受的帮扶政策措施和收入状况，在右上角标注着扶贫单位名称、第一书记姓名和照片、帮扶责任人姓名和照片以及联系电话。郭子涵原以为这件事很容易就办成了，可轮到贫困户贺三珠老人时，老人死活不让把旧卡收回去。郭子涵以为老人担心明白卡上面享受的帮扶政策会发生变化，就给老人解释新一年要比上一年的补助金额更高。老人急了，我不是怕你们少给钱，主要是这张卡上的字，是你爸亲手写的，上面还有他的照片哩，你爸不在了，我留着这张卡好有个念想。我见不到他本人，就天天瞅墙上的照片跟他说话，我说郭书记呀，你去了那头也该歇歇了。好人不长命呀，咋不让我这把老骨头替下你？我还想骂你哩，你活着时候咋不好好照顾好自个儿的身子呀……
老人撩起上衣的下摆，擦着眼角说：我就是不能让你们把卡带走。
眼泪在郭子涵眼眶里直打转，她转过脸，平抑着情绪。
贺三珠老人的孙女和郭子涵一般大，每每看见郭子涵，老人就想哭：娃娃呀，你这么小，就没爹了，你妈那么年轻，就没汉子了，多可怜的一家人哪。
办公室紧贴西墙摆一溜文件柜，柜里整整齐齐摆满了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都是厚厚一沓扶贫资料，差不多每一页上都留有郭建平的指纹和笔迹。唐晋花对郭子涵说，你看你爸他们做了多少营生，以前你爸星期五回家，板凳没坐热，一个电话打给他，就又回村了。那时候我就怕他的手机响，铃声一响，他准得出发。
记得201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已经从沈阳工业大学毕业的郭子涵，正在家中准备考研，听见防盗门嘎达一响，她从书房探出头，看见门开了，多日不见的父亲风尘仆仆推门进来，她有些喜出望外，但看了父亲那张憔悴的脸，立刻尖叫起来：爸爸，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郭建平说：子涵，你别一惊一乍的，我身体棒着呢。说完，解下双肩包，取出笔记本电脑，还有一沓填好的资料，在客厅的茶几上又忙开工作。
郭子涵给父亲倒了一杯水，就去忙自己的，约莫半个小时后，她偶尔出了书房，发现父亲已经窝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着呼噜。多年前，郭建平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換拖鞋，进卫生间洗手，然后进厨房忙乎饭菜，他会把自己顶拿手的红烧肉和拉面做给宝贝女儿吃，可是这次回来没有给女儿做。
也许就是在郭建平百般“溺爱”下，唐晋花一贯不擅长厨艺，她只负责品尝和评点郭建平哪道菜好吃，哪道菜欠火候，甚至给郭建平提出改正的方向和步骤。而郭建平对此并无半点反感，或许这就是当下中国最和谐的夫妻之道了。但是，现在的郭建平忙得什么都不顾了，即使星期五回到家中，也仍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唐晋花心疼丈夫无节制的付出，有时还会照着抖音做些葱花饼或拌汤之类的主食给郭建平端过去，郭建平总是报以愧疚的一笑，一边往嘴里扒拉，一边眼睛还盯着电脑上的表格，看哪个数字是不是有出入。
C
连续几天，郭建平差不多天天出村，去县城参加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的“领头雁”专题培训，去附城镇政府报送材料，顺便领取上一年的政策牌，去镇派出所打印村民花名册……
出村之前，他总要在几条主街上转一圈，一是提醒那些留守家中的老人要照看好火炉，防煤气，防火灾;二是有没有需要他去城里或镇上办事儿的，比方想买二斤猪肉啦，想买两块豆腐啦，想给外地打工的娃娃快递点小米啦，或者想去县城的也能捎一程。从台北村到陵川县城，少说也有60多里，去附城镇也有20多里，又没有公交车通行，大冬天的村民出一趟远门，折腾不说还受罪，这些都不能算是郭建平的失职，但他总想把这口锅背起来，背锅的滋味儿会时刻敲打他，不能忽略了老百姓的疾苦。
贺三珠的手机坏了。年逾古稀的贺三珠是个挺精干的老人，两个孩子在晋城打工，她一个人独居在村西头，把家里院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闲来无事就等手机铃响，铃声一响，是老人最盼望的时光。手机成为她与孩子沟通的唯一桥梁，可是有一天桥梁塌了。
郭建平认识贺三珠老人是从一碟油馍开始的。他入户那天，碰上老人在电饼铛里烙油馍（陵川人把烙饼称作油馍），非要郭建平尝尝。郭建平心里绷着根弦，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吃老百姓的一茶一饭。这根弦却让贺三珠老人给拽断了，老人笑眯眯地说：我说郭书记呀，吃一口油馍，少不了我一斤白面，也多不了你二斤肉，怕犯错误也不能不通人情世故啊。当初八路军在我们村还有医院呢，伤员呀，卫生员呀，也不见得吃一口老乡的饭就给拉出去崩了。我说郭书记呀，到了饭点，该吃就得吃，别跟自己的肚子较劲儿。
让郭建平没想到的是，台北村的老人不仅热情，而且能说会道，说出来的道理连他这个教师出身的培训中心主任都反驳不了。又想，虽说工作纪律里明文规定，严禁参与吃请收礼和索要土特产品等，可吃一块油馍也不能算是“吃请”吧？何况政策上也说，驻村干部要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呢，更何况老人的油馍，厚薄均匀，淡淡一点焦黄，芬芳四溢，看着都是满满的食欲，再推辞就显得矫情了。郭建平在一张饼上撕了一块，慢慢塞进嘴里，细细嚼着，越嚼越有滋味，尝了一口，又尝了一口。 有了这一回交道，郭建平再见到老人，就有说不出的亲切感，老人也不拿他当外人，听郭建平说要去镇上办事，就把手机给了他，又掏出200元：这是修手机钱，你看够不够？郭建平把手机接过去，钱却高低不要：姨，你这是老年手机，修一修花不了几个钱，200块钱买一部新手机都绰绰有余了。老人说：钱再少，人家也不白修，总不能让你贴上。郭建平拗不过老人的坚持，只好把钱暂时收下，等手机修好再还给老人。想得挺好，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在附城镇转了半天，找到两个修手机的，都嫌不赚钱，不给修。郭建平就差砸手机店的牌子了，也是当时气昏了头，他没想过再给老人买一部新手机，就把旧手机又带回到台北村。下了车，径直往村西走，走了一半路，就不走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老人。想了想，又返回村委会，正好碰见村里的会计，就让会计帮他把手机和200元钱给老人送去。他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后来才听说老人埋怨他没有亲自送过去，乡下有这么个习俗，钱不经三个人的手。听了那话，郭建平浑身刷地一下，像兜头泼了一瓢冷水，魔怔半天，他在大腿上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在台北村，郭建平对一句老话颇有心得，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人若灰了心，没了心气，就啥也不好了。比方老光棍侯春明，没见过天，也没见过地，没儿没女，没东少西，却有一身慢性病，治不好，也要不了命。人活到这份儿上，啥心劲儿都没了，心劲儿没了，就剩下煎熬日子了，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亩山田荒了好些年，村干部怕他饿死，帮他办理了五保供养。什么叫五保供养？简单点说吧，就是国家保你吃、保你穿、保你医、保你住、保你葬，这些保障最终体现在一份特困供养金上。有了钱，五保户也不一定就活得滋润，活得像个人样儿。郭建平第一次走访侯春明，就看出老汉活得不如意，冷锅冷灶不说，房子还漏雨，房子漏雨不说，还摇摇欲坠，就怕哪天塌下来把人埋里边。郭建平就有些急，他和工作队的同事，还有支村两委干部商量侯春明该怎么安置。尹军杰说：我们初来台北村，就发现侯春明的事儿了，当时合计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老人的房子纳入危房改造范畴。可一问侯支书才知道，他住的那个破房子并不是他的，是他弟弟侯天明的。赵志彤接话说：危房改造的过程太长，我们又合计不如先给老人找间结实的房子住下来。可老尹说，找房子住也从根儿上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把老人送到敬老院合适。郭建平问：都合计到这份儿上了，咋没办成？尹军杰说：不是没办成，是西河底敬老院还没建成，我们也一直在跑这事儿。郭建平摸了摸下巴上的胡碴：雨季眼到了，一场大雨那个房子说不定就全塌了，我去西河底问一问敬老院啥时候营业。
郭建平去了一趟西河底，怎么那么巧，敬老院刚好剪彩运营，他高兴得什么事儿似的，跟人家管事的说了，人家说来吧，万事俱备，就缺人住呢。郭建平开车往台北村返，一路上打了好几个电话，把喜讯给尹军杰说了，又给赵志彤说了，还给侯国新也说了，并让侯支书赶紧跟老人打声招呼，挑个好日子把老人往敬老院一送，就万事大吉了，再不怕刮大风下大雨了。他心里想得很美好，原以为这件事顺当得像踩了雪橇从山顶往下滑，可他哪晓得，人还没回到村里，侯国新的电话就来了，说侯春明死活不去敬老院。
郭建平当时就笑了，世上还有放着自在日子不过，专门过苦日子的人？
他下了车，直奔侯春明家：叔啊，您这房子可不敢再住了，楼顶的瓦片都快掉没了，眼看雨季就来了，泡在水里的滋味儿可不好受。
郭书记，侯春明乐呵呵地说，你也来劝我走啊？我哪儿也不去，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哪。再说我这人恋窝儿，出不得远门，浑身又都是病，钉鞋没掌，唱戏没嗓，担担没膀，甚也做不了，到哪儿也是个累赘。
郭建平知道老人油盐不进，就说：我不是非逼着您搬家，明儿我带您出去转转，散散心，见见世面。
63岁的侯春明年轻时候出过几次山，还去过两次陵川县城，年龄大了，腿脚又不利索，就很少有机会到山外“转转”了。听郭书记说要带他出去长见识，老人痛快地答应了，不过心里也有个准主意，管你郭书记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往敬老院搬，金窝银窝，也不如自家的土窝。
第二天，郭建平开着那辆雪铁龙，载着五保户侯春明，直奔西河底镇。侯春明头一回坐小车，头一回坐小车走十八弯山路，一颗心悬在嗓子眼，害怕小车偏一偏，滚下山底，直到爬上山顶，才长吁一口气，两眼透过车窗一顿乱瞅。进了西河底镇，觉得镇上就是比村上洋气，街道宽了，也平了;楼房多了，也高了;做买卖的商店更是一家挨一家。郭建平说：镇上不赖吧？侯春明说：不歪（陵川人把错当歪讲），不歪。
七拐八拐，雪铁龙拐进敬老院。
侯春明起初还不知道是敬老院，只是看见一排楼房前，有长长一溜老年人坐在条凳上晒太阳。郭建平搀扶着侯春明在那些老人们的注目下进了楼，挨门看房间里的布局，有床，有沙发，有桌子，都擦拭得纤尘不染，尤其是干净的床单和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让人看了觉得舒坦。转到食堂，师傅们正准备午饭，摘菜的，淘米的，切肉的，一通忙乎。有人过来搭讪郭建平，郭建平便说：过来参观参观。那人呱嗒呱嗒就介绍起食堂的饭菜：午饭天天不重样，四菜一汤，管饱，也管吃好。晚上是调和饭，或者汤面，有蒸馍，有花卷儿，也有豆包……
那人又說：来吧老爷子，我们敬老院，保你住下就不想回去。冬天有暖气，有棉衣穿，夏天有电扇吹。每星期洗一次衣服，两个星期洗一次被套和床单，一个月理一次头发，还定期做体检呢，有病给看病，没病给疗养。老爷子哎，待会儿你吃一顿我们灶上的饭，就知道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
侯春明这才发现，郭建平带他参观的地方是敬老院，心里虽有点膈应，却也觉得敬老院的生活确实不歪。
这是头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每次郭建平说叔啊，咱们去镇上转转。侯春明都去，不为别的，就为在敬老院蹭人家一顿午饭。到了第四次，不等郭建平开口，侯春明先说话了：郭书记啊，这回不用参观了，我下决心了，搬去敬老院住，为我个死老头子，麻烦得你跑了几回。 趁热打铁，郭建平和工作队的同事赶紧协调民政部门，办理入住手续，又开车带老人去县医院做体检，开药治病（老人没带钱，是郭建平垫付的医疗费）。等所有证明手续都办妥，时间也到了这年的6月29日。那天上午，郭建平把台北村的支村两委干部，还有工作队的同事都喊上，大家开了三辆车，浩浩荡荡把侯春明老人送去敬老院。侯春明下车时，面对院子里投来十几双羨慕的眼神，老人觉得倍儿有面儿，大家搀扶着他往楼上走，老人一直佝偻的腰板儿，一下子挺直了许多。
一天夜里，工作队加班到凌晨两点才休息。刚入梦乡，郭建平就梦见台北村的扶贫工作没有通过考核验收，作为队长的他，站在棋源会堂的主席台上，当着全县扶贫工作队员的面儿做检查。检查难做啊，刚说了一句，我检讨，忽然想起自己还是台北村的第一书记，他连第一书记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还没理清头绪呢，扶贫掉了队，党建工作呢？越想越后怕，激灵一下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睁圆眼睛，盯着黑乎乎的顶棚瞎瞅。
前两天在镇上开会，领到两项任务，一是扶贫，二是党建。扶贫这块又分出几小项，一是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二是“三位一体”考核，三是产业转型创新驱动;党建这块也分了几小项，一是落实党建工作，二是实施“三基”建设，三是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六项工作，他一项都跑不掉，有需要总结汇报的，有需要落实开展的，没有一项任务是他得心应手的。
郭建平的老家虽说也在农村，别家的孩子小时候都少不了在田里帮大人干活，整地修堰，撒粪灌浆，摇耧播种，间苗除草，收割打场，但郭建平从来没有下过一次田，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儿，他的父母舍不得让他受一丁点苦，一心让他成龙变虎。郭建平上初中那会儿，学校是离家四里远的建宁乡中学，父亲郭余良天天步行去学校给儿子送午饭，傍晚时分又在半路上接儿子回家。日复一日，整整三年，直到郭建平考上高中。后来的郭建平没有让父母失望，他是郭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在莒山煤矿行政办公室，后来进入莒山煤矿子弟学校当老师，也当过教导主任、校长，又调到莒山煤矿培训中心工作，眼瞅着快内退了，快颐养天年了，天知道矿领导怎么又把他安插进扶贫工作队里了。组织的决定他没理由推脱，硬着头皮也得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他虽骨子里流淌着农民黏稠的血液，却从未对农民做过更深入一点的研究。
可他还是不信这个邪，事在人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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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村东南方向的那座孤山叫做狮子山。村民们告诉郭子涵，狮子山也是有传说的，那是菩提老祖的一头坐骑，打西方来，路过九仙台时，被九仙台上的九个神仙使了定身法，定在那里了，头朝东，尾向西，一副壮志未酬的样子。
赵志彤其实总在避讳跟郭子涵提及她父亲的事儿，但他心里不止一次对郭子涵说：子涵呐，你爸爸就是那座狮子山上的狮子，你得学着点你爸，你爸念念不忘的就是把台北村的乡村旅游搞起来。
2019年11月，陵川县政府与莒山煤矿决定筹建郭建平同志纪念馆，他们在台北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尹军杰具体负责实施土建、室内装修、整体布局、平面设计，以及沙盘制作等项目，王星星负责文字及图片设计，赵志彤做了部分文字撰写，为了赶在台北村庙会（农历6月18日）前结束，他们连续两个月没有回家一次，在兼顾日常工作的同时，终于让纪念馆如期投入使用，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告慰九泉之下的老书记。
2021年的阳春三月，隔了一张办公桌，我与赵志彤相向而坐，慢慢听他讲郭建平的往事。赵志彤点了根烟，猛地深吸一口，侧过脸把烟雾吐出来，然后才说：郭书记真的不容易，驻村工作队的事情虽然忙，但毕竟比较单一，忙完就能按时休息，可他还有第一书记那摊子事儿呢，除了填报线上线下的各种信息数据外，还要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健全党员活动室，培养入党积极分子，还跟村支书一块研究村里的大事小情，还要接待省市县三级检查，加班到后半夜两三点，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我们想让他缓冲一下，给他递块湿毛巾，让他抹一把脸，出门去透透气，他总说快弄完了，等我弄完了再出去透气。可他手里的活儿一件挨着一件，又是扶贫，又是党建，哪有个完呀。
有一次，唐晋花惊讶地发现，丈夫的眼袋明显突出来，以前多精干的一个人，三七分的头发，一双眼睛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衬衣领没有一点汗渍，裤缝笔直，皮鞋擦得连只蚊子都站不住。可现在呢，连胡子都有了，面色毫无光泽，人也明显瘦了，皮鞋变成了土鞋。
向郭子涵和唐晋花第一个谈起郭建平的，其实不是赵志彤，也不是贺三珠，而是楼下开小超市的王元生。
王元生有次上楼来，一边抽烟，一边对郭子涵说：你爸这人不歪呀，可他在这儿受苦了，吃不好，睡不好的……太难了，你爸每天熬到后半夜，我都知道的，他坐得时间一长，椅子就会慢慢往后溜，他往前拖椅子的声音不是很响，可我听得清清的……我每回上楼，看见你爸就安安（陵川方言，当静静讲）地坐在哪儿，不停地写呀，记呀，连抬个头都顾不上……
当时，唐晋花正在里屋洗衣服，听见老王的声音，便走出来，站在一旁。
唐晋花怎么也忘不掉对丈夫的思念，每次下楼，她和王元生老婆一块聊天，没说几句，就扯到郭建平了，她忍不住悲从中来。王元生老婆劝她想开点，不要总想那些伤心事儿，唐晋花嘴上答应不想了，想也想不活建平的，可心下她哪能不想呢。记得在怀郭子涵之前，她就有习惯性流产的毛病，算起来，子涵是第四个孩子了。怀上子涵以后，为了保胎，她连茶壶开了都不敢去提，整天躺在床上听听收音机，看看杂志，吃饭的时候，郭建平把饭菜端到床头，就连洗头发，都是郭建平帮她洗的。二十多年前的晋城，还没有一家像样的水果店，每到冬天仅出售少量的适宜储藏的苹果或酥梨。郭建平担心她缺了营养，每隔几天就去晋城矿务局买一些新鲜水果回来，比方香蕉呀，猕猴桃呀……那份恩爱与感情，唐晋花一辈子都忘不掉。
在唐晋花印象中，郭子涵是个挺黏人的孩子，不过女儿黏的不是她，而是丈夫郭建平。子涵小时候，郭建平要出去串门，总缠着要带她一块去。大人们交流的语境和氛围是那么陌生而无趣，但子涵娴静的个性，总让她能够很快找到有别于其他孩子的兴趣点，丝毫不会影响到大人的交谈。 小学那会儿，父亲是学校的老师，上学呀放学呀，都是父亲领着她进出校门的。即使回到家中，从辅导作业，到做饭洗衣，父亲总是如影子般出现在她的视线范围内。甚至春节或六一节，要给她买新衣新鞋子，逛商店时也总少不了父亲当参谋。
有一次，唐晋花和郭建平一同给女儿买羽绒服，他俩转了晋城好几个商场，对几种颜色各有喜好，天蓝的，赭色的，还有鹅黄色的，都挑花眼了，最后还是郭建平敲定了鹅黄色的。这件衣服，郭子涵从6岁开始，一直穿到8岁，显小了，不能再穿了，才依依不舍地叠好，放在属于她自己的小衣柜里。唐晋花不得不说，父子俩有着天然的认知与默契。而每顿饭，炒好的菜端上餐桌，郭建平总要把菜里的花椒大料等颗粒状调料，一粒一粒用筷子捡干净，然后才让女儿吃。那种贴心的照顾，让唐晋花看得有些嫉妒。
2014年，郭子涵去沈阳上大学，郭建平和唐晋花一块送女儿，他们从晋城乘车到太原，又转车到沈阳，坐了整整一天火车。把郭子涵送进学校，报名、领取生活用品、认宿舍、买饭卡等一摊子事忙完，夫妻俩还不舍得离开沈阳，一直逗留了一个星期。他们住的旅馆距离学校不远，每天都去学校跑两趟，不是给女儿送水果送蛋糕，就是给女儿送洗发露送衣服架，后来连超市里的服务员都知道他们是从山西过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为了和女儿尽量多相处几日，他们天天在学校食堂和女儿一块吃饭。
截止今天，郭子涵依然觉得自己骨子里有一种对父亲与生俱来的依赖感。但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失去了这个强大的依靠，而这时，唐晋花有了更多陪伴她的意识和时间，刻意把母爱放大至无限，并以固执的护犊姿态，流连于女儿的生活和工作中。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女大十八变，等到郭子涵上了大学，对父亲的依存才有所减弱，电话中或微信上的交流大都停留于嘘寒问暖，她对父亲下乡扶贫这件事知之甚少，即使大学毕业后在家待业期间，她也很少同父亲交流，父亲来去匆匆的样子仿佛是住店的一个客人。当然，只要父亲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下厨给她们母女俩改善伙食。
那时，郭子涵总觉得父亲特别忙，有时连续十天半月不着家，一旦回来，推开房门的声音都显得异常疲惫，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然后走进书房，放下背包，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填写各种似乎永远填不完的资料和报表，直到母亲做好饭去喊他。吃饭时，父亲竟然会趴在餐桌上呼呼睡去，而碗里的米饭只下去一点点。
后来，关于父亲的去世，郭子涵每每被采访她的媒体记者提起，都泪流满面。除了哭泣就是摇头，她不愿被人一次次粗暴地撕开那道依然没有痊愈的伤疤，她需要时间平息情绪，然后才能接着与媒体交流。
而父亲在台北村的点点滴滴，都是她来台北村后慢慢从村民口中听到和捕捉到的，每听到一个父亲与村民之间发生的故事，她都会热泪盈眶，觉得父亲就是那座仰之弥高的九仙台，无论她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父亲那样的高度。但是在村民眼里，父亲永远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英俊、善良、礼貌、热情、有修养，他们从未见父亲发过火，也从未见郭书记做过一件冒失的事情，总是与他们和风细雨地交谈，而他们之间产生的矛盾与纠纷，正是在父亲这种温婉踏实的工作作风里消弭于无形。
村里有人要进城购物或去城里看孩子，只要郭建平去县里或市里办事，他都会提前和村民打声招呼，走的时候会把他们带上，把他们直接送到商店门口或孩子所在的小区门口，甚至一直注视着老人爬上楼梯后，他才开车走人。等他办完公事，要回村了，再一个一个原路把村民拉上，出去几个，回来还是几个，除非有的老人住在孩子家里不回村了。
四、郭建平架在鼻梁上的眼镜，
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2018年4月24日，郭建平参加台北支村两委会议，研究讨论丈河至台南村段修路过程中涉及占用耕地、树木移植等补助事宜。次日，现场查勘台北段占用土地、树木移植情况。26日，向镇政府领导反映修路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27日、28日，连续入户做村民思想工作，引导村民充分认识修路意义，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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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从陵川县城去台北村有两条土路可走，一条是走陵沁线，到西河底镇转弯，经南沟，过徐社村、秦山村，走九曲十八弯山路到台北村。还有一条是走陵沁线，拐礼夺线，经城东村、丈河村，再到台北村。两条路都不好走，比较而言，后一条路比前一条路近一点，也平坦一点。后一条路有一半是硬化路，因部分线路与礼夺线重合，到丈河村就不往台北村延伸了，仅有土路相连。郭建平不止一次听村里人念叨，要想富，先修路，扶贫扶贫，不修好去丈河村的路，还能叫扶贫？他听的时候，脸上火辣辣地烧，听完之后就暗下决心，非要把这件事弄成不可。
因为修路的事儿，郭建平曾想回莒山煤矿找矿党委书记赵良才要钱。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公司是台北村的帮扶单位，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出一些钱还是应该的，郭建平自己这么想的，就想当然地要赵良才也这么做。后来听说，附城镇已经牵头协调对丈河至台北、台南村公路进行拓宽改造，郭建平才打消了回矿上要钱的念头。
2018年5月，工程正式启动。针对台北村段工程，郭建平和村两委干部，共同担负起实地勘查线路、研究征地补偿方案的重任。不做不知道，一做郭建平才清楚这是件得罪人的事情。别看没路的时候，村民们砸锅賣铁也想修出一条好路，可等到政府给修路了，又想在征地补偿上多要点钱。路修到谁家地头，多占了谁家的几分地，村民们都瞪着眼珠子瞅着哩，即使严格按照标准补偿，也总有人觉得吃亏了，会从一只鸡蛋联想到无数只公鸡母鸡的损失。
有一户村民的两亩地，正好在征地范围内，那人便放出风声，给个二五一十万，都不同意征，他还指望两亩地给儿子在城里买楼房呢。但大多村民通情达理，端着饭碗蹲在槐树底下闲嗑的时候，都朝那户人家撇嘴，不过也仅此而已，没有人敢当面指责那人钻钱眼里了。
半片野桃开较晚，向阳才有两三花。
明朝的陵川县，有个叫张凝的进士，他在春日陵川的山野里闲逛，他眼里的陵川，一定满是醉人的风景，轻烟软雨，野桃人家，很唯美的意境，很闲适的心情。
当我们来到台北村时，恰好赶上这个季节，山中树木多是苍翠的松柏，也有吐了浅浅一层绿意的杨柳，还有耐着性子依旧干枯的榆槐，山桃花倒是艳艳地开了，这里一棵，那里一棵，凌乱着，不成风景。
而在一个坝堰上，黄灿灿地簇拥着许多怒放了小小花冠的灌木，我们原以为是迎春花，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在太行山绵密的褶皱里，在这个山重水复的僻壤之地，竟然会有那么一大片应时而开的花木，不负寂寞的韶华与春情，苦苦绽放着。路边有山民告诉我们，那不是迎春，是连翘。迎春的枝条如倒垂柳，连翘却高扬着嫩枝，天天向上。
那些妖嬈的连翘，那些楚楚动人的连翘，想不到她们大都是郭建平和他女儿郭子涵，还有驻村工作队员们组织台北的村民一年一年栽下的，只是花还开着，有一个人却永远不在了……
一、穷归山，富下川
2017年11月22日下午，兰花集团莒山煤矿职工培训中心主任郭建平，在临下班的时候，被原公司党委书记赵良才喊去。赵书记开门见山说，公司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他去陵川县台北村接任第一书记，看他有没有意见。郭建平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答应后，心里却打鼓，扶贫没说的，但第一书记嘛……像他这一把年纪的人，还有当第一书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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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晋花至今想起郭建平第一次下乡扶贫时的情景都清晰如昨。
前一天，丈夫郭建平从单位回家很晚，进门边换拖鞋边问她吃过晚饭没有。当时，她正在客厅里漫不经心地看电视。郭建平一回来，空荡荡的家里似乎有了生气。起初，郭建平的话并没有引起她足够的重视，直到郭建平又说了一遍，她才反应过来。
郭建平说，公司要我下乡去扶贫，给了一顶乌纱帽，第一书记，地点在陵川县下边的一个乡镇（郭建平没敢直接说是乡镇下边的一个小山村），一个星期只能回来两天……
这话要搁在别的女人耳朵里，兴许会立刻产生化学反应，除了惊讶，然后就气不打一处来，谁都知道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一样，是要吃住在乡下的，一天两天还好说，一月两月也无妨，但从未听说过第一书记在乡下会只待一年半载就打道回府的。只是唐晋花听了，似乎很平静，她说什么时候下去，该准备些什么呢？
本来，郭建平是怕唐晋花会扯他后腿的，却未曾想唐晋花竟然答应得风平浪静，他反倒开始怀疑唐晋花话里有话了，他解释说如今扶贫是国家的大事儿，矿上对扶贫工作很重视，那里的第一书记原来是陵川县城建局的一个干部，他算是第二任，他的前任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是去“掠夺”人家胜利果实的。其实想当第一书记的人多了去了，可组织上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都说他稳重，而且具备下乡的两个主要条件：会做饭，耐得住寂寞。何况那里还有矿上的驻村工作队，熟人熟面孔，方便开展工作……
唐晋花扑哧一声笑了：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我知道第一书记是怎么回事。说句心里话，我舍不得你去，可你要不去，就得别人去，我唯一担心的是，怕你不习惯乡下的生活环境。
唐晋花原来在莒山煤矿医院工作，退休后被聘到晋城立通高血压病专科医院检验科，虽说工作不算很忙，一天24小时开机待命，只要医院有需要做化验的病人，即使三更半夜，也得赶过去。但唐晋花是个天性优雅的女人，忙里偷闲，还是一个书法绘画爱好者，最擅长小楷，还喜欢写写格律诗，一身的文艺范儿让她看待任何事情都比一般人要理性一些，乐观一些。
那天晚上，唐晋花费了好大的工夫帮郭建平打点下乡要带的衣服行李和生活用品，后来是郭建平打着哈欠告诉她，又不是不回来了，收拾那么多东西干嘛，她才打住。
很奇怪，郭建平做了个花团锦簇的梦，梦见客厅里多了一个盆景一样的小玩意儿，里面开满黄澄澄的小花，仔细端详，那一小撮花变得越来越大，大到无边无垠。花地里竟然站着一个戴草帽的稻草人，稻草人竟然还戴一副眼镜，怎么看，眼镜都是自己那副。然后，他就醒了，醒来之后，睡意顿消，他苦苦琢磨那些花是些什么花，金针花还是油菜花？
第二天一早，郭建平就下乡走了。
唐晋花原本想送一送郭建平，因为医院临时有事，在丈夫没走之前，她就出门了。
郭建平还从未去过陵川县的台北村。乍一听，台北，多大气的一个名字啊，跟台湾省的一个大城市同名，而事实是需要扶一把才能勉强站起来的小村落。
没去过，就只能借助导航功能。
那是2017年12月初，节令已过小雪。刮了一场风，山里的黄栌树叶该落的都落了，看不到层林尽染的美景，剩下的多是些新栽的油松。天是阴天，气温不是很低，十来度的样子;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稍不留神，汽车轮胎就陷进深坑里，人会蹦起来，好几次郭建平的眼镜都给震掉了，从不吐脏话的他，也禁不住使劲拍一下方向盘，嘴里直嘟囔，没见过这号路。车是雪铁龙，郭建平的私家车，开了五年，跑了四万多公里，半新不旧的。
车到半山腰，过了秦山村，就全是盘山路了。本来一个小时的车程，郭建平却开了两个小时，出了一身汗。郭建平是个爱干净的人，在家时，他身上的衣服不超过两天就洗一次，他不习惯直接用滚筒洗衣机，嫌洗不净，而是动手搓，从领口开始，一直搓到两只袖口，等搓得八九不离十，才丢进洗衣机里。他去台北村那天，总感觉浑身又粘又潮，甚至能够闻到一股轻易闻不到的汗味儿，便想这怎么得了？他已经做好常住乡下的准备，头一天还没到地儿呢，就扛不住了？
刚出城那会儿，他还自嘲要去的地方是陵川的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当然，说桃花源倒未必合适，不过他听人说过，台北村有座九仙台，仙台胜景是陵川县古八景之一。 这里的山田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层层叠叠层次分明的梯田，而是零零碎碎的，这里一块，那里一片。山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一些来不及运走的玉米秸秆散落在地里。杂乱的树木都长在山上。他看到小场山时，还不知道那山叫小场山，只是觉得山是好山，就是没有经济价值。
等转过小场山，爬一道坡，往西转弯，看到台北村那些上世纪留下来的老旧的砖包楼歪歪斜斜七零八落交叉在半山腰上，或高或低的巷子旁边都有用碎石头砌出来的水道，水道里淤积着一些废纸片、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杂草树枝什么的。没来台北村之前，郭建平把台北村想得太差劲了，等到了台北村，他觉得台北村比想象中的还要差劲。郭建平本来悬着的心，扑通一声落肚里了，倒不是眼里的台北村就是他想象中的模样，实在是台北村拿不出什么让他眼前一亮的地方。
迎接郭建平的是台北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的侯国新，原第一书记焦峰，还有工作队员尹军杰、赵志彤、王星星，还有另外一个临时抽调来的队员。除了侯国新和焦峰，包括郭建平在内的其他工作队员，都是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公司的人，尹军杰是党委办公室主任，赵志彤和王星星是党委办公室干事，而郭建平的职务是职工培训中心主任。叙过客套话，郭建平问尹军杰，九仙台在什么地方？在场的人都笑了，所有人一齐指着沟对面的一座孤山说，那就是九仙台。
焦峰是陵川县住建局城乡规划科科长，他来台北村任职第一书记已经两年多了，他握着郭建平的手说：早就盼你来了，昨天夜里我还梦见你死活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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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相隔并不长，也就短短二十来个月吧，却已物是人非。
2019年9月2日，一切都是深秋萧瑟的模样。
舅舅和母亲唐晋花一起去送郭子涵。舅舅开的是父亲郭建平留下的那辆雪铁龙，郭子涵虽有驾驶本，但很少触碰汽车，对于山高路远的台北村，不要说郭子涵这样的生手，就连舅舅这号老司机，都全神贯注地开车，不敢有丝毫大意，更何况母亲唐晋花，她怎么能放心得下让女儿独自驱车去呢？万一路上出点差池，她怎么跟郭建平交代？唐晋花不敢往下想，她不顾郭子涵的反对，坚持陪女儿一同赴任。后来，雪铁龙蹒跚着行走在云翳缠绕的盘山路的情景，让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唐晋花更加相信自己有先见之明了，这样的路况，让她的心一直扑通扑通地跳。
雪铁龙接近小场山时，他们看见山下的田地里种了一些松树苗，还有一些灌木，不知是什么树种。前一天，落了场小雨，灌木叶片很鲜亮，呈椭圆状，树枝透着棕褐色的光，枝杈上垂着黑色的籽粒。
转过小场山，他们的目的地近在眼前。
那时的郭子涵，大脑陷入短暂的缺氧状态，她对即将面对的台北村和即将开启的新生活，没有一点点精神准备，忐忑，紧张，恍惚，以及挥之不去的忧伤，还有一丝丝小激动，这些杂乱的元素构成了她最复杂的心境。
台北村终于到了，让郭子涵没有想到的是，迎接她的并不像父亲初来台北村时那样平静，许多台北的村民一早就等候在村委会楼前的空地上，当他们非常熟悉的雪铁龙戛然停下时，几乎所有人的呼吸都停顿了，他们甚至在那一刻集体产生一种幻象，那个熟悉的郭书记又回来了？
郭子涵下车时，一双双伸过来的手，把她和母亲唐晋花的手都死死抓住，使劲攥着。乡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对郭书记女儿和遗孀的慰藉，他们只能用最朴实的方式迎接闺女“回家”。
郭子涵听见有人说：孩子呀，你太瘦小了，你爸爸那么壮实的一个人都累垮了，你不该……
郭子涵嘴里不住地称呼这个奶奶，那个姨姨，耳朵里装满村民们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的问候，她脸上挂着笑，心里却流着泪。村干部和工作队员赶紧把大家劝开：回去吧，小郭书记来了就不走了，有话以后慢慢说，都回去吧。
赵志彤现在的身份是驻村工作队队长，他把郭子涵母女安置在他们原来住过的那个房间里，郭子涵的床就是郭建平生前睡的那张单人床。
依然是父亲用过的办公桌，依然是父亲住过的房子，依然充斥着父亲无微不至的气息，郭子涵的眼睛湿润了，泪水几乎夺眶而出，但她怕母亲看见伤心，强忍着又憋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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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工作隊的办公室和宿舍都安排在村委会二楼上。上了楼梯左转，外间是办公室，里屋是宿舍，四个人挤在20平米的一间房里，西北角有一张单人床，另外三张床挨着东墙一溜排开，头碰头，脚踩脚。
郭建平对大家说：不赖嘛，想不到在乡下还能住上小洋楼。
尹军杰告诉郭建平，这栋楼是2015年开始动工修建的，拖了一年才盖成。再早一点，是台北村小学的旧址，一排平房。
赵志彤帮郭建平把行李丢在靠西北角的一张空床上，这张床原来是他睡觉的地方，郭建平一来，四张床就不够用了，赵志彤和那个“打临时”的队员搬到村支书侯国新家里了。郭建平明知道那张床是赵志彤睡过的，却还是赶紧抱起自己的行李卷，用一块干净的毛巾整个擦了一遍，在床上铺了几张事先准备好的报纸，然后才把被褥重新铺上去。郭建平有点强迫性的洁癖。
时间已近中午，郭建平听见肚里咕呱乱叫。
侯国新进来说：郭书记新官上任，我做东，给郭书记洗尘，卧牛庄老贺家的饭店不会炒菜，就会炖土鸡，咱们去丈河找家饭店吃。
尹军杰看着郭建平，两人虽是一个矿的，但都不是很熟，各人的脾气摸不透。
郭建平以为尹军杰在示意他拒绝，就支支吾吾说：你们村里也不容易，别破费了，反正来日方长呢，有你侯书记请客的时候。
侯国新见劝不动，就笑笑走了。
王星星在一旁直咽唾沫。
焦峰说，郭书记觉悟高，是怕犯错误哩。
他把书记两个字咬得特别真。
工作队的厨房设在楼梯西侧的房间里，这天恰好轮到王星星做饭。尹军杰和赵志彤陪郭建平去旁边的招贤馆参观。 村委会楼一层左边是村卫生室，右边是个小超市。照料小超市的王元生一看就是个绵善人，一直冲郭建平笑，郭建平也笑，问了问超市的营业额，王元生说比没有强。
郭建平在招贤馆院里转了一圈，他看见除了正殿外，三面都是砖包楼，东西两侧的厢楼有木质楼廊，有的护栏挡板刚刷了一遍漆，门窗还没来得及装玻璃。其实都是古旧的建筑了，郭建平反倒觉得装了玻璃还不如原来的木格棂窗户用麻纸裱糊起来有味道呢。
赵志彤说，招贤馆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工作队协调市文物局引入72万元，矿里出了3万元，全都投进维修工程里了。
他们返回村委会楼上，其实还没有爬楼梯之前，那股方便面的味道就已经穷凶极恶地涌进郭建平鼻孔里，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说是厨房，其实只能算是临时做饭的地点，一个煤气灶，一口硕大的钢精锅，一个炒瓢，一条案板，一张桌子上摞着几只碗，有一把菜刀，一根擀面杖，地上有个方便面箱子，还有半袋山药蛋，几颗大白菜，仅此而已。
尹军杰也为厨房的寒酸感到不好意思，他摸了摸后脑勺说：条件有限，凑乎着能吃饭就行。
他们吃的是大豫竹牌方便面，一人两包，蹲在地上，呼噜呼噜的，又是吃面，又是喝汤的，每人鼻子上都挂着小水珠。吃到最后，别人的碗都见底了，唯独郭建平还剩半碗，他不好意思把半碗面倒掉。以往在家，他最忌讳吃泡面，觉得既没营养，味道又呛人。
到了下午，焦峰就开始向郭建平移交第一书记的工作，赵志彤笑着对郭建平说，现在是压茬轮换，可焦书记都快等不及了，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你给盼来了。你来了，焦书记就解放了。
大家都笑，焦峰却一本正经说，移交完工作我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还得继续留下来陪郭书记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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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村并不像郭子涵想象的那样落后和贫穷，是父亲和他的队员们花了几年时间，慢慢让破烂不堪的台北村变得整洁起来，好看起来，有了文化墙，有了公厕，有了垃圾箱，有了村集体收入……然而，郭子涵总觉得陌生的台北村还缺一样顶要紧的东西，缺一种盎然的生气。
问题来了，郭子涵和母亲唐晋花都不会做饭，她们又不想麻烦工作队的同事，一时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县里考虑到她们的实际情况，就让她们一日三餐去丈河工作站解決，那里有专门的食堂。但每到双休日，工作站的食堂也要关门，而台北村距离丈河还有十几里路程，一来二去占用了太多时间。
郭子涵对母亲说：咱俩如果连做饭都学不会，干脆回城里算了，我这个第一书记哪有脸当下去？
唐晋花咬咬牙，决定自己做。
工作队的厨房已经从村委会楼上搬进招贤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为了解决郭子涵和唐晋花的住宿问题，工作队搬离了原来的宿舍，挪到楼梯西侧的厨房办公和居住，他们在招贤馆的西南角，找了间背阴的小耳房，把做饭的那套锅碗瓢盆都搬了进去。
她们第一次走进鸦雀无声的招贤馆时，已是晚上七点。那天是星期五，工作队员都回城了。山里的夜晚来得匆忙，让人猝不及防。又是暮秋时节，招贤馆四面的房子像涂了一层黑漆。郭子涵吓得后退了两步，她们用手机照明，慢慢摸索着往厨房方向走。
一只什么鸟被她们惊动了，扑棱棱从哪间厢楼上飞起，唐晋花吓得尖叫起来，她对女儿说：算了，咱们还是别做这顿饭了，忍一顿不吃，饿不死。
郭子涵不这么想，她说：今天晚上不做，明天晚上做不做？不就是一座庙嘛，有啥好怕的。
她们从两堵山墙之间走进那间狭窄的小房子里，发现门是对开的木头门，推开一扇，吱呀呀响，如同聊斋里的画面，那种异样的响声让她们本来就够紧张的心收得更紧了，而屋里的黑比屋外的黑更浓。找到电灯绳，吧嗒一声灯亮了，一盏昏昏欲睡的钨丝灯让整个房间变得更加阴森恐怖。她们惊奇地发现，厨房墙壁上爬满长脚蚊子。
唐晋花想把蚊子都轰出去，郭子涵制止了：别轰它们，我爸在的时候，它们应该就在这墙上趴着，就让它们趴着好了。
郭子涵善良的愿望很快破灭了，虽然她穿着长衫长裤，手和脖子都被蚊子叮出无数个小包。唐晋花赶紧打开煤气罐的阀门，却不知该怎么点火。碰巧村支书侯国新路过招贤馆，看到门开着，就拐了进来，他帮唐晋花把煤气炉点着，吩咐她们做完饭，记着再把阀门关好。
唐晋花煮了两袋方便面，三口两口扒拉进嘴里，便催促郭子涵匆匆逃离了那座古庙。
二、郭建平出了一身虚汗
2017年12月5日，初来乍到的郭建平很快在台北村进入角色，在没有任何扶贫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从入户走访入手，以最原始的方法摸索前行。他甚至有些着急，着急扶贫工作进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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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亮，郭建平就起床，他悄悄拉开房门，在走廊里伸了伸懒腰，啊啊地打两个哈欠。没睡好，不知谁的呼噜吵得他后半夜只合了一下眼;天未明，又被谁的一句梦呓惊醒，脑袋里乱哄哄的。
台北村的清晨异常寒冷，从沟谷里吹来的风让他打了个冷战，对面的九仙台只是黑压压的一个轮廓，一只什么鸟突噜噜从楼前飞过，把他吓了一跳。昨天吃下的泡面味儿还噎在嗓子眼里，他强压着不敢打嗝，心想一日三餐尽是泡面，会把人的肠胃都吃坏，就后悔没有从城里带些馒头饼子。
第一家入户走访的帮扶对象叫张建昌。这家人穷，院子却收拾得干净。
陪郭建平一块入户的是侯国新和焦峰，侯国新对张建昌说：叔呀，我给你带来个稀客，咱们村第一书记焦书记要回城里了，这是新来的郭书记，以后有啥想法有啥困难都可以跟郭书记谈谈。
郭建平咧咧嘴，他都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帮村民们解决实际困难，对于扶贫，他整个儿就是个门外汉。 张建昌老两口正吃早饭，是小米焖饭，看见客人来了，又是让吃，又是让坐，郭建平忙把他摁在板凳上：你吃你的，边吃边聊。
张建昌年龄大了，一日只吃两顿饭，身子骨倒还硬朗，他想找包烟待客，却没找见，后来是侯国新掏出一包烟给了张建昌一根，又给了郭建平一根。
张建昌的老伴儿又瘦又小，见了人只是笑。
听老两口介绍，他们还有个儿子叫侯永发。郭建平觉得稀罕，怎么不姓张，要姓侯？侯国新解释说，侯永发的父亲死得早，母亲耐不住寂寞改嫁了，侯永发没法活，姑姑侯学瓶收留了他，张建昌是他的姑父。
侯永发在村里算是个能人，会电焊，会编筐，会木匠活儿，还会给果树嫁接，都是从别人手里學来的，看什么就能学会什么，手巧是一方面，心灵才是根本。有人说侯永发来错地方了，要是在兵工厂，保不准能把导弹造出来。年轻时候的侯永发就是因为一身好手艺，才有一个叫秦秋叶的漂亮姑娘相中他。可再好的手艺，搁在深山里也没地方发挥。姑姑姑父年纪都大了，姑姑身体又不好，侯永发不敢出远门打工，只能窝在家里侍弄那一亩三分地。
虽说侯永发的儿女们也都大了，一个个远走高飞，但高飞也高飞不到哪儿去，顾了自己就顾不了家里，留在村里的两辈人——张建昌两口子，还有侯永发两口子，把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郭建平把张家的情况一是一，二是二地记在本本上，又问老人地里都种些啥？
老人把碗放下说：能种啥？以前的河滩地还能种水稻，如今水浅了，水稻种不成，全种玉茭子。一亩地一千斤出头就算不错了，粮价又年年跌，六毛钱一斤，人家收粮的贩子还嫌咱水分大哩。
老人说话翘舌音太重，郭建平似懂非懂，还需要侯国新做翻译，但侯国新的语速太快，听起来也挺费劲儿。而且侯国新在官言官，并不想把老人的话原原本本翻译给郭建平，但碍于旁边的焦峰，只好拣重点的说，这一说让郭建平直摇头：玉茭子卖不下几个钱，就不能改种点别的？
老人说：你说种糜子种谷子？还不如玉茭子收成好呢。
从张建昌家出来，郭建平对侯国新和焦峰说：看见没有？这户人家屋里院里打扫得都很干净，他们缺的不是劳力和心劲儿，也不全是资金的事儿，最缺的是好点子，好主意，还有好项目，回头得好好帮老人谋划谋划。
侯国新忍不住就夸：一看郭书记就是个干事业的人。
他们走访的第二户人家，户主叫王安明。这次，除了他们三人外，又添了一个人，工作队的尹军杰。尹军杰是这户人家的帮扶责任人。
进了院门，南北相对的砖包楼显得陈旧了，都是砖挂面儿，窗户是早年间那种木格子窗棂。窗台上斜搁一条扁担，浅浅的台阶上倒扣一个腌咸菜的陶瓮，旁边又倒立一把挑麦秸的禾叉。二楼的窗户用报纸裱糊起来。
尹军杰说：这个院子不是王安明一家的，他和他弟弟住在一起，一家一半楼。
听见院里有人说话，一个戴黑帽子的男人撩开南房的布门帘探出头来，看见是侯国新他们，就笑起来：国新有事呀？
侯国新说：郭书记来看看你，听说你去医院看腿了，啥毛病？
那人说：医生说我和我老婆得的是一个病，滑膜炎，治不好。
又说：国新你不干书记了？
侯国新瞪眼说：安明叔，你听谁说我不干书记了？这位郭书记是咱村的第一书记，顶焦书记的缺。
郭建平也给逗笑了，他插嘴说：老哥啊，看这房子年代久远了。
王安明说：我8岁那年，我爹从别人手里买下的，我如今都奔六十的人了，能不远吗？
因为腿疼，王安明出不了远门，意味着只能就近打些零工，零工没有固定性，工钱更没有保障。
从郭建平到任的第二天起，他挨门挨户把台北村所有的农户都走了一遍，不管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还是普通村民，他都想走到。一是对村情有所了解，二是跟村民打个招呼，三是比照贫困户信息采集表，核实一下有没有出入，起码做到心中有数。转完台北村，又去西边的观村转，转完观村又去东头的卧牛庄转，等把台北村3个自然村都转了一遍后，郭建平心里算是有了点眉目。全村110户，292人，其中男性148人，女性144人;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9户（后经数次核查，几进几出，一共退出19户，最后稳定在50户左右），低保户3户，五保户1户;党员17人，外出党员6人，村“两委”干部5人;土地面积4085亩，其中耕地918亩，林地面积3167亩;主导产业无……
在入户的路上，郭建平东指指西指指，问这山叫啥，那山叫啥，还有村前那条小河又叫啥，田里种些啥，山上能长啥，并一样样记在本子上。然后他就知道，除了西南侧的九仙台，紧靠村北的那座山叫小场山，与小场山连成一体的叫东坡山，西侧的叫西坡山，山后的山叫麒麟山，东南隔一条干巴巴的廖东河的是狮子山，而东北那头，卧牛庄后面像个巨大屏风的山叫石门山……
郭建平心里挺激动的，觉得台北村真是个风水宝地，不要说这山那山了，即使一座九仙台、招贤馆也有说法，馆里供的不是华严三圣，也不是玉皇大帝，而是汤王爷。汤王爷又是哪路神仙呢？郭建平不知道，他只知道乡民们在这样的乡村文化背景下，的确需要从思想到精神提升一下高度了。
郭建平有一次翻阅工作队的工作总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敢情他们这两年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啊——
入户走访，填报档案信息，帮助村里投入20多万元扶贫资金，入股羊明钙业，2017年每个贫困户人均可分红70元，不多，但毕竟是份收益，细水长流嘛;按照“五个一批”脱贫政策安排部署，台北村作为水库移民村，由县水利局安排并落实资金35万元，供台北村苗木种植，从2016年开始，截止2017年10月验收结束，共种植白皮松、连翘等经济作物331.5亩，全体贫困群众以务工形式参与种植，增加了收入;帮助实施支村两委项目，他们现在办公的地方，睡觉的地方，都是这两年张罗起来的;另外呢，还新增了一个卫生公厕，4个垃圾池，把小街小巷都统统硬化了一遍，不再是晴天一尺土，雨天两脚泥了;还修了几道挡土墙，防止了山体滑坡;再有嘛，就是协调市文物局引进资金，把九仙台招贤馆做了一番大修…… 看完，郭建平出了一身虚汗，他这才明白，扶贫工作哪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使做得再多，也未必能够被人一眼看出来，他暗暗下了决心，只要在台北村待一天，就得让村子变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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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台北村陷入一片死寂。不知谁家的一只狗，一直吠叫，唐晋花被那只狗吵得睡不着;而天生畏狗的郭子涵，整个人蜷曲在被窝里一动不动。
郭子涵强迫自己尽快适应第一书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节奏，但一个法学专业的大学生，面对乡村扶贫，总有些盲人摸象的无措，不过在学校里学到的逻辑思维方式，还是让她很快找到从零开始的窍门，一切都需从细微之处入手。她一下子想到父亲留下的那本扶贫日志。
怎么说呢，当郭子涵捧着那本厚厚的干部下乡驻村日志时，眼前突然跳出父亲高大而熟悉的身影。日志的扉页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脱贫攻坚，善作善成”的警语，下面是父亲的名字、单位、帮扶职务和帮扶点，扉页的背面是台北村人口收入及劳动力转移状况，村“两委”及党员干部情况，农业资源，主导产业和项目情况。
父亲的日志是从2017年12月11日开始写的，郭子涵一页一页翻看下去，逐字逐句读着，渐渐地，那个整天忙忙碌碌的第一书记血肉丰满地走进她的视线。有了父亲的言传身教，郭子涵心里有了底，没日没夜学习各项扶贫政策，从纸面上熟悉村民情况，等她把贫困户信息了解得八九不离十，就让村支书侯国新陪她入户走访。
让郭子涵没想到的是，走访贫困户的路径竟然与父亲当年如出一辙，她小心翼翼地（她总是担心一条面相凶狠的土狗，会冷不防从哪扇门里窜出来）推开张建昌家的院门，看到张建昌正收拾玉米棒子。
她笑着问：爷爷，你知道我是谁么？
对面的张建昌拍了拍身上的土，也笑眯眯地说：知道嘛，你是郭书记的女儿，小郭书记，你来的那天我见过你。
因为口音的差别，郭子涵一开始没有听懂老人说什么，是侯国新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复述了一遍才听明白。郭子涵心里一热，眼睛湿润了，父亲早已帮她把前行的路铲平了，她迈出的第一步竟然如此踏实。
这些天，郭子涵在资料上做足了功课，白天背政策，晚上记民情，背一阵儿，记一阵儿，然后让唐晋花帮她检查一遍，仿佛又回到当年高考前的状态。等她对贫困户情况了然于胸时，她已变得不再局促，虽然与村民互不相识，但只要一提贫困户的名字，就知道这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比方张建昌家，户口本上一共4口人，张建昌1941年8月生，是户主;老伴儿叫侯学瓶，比张建昌小四岁，养子叫侯永发，1964年生;儿媳妇叫秦秋叶，比侯永发小三岁;2014年7月被列入贫困户名单，脱贫年度是2015年底……
张建昌拎把椅子让郭子涵坐，又指着一个小板凳让侯国新也坐，然后老人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老人说郭书记在世那会儿，常来他家坐坐，遇到吃饭，他劝郭书记吃，但总劝不动，后来也就不劝了。这几年玉米价格起不来，老百姓种地没盼头，郭书记就跟村里人讲，要优化种植结构，让他们多种点经济价值高的苗木和药材。
台北村的土地不算肥沃，土壤属山地褐土，土层瘠薄，反而适宜树木生长。而且野生药材遍地都是，苍术、党参、地黄、桔梗、荆芥、柴胡、黄莲、木通、连翘、猪茯苓……数也数不清。可有一样，什么都乱长。
郭建平没来台北村之前，村里已有成片的白皮松和连翘种植，他来到台北村之后，还想扩大一下种植规模，就提议村支两委开了产业扶贫提质增效动员会，效果却不明显。因见效周期太长，前面种上苗木的一些农户，私底下有人开始打退堂鼓。郭建平就转变了方法，想找现成的种树专业户进行现身说服。一开始，他打听到台南村有个叫吴明生的村民，早些年种过白皮松，他想去台南考察一下白皮松的生长营销情况，后来有村民说，不用去台南，咱们台北村也有个种树专业户，名叫侯同发。郭建平就去拜访侯同发。
侯同发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好，冠心病、高血压、过敏性哮喘，这病那病的都跟他过不去，可他是个歇不住的人，从2015年开始植树，到现在两年了，一些树木已产生效益。不过，侯同发也有教训，他最初从河南买回一批观赏性树苗，比如银杏、玉兰、海棠、紫薇、白蜡、法国梧桐等，因不适应台北村的小气候，损失了一多半，可活下来的也不少，每年都有资金进账……
有了侯同发这样的典型，郭建平就把村民们带到侯同发的地里，观察哪些树木长势喜人，哪些树木差强人意。村民们说，不用问，油松和白皮松长势最好。郭建平干咳了两声，看来他知道的，村民都知道，他不知道的，村民倒未必不知道。即使再尴尬，工作也要做下去，毕竟台北村还有大量的耕地只种些收益不高的大秋作物。他扶了扶眼镜：“这就对了，咱们这地方最适宜栽种的就是松树了，白皮松是国家特有树种，耐瘠薄土壤，喜欢温凉气候，跟咱们台北村最对脾气，冬天冻不死，缺雨旱不死。虽然短期不能受益，可等树木成型之后，卖一棵树的价钱比种三年庄稼的收入都高，顶要紧的一条是，管护成本非常低，老人妇女都可以参与。还有就是连翘，郭建平给大家打了个比方，春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口种一些西红柿、黄瓜、豆角之类的藤蔓蔬菜，到了秋天再把这些不再挂果的藤蔓收拾掉，来年春天再种下去，假如蔬菜也能像红枣、柿子那样，只栽种一年，然后就等着年年秋天摘红枣，摘柿子吃，这样是不是既省工又实惠？
乡民们都笑，七嘴八舌说：郭书记跟咱开玩笑哩，哪有蔬菜长树上的？
谁不知道枣树柿子树好养活？可再甜的红枣也代替不了黄瓜豆角呀。
还真有，郭建平指着崖头上的几丛连翘说：那家伙要往地里一种，不用打理，三年后，到了秋天你去摘连翘籽就行，做药材连翘是好材料，听说一斤连翘能卖到10块钱，长得再瘦的连翘，也比种几亩玉米收成好。
村民们又都笑。
郭建平不明所以，趙志彤对他说：村民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种了一点白皮松和连翘，可眼下还看不到收成，你就是把连翘吹成灵芝草，也不一定有人会把所有耕地都种上，等将来见了收成，不用动员，他们也会转变观念的。 郭建平觉得也有道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还别说，经郭建平这么一鼓动，又有一些村民，特别是缺少劳力的贫困户，有了扩大种植规模的心思。留在村里的村民，要么年龄大了，腿脚不利索，要么就是疾病缠身，每年一种一收都让他们身心俱疲，如果白皮松和连翘真像郭书记所说的那样一本万利的话，何苦再鼓捣那些玉米棒子呢？
种树专业户侯同发和妻子田保莲，通过信用社小额贷款，从村民手里流转了40亩坡地，在原先以栽种观赏树木为主的基础上，又种了10亩白皮松，10亩核桃，5.2亩连翘。郭建平给侯同发算了一笔账，现在一共投入苗木种植70万元，等到白皮松长到两三米高，少说也能卖200多万元。
张建昌说他们家头两年种了一亩地的白皮松，听了郭书记的话，又种了一亩三分，还有一亩八分种了连翘，剩下的一亩多地也种了点玉米。老人摸了摸眼角，接着说：你爸爸比我们有脑筋，知道啥值钱啥省力，可他等不到我们赚大钱，人就走了……
郭子涵从老人话里听出两层意思，一层是老人怀念早逝的老郭书记，另一层是对白皮松和连翘的销售心存顾虑。她虽然对这两项产业并不熟悉，但既然是父亲撂下的挑子，她就有义务重新挑起来，不能让村民们的致富路走一半就断了。
接着是走访村民杨麦贵。
杨麦贵不健谈，但说起郭建平，还是动了真感情，他拍了拍胸脯：凭良心说，郭书记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原来不想种连翘，说那玩意儿山上到处有，也不见得有人发过连翘的财。可郭书记天天找我谈心，我就寻思，人家又不是卖连翘苗的，将来赚了钱，也没人家一分钱，人家这么上心，说到底，还不是为了我杨麦贵？就说试一试吧。一开始，我想少种点，后来是郭书记亲自和我上山挖连翘苗，一下种了一亩多，前两天有人帮我估了估连翘籽的收成，说至少能卖三四千块钱……
郭子涵说：这要比种玉米收成高吧？
杨麦贵说：那还用说？
秦荣喜、侯桂英老两口住的三间房子少说也有上百年了，窗台上的砖都掉了不少，仿佛落光牙齿的老妪。郭子涵鉆进秦荣喜家幽暗的平房里看了又看，出来后对老秦说：叔，不敢住人了，我看见大梁都断了。老秦人憨，笑道：一时半会儿塌不了，凑合着住吧。郭子涵急了：那可不行，是会出人命的。
当时，在场的还有支书侯国新，包村领导李向荣，工作队队长赵志彤，工作队员王星星。他们从秦荣喜家出来，又去卧牛庄转了几户，许东发家、贺文华家、贺富喜家、贺小保家，还有杨陆喜家，住的都是急需修缮的老屋。郭子涵问侯国新：怎么操作申报危房改造项目？侯国新说：先往镇上报，再往县里报，一级一级来，县住建局同意后，会派人来做鉴定的。郭子涵又问：在申报期间，万一房倒屋塌了，把人砸进去该咋办？大家面面相觑。李向荣见冷了场，忙说：抓紧让这几户人家把危房改造申请写好，我从镇上盖好章，直接送到住建局去。李向荣还有一个身份是附城镇武装部部长，人们习惯称他李部长。李部长待人随和，更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最初那些日子里，郭子涵一边整理台北村贫困户资料，熟悉村民现状，一边帮村民秦荣喜张罗危房改造的事，还忙着督促新建蓄水池工程进度……
三、他在大腿上，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2017年12月11日上午，郭建平在陵川棋源会堂聆听十九大精神和脱贫攻坚政府宣讲团作报告。听完报告，没顾上在县城吃午饭就匆忙赶回村里，他把近几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初选时的支委会议纪要、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会议纪要，以及村支部会议纪要都翻出来，从头至尾捋一遍，并与侯国新就一些疑点进行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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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那天，在郭建平提议下，扶贫工作队和支村两委干部，还有乡里的帮扶责任人、村民代表，在村委会二楼会议室开了个会。会议让大家谈扶贫。从饮用水安全说起，说到村容村貌，又说到交通设施，危房改造，主要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具体帮扶计划，产业扶贫的设想等等，谁有想法说想法，谁有建议提建议，说到哪儿算哪儿，畅所欲言。郭建平不表态，只是埋头记录，一连写废两支中性笔。事后，尹军杰对赵志彤说：看没看出来？老郭有私心哩，他想从大伙儿嘴里套点子哩。赵志彤挠了挠头皮说：还真让你说对了，郭书记城府深着哩，咱怎么就没想到这招儿？
郭建平早就听说陵川的冬天不好熬，相比周边县市，气温少说也低5度，这是太行山断层带最奇特的自然现象。他想到了陵川的冬天肯定冷，却没防备到陵川的冬天会这么冷，直到有一天从睡梦里直接给冻醒。一床被子不够，又从家里带来一床，开始时还脱了衣服睡，下了雪后，他就和衣而眠了，再后来连大衣都不脱了。
白天，他们分头入户填写“两不愁三保障”调查表，东家进，西家出，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来，又伏案整理纸质材料，往电脑上录。每个人都裹一件黄大衣，即使在屋里，大衣纽扣也不肯解开。电暖气调到最高档，还是冷，嘴巴和鼻孔总被一团白气裹着。最舒服的时候是吃饭，郭建平已经适应了泡面的味道，一顿饭两包面，还觉得吃不饱，扒拉完面条，碗里的汤水也要喝得一滴不剩。放下碗筷，浑身荡漾在一片暖融融的享受里。只能享受短暂的10分钟，稍一耽搁，天就黑了。冬天的天黑得快，再去敲老乡的院门，就显得不厚道了。填表是郭建平最头痛的事儿，他和队员们费点工夫倒不算什么，主要是担心贫困户的情绪，整天问这问那，又是签字又是画押，给人家带不去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再好客的山里人也会朝你翻白眼的。
说到山里人的好客，郭建平深有感触，从他最初踏上台北村那天起，不管是路上脸碰脸，还是入户面对面，老乡们都笑脸相迎，问他吃了没，问他冷不冷，问他习不习惯村里住，这些寒暄本来应该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恰当，但在台北村颠倒了。郭建平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好像什么地方亏欠了村里人。
工作队的工作节奏在这年冬天的一个午后，突然加快了。镇里的张书记下来召集驻村干部和支村两委开了个紧急会议，宣布陵川贫困县摘帽、村里脱贫退出验收工作正式启动。乍一听，陵川的穷帽子都快摘掉了，扶贫工作似乎进入了尾声，用不了多久吧，他们这些国企的中层干部就该打道回府了。但是张书记从一个电脑包里取出几份文件复印件，《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关于〈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山西省贫困退出实施办法》《山西省2017年贫困县退出评估检查核查工作方案》……文件抬头要么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要么就是山西省人民政府，哪一个红头文件都马虎不得。看过文件，所有人立刻凝重起来，不仅脱贫退出验收程序异常繁琐，而且扶贫的路还长着呢，即使摘了帽子，还要继续巩固呢，还要防止返贫呢。 会议没结束，郭建平就开始不停地抽烟，他知道69户贫困户的资料都不完整，说句不好听的话，每个贫困户的信息档案也就三四页，而贫困退出的标准巨细而严格，加上村支书，也就五六个人的队伍，如何完成所有资料的完善工作？
张书记面色凝重：这是务必要完成的硬性任务，完不成，我这顶九品芝麻官的帽子，就得摘掉。
没办法，郭建平只好向矿党委请示，要求临时增派人手。当天晚上，莒山煤矿给工作队增加了4名文案骨干。从这天开始，台北村的驻村工作队进入全天候作战状态，早晨一睁眼就开始工作，该核实的数据要重新入户，该填报的信息要加紧补充，哪些贫困户的收益还有误差需要纠正，所有县级申请、市级初审、省级行业部门评价和省级第三方专项评估检查的资料逐一齐备，综合贫困发生率、错退率、漏评率都要精确计算，还要召开村民代表及贫困户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评议群众认可度等等。
王元生也是奔七十的人了，睡得早，起得也早，每天三四點就往起爬，开了门站在楼前，看见楼上的电灯还亮着，听得见有人翻动纸张的声音，知道郭建平他们又熬了个通宵。有一次忍不住就出声了：郭书记，你们悠着点干吧，别给累趴下就不赶趟了。郭建平说：不行呀老王，事情都堆一块了，炮打将，马踩车呢，哪顾得上悠着点？
到了最后冲刺阶段，郭建平和他的队友们整整48小时没有合眼。69户贫困户的文件夹，码成几大摞，每一户都是几十个页码。资料齐备后还需去市里装订，考虑到郭建平年龄大了，就让他在村里坐镇。
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当尹军杰他们从晋城市开车往台北村赶时，已是凌晨3点。过了西河底村，车外飘起雪花，开车的和坐车的都累坏了，上眼皮直往下眼皮上粘，直到车身一阵摇晃，有人尖叫起来，才发现车头撞在路边一棵树上，而左边的前车轮已经悬空……
那个时候，远在台北村的郭建平，同样一宿没睡，他在村委会楼前幽暗的夜色里来回转悠，地上丢着一摊烟蒂。
终于，验收工作告一段落，郭建平掐指一算，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工作队员，在台北村整整待了18天，康师傅方便面的盒子堆满一大箱。到后来，工作队员一听方便面三个字就想吐。
这年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把台北村遮得严严实实，斜对面的九仙台仿佛一个大大的蒙了白布的粮囤，山上的天皇庙，不管横看竖看，都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就连通往丈河和西河底镇的两条路，也找不到了。台北村真成了不知魏晋，无论三国的“世外桃源”。楼下的水管冻爆了，吃水都要从村外的泉眼边去提。为了节省时间，工作队员把洗脸刷牙的环节干脆也省略掉了，一向以干净著称的郭建平突然习惯了邋遢，穿在身上的内衣内裤半月没脱，体味儿和汗味儿直从衣领袖口往外冒。
唐晋花来电话问，怎么回事呀老郭，台北村再好，也犯不上乐不思蜀吧？
你不看外面下大雪了？郭建平推开房门，望着对面馒头一样的九仙台解释说，最近工作忙，特忙，你都想象不到怎么个忙法，就不细说了。等熬过这阵儿，回去慢慢跟你汇报。
郭建平刚把手机放下，赵志彤的手机也响了，手机那头是妻子芦和霞的埋怨声。赵志彤打着哈哈说，大雪封山了，我倒是想飞回去，可台北村没飞机场啊。话说得俏皮，可赵志彤知道芦和霞也不容易，老大正上初中，老二刚满一岁，她还是一名中学教师哩，一家子事儿里里外外就一人张罗。芦和霞说她很生气，怎么又是大雪封山啊，这台北村快成夹皮沟了。话音未落，电话就撂了。赵志彤用手指着漫天皆白的台北村对郭建平说：郭书记，你听见没？我家那娘们儿不信我，她老怀疑我。郭建平都气笑了：女人们都那样，以为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在温柔乡里快活呢。
那一年，郭建平50岁，尹军杰46岁，赵志彤40岁，王星星31岁。4个大老爷们，在远离城市繁华的太行山深处，在寒冷无处不在的房间里，大眼瞪着小眼。
冬天终究会过去，春天必然会接踵而至，郭建平瞅着村前的柳树发芽了，山上的树木也一层一层返青，工作节奏又明显加快不少。
B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台北村2019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一些。
大雪天，许多喜鹊在河谷里盘旋，喳喳聒噪，久久不落。唐晋花想让女儿歇一歇，就喊：子涵，快出来看喜鹊。
郭子涵装没听见，不过有时也会出门来看一会儿，她先是看见几只黑羽夹白的喜鹊在楼前盘旋，渐渐地越聚越多，几十只喜鹊在她们眼前做飞行表演，那种的壮观场面在城里绝对看不到。
有一次，郭子涵踏着满地积雪去侯小毛家走访，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流着泪述说老郭书记的好：你爸爸可是个好人啊。
侯小毛是台北村年龄最大的老党员，见证过台北的没落，也见证过台北的逐渐复苏。在郭子涵眼里，这样的老人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村史。
偏瘫已有好些年的侯小毛，原来的轮椅坏了，出门进门很不方便。他的子女都在城里生活，偶尔回来一趟，也不大注意老人的轮椅。后来，是郭建平帮他从县残联领回一辆新轮椅，把老人抱在新轮椅里，推着他在院里转了几圈，低头问老人得劲不得劲？老人乐呵呵地说：得劲，得劲，郭书记给的轮椅哪有不得劲儿的。
郭建平本打算帮老人办个一级残疾证，却人算不如天算，他提前走了。
郭子涵哽咽着说：残疾证，我来帮爷爷办。
郭子涵不清楚办理一级残疾证的流程、要求、标准和手续，只知道应该向县残联递交申请。恰巧陵川盲人曲艺团来台北村采风，团长侯安凤答应回到县城后帮忙解决。时隔不久，就给郭子涵来电话，说已经帮侯小毛递交了申请，需要申请人在预约好的时间，亲自去县人民医院做残疾等级鉴定。
郭子涵原打算亲自陪老人去一趟医院，可她实在忙得腾不开手，贫困户一户一档要加紧填报，台北村旅游项目文字资料要加紧收集，还要入户帮村民下载脱贫攻坚住房安全有保障核验小助手APP。另外还要拍摄危房照片，完善线上信息和定位，立通医院有在台北村投资项目的意愿还需要她抓紧落实，还有文化长廊眼看就要开工了，有些施工环节要她衔接，她只好联系老人的子女。一个个电话打过去，对方总是无人接听，直到第二天早晨，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老人的儿子。郭子涵把做鉴定的事儿说了，一再叮嘱对方，千万不要误了约定好的时间。 那天上午，郭子涵一边忙村里的事儿，一边又给老人的儿子打电话，告诉他去医院哪个科室检查，做好鉴定后赶紧去县残联办手续，并把县残联的位置发给那人。下午，侯小毛回来了，郭子涵问鉴定得怎么样，老人挺高兴，说闺女和儿子一起陪他去医院的，该走的流程都走到了。郭子涵又给县残联打电话，询问残疾证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对方说可能在月底。到了月底，郭子涵又追问这事儿，县残联说还得过几天。
到了七月中旬，侯小毛的儿子找到郭子涵，说小郭书记，我爹的一级残疾证办下来了，你不用操心了。
台北村的大雪像纸片一样纷纷而降，四周的山川河谷都被大雪和夜色遮盖得严严实实。楼后那只狗又在不停地吠叫，似乎有什么异象在冥冥中即将发生。唐晋花摸黑下床，走到窗台前，撩起窗帘朝外面张望，除了白茫茫的雪地，其他什么都看不清
每一年，县里都要把上一年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明白卡收回来，把新一年的发下去。明白卡的内容主要包括贫困户家庭信息，本年度享受的帮扶政策措施和收入状况，在右上角标注着扶贫单位名称、第一书记姓名和照片、帮扶责任人姓名和照片以及联系电话。郭子涵原以为这件事很容易就办成了，可轮到贫困户贺三珠老人时，老人死活不让把旧卡收回去。郭子涵以为老人担心明白卡上面享受的帮扶政策会发生变化，就给老人解释新一年要比上一年的补助金额更高。老人急了，我不是怕你们少给钱，主要是这张卡上的字，是你爸亲手写的，上面还有他的照片哩，你爸不在了，我留着这张卡好有个念想。我见不到他本人，就天天瞅墙上的照片跟他说话，我说郭书记呀，你去了那头也该歇歇了。好人不长命呀，咋不让我这把老骨头替下你？我还想骂你哩，你活着时候咋不好好照顾好自个儿的身子呀……
老人撩起上衣的下摆，擦着眼角说：我就是不能让你们把卡带走。
眼泪在郭子涵眼眶里直打转，她转过脸，平抑着情绪。
贺三珠老人的孙女和郭子涵一般大，每每看见郭子涵，老人就想哭：娃娃呀，你这么小，就没爹了，你妈那么年轻，就没汉子了，多可怜的一家人哪。
办公室紧贴西墙摆一溜文件柜，柜里整整齐齐摆满了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都是厚厚一沓扶贫资料，差不多每一页上都留有郭建平的指纹和笔迹。唐晋花对郭子涵说，你看你爸他们做了多少营生，以前你爸星期五回家，板凳没坐热，一个电话打给他，就又回村了。那时候我就怕他的手机响，铃声一响，他准得出发。
记得201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已经从沈阳工业大学毕业的郭子涵，正在家中准备考研，听见防盗门嘎达一响，她从书房探出头，看见门开了，多日不见的父亲风尘仆仆推门进来，她有些喜出望外，但看了父亲那张憔悴的脸，立刻尖叫起来：爸爸，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郭建平说：子涵，你别一惊一乍的，我身体棒着呢。说完，解下双肩包，取出笔记本电脑，还有一沓填好的资料，在客厅的茶几上又忙开工作。
郭子涵给父亲倒了一杯水，就去忙自己的，约莫半个小时后，她偶尔出了书房，发现父亲已经窝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着呼噜。多年前，郭建平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換拖鞋，进卫生间洗手，然后进厨房忙乎饭菜，他会把自己顶拿手的红烧肉和拉面做给宝贝女儿吃，可是这次回来没有给女儿做。
也许就是在郭建平百般“溺爱”下，唐晋花一贯不擅长厨艺，她只负责品尝和评点郭建平哪道菜好吃，哪道菜欠火候，甚至给郭建平提出改正的方向和步骤。而郭建平对此并无半点反感，或许这就是当下中国最和谐的夫妻之道了。但是，现在的郭建平忙得什么都不顾了，即使星期五回到家中，也仍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唐晋花心疼丈夫无节制的付出，有时还会照着抖音做些葱花饼或拌汤之类的主食给郭建平端过去，郭建平总是报以愧疚的一笑，一边往嘴里扒拉，一边眼睛还盯着电脑上的表格，看哪个数字是不是有出入。
C
连续几天，郭建平差不多天天出村，去县城参加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的“领头雁”专题培训，去附城镇政府报送材料，顺便领取上一年的政策牌，去镇派出所打印村民花名册……
出村之前，他总要在几条主街上转一圈，一是提醒那些留守家中的老人要照看好火炉，防煤气，防火灾;二是有没有需要他去城里或镇上办事儿的，比方想买二斤猪肉啦，想买两块豆腐啦，想给外地打工的娃娃快递点小米啦，或者想去县城的也能捎一程。从台北村到陵川县城，少说也有60多里，去附城镇也有20多里，又没有公交车通行，大冬天的村民出一趟远门，折腾不说还受罪，这些都不能算是郭建平的失职，但他总想把这口锅背起来，背锅的滋味儿会时刻敲打他，不能忽略了老百姓的疾苦。
贺三珠的手机坏了。年逾古稀的贺三珠是个挺精干的老人，两个孩子在晋城打工，她一个人独居在村西头，把家里院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闲来无事就等手机铃响，铃声一响，是老人最盼望的时光。手机成为她与孩子沟通的唯一桥梁，可是有一天桥梁塌了。
郭建平认识贺三珠老人是从一碟油馍开始的。他入户那天，碰上老人在电饼铛里烙油馍（陵川人把烙饼称作油馍），非要郭建平尝尝。郭建平心里绷着根弦，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吃老百姓的一茶一饭。这根弦却让贺三珠老人给拽断了，老人笑眯眯地说：我说郭书记呀，吃一口油馍，少不了我一斤白面，也多不了你二斤肉，怕犯错误也不能不通人情世故啊。当初八路军在我们村还有医院呢，伤员呀，卫生员呀，也不见得吃一口老乡的饭就给拉出去崩了。我说郭书记呀，到了饭点，该吃就得吃，别跟自己的肚子较劲儿。
让郭建平没想到的是，台北村的老人不仅热情，而且能说会道，说出来的道理连他这个教师出身的培训中心主任都反驳不了。又想，虽说工作纪律里明文规定，严禁参与吃请收礼和索要土特产品等，可吃一块油馍也不能算是“吃请”吧？何况政策上也说，驻村干部要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呢，更何况老人的油馍，厚薄均匀，淡淡一点焦黄，芬芳四溢，看着都是满满的食欲，再推辞就显得矫情了。郭建平在一张饼上撕了一块，慢慢塞进嘴里，细细嚼着，越嚼越有滋味，尝了一口，又尝了一口。 有了这一回交道，郭建平再见到老人，就有说不出的亲切感，老人也不拿他当外人，听郭建平说要去镇上办事，就把手机给了他，又掏出200元：这是修手机钱，你看够不够？郭建平把手机接过去，钱却高低不要：姨，你这是老年手机，修一修花不了几个钱，200块钱买一部新手机都绰绰有余了。老人说：钱再少，人家也不白修，总不能让你贴上。郭建平拗不过老人的坚持，只好把钱暂时收下，等手机修好再还给老人。想得挺好，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在附城镇转了半天，找到两个修手机的，都嫌不赚钱，不给修。郭建平就差砸手机店的牌子了，也是当时气昏了头，他没想过再给老人买一部新手机，就把旧手机又带回到台北村。下了车，径直往村西走，走了一半路，就不走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老人。想了想，又返回村委会，正好碰见村里的会计，就让会计帮他把手机和200元钱给老人送去。他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后来才听说老人埋怨他没有亲自送过去，乡下有这么个习俗，钱不经三个人的手。听了那话，郭建平浑身刷地一下，像兜头泼了一瓢冷水，魔怔半天，他在大腿上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在台北村，郭建平对一句老话颇有心得，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人若灰了心，没了心气，就啥也不好了。比方老光棍侯春明，没见过天，也没见过地，没儿没女，没东少西，却有一身慢性病，治不好，也要不了命。人活到这份儿上，啥心劲儿都没了，心劲儿没了，就剩下煎熬日子了，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亩山田荒了好些年，村干部怕他饿死，帮他办理了五保供养。什么叫五保供养？简单点说吧，就是国家保你吃、保你穿、保你医、保你住、保你葬，这些保障最终体现在一份特困供养金上。有了钱，五保户也不一定就活得滋润，活得像个人样儿。郭建平第一次走访侯春明，就看出老汉活得不如意，冷锅冷灶不说，房子还漏雨，房子漏雨不说，还摇摇欲坠，就怕哪天塌下来把人埋里边。郭建平就有些急，他和工作队的同事，还有支村两委干部商量侯春明该怎么安置。尹军杰说：我们初来台北村，就发现侯春明的事儿了，当时合计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老人的房子纳入危房改造范畴。可一问侯支书才知道，他住的那个破房子并不是他的，是他弟弟侯天明的。赵志彤接话说：危房改造的过程太长，我们又合计不如先给老人找间结实的房子住下来。可老尹说，找房子住也从根儿上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把老人送到敬老院合适。郭建平问：都合计到这份儿上了，咋没办成？尹军杰说：不是没办成，是西河底敬老院还没建成，我们也一直在跑这事儿。郭建平摸了摸下巴上的胡碴：雨季眼到了，一场大雨那个房子说不定就全塌了，我去西河底问一问敬老院啥时候营业。
郭建平去了一趟西河底，怎么那么巧，敬老院刚好剪彩运营，他高兴得什么事儿似的，跟人家管事的说了，人家说来吧，万事俱备，就缺人住呢。郭建平开车往台北村返，一路上打了好几个电话，把喜讯给尹军杰说了，又给赵志彤说了，还给侯国新也说了，并让侯支书赶紧跟老人打声招呼，挑个好日子把老人往敬老院一送，就万事大吉了，再不怕刮大风下大雨了。他心里想得很美好，原以为这件事顺当得像踩了雪橇从山顶往下滑，可他哪晓得，人还没回到村里，侯国新的电话就来了，说侯春明死活不去敬老院。
郭建平当时就笑了，世上还有放着自在日子不过，专门过苦日子的人？
他下了车，直奔侯春明家：叔啊，您这房子可不敢再住了，楼顶的瓦片都快掉没了，眼看雨季就来了，泡在水里的滋味儿可不好受。
郭书记，侯春明乐呵呵地说，你也来劝我走啊？我哪儿也不去，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哪。再说我这人恋窝儿，出不得远门，浑身又都是病，钉鞋没掌，唱戏没嗓，担担没膀，甚也做不了，到哪儿也是个累赘。
郭建平知道老人油盐不进，就说：我不是非逼着您搬家，明儿我带您出去转转，散散心，见见世面。
63岁的侯春明年轻时候出过几次山，还去过两次陵川县城，年龄大了，腿脚又不利索，就很少有机会到山外“转转”了。听郭书记说要带他出去长见识，老人痛快地答应了，不过心里也有个准主意，管你郭书记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往敬老院搬，金窝银窝，也不如自家的土窝。
第二天，郭建平开着那辆雪铁龙，载着五保户侯春明，直奔西河底镇。侯春明头一回坐小车，头一回坐小车走十八弯山路，一颗心悬在嗓子眼，害怕小车偏一偏，滚下山底，直到爬上山顶，才长吁一口气，两眼透过车窗一顿乱瞅。进了西河底镇，觉得镇上就是比村上洋气，街道宽了，也平了;楼房多了，也高了;做买卖的商店更是一家挨一家。郭建平说：镇上不赖吧？侯春明说：不歪（陵川人把错当歪讲），不歪。
七拐八拐，雪铁龙拐进敬老院。
侯春明起初还不知道是敬老院，只是看见一排楼房前，有长长一溜老年人坐在条凳上晒太阳。郭建平搀扶着侯春明在那些老人们的注目下进了楼，挨门看房间里的布局，有床，有沙发，有桌子，都擦拭得纤尘不染，尤其是干净的床单和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让人看了觉得舒坦。转到食堂，师傅们正准备午饭，摘菜的，淘米的，切肉的，一通忙乎。有人过来搭讪郭建平，郭建平便说：过来参观参观。那人呱嗒呱嗒就介绍起食堂的饭菜：午饭天天不重样，四菜一汤，管饱，也管吃好。晚上是调和饭，或者汤面，有蒸馍，有花卷儿，也有豆包……
那人又說：来吧老爷子，我们敬老院，保你住下就不想回去。冬天有暖气，有棉衣穿，夏天有电扇吹。每星期洗一次衣服，两个星期洗一次被套和床单，一个月理一次头发，还定期做体检呢，有病给看病，没病给疗养。老爷子哎，待会儿你吃一顿我们灶上的饭，就知道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
侯春明这才发现，郭建平带他参观的地方是敬老院，心里虽有点膈应，却也觉得敬老院的生活确实不歪。
这是头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每次郭建平说叔啊，咱们去镇上转转。侯春明都去，不为别的，就为在敬老院蹭人家一顿午饭。到了第四次，不等郭建平开口，侯春明先说话了：郭书记啊，这回不用参观了，我下决心了，搬去敬老院住，为我个死老头子，麻烦得你跑了几回。 趁热打铁，郭建平和工作队的同事赶紧协调民政部门，办理入住手续，又开车带老人去县医院做体检，开药治病（老人没带钱，是郭建平垫付的医疗费）。等所有证明手续都办妥，时间也到了这年的6月29日。那天上午，郭建平把台北村的支村两委干部，还有工作队的同事都喊上，大家开了三辆车，浩浩荡荡把侯春明老人送去敬老院。侯春明下车时，面对院子里投来十几双羨慕的眼神，老人觉得倍儿有面儿，大家搀扶着他往楼上走，老人一直佝偻的腰板儿，一下子挺直了许多。
一天夜里，工作队加班到凌晨两点才休息。刚入梦乡，郭建平就梦见台北村的扶贫工作没有通过考核验收，作为队长的他，站在棋源会堂的主席台上，当着全县扶贫工作队员的面儿做检查。检查难做啊，刚说了一句，我检讨，忽然想起自己还是台北村的第一书记，他连第一书记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还没理清头绪呢，扶贫掉了队，党建工作呢？越想越后怕，激灵一下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睁圆眼睛，盯着黑乎乎的顶棚瞎瞅。
前两天在镇上开会，领到两项任务，一是扶贫，二是党建。扶贫这块又分出几小项，一是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二是“三位一体”考核，三是产业转型创新驱动;党建这块也分了几小项，一是落实党建工作，二是实施“三基”建设，三是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六项工作，他一项都跑不掉，有需要总结汇报的，有需要落实开展的，没有一项任务是他得心应手的。
郭建平的老家虽说也在农村，别家的孩子小时候都少不了在田里帮大人干活，整地修堰，撒粪灌浆，摇耧播种，间苗除草，收割打场，但郭建平从来没有下过一次田，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儿，他的父母舍不得让他受一丁点苦，一心让他成龙变虎。郭建平上初中那会儿，学校是离家四里远的建宁乡中学，父亲郭余良天天步行去学校给儿子送午饭，傍晚时分又在半路上接儿子回家。日复一日，整整三年，直到郭建平考上高中。后来的郭建平没有让父母失望，他是郭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在莒山煤矿行政办公室，后来进入莒山煤矿子弟学校当老师，也当过教导主任、校长，又调到莒山煤矿培训中心工作，眼瞅着快内退了，快颐养天年了，天知道矿领导怎么又把他安插进扶贫工作队里了。组织的决定他没理由推脱，硬着头皮也得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他虽骨子里流淌着农民黏稠的血液，却从未对农民做过更深入一点的研究。
可他还是不信这个邪，事在人为嘛。
D
台南村东南方向的那座孤山叫做狮子山。村民们告诉郭子涵，狮子山也是有传说的，那是菩提老祖的一头坐骑，打西方来，路过九仙台时，被九仙台上的九个神仙使了定身法，定在那里了，头朝东，尾向西，一副壮志未酬的样子。
赵志彤其实总在避讳跟郭子涵提及她父亲的事儿，但他心里不止一次对郭子涵说：子涵呐，你爸爸就是那座狮子山上的狮子，你得学着点你爸，你爸念念不忘的就是把台北村的乡村旅游搞起来。
2019年11月，陵川县政府与莒山煤矿决定筹建郭建平同志纪念馆，他们在台北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尹军杰具体负责实施土建、室内装修、整体布局、平面设计，以及沙盘制作等项目，王星星负责文字及图片设计，赵志彤做了部分文字撰写，为了赶在台北村庙会（农历6月18日）前结束，他们连续两个月没有回家一次，在兼顾日常工作的同时，终于让纪念馆如期投入使用，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告慰九泉之下的老书记。
2021年的阳春三月，隔了一张办公桌，我与赵志彤相向而坐，慢慢听他讲郭建平的往事。赵志彤点了根烟，猛地深吸一口，侧过脸把烟雾吐出来，然后才说：郭书记真的不容易，驻村工作队的事情虽然忙，但毕竟比较单一，忙完就能按时休息，可他还有第一书记那摊子事儿呢，除了填报线上线下的各种信息数据外，还要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健全党员活动室，培养入党积极分子，还跟村支书一块研究村里的大事小情，还要接待省市县三级检查，加班到后半夜两三点，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我们想让他缓冲一下，给他递块湿毛巾，让他抹一把脸，出门去透透气，他总说快弄完了，等我弄完了再出去透气。可他手里的活儿一件挨着一件，又是扶贫，又是党建，哪有个完呀。
有一次，唐晋花惊讶地发现，丈夫的眼袋明显突出来，以前多精干的一个人，三七分的头发，一双眼睛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衬衣领没有一点汗渍，裤缝笔直，皮鞋擦得连只蚊子都站不住。可现在呢，连胡子都有了，面色毫无光泽，人也明显瘦了，皮鞋变成了土鞋。
向郭子涵和唐晋花第一个谈起郭建平的，其实不是赵志彤，也不是贺三珠，而是楼下开小超市的王元生。
王元生有次上楼来，一边抽烟，一边对郭子涵说：你爸这人不歪呀，可他在这儿受苦了，吃不好，睡不好的……太难了，你爸每天熬到后半夜，我都知道的，他坐得时间一长，椅子就会慢慢往后溜，他往前拖椅子的声音不是很响，可我听得清清的……我每回上楼，看见你爸就安安（陵川方言，当静静讲）地坐在哪儿，不停地写呀，记呀，连抬个头都顾不上……
当时，唐晋花正在里屋洗衣服，听见老王的声音，便走出来，站在一旁。
唐晋花怎么也忘不掉对丈夫的思念，每次下楼，她和王元生老婆一块聊天，没说几句，就扯到郭建平了，她忍不住悲从中来。王元生老婆劝她想开点，不要总想那些伤心事儿，唐晋花嘴上答应不想了，想也想不活建平的，可心下她哪能不想呢。记得在怀郭子涵之前，她就有习惯性流产的毛病，算起来，子涵是第四个孩子了。怀上子涵以后，为了保胎，她连茶壶开了都不敢去提，整天躺在床上听听收音机，看看杂志，吃饭的时候，郭建平把饭菜端到床头，就连洗头发，都是郭建平帮她洗的。二十多年前的晋城，还没有一家像样的水果店，每到冬天仅出售少量的适宜储藏的苹果或酥梨。郭建平担心她缺了营养，每隔几天就去晋城矿务局买一些新鲜水果回来，比方香蕉呀，猕猴桃呀……那份恩爱与感情，唐晋花一辈子都忘不掉。
在唐晋花印象中，郭子涵是个挺黏人的孩子，不过女儿黏的不是她，而是丈夫郭建平。子涵小时候，郭建平要出去串门，总缠着要带她一块去。大人们交流的语境和氛围是那么陌生而无趣，但子涵娴静的个性，总让她能够很快找到有别于其他孩子的兴趣点，丝毫不会影响到大人的交谈。 小学那会儿，父亲是学校的老师，上学呀放学呀，都是父亲领着她进出校门的。即使回到家中，从辅导作业，到做饭洗衣，父亲总是如影子般出现在她的视线范围内。甚至春节或六一节，要给她买新衣新鞋子，逛商店时也总少不了父亲当参谋。
有一次，唐晋花和郭建平一同给女儿买羽绒服，他俩转了晋城好几个商场，对几种颜色各有喜好，天蓝的，赭色的，还有鹅黄色的，都挑花眼了，最后还是郭建平敲定了鹅黄色的。这件衣服，郭子涵从6岁开始，一直穿到8岁，显小了，不能再穿了，才依依不舍地叠好，放在属于她自己的小衣柜里。唐晋花不得不说，父子俩有着天然的认知与默契。而每顿饭，炒好的菜端上餐桌，郭建平总要把菜里的花椒大料等颗粒状调料，一粒一粒用筷子捡干净，然后才让女儿吃。那种贴心的照顾，让唐晋花看得有些嫉妒。
2014年，郭子涵去沈阳上大学，郭建平和唐晋花一块送女儿，他们从晋城乘车到太原，又转车到沈阳，坐了整整一天火车。把郭子涵送进学校，报名、领取生活用品、认宿舍、买饭卡等一摊子事忙完，夫妻俩还不舍得离开沈阳，一直逗留了一个星期。他们住的旅馆距离学校不远，每天都去学校跑两趟，不是给女儿送水果送蛋糕，就是给女儿送洗发露送衣服架，后来连超市里的服务员都知道他们是从山西过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为了和女儿尽量多相处几日，他们天天在学校食堂和女儿一块吃饭。
截止今天，郭子涵依然觉得自己骨子里有一种对父亲与生俱来的依赖感。但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失去了这个强大的依靠，而这时，唐晋花有了更多陪伴她的意识和时间，刻意把母爱放大至无限，并以固执的护犊姿态，流连于女儿的生活和工作中。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女大十八变，等到郭子涵上了大学，对父亲的依存才有所减弱，电话中或微信上的交流大都停留于嘘寒问暖，她对父亲下乡扶贫这件事知之甚少，即使大学毕业后在家待业期间，她也很少同父亲交流，父亲来去匆匆的样子仿佛是住店的一个客人。当然，只要父亲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下厨给她们母女俩改善伙食。
那时，郭子涵总觉得父亲特别忙，有时连续十天半月不着家，一旦回来，推开房门的声音都显得异常疲惫，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然后走进书房，放下背包，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填写各种似乎永远填不完的资料和报表，直到母亲做好饭去喊他。吃饭时，父亲竟然会趴在餐桌上呼呼睡去，而碗里的米饭只下去一点点。
后来，关于父亲的去世，郭子涵每每被采访她的媒体记者提起，都泪流满面。除了哭泣就是摇头，她不愿被人一次次粗暴地撕开那道依然没有痊愈的伤疤，她需要时间平息情绪，然后才能接着与媒体交流。
而父亲在台北村的点点滴滴，都是她来台北村后慢慢从村民口中听到和捕捉到的，每听到一个父亲与村民之间发生的故事，她都会热泪盈眶，觉得父亲就是那座仰之弥高的九仙台，无论她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父亲那样的高度。但是在村民眼里，父亲永远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英俊、善良、礼貌、热情、有修养，他们从未见父亲发过火，也从未见郭书记做过一件冒失的事情，总是与他们和风细雨地交谈，而他们之间产生的矛盾与纠纷，正是在父亲这种温婉踏实的工作作风里消弭于无形。
村里有人要进城购物或去城里看孩子，只要郭建平去县里或市里办事，他都会提前和村民打声招呼，走的时候会把他们带上，把他们直接送到商店门口或孩子所在的小区门口，甚至一直注视着老人爬上楼梯后，他才开车走人。等他办完公事，要回村了，再一个一个原路把村民拉上，出去几个，回来还是几个，除非有的老人住在孩子家里不回村了。
四、郭建平架在鼻梁上的眼镜，
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2018年4月24日，郭建平参加台北支村两委会议，研究讨论丈河至台南村段修路过程中涉及占用耕地、树木移植等补助事宜。次日，现场查勘台北段占用土地、树木移植情况。26日，向镇政府领导反映修路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27日、28日，连续入户做村民思想工作，引导村民充分认识修路意义，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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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从陵川县城去台北村有两条土路可走，一条是走陵沁线，到西河底镇转弯，经南沟，过徐社村、秦山村，走九曲十八弯山路到台北村。还有一条是走陵沁线，拐礼夺线，经城东村、丈河村，再到台北村。两条路都不好走，比较而言，后一条路比前一条路近一点，也平坦一点。后一条路有一半是硬化路，因部分线路与礼夺线重合，到丈河村就不往台北村延伸了，仅有土路相连。郭建平不止一次听村里人念叨，要想富，先修路，扶贫扶贫，不修好去丈河村的路，还能叫扶贫？他听的时候，脸上火辣辣地烧，听完之后就暗下决心，非要把这件事弄成不可。
因为修路的事儿，郭建平曾想回莒山煤矿找矿党委书记赵良才要钱。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公司是台北村的帮扶单位，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出一些钱还是应该的，郭建平自己这么想的，就想当然地要赵良才也这么做。后来听说，附城镇已经牵头协调对丈河至台北、台南村公路进行拓宽改造，郭建平才打消了回矿上要钱的念头。
2018年5月，工程正式启动。针对台北村段工程，郭建平和村两委干部，共同担负起实地勘查线路、研究征地补偿方案的重任。不做不知道，一做郭建平才清楚这是件得罪人的事情。别看没路的时候，村民们砸锅賣铁也想修出一条好路，可等到政府给修路了，又想在征地补偿上多要点钱。路修到谁家地头，多占了谁家的几分地，村民们都瞪着眼珠子瞅着哩，即使严格按照标准补偿，也总有人觉得吃亏了，会从一只鸡蛋联想到无数只公鸡母鸡的损失。
有一户村民的两亩地，正好在征地范围内，那人便放出风声，给个二五一十万，都不同意征，他还指望两亩地给儿子在城里买楼房呢。但大多村民通情达理，端着饭碗蹲在槐树底下闲嗑的时候，都朝那户人家撇嘴，不过也仅此而已，没有人敢当面指责那人钻钱眼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