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投资需平衡制造业下滑
无论是博鳌论坛还是“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已经在不止一次强调其投资拉动的理论。
照其投资拉动的逻辑，“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进一步发展，消费水平要进一步提高，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同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其前提是交易成本的不断下降，这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而基础设施的完善又必须以投资为载体。”
林毅夫表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放弃了投资，就放弃了发展的可能。短期内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
无独有偶，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博士用数学模型的方式验证了林毅夫的这一判断。
根据程漫江博士的测算，2012-2020年如果GDP中名义投资保持10%的增速，结合其他假定，消费占GDP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56%附近，相较于现在49%的水平，年均增速约1个百分点。如果按此速度持续到2030年，消费占GDP比重达到61%，经济结构就会达到相对健康状态。但如果需要消费在2020年达到占GDP 65%的水平，名义投资增速需要降至7%，这可能会对经济带来大的冲击，因为消费一定程度上受投资驱动，投资增幅大幅下降会抑制消费。
然而，尽管在“消费一定程度上受投资驱动，投资增幅大幅下降会抑制消费”这一观点上，程漫江博士与其前辈林毅夫观点相同，但在推导结论上却迥然有别。
按照程漫江博士的思路，经济应向合理结构转型，而转型的方向则是平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重，借此推动消费占GDP比重的稳步上升。
程漫江博士指出，“制造业投资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整体投资增速为15%左右，但由于其中土地成本占比较高，除去土地成本上涨的因素，制造业名义投资增速可能下滑更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无论是从成长周期、世界市场份额，还是短期竞争力来看，制造业均为下行态势，因此政府通过何种政策引导服务业快速发展，来弥补制造业增速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已经到了关键的改革时期。”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林毅夫说，“我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同时，我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对于与投资接踵而来的种种问题，林毅夫则认为这无关投资本身，而是体制机制不完善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和干预，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寻租、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
积极财政政策应量力而为
对于中国经济重启投资“稳增长”的建议，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由15年前的62.5%下降到现在的45.2%，下降17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的65%低近20个百分点。不少经济学家由此指出，提升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他将这个问题归结于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连续1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这个政策导致两大问题，一是破坏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劳动者报酬的比例越来越低，引起内需不足。第二是能源、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生产资料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
“尽管我们要扩大内需，但是只是在口头上，扩大不了，因为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是完全靠投资来保持的。”
“一个收入不高的穷人非要借债建一栋豪华别墅住吗？”贺铿的回答是否定的。尊重经济规律、经济效益，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可以适当超前，但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财政应该量入为出，不能老是搞积极财政，贷款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偿还的能力。”贺铿引证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的高速公路，有学者研究利用率只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利用率不到一半。
事实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以及过度投资正在给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已经高达105万亿的广义货币，40万亿的地方债、部门债，加上25万亿的影子银行都在提醒政府的政策，是否要继续扩张财政、扩张投资？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博士就指出，“我国的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财政政策上，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自由度较高的超收部分将进一步减少，国防、外交等政府运营刚性支出超过27%，民生和环保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支持。货币政策方面，由于目前货币总量已经过高，因此货币刺激风险加大。”
诸建芳建议政府要“放权解局”，“一是维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二是放权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贺铿的建议则是降低各级政府对GDP增速的预期，将增长预期降至7%，同时增加供给，比如减税，增加居民收入等。
政府态度：“两条腿”都要
来自学界的争议显然也影响到了决策层的政策布局。
梳理近一年来中央政府的政策，不难看出，减税、增加居民收入正成为重要的关键词。8月1日，“营改增”试点扩至全国，预计减税1200亿元。而此前不久，年收入不足24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政策被推出，仅广东省小微企业减负就预计超过10亿元。
挤压价格泡沫的政策从去年即已经开始。接近核心层的人士认为，这是“克强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之一。如今，挤压价格泡沫的政策已经由上游原材料领域逐渐向居民生活消费品递延。国家发改委今年展开的婴幼儿奶粉价格反垄断调查，以及药品的价格调查正成为新政策的先声。
在分析人士看来，降低价格，就有了扩大消费的空间。这是典型的消费拉动型政策。
不过，随着上半年经济增速触及7.5%的“红线”，6月以来，政府似乎并没有放弃投资拉动消费的可行性。7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加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十一项措施，旨在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对于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正式表态允许PE/VC发行公司债。同时对于集合债券发行主体中募集资金规模小于1亿元的，可以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随后，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开放铁路市场，这意味着，在铁道负债已经高达2.6万亿的背景下，政府并没有放弃基本建设对投资拉动的驱动力，转而谋求社会资本的进入。最新公布的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同样被预计拉动上万亿的投资。 （本刊编辑部摘编）
无论是博鳌论坛还是“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已经在不止一次强调其投资拉动的理论。
照其投资拉动的逻辑，“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进一步发展，消费水平要进一步提高，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同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其前提是交易成本的不断下降，这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而基础设施的完善又必须以投资为载体。”
林毅夫表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放弃了投资，就放弃了发展的可能。短期内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
无独有偶，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博士用数学模型的方式验证了林毅夫的这一判断。
根据程漫江博士的测算，2012-2020年如果GDP中名义投资保持10%的增速，结合其他假定，消费占GDP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56%附近，相较于现在49%的水平，年均增速约1个百分点。如果按此速度持续到2030年，消费占GDP比重达到61%，经济结构就会达到相对健康状态。但如果需要消费在2020年达到占GDP 65%的水平，名义投资增速需要降至7%，这可能会对经济带来大的冲击，因为消费一定程度上受投资驱动，投资增幅大幅下降会抑制消费。
然而，尽管在“消费一定程度上受投资驱动，投资增幅大幅下降会抑制消费”这一观点上，程漫江博士与其前辈林毅夫观点相同，但在推导结论上却迥然有别。
按照程漫江博士的思路，经济应向合理结构转型，而转型的方向则是平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重，借此推动消费占GDP比重的稳步上升。
程漫江博士指出，“制造业投资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整体投资增速为15%左右，但由于其中土地成本占比较高，除去土地成本上涨的因素，制造业名义投资增速可能下滑更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无论是从成长周期、世界市场份额，还是短期竞争力来看，制造业均为下行态势，因此政府通过何种政策引导服务业快速发展，来弥补制造业增速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已经到了关键的改革时期。”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林毅夫说，“我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同时，我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对于与投资接踵而来的种种问题，林毅夫则认为这无关投资本身，而是体制机制不完善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和干预，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寻租、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
积极财政政策应量力而为
对于中国经济重启投资“稳增长”的建议，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由15年前的62.5%下降到现在的45.2%，下降17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的65%低近20个百分点。不少经济学家由此指出，提升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他将这个问题归结于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连续1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这个政策导致两大问题，一是破坏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劳动者报酬的比例越来越低，引起内需不足。第二是能源、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生产资料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
“尽管我们要扩大内需，但是只是在口头上，扩大不了，因为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是完全靠投资来保持的。”
“一个收入不高的穷人非要借债建一栋豪华别墅住吗？”贺铿的回答是否定的。尊重经济规律、经济效益，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可以适当超前，但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财政应该量入为出，不能老是搞积极财政，贷款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偿还的能力。”贺铿引证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的高速公路，有学者研究利用率只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利用率不到一半。
事实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以及过度投资正在给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已经高达105万亿的广义货币，40万亿的地方债、部门债，加上25万亿的影子银行都在提醒政府的政策，是否要继续扩张财政、扩张投资？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博士就指出，“我国的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财政政策上，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自由度较高的超收部分将进一步减少，国防、外交等政府运营刚性支出超过27%，民生和环保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支持。货币政策方面，由于目前货币总量已经过高，因此货币刺激风险加大。”
诸建芳建议政府要“放权解局”，“一是维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二是放权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贺铿的建议则是降低各级政府对GDP增速的预期，将增长预期降至7%，同时增加供给，比如减税，增加居民收入等。
政府态度：“两条腿”都要
来自学界的争议显然也影响到了决策层的政策布局。
梳理近一年来中央政府的政策，不难看出，减税、增加居民收入正成为重要的关键词。8月1日，“营改增”试点扩至全国，预计减税1200亿元。而此前不久，年收入不足24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政策被推出，仅广东省小微企业减负就预计超过10亿元。
挤压价格泡沫的政策从去年即已经开始。接近核心层的人士认为，这是“克强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之一。如今，挤压价格泡沫的政策已经由上游原材料领域逐渐向居民生活消费品递延。国家发改委今年展开的婴幼儿奶粉价格反垄断调查，以及药品的价格调查正成为新政策的先声。
在分析人士看来，降低价格，就有了扩大消费的空间。这是典型的消费拉动型政策。
不过，随着上半年经济增速触及7.5%的“红线”，6月以来，政府似乎并没有放弃投资拉动消费的可行性。7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加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十一项措施，旨在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对于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正式表态允许PE/VC发行公司债。同时对于集合债券发行主体中募集资金规模小于1亿元的，可以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随后，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开放铁路市场，这意味着，在铁道负债已经高达2.6万亿的背景下，政府并没有放弃基本建设对投资拉动的驱动力，转而谋求社会资本的进入。最新公布的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同样被预计拉动上万亿的投资。 （本刊编辑部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