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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环境、新兴技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新创企业的发展遇到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对于规模较小、实力较弱、发展不太成熟的新创企业来说，企业正确、高质量的战略决策决定着企业重要的发展方向和核心优势的形成。在众多战略决策中，企业并购是新创企业实现自身迅速扩张、快速进行新兴领域的重要战略决策。企业并购能够让新创企业迅速扩大自身规模，获取关键技术能力，并且能够降低企业进入行业壁垒，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在我国的新创企业中，企业的领导人往往是企业的创立者，并且具有家族企业的特征，企业领导人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其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是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新创企业领导人的受教育程度、战略决策偏好和社会关系将会对企业是否选择并购发展战略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理论假设
1.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与企业并购决策。新创企业领导人发现战略机会并成功实施战略构想的能力是新创企业能否成功进行战略决策的关键。企业的并购决策依赖于新创企业领导人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能力和处理能力，需要对企业所处政治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都有基本的判断和准确的把握。因此，企业领导人对机会的识别和认知就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企业的并购发展战略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无论是对目标企业的现状掌控还是对行业发展的前景预期，都需要决策者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而以上能力的培养和具备，与企业领导人所接受到的教育和培训息息相关。由于，个体的个性特征、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会来源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Datta和Rajagopalan（1998）认为，个体所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具有较强的知识技能、创造力、应变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同样，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个体，越能够接受新的事物，适应新的环境，并且能够较快的学习和处理信息。因此，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新创企业领导人拥有更强的能力来把控企业的发展，进行企业并购决策。
此外，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领导人更能够接受较高的不确定性，对于风险和挫折具有较高的容忍度，倾向于采用风险程度更高且机会更多的外延式发展方式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在进行企业并购决策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处理不确定性，开展更多的探索活动。因此，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
H1：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企业做出并购决策。
2.新创企业领导人政治关系与企业并购决策。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市场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新创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由于政府掌握了关键资源的配置，市场中的信贷资源供给、行业壁垒的设置都使得新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很难获得较为平等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在企业进行并购决策过程中，新创企业的资金约束和行业壁垒的约束大大缩减了企业可选择的并购目标，降低了企业并购的高效性。为了克服以上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的机构来与政府建立关系，获得关键资源的支持。新创企业领导人兼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并且与政府机关人员等建立相关的社会网络能够向社会传递出企业具有较强的实力并且获得政府认可的信号，能够减轻企业的信贷约束，降低企业与信贷机构的信息不对称，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邓新明（2011）研究表明企业的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富的发展资源，使企业更加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以及进行壁垒行业。在企业进行并购决策的过程中，扩展了企业的目标选择范围，充实了企业的资本实力，为企业进行更好的并购行为提供有力的资源。此外，新创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能够与政府形成较好的关系，完善了企业社会网络，降低了外部市场环境对企业造成的威胁，帮助企业获取更为稀缺和重要的资源。新创企业领导人能够通过利益合作与政府建立起外部网络关系，获取更多的资源、信息以及社会支持，便于企业更加积极进行外部并购。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
H2：新创企业领导人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做出创业导向战略决策。
3.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企业领导人通常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代理冲突不明显，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较高。并且，创业板上市企业中大多引入了机构投资者进行战略投资，对企业的股权起到了一定的分散作用。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是企业股权分散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显示了企业的股权分布状态，也间接说明了企业的控制权归属以及企业的权利分布。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企业大多掌握在大股东的利益之下，企业的战略决策也大多是企业大股东的意志表现。企业倾向于出现“一言堂”的状态，小股东的利益诉求很难得到保护。而适中的股权集中度能够有效避免企业的控制权过高，避免企业领导人的过度自信，能够对企业的治理起到一定的制衡，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新创企业领导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会推动企业并购战略决策的制定，而股权集中度能够从企业领导人所拥有权利的角度来实施企业的并购决策，能够更为直接的体现企业拥有者的战略选择偏好和战略决策动机，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股权集中度在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政治关系与并购决策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本研究的样本为新创企业，将新创企业领导人定义为：该企业为民营企业，且企业的创办者兼任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本文选取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2009年-2014年5个年度为研究区间，同时剔除掉数据无法获得的企业，最后得到有效样本373个。
2.变量设计。①自变量。a.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EDU）。新创企业领导人教育水平基于新创企业领导人所获得的最高学历来测量（1=中专，2=大专，3=大学，4=硕士，5=博士）。b.新创企业领导人政治关联（PC）。本文以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表示新创企业领导人的政治身份，并用Pc表示民营企业家参政。②因变量。并购决策（MA）：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创业导向并购数量作为创业导向并购决策的衡量指标。③调节变量。新创企业领导人持股比例（新创企业领导人share），以新创企业领导人所持有的股份数与企业总股本之间的比例来测量。④控制变量。a.高管团队规模（Num）。高管团队规模是指公司年度末高管团队的人数。b.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是指公司年度末总资产帐面价值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资产负债率是指公司年度末负债帐面总额与资产帐面总额之比值。c.企业所处的地区（Place）。上市公司注册地在东部沿海10省市的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此外，本文还采用了虚拟变量来控制行业影响和年度影响。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依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行业分类和次类进行设定；年度虚拟变量（Year）则以不同年份设定虚拟变量。
四、结果分析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本文采用多元层次回归，分别检验了控制变量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创企业领导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以及新创企业领导者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同时对企业的并购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后，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的系数为0.092，t 值为2.317，系数显著为正；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后，新创企业领导人政治关系的系数为-0.124， t 值为-1.1975，系数显著为负。在检验新创企业领导者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同时对企业的并购决策的影响时，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关系的系数均未发生改变。说明新创企业领导人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企业进行外延式发展战略的实施，企业更加倾向于创新；而新创企业领导人所具有的政治关系在为企业带来庇护的同时也为企业现有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资源，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激情，抑制了外延式发展战略的实施。
在检验了新创企业领导者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并购决策影响的基础上，本文检验了有关新创企业股权集中度对新创企业领导者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与企业并购决策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后，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与股权集中度交叉性的系数为0.092，t 值为2.317，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新创企业股权集中度在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和企业并购决策之间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后，新創企业领导人政治关系与股权集中度交叉性的系数为0.069，t 值为3.175，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新创企业股权集中度在企业领导人政治关系和企业并购决策之间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股权集中度是描述企业股权结构的重要指标，也很好的刻画了企业的权利分布情况。因此，股权集中度能够较好的正向调节新创企业领导者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创业导向发展战略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商务英语学院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一、理论假设
1.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与企业并购决策。新创企业领导人发现战略机会并成功实施战略构想的能力是新创企业能否成功进行战略决策的关键。企业的并购决策依赖于新创企业领导人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能力和处理能力，需要对企业所处政治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都有基本的判断和准确的把握。因此，企业领导人对机会的识别和认知就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企业的并购发展战略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无论是对目标企业的现状掌控还是对行业发展的前景预期，都需要决策者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而以上能力的培养和具备，与企业领导人所接受到的教育和培训息息相关。由于，个体的个性特征、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会来源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Datta和Rajagopalan（1998）认为，个体所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具有较强的知识技能、创造力、应变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同样，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个体，越能够接受新的事物，适应新的环境，并且能够较快的学习和处理信息。因此，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新创企业领导人拥有更强的能力来把控企业的发展，进行企业并购决策。
此外，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领导人更能够接受较高的不确定性，对于风险和挫折具有较高的容忍度，倾向于采用风险程度更高且机会更多的外延式发展方式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在进行企业并购决策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处理不确定性，开展更多的探索活动。因此，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
H1：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企业做出并购决策。
2.新创企业领导人政治关系与企业并购决策。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市场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新创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由于政府掌握了关键资源的配置，市场中的信贷资源供给、行业壁垒的设置都使得新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很难获得较为平等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在企业进行并购决策过程中，新创企业的资金约束和行业壁垒的约束大大缩减了企业可选择的并购目标，降低了企业并购的高效性。为了克服以上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的机构来与政府建立关系，获得关键资源的支持。新创企业领导人兼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并且与政府机关人员等建立相关的社会网络能够向社会传递出企业具有较强的实力并且获得政府认可的信号，能够减轻企业的信贷约束，降低企业与信贷机构的信息不对称，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邓新明（2011）研究表明企业的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富的发展资源，使企业更加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以及进行壁垒行业。在企业进行并购决策的过程中，扩展了企业的目标选择范围，充实了企业的资本实力，为企业进行更好的并购行为提供有力的资源。此外，新创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能够与政府形成较好的关系，完善了企业社会网络，降低了外部市场环境对企业造成的威胁，帮助企业获取更为稀缺和重要的资源。新创企业领导人能够通过利益合作与政府建立起外部网络关系，获取更多的资源、信息以及社会支持，便于企业更加积极进行外部并购。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
H2：新创企业领导人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做出创业导向战略决策。
3.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企业领导人通常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代理冲突不明显，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较高。并且，创业板上市企业中大多引入了机构投资者进行战略投资，对企业的股权起到了一定的分散作用。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是企业股权分散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显示了企业的股权分布状态，也间接说明了企业的控制权归属以及企业的权利分布。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企业大多掌握在大股东的利益之下，企业的战略决策也大多是企业大股东的意志表现。企业倾向于出现“一言堂”的状态，小股东的利益诉求很难得到保护。而适中的股权集中度能够有效避免企业的控制权过高，避免企业领导人的过度自信，能够对企业的治理起到一定的制衡，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新创企业领导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会推动企业并购战略决策的制定，而股权集中度能够从企业领导人所拥有权利的角度来实施企业的并购决策，能够更为直接的体现企业拥有者的战略选择偏好和战略决策动机，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股权集中度在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政治关系与并购决策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本研究的样本为新创企业，将新创企业领导人定义为：该企业为民营企业，且企业的创办者兼任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本文选取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2009年-2014年5个年度为研究区间，同时剔除掉数据无法获得的企业，最后得到有效样本373个。
2.变量设计。①自变量。a.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EDU）。新创企业领导人教育水平基于新创企业领导人所获得的最高学历来测量（1=中专，2=大专，3=大学，4=硕士，5=博士）。b.新创企业领导人政治关联（PC）。本文以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表示新创企业领导人的政治身份，并用Pc表示民营企业家参政。②因变量。并购决策（MA）：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创业导向并购数量作为创业导向并购决策的衡量指标。③调节变量。新创企业领导人持股比例（新创企业领导人share），以新创企业领导人所持有的股份数与企业总股本之间的比例来测量。④控制变量。a.高管团队规模（Num）。高管团队规模是指公司年度末高管团队的人数。b.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是指公司年度末总资产帐面价值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资产负债率是指公司年度末负债帐面总额与资产帐面总额之比值。c.企业所处的地区（Place）。上市公司注册地在东部沿海10省市的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此外，本文还采用了虚拟变量来控制行业影响和年度影响。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依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行业分类和次类进行设定；年度虚拟变量（Year）则以不同年份设定虚拟变量。
四、结果分析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本文采用多元层次回归，分别检验了控制变量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创企业领导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以及新创企业领导者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同时对企业的并购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后，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的系数为0.092，t 值为2.317，系数显著为正；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后，新创企业领导人政治关系的系数为-0.124， t 值为-1.1975，系数显著为负。在检验新创企业领导者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同时对企业的并购决策的影响时，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关系的系数均未发生改变。说明新创企业领导人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企业进行外延式发展战略的实施，企业更加倾向于创新；而新创企业领导人所具有的政治关系在为企业带来庇护的同时也为企业现有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资源，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激情，抑制了外延式发展战略的实施。
在检验了新创企业领导者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并购决策影响的基础上，本文检验了有关新创企业股权集中度对新创企业领导者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与企业并购决策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后，新创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与股权集中度交叉性的系数为0.092，t 值为2.317，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新创企业股权集中度在企业领导人受教育程度和企业并购决策之间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后，新創企业领导人政治关系与股权集中度交叉性的系数为0.069，t 值为3.175，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新创企业股权集中度在企业领导人政治关系和企业并购决策之间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股权集中度是描述企业股权结构的重要指标，也很好的刻画了企业的权利分布情况。因此，股权集中度能够较好的正向调节新创企业领导者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创业导向发展战略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商务英语学院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