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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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具有双向性,是从异己的文化中提取智识成果、文化表达或人工制品,以及历史和知识的方式。挪用的实质是理解他者,是一种解释性的方法和实践。挪用介入文化差异的方式有三:第一,对视觉形象的挪用;第二,对文化语境的挪用;第三,对仪式象征性的挪用。艺术家创作时,往往会综合运用上述各种方式。挪用突出的特性是学习和改造,挪用不是对他者简单地复制和剿袭,而是彻底改变其原有的意义。需要强调的是,当代艺术和人类学以挪用的方式介入文化差异,必须遵守的原则是在充分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只有这样,挪用才能对文化交流和文化变迁发挥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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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俗学来说,艺术是一个基本概念,这一概念仍然隐晦不明,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维度思考艺术:艺术作为产品、艺术作为过程、艺术作为行为。由此产生对艺术品、艺术表演和日常艺术活动的关注。艺术最为典型的特征应该是技能标准。所有民族都创造艺术,艺术创作过程全都诉诸技能。将艺术定义为一种技能的表现,其涉及定性经验的创造,可以采取特定群体公认的任何形式,其主要组成部分为传统、群体和情感。
黄扬木是一种质地细腻的木材,易于雕刻各种造型,雕刻题材也比较广泛。用黄扬木雕刻的作品以圆雕居多,也有做成各种图案的,而做成高浮雕的,则少之又少。说是高浮雕,其实只有不到两公分厚,却能够将船以及船的造型、细节和人物的前后关系交待得如此清晰,实在是不多见的。
仪式过程理论注重以“人”为中心的通过仪式研究,并且形成了具有较好共识的分析框架,遗憾的是在针对“物”的仪式过程解读上却关注不够。侗族传统民居建造仪式中不仅存在分隔→阈限→聚合的典型阶段,而且还存在类阈限和阈限嵌套过程。所谓阈限嵌套是指阈限当中又有阈限,是一个包含分隔→阈限→分隔/聚合(与神圣聚合)→聚合(与世俗聚合)的复杂过程,蕴含丰富的文化象征和符号隐喻。
关于琦美由南京都察院炤磨升北京太常寺典簿的时间,四库本《太常续考》明系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而非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赵氏钞校本杂剧终归武康,少量剧本如《莽张飞大闹石榴园》和《状元堂陈母教子》被带回常熟。张远侨居常熟时勤于收书,且藏书后曾被当地藏书家收藏。黄裳对张远及《元明杂剧书后》一文之发现早于蒋星煜,对赵氏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早期流传同具认识意义。
2018年5月6日,由广西歌舞剧院和广西艺术学院创演的民族歌剧《三月三》在南宁剧场首演。广西歌舞剧院有着浓厚的“山歌”情结,隔几年总有一部“歌唱着演戏”的好戏推出。比如,2009年的音乐剧《桂花雨》,2016年的歌剧《山歌好比春江水》,还有今年刚刚亮相的歌剧《三月三》。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明清散曲曲唱艺术及其文化生态与传播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BD075)于2017年8月立项。项目负责人:板俊荣;项目组成员:谢力荣、黄舒拉、蔡伟、马韵斐、张进、黄晴葵、徐登峰、朱文、王洁、韦利军。
“明清散曲曲唱艺术及其文化生态与传播路径研究”项目主持人板俊荣,甘肃庆阳人,汉族,文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江苏民间表演艺术研究所所长,加拿大布兰登大学客座教授,全国初等音乐教育中心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音乐分会理事。
《淮南子》以“言道”和“言事”并举的方式,阐述了早期中国的事件哲学思想。在作者看来,神、人、物均为事件形成之主体,神话-历史事件是作者言说“道”的重要载体。作者认为“事”是“道”的载体,“道”是“事”的根本,如果只言说“道”则不能使人真切感受到“道”的迫近和必要,因而需要借助“事”来说明“道”如何参与、支配万物之变化;如果仅仅着眼于“事”,人们可能只关注眼前所见,而不能将之与“道”相联系,不能明白“事”与“道”共同运转的道理。作者着力强调消除人为因素在事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举事顺道”,主体行动应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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