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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立足于让人民幸福的大民生观，是一个多维度结构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体系，其核心概念是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化。在经历近60年特别是近40年的持续发展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获得了极大满足，但这种需要在全面升级，并很自然地向更加高端的精神文化需要扩展，它们构成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进程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决定了中国未来民生发展的目标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物质文化需要 美好生活需要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足于让人民幸福的大民生观，既涉及到了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民生诉求，也涵盖了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健康、安全、生态环境等各种民生诉求，还纳入了民主、法治等更高层级的精神需要，从而构成了一个多维度结构的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之所以能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不仅因为其最贴近百姓生活，与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而且因为其有着区别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法治、生态文明等重要论述的明确且稳定的内涵与外延。[1]在这一思想体系中，“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是两个十分关键的概念，代表的是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下民生诉求的两个层次。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是习近平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时做出的重大判断，也是他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后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所宣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正式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使命与国家行动核心目标指向的标志，所揭示的是中国民生发展实践在近70年特别是近40年间的客观进程与质的升华，所表明的是新时代党和政府需要与时俱进地为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而不懈努力的方向。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物质文化需要”与“美好生活需要”两个重要概念加以梳理，以便能够更加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民生是指人民的生计与追求。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民生诉求总是与所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民生水平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程度。愈是欠发达社会，民生诉求愈是低端，如何满足人民的温饱需要便是国家与社会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愈是发达社会，民生诉求也愈是高端，如何更好地满足不断发展的民生需要则构成了治国理政之挑战。因此，民生诉求往往伴随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不断升级，解决了原有的民生问题，又会出现新的民生问题，经济社会越是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就越是扩展，这是一条难以逆转的客观规律。[3]中国进入新时代后，从衣、食、住、行、教育、就业、环境、文化娱乐、旅游及相关服务等物质生活，到公平正义、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发展机会、平等与尊严等更高层次追求，均可归入民生范畴，所反映的都是人民的诉求，折射的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程度。[4]
在中国历史上，民生与国计总是相提并论的，“国计民生”是家喻户晓的成语，但历代王朝并非都能够处理好国计（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秦、隋二朝国力强盛却都二世而亡，随后的汉、唐二代则开创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篇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轻视民生而后者重视民生。在国际上，苏联与美国曾一度并世称霸世界，但前者已于1989年走向瓦解，后者迄今仍雄居世界第一，同样是因民生差异太大，苏联国力强盛而民生匮乏，美国却是国力强盛与民生富足并存。因此，“民生好坏决定民心向背，民心向背决定国运昌衰，这是古今中外的一条公理”。[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是一穷二白、内忧外患的异常困境，但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并通过土地改革给亿万农民以实惠，通过建立公有制下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方式和劳动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给城镇居民以稳定预期，不仅迅速根治了旧中国民不聊生的沉疴固疾，赢得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衷心拥护，而且迅速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逐步走向强盛的基石。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过度强化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经济建设未能够获得长足发展，民生改善有限，生产不足与供应短缺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共产党虽然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却并未能够实现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预期目标”。[6]以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社会主义阵营之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纷纷易帜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片欢声等为标志的国际局势大变时，中国也面临着命运抉择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正确选择。因此，民生维艰的国内背景构成了中国改革開放的内生动力源，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国际背景则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压力源，两者叠加在一起，促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通过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并选择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手段，使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民生也持续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共同贫穷被送进了历史，全体人民的生活境遇获得持续大幅度改善，国计民生相结合的发展进程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即将迈进全面小康社会。然而，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下，也衍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区域发展失衡与城乡发展失衡现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生态环境遭到大范围破坏，食品药品与生产安全问题突出，所有这些均减损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再加上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不断上升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诉求日益增长，如果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现实民生问题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民生事业就难以实现持续向好发展，国家亦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面临新的重大危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续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同时也注重分好“蛋糕”，国家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发展取向日益落实在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中，居民收入实现了多年以来未能实现的超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生活后顾之忧持续大幅度减轻，这表明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正在趋向同步。但以往积累的民生问题并未全面解决，国家日益强盛背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这不仅表现在要求物质生活继续得到改善上，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主线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将民生事业简单等同于社会建设是一个存在着局限性的认识误区。因为即使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也还要通过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市场交易、设施建设、服务供给等经济行为来加以满足，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化体育活动及旅游等民生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扩展和日益增长的，既表现在对经济民生、社会民生的追求不断升级上，事实上也已经从经济民生、社会民生扩展到了政治民生、法治民生、生态民生上”。[8]因此，对新时代民生的理解必须适应民生诉求发展变化的规律，准确把握“物质文化需要”与“美好生活需要”两个关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真正顺应人民群众伴随国家发展进步而不断升级的民生诉求，全方位地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治、生态等方面的需要，使每个人的智力和体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最终引领全体人民步入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前已述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生诉求是有所不同的，所呈现的是从低端民生需要向高端民生需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进程中，也表现在人民个体发展的过程中，它虽然不是绝对的，但也表现为一般规律。就像一个生活贫困的流浪者可能有很高的精神追求，但流浪者作为一个群体却不可能以很高的精神追求群体现象出现在现实社会中。因此，个体可以有例外，群体则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民生诉求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对人的需要作出适当的划分，是认识人的需要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前提。因此，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的美好生活需要，应当先行了解并理解人的需要层次划分。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形态都是受所处的时代制约的，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反映。一种理论的产生在于这个社会现实存在理论产生的基础，并且强烈要求有相应的理论来与之相适应。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种理论和实践、意识和存在的统一就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进程中形成的，沒有纯粹的理论，同样也没有纯粹的脱离意识的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这里强调的是人本身首先得保证自己生命的存在即有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然后才能进行其他一切活动，因此，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的自然需要即第一需要，是人的生存之本，离开了这个生存之本，其他需要就无从谈起。马克思、恩格斯接着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0]这种需要显然要高于作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第一需要，包括对舒适与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在解决了生存需要的条件下出现的第二层次的需要，它显然超出了人的自然需要，也超出了人的单纯对象性需要，它使活动本身成了需要，从而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新的社会需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此同时论述更高层次的人的需要，但在《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多篇著作中，所强调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无疑是最高需要，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满足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因此，人们一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的需要学说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其中：生存需要是人维持生活活动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是物质生活资料，属于物质层面；享受需要是在生存需要得到相应满足的基础上对舒适与幸福生活的追求，兼具物质与精神层次需要；发展需要则是人的最高层次需要，它是人对于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不断超越和完善自我的渴望，如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等，它应当属于精神层面。因此，人的需要是逐渐从物质层次升华到精神层面的，但无论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基础地位不会动摇，而精神层面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取决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程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还有一种广受关注的人的需要层次划分理论，即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诺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的人的需要五层次论。他将人的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马斯诺认为，人的五种需要就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但这样的次序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也有种种例外的情形，但一般而言，其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后，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11]
比较马克思的三层次需要和马斯诺的五层次需要，可以发现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把人的需要作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体系，都认识到人的需要是有层次且不断升华的，并且都认为人的需要是以人的自然生存为基础，以人的自我实现为高峰的系统。但两者又有很大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突出的是真正的自由个性同时具有直接社会性，以及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马斯诺是从孤立的个体出发的，其对人的需要层面的描述缺乏内在的社会规定性，因而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的需要提升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上，对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指导意义，而马斯诺却只是力图推动人们将自己的需要提升到自我实现的层次，其对个体或许有作用，对社会却意义不大。[12]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需要学说更具科学性，也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更具指导意义。 如果说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的分类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需要的内容归纳，那么，“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便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话语体系中人的需要的两个层次，这种划分虽然是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下的表述，但均同时包含了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完全符合人类有史以来的人的需要的客观事实。“美好生活需要”当然包含了“物质文化需要”，但后者显然更具发展性与开放性，既包括了“物质文化需要”的升华，更体现在能够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所有需要上。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关于人民需要的表述所反映的是人的需要日益增长与不斷扩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进程，这显然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表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顺应人民从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向含义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实质更高级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物质文化需要”是多次在中国共产党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出现的重要概念，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美好生活需要”取代以往历次党代会上的“物质文化需要”，标志着一个以满足有限、低端的民生需要为主要任务的旧时代的终结，同时标志着一个以满足全面、高端的民生需要为主要任务的新时代的开始，是从民生视角反映国家发展根本使命与目的的升华，其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的将是全局性、深刻性的影响。
“物质文化需要”提法的回顾。最早将人民群体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是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决议提出的。决议首先明确指出：“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接着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3]这一段表述揭示了旧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程，从1956年起，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表述经过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提炼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4]在此，以“物质文化需要”取代“经济文化需要”更为准确地表达了民生诉求，但实质意思并未改变，因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通常从1956年首次提出算起。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5]这是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重申了1981年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6]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7]从江泽民的两次表述中，可以发现，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界定为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在十六大报告中不再提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的说法，这种变化说明中央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发展进步可能带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8]党的十八大报告仍然强调：“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9]从“贯穿”到“仍然”再到“没有变”，可以看出，中央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及主要矛盾的判断既注意到了国家的发展与民生的进步，也与当时的发展实践基本吻合。在过去改革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民生发展确实踏上了新的台阶，对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强烈。
当然，1956年虽然提出了这样的表述，但基于旧社会留下的“一穷二白”、西方国家的封锁、国家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以及人口迅速增长等多方面原因，形成的是民生发展不足与供应短缺的局面，那个时期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困难状况还不能得到很大改观，也制约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20]1981年，1956年的提法被提炼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直到进入本世纪一以贯之地指导着国家发展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说明了党对所处阶段中国国情有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和全国的中心工作，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根本改变社会生产的落后面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都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到进入本世纪后的深刻变化，表明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为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亿人摆脱贫困，进而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逐步提高人民的福祉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经济）文化需要”，从党的十三大直至十八大的政治报告都继承了上述论断，其中十三大到十六大的报告都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表述，十七大和十八大的报告则都在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的基础上，继而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十九大报告中则提出“美好生活需要”，这些变与不变记述的是国家发展与中国民生进步的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的飞跃的进程。
国力与民生的发展脉络。在此，我们可以用1956年、1981年、2017年的几组数据来进一步揭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时代适应性问题。在国力方面，可以考虑的因素较多，如中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局面，特别是“两弹一星”等造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国力指标主要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及人均值为标志，即民生改善的程度必然要取决于可供惠及民生的物质基础。如果所生产的社会财富有限，民生改善就缺乏现实基础，反之，社会财富生产越多，可供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就愈是雄厚。根据统计资料，中国195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030亿元，人均GDP为164.1元；1981年的GDP是4935.8亿元，人均GDP约493元；2012年的GDP是54.04万亿元，人均GDP达4万元；2017年的GDP是827122亿元，人均GDP为59660元，如果以美元计价，2017年中国全年人均GDP为8836美元。[21]GDP總量的增长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国力增长，而人均GDP的增长则代表着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收入水准。在1981年前，中国是低收入国家行列中的最低收入国家之一，而到2017年则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区区100多亿美元，重工业几乎为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纺织业。毛主席曾经感慨，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2]在这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上，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人民硬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生产了自己的解放牌汽车、东方红拖拉机，研制出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迈上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轨道，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国力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国家当然应当有更高的发展目标，也有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更高的生活品质追求。
以民生水平而论，虽然评价指标也很多，但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状况的通行指标。恩格尔系数越大，即居民用于食物消费所占的比重愈大，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或家庭越贫困；反之，食物消费占比愈低，则生活愈富裕。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根据各国的消费习惯，利用恩格尔系数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提出了一个相对标准，即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60%为勉强度日，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23]1956年时，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4%，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农村居民为65.8%，处于绝对贫困阶段。[24]1981年时，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6.7%，农村居民为59.9%；2000年分别为39.4%、49.1%；2010年分别为35.7%、41.1%。[25]2017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为29.3%，其中城镇为28.6%，达到了国际上“富裕”水平；农村为31.2%，接近国际上“富裕”水平。[26]这组指标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民生发展变化的全部，但已经足以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人民群众对生活的追求，只能是物质生活资料和初级文化娱乐活动的有限满足。过上温饱生活是改革开放前的民生诉求，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会要求过上小康生活，在进入总体小康社会后则会向更高端的美好生活前进。因此，现在的民生诉求绝不可能停留在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层次上。如果说那个年代国家发展的根本使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在则必然要升华到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
物质文化需要的具体内容。尽管不同年代的物质文化需要有不同的追求，但总体而言，它还是以物质资料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种需要的相关活动为主体。首要的是衣食住行，主体是食物保障，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过的第一层次需要。无论是饥寒年代，还是小康年代和富裕年代，它都是人民幸福的基础。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7]因此，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以物质资料满足为基础，然后，伴随时代发展变化产生新的飞跃，并必然走向更高端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全面满足的时代。
其次是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文化娱乐等。人民要求享有相应的教育机会以提升自身素质，能够实现劳动就业以获取相应的收入，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以解除生活后顾之忧，有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免除疾病恐惧，有相应的文化娱乐活动等精神生活的需要以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同样，这些需要也是不断升级的。
与60多年前提出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习近平提出的“美好生活需要”无疑内容更丰、跨域更广、层次更多、追求更高，是一个可以让人民幸福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完整结构体系，也是一个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民生体系，它包含了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 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前已述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时，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替代以往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词而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了全部满足或者不存在了。相反，“物质文化需要”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仍然被包含在“美好生活需要”之中，只不过在新时代呈现出全面升级态势。2012年12月15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8]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又增加了一个“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29]习近平的民生“八更”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呈现出全面升级态势，反映的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新要求，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的着力点。
世界银行提出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左右，201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8790美元左右，与人均GDP接近。如果此后几年人均GDP和收入维持2017年增速，则大约在2022年，中国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30]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持续扩大升级，已进入消費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呈现出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更多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等一系列转变。
下列一组收入与消费结构指标能够客观反映中国民生发展水平。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为13843元，中等收入组为22495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为34547元，高收入组为64934元。同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955元。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79.6%，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3.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8.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2.7%，到2012年达到30%，2015年达到40%，2017年再提高到45.7%，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31]2017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21743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18695万辆），民用轿车保有量12185万辆（其中私人轿车11416万辆）；移动电话用户141749万户，普及率达102.5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4854万户，移动宽带用户113152万户，互联网上网人数7.72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7.5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其中农村地区达35.4%）；全年国内游客50亿人次，国内居民出境14273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13582万人次），赴港澳台出境8698万人次。[32]这一组数据所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在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也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汽车消费、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等已经成为大众化消费。此外，所有老年人都能够按月领取一笔数额不等的养老金，全民医保的目标基本实现，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时代，等等。这些都说明，就“物质文化需要”而言，中国民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民生“八更”，人民群众还希望水平更高、质量更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品质、生活品位更高。这是国家快速发展进步的客观标志，也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必须妥善应对的挑战。
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尽管精神需要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民生诉求，但追求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却只能在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后才可能出现并变成现实。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33]他还在阐述民主政治与全面依法治国的主张时将之与民生紧密关联，这是大民生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所追求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高层次的需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民生需要具有主观性和鲜明的价值判断，即使物质再丰裕，也替代不了人民群众在这些方面的追求。因此，精神需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不可替代且日益广泛的组成部分，它追求的不仅是体面，更是权利、平等与尊严，是获得全面发展的保障，从而是民生发展的质的升华。
鉴于此，中国不仅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人民在民主制度下充分地参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并在享有这种权力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且需要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加快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把保障与改善民生纳入法治化轨道，让法治成为维护人民权利和逐步实现全面发展的保证。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是一部人民权利法，它涵盖了个人的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没有法律的明确赋权，这些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没有完备的法律规制，社会失序、行为失范的现象也将扭曲民生发展的轨迹。因此，民主与法治构成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与制度保障。
总之，迈向新时代后，“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固然是人民幸福的基础，但人民不仅希冀获得更高质量、更有品质的社会产品及相关服务，更期盼有民主有序、清正廉洁、海晏河清的政治环境，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这种“美好生活需要”并非随物质财富增长就可以自动解决的，它的满足有赖于社会文明进步与新的制度建构。只有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硬需要”与“民主法治软需要”，才能称得上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注释
[1]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2]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3][6]郑功成：《“后改革开放时代”的民生问题》，载郑功成：《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民生视角下的和谐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26页。本文系作者2004年9月23日在“人文视界”系列讲座上的开坛演讲。
[4][5]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时代背景与理论特质》，《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3期。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8]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1]参见[美]伯拉罕·马斯诺：《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姚顺林：《论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兼论马克思同弗洛伊德和马斯诺的关系》，《东南学术》，2008年第2期。
[13]《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56年9月27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6月4日，http：//www.gov.cn/test/2008-06/04/content_1005155.htm。
[1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6月28日。
[15]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中国政府网，2007年8月29日，http：//www.gov.cn/test/2007-08/29/content_730614.htm。
[1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1月18日。
[1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18日。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
[21]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计算。
[22]《宣言：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新华网，2018年8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07/c_1123235538.htm。
[23]冯飞、姬雄华：《恩格尔质量系数与统计工作要求》，《统计与决策》，2006年第15期。
[24]朱高林、郭学勤：《1949～1956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提要2011》，2011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26]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5页。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30]《2017中国人均GDP超8800美元 2022年望进入高收入国家》，《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3月1日。
[31]教育部：《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站，2018年7月19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807/t20180719_343508.html。
[32]國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
[3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责 编/郑韶武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物质文化需要 美好生活需要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足于让人民幸福的大民生观，既涉及到了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民生诉求，也涵盖了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健康、安全、生态环境等各种民生诉求，还纳入了民主、法治等更高层级的精神需要，从而构成了一个多维度结构的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之所以能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不仅因为其最贴近百姓生活，与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而且因为其有着区别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法治、生态文明等重要论述的明确且稳定的内涵与外延。[1]在这一思想体系中，“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是两个十分关键的概念，代表的是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下民生诉求的两个层次。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是习近平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时做出的重大判断，也是他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后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所宣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正式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使命与国家行动核心目标指向的标志，所揭示的是中国民生发展实践在近70年特别是近40年间的客观进程与质的升华，所表明的是新时代党和政府需要与时俱进地为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而不懈努力的方向。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物质文化需要”与“美好生活需要”两个重要概念加以梳理，以便能够更加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对民生问题的基本认识
民生是指人民的生计与追求。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民生诉求总是与所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民生水平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程度。愈是欠发达社会，民生诉求愈是低端，如何满足人民的温饱需要便是国家与社会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愈是发达社会，民生诉求也愈是高端，如何更好地满足不断发展的民生需要则构成了治国理政之挑战。因此，民生诉求往往伴随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不断升级，解决了原有的民生问题，又会出现新的民生问题，经济社会越是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就越是扩展，这是一条难以逆转的客观规律。[3]中国进入新时代后，从衣、食、住、行、教育、就业、环境、文化娱乐、旅游及相关服务等物质生活，到公平正义、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发展机会、平等与尊严等更高层次追求，均可归入民生范畴，所反映的都是人民的诉求，折射的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程度。[4]
在中国历史上，民生与国计总是相提并论的，“国计民生”是家喻户晓的成语，但历代王朝并非都能够处理好国计（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秦、隋二朝国力强盛却都二世而亡，随后的汉、唐二代则开创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篇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轻视民生而后者重视民生。在国际上，苏联与美国曾一度并世称霸世界，但前者已于1989年走向瓦解，后者迄今仍雄居世界第一，同样是因民生差异太大，苏联国力强盛而民生匮乏，美国却是国力强盛与民生富足并存。因此，“民生好坏决定民心向背，民心向背决定国运昌衰，这是古今中外的一条公理”。[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是一穷二白、内忧外患的异常困境，但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并通过土地改革给亿万农民以实惠，通过建立公有制下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方式和劳动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给城镇居民以稳定预期，不仅迅速根治了旧中国民不聊生的沉疴固疾，赢得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衷心拥护，而且迅速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逐步走向强盛的基石。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过度强化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经济建设未能够获得长足发展，民生改善有限，生产不足与供应短缺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共产党虽然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却并未能够实现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预期目标”。[6]以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社会主义阵营之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纷纷易帜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片欢声等为标志的国际局势大变时，中国也面临着命运抉择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正确选择。因此，民生维艰的国内背景构成了中国改革開放的内生动力源，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国际背景则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压力源，两者叠加在一起，促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通过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并选择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手段，使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民生也持续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共同贫穷被送进了历史，全体人民的生活境遇获得持续大幅度改善，国计民生相结合的发展进程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即将迈进全面小康社会。然而，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下，也衍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区域发展失衡与城乡发展失衡现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生态环境遭到大范围破坏，食品药品与生产安全问题突出，所有这些均减损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再加上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不断上升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诉求日益增长，如果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现实民生问题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民生事业就难以实现持续向好发展，国家亦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面临新的重大危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续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同时也注重分好“蛋糕”，国家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发展取向日益落实在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中，居民收入实现了多年以来未能实现的超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生活后顾之忧持续大幅度减轻，这表明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正在趋向同步。但以往积累的民生问题并未全面解决，国家日益强盛背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这不仅表现在要求物质生活继续得到改善上，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主线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将民生事业简单等同于社会建设是一个存在着局限性的认识误区。因为即使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也还要通过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市场交易、设施建设、服务供给等经济行为来加以满足，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化体育活动及旅游等民生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扩展和日益增长的，既表现在对经济民生、社会民生的追求不断升级上，事实上也已经从经济民生、社会民生扩展到了政治民生、法治民生、生态民生上”。[8]因此，对新时代民生的理解必须适应民生诉求发展变化的规律，准确把握“物质文化需要”与“美好生活需要”两个关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真正顺应人民群众伴随国家发展进步而不断升级的民生诉求，全方位地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治、生态等方面的需要，使每个人的智力和体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最终引领全体人民步入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人的需要层次划分
前已述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生诉求是有所不同的，所呈现的是从低端民生需要向高端民生需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进程中，也表现在人民个体发展的过程中，它虽然不是绝对的，但也表现为一般规律。就像一个生活贫困的流浪者可能有很高的精神追求，但流浪者作为一个群体却不可能以很高的精神追求群体现象出现在现实社会中。因此，个体可以有例外，群体则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民生诉求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对人的需要作出适当的划分，是认识人的需要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前提。因此，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的美好生活需要，应当先行了解并理解人的需要层次划分。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形态都是受所处的时代制约的，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反映。一种理论的产生在于这个社会现实存在理论产生的基础，并且强烈要求有相应的理论来与之相适应。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种理论和实践、意识和存在的统一就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进程中形成的，沒有纯粹的理论，同样也没有纯粹的脱离意识的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这里强调的是人本身首先得保证自己生命的存在即有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然后才能进行其他一切活动，因此，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的自然需要即第一需要，是人的生存之本，离开了这个生存之本，其他需要就无从谈起。马克思、恩格斯接着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0]这种需要显然要高于作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第一需要，包括对舒适与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在解决了生存需要的条件下出现的第二层次的需要，它显然超出了人的自然需要，也超出了人的单纯对象性需要，它使活动本身成了需要，从而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新的社会需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此同时论述更高层次的人的需要，但在《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多篇著作中，所强调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无疑是最高需要，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满足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因此，人们一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的需要学说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其中：生存需要是人维持生活活动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是物质生活资料，属于物质层面；享受需要是在生存需要得到相应满足的基础上对舒适与幸福生活的追求，兼具物质与精神层次需要；发展需要则是人的最高层次需要，它是人对于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不断超越和完善自我的渴望，如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等，它应当属于精神层面。因此，人的需要是逐渐从物质层次升华到精神层面的，但无论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基础地位不会动摇，而精神层面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取决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程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还有一种广受关注的人的需要层次划分理论，即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诺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的人的需要五层次论。他将人的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马斯诺认为，人的五种需要就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但这样的次序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也有种种例外的情形，但一般而言，其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后，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11]
比较马克思的三层次需要和马斯诺的五层次需要，可以发现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把人的需要作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体系，都认识到人的需要是有层次且不断升华的，并且都认为人的需要是以人的自然生存为基础，以人的自我实现为高峰的系统。但两者又有很大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突出的是真正的自由个性同时具有直接社会性，以及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马斯诺是从孤立的个体出发的，其对人的需要层面的描述缺乏内在的社会规定性，因而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的需要提升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上，对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指导意义，而马斯诺却只是力图推动人们将自己的需要提升到自我实现的层次，其对个体或许有作用，对社会却意义不大。[12]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需要学说更具科学性，也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更具指导意义。 如果说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的分类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需要的内容归纳，那么，“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便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话语体系中人的需要的两个层次，这种划分虽然是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下的表述，但均同时包含了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完全符合人类有史以来的人的需要的客观事实。“美好生活需要”当然包含了“物质文化需要”，但后者显然更具发展性与开放性，既包括了“物质文化需要”的升华，更体现在能够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所有需要上。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关于人民需要的表述所反映的是人的需要日益增长与不斷扩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进程，这显然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表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顺应人民从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向含义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实质更高级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物质文化需要
“物质文化需要”是多次在中国共产党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出现的重要概念，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美好生活需要”取代以往历次党代会上的“物质文化需要”，标志着一个以满足有限、低端的民生需要为主要任务的旧时代的终结，同时标志着一个以满足全面、高端的民生需要为主要任务的新时代的开始，是从民生视角反映国家发展根本使命与目的的升华，其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的将是全局性、深刻性的影响。
“物质文化需要”提法的回顾。最早将人民群体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是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决议提出的。决议首先明确指出：“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接着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3]这一段表述揭示了旧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程，从1956年起，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表述经过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提炼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4]在此，以“物质文化需要”取代“经济文化需要”更为准确地表达了民生诉求，但实质意思并未改变，因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通常从1956年首次提出算起。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5]这是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重申了1981年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6]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7]从江泽民的两次表述中，可以发现，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界定为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在十六大报告中不再提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的说法，这种变化说明中央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发展进步可能带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8]党的十八大报告仍然强调：“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9]从“贯穿”到“仍然”再到“没有变”，可以看出，中央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及主要矛盾的判断既注意到了国家的发展与民生的进步，也与当时的发展实践基本吻合。在过去改革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民生发展确实踏上了新的台阶，对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强烈。
当然，1956年虽然提出了这样的表述，但基于旧社会留下的“一穷二白”、西方国家的封锁、国家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以及人口迅速增长等多方面原因，形成的是民生发展不足与供应短缺的局面，那个时期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困难状况还不能得到很大改观，也制约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20]1981年，1956年的提法被提炼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直到进入本世纪一以贯之地指导着国家发展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说明了党对所处阶段中国国情有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和全国的中心工作，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根本改变社会生产的落后面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都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到进入本世纪后的深刻变化，表明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为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亿人摆脱贫困，进而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逐步提高人民的福祉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经济）文化需要”，从党的十三大直至十八大的政治报告都继承了上述论断，其中十三大到十六大的报告都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表述，十七大和十八大的报告则都在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的基础上，继而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十九大报告中则提出“美好生活需要”，这些变与不变记述的是国家发展与中国民生进步的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的飞跃的进程。
国力与民生的发展脉络。在此，我们可以用1956年、1981年、2017年的几组数据来进一步揭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时代适应性问题。在国力方面，可以考虑的因素较多，如中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局面，特别是“两弹一星”等造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国力指标主要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及人均值为标志，即民生改善的程度必然要取决于可供惠及民生的物质基础。如果所生产的社会财富有限，民生改善就缺乏现实基础，反之，社会财富生产越多，可供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就愈是雄厚。根据统计资料，中国195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030亿元，人均GDP为164.1元；1981年的GDP是4935.8亿元，人均GDP约493元；2012年的GDP是54.04万亿元，人均GDP达4万元；2017年的GDP是827122亿元，人均GDP为59660元，如果以美元计价，2017年中国全年人均GDP为8836美元。[21]GDP總量的增长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国力增长，而人均GDP的增长则代表着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收入水准。在1981年前，中国是低收入国家行列中的最低收入国家之一，而到2017年则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区区100多亿美元，重工业几乎为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纺织业。毛主席曾经感慨，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2]在这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上，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人民硬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生产了自己的解放牌汽车、东方红拖拉机，研制出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迈上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轨道，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国力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国家当然应当有更高的发展目标，也有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更高的生活品质追求。
以民生水平而论，虽然评价指标也很多，但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状况的通行指标。恩格尔系数越大，即居民用于食物消费所占的比重愈大，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或家庭越贫困；反之，食物消费占比愈低，则生活愈富裕。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根据各国的消费习惯，利用恩格尔系数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提出了一个相对标准，即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60%为勉强度日，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23]1956年时，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4%，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农村居民为65.8%，处于绝对贫困阶段。[24]1981年时，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6.7%，农村居民为59.9%；2000年分别为39.4%、49.1%；2010年分别为35.7%、41.1%。[25]2017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为29.3%，其中城镇为28.6%，达到了国际上“富裕”水平；农村为31.2%，接近国际上“富裕”水平。[26]这组指标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民生发展变化的全部，但已经足以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人民群众对生活的追求，只能是物质生活资料和初级文化娱乐活动的有限满足。过上温饱生活是改革开放前的民生诉求，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会要求过上小康生活，在进入总体小康社会后则会向更高端的美好生活前进。因此，现在的民生诉求绝不可能停留在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层次上。如果说那个年代国家发展的根本使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在则必然要升华到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
物质文化需要的具体内容。尽管不同年代的物质文化需要有不同的追求，但总体而言，它还是以物质资料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种需要的相关活动为主体。首要的是衣食住行，主体是食物保障，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过的第一层次需要。无论是饥寒年代，还是小康年代和富裕年代，它都是人民幸福的基础。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7]因此，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以物质资料满足为基础，然后，伴随时代发展变化产生新的飞跃，并必然走向更高端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全面满足的时代。
其次是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文化娱乐等。人民要求享有相应的教育机会以提升自身素质，能够实现劳动就业以获取相应的收入，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以解除生活后顾之忧，有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免除疾病恐惧，有相应的文化娱乐活动等精神生活的需要以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同样，这些需要也是不断升级的。
美好生活需要
与60多年前提出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习近平提出的“美好生活需要”无疑内容更丰、跨域更广、层次更多、追求更高，是一个可以让人民幸福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完整结构体系，也是一个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民生体系，它包含了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 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前已述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时，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替代以往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词而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了全部满足或者不存在了。相反，“物质文化需要”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仍然被包含在“美好生活需要”之中，只不过在新时代呈现出全面升级态势。2012年12月15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8]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又增加了一个“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29]习近平的民生“八更”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呈现出全面升级态势，反映的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新要求，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的着力点。
世界银行提出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左右，201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8790美元左右，与人均GDP接近。如果此后几年人均GDP和收入维持2017年增速，则大约在2022年，中国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30]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持续扩大升级，已进入消費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呈现出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更多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等一系列转变。
下列一组收入与消费结构指标能够客观反映中国民生发展水平。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为13843元，中等收入组为22495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为34547元，高收入组为64934元。同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955元。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79.6%，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3.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8.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2.7%，到2012年达到30%，2015年达到40%，2017年再提高到45.7%，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31]2017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21743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18695万辆），民用轿车保有量12185万辆（其中私人轿车11416万辆）；移动电话用户141749万户，普及率达102.5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4854万户，移动宽带用户113152万户，互联网上网人数7.72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7.5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其中农村地区达35.4%）；全年国内游客50亿人次，国内居民出境14273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13582万人次），赴港澳台出境8698万人次。[32]这一组数据所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在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也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汽车消费、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等已经成为大众化消费。此外，所有老年人都能够按月领取一笔数额不等的养老金，全民医保的目标基本实现，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时代，等等。这些都说明，就“物质文化需要”而言，中国民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民生“八更”，人民群众还希望水平更高、质量更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品质、生活品位更高。这是国家快速发展进步的客观标志，也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必须妥善应对的挑战。
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尽管精神需要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民生诉求，但追求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却只能在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后才可能出现并变成现实。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33]他还在阐述民主政治与全面依法治国的主张时将之与民生紧密关联，这是大民生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所追求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高层次的需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民生需要具有主观性和鲜明的价值判断，即使物质再丰裕，也替代不了人民群众在这些方面的追求。因此，精神需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不可替代且日益广泛的组成部分，它追求的不仅是体面，更是权利、平等与尊严，是获得全面发展的保障，从而是民生发展的质的升华。
鉴于此，中国不仅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人民在民主制度下充分地参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并在享有这种权力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且需要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加快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把保障与改善民生纳入法治化轨道，让法治成为维护人民权利和逐步实现全面发展的保证。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是一部人民权利法，它涵盖了个人的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没有法律的明确赋权，这些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没有完备的法律规制，社会失序、行为失范的现象也将扭曲民生发展的轨迹。因此，民主与法治构成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与制度保障。
结语
总之，迈向新时代后，“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固然是人民幸福的基础，但人民不仅希冀获得更高质量、更有品质的社会产品及相关服务，更期盼有民主有序、清正廉洁、海晏河清的政治环境，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这种“美好生活需要”并非随物质财富增长就可以自动解决的，它的满足有赖于社会文明进步与新的制度建构。只有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硬需要”与“民主法治软需要”，才能称得上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注释
[1]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2]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3][6]郑功成：《“后改革开放时代”的民生问题》，载郑功成：《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民生视角下的和谐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26页。本文系作者2004年9月23日在“人文视界”系列讲座上的开坛演讲。
[4][5]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时代背景与理论特质》，《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3期。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8]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1]参见[美]伯拉罕·马斯诺：《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姚顺林：《论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兼论马克思同弗洛伊德和马斯诺的关系》，《东南学术》，2008年第2期。
[13]《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56年9月27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6月4日，http：//www.gov.cn/test/2008-06/04/content_1005155.htm。
[1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6月28日。
[15]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中国政府网，2007年8月29日，http：//www.gov.cn/test/2007-08/29/content_730614.htm。
[1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1月18日。
[1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18日。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
[21]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计算。
[22]《宣言：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新华网，2018年8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07/c_1123235538.htm。
[23]冯飞、姬雄华：《恩格尔质量系数与统计工作要求》，《统计与决策》，2006年第15期。
[24]朱高林、郭学勤：《1949～1956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提要2011》，2011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26]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5页。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30]《2017中国人均GDP超8800美元 2022年望进入高收入国家》，《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3月1日。
[31]教育部：《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站，2018年7月19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807/t20180719_343508.html。
[32]國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
[3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