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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得大卫·芬奇的《搏击俱乐部》邪得就像昆汀的作品,在影片的最后,当金融大厦开始在爆破中坍塌,一片末世情景里,男女主角牵起了双手,周围是混乱的爆炸,实在难以描述那种鸡尾酒般感觉。
“搏击俱乐部的法则之一,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的法则之二,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这是影片里搏击俱乐部的要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所有俱乐部形式的组织身上一种隐秘的延伸意义,这种意义,因为“不要问理由”的介入,无疑有种宗教意味。
“把吃不起的鱼类统统杀光,把法国海滩全部埋掉,朝每一只濒临灭绝的大熊猫的眉心开一枪,撕下《蒙娜丽莎》擦屁股……”恰克·帕拉纽克的原版小说里是这样描述的,有人因此把“搏击俱乐部”解读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当然,这种反文化反环保的词语在电影里都被聪明的导演抹掉了,毕竟,这些字眼太容易拖垮票房。
与《搏击俱乐部》的剑拔弩张相比,《乐活俱乐部》(又名《眼镜》)则是另外一种画面。同样是应对快节奏的紧张生活压力,《搏击俱乐部》里那些现代生活方式麻木了内心的人采取的方式是磨砺(应该说是折腾吧?)自己的身体,哪怕留下淤青;而《乐活俱乐部》里的人则表现对无时间状态的诉求:几个人,去海边什么事情也不做,又或者做所谓的“铁道之旅”,往往几个或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坐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同样是“俱乐部”,前些天播到一半被“太监”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就更尴尬了,尽管这部剧集上演的时候褒贬参半,但不得不说,即使有花花公子这张好牌,制片方也打得够烂,它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尺度一直受人诟病,更为神奇的是,它无法吸引男人的关注,却又能恰到好处地让家长们觉得反感,于是广告商撤资了,剧集也停播了。不仅如此,它的重要演员之一还英勇“出柜”:说自己不爱女人爱男人。
而电影《皇家俱乐部》也很值得一看,它挂着房地产楼盘或者夜总会一般的名字,说的却是教育的故事,就像那部和它非常相似的与教育有关的电影,却取了个瘆人的名字:《死亡诗社》。
《搏击俱乐部》
简介:杰克是一个大汽车公司的职员,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危机感和憎恨。一个偶然的机会,杰克遇上了卖肥皂的商人泰勒,一个浑身充满叛逆、残酷和暴烈的痞子英雄,并因为自己公寓失火而住进了泰勒破旧不堪的家中……
《花花公子俱乐部》
简介:《花花公子俱乐部》是一部年代剧,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尼克·道尔顿在芝加哥开办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故事,其中当然还包括第一代兔女郎的生活,以及那些倾慕她们的男人们。
《皇家俱乐部》
简介:威廉·汉德尔特是一所预科学校里教古典文学的老师,他生性热情又很有原则,而当一名新来的学生塞德里克·贝尔闯进他的课堂后,威廉发现自己那看似牢固的世界发生了剧烈震荡并很快被无情地粉碎了……
《乐活俱乐部》
简介:初春,度假的妙子坐飞机来到南方一个海岛小镇上,在住宿的旅馆里,她遇上了同样的旅人。5个戴着眼镜的人每天一起在海边做奇怪的早操,然后一起吃早饭。虽然生活平静而美好,但妙子还是决定继续旅行……
·悦 读·
大清帝国的“手术”
文/边 麓
19世纪60年代的清帝国,作出的选择并不艰难:是从脚趾头开始,到山高皇帝远的蛮荒边塞进行试点,成则全面推开?还是从心脏开始,在最具示范效应的京畿重镇推行,以期登高一呼,天下景从?——清帝国选择了前者。
从2009年初,雪珥开始了“中国近代改革史”系列的写作,按出版先后,分别是《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这一本《天子脚下:1860—1890晚清经改始末》(后文简称《天子脚下》)是第四本。
《国运1909》是从1909这个年代入手,《绝版恭亲王》是从恭亲王奕这个人物入手,《辛亥计划外革命》是从清末铁路这个行业入手,而《天子脚下》换了一个角度,是从直隶这个地区入手的。
在这本书里,雪珥对于晚清改革史终于凝练成了如此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在此之前,《国运1909》和《辛亥计划外革命》侧重描述“乱改革找死”的繁乱线索,而《天子脚下》和《绝版恭亲王》一样,说的是为避免“不改革等死”的命运而进行的奋斗和挣扎:可以说,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战争爆发之前,经济改革是因为“不改革等死”,此后的新政变革却因为急功近利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
前一段为期30年的改革,重点在于经济方面,而尤以国防军工建设为重,史称“洋务运动”。这一轮改革,缔造了“同光中兴”。大清国的综合国力,与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业的框架轮廓,日渐找回了自鸦片战争后久违的大国感觉。
甲午战争之后,败于日本的耻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并加剧了政治上的巨大分裂。各种争斗都可以看成是甲午战败巨大刺激导致的心理失常和行为失范。于是在亢奋之中,帝国最后走上了第二轮改革的道路,史称“晚清新政”。前后两段改革,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侧重经济基础,后者侧重上层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对现有体制本身进行改革。这无疑是一种传承、提升、进步。
雪珥的作品往往长于描述两种现实:第一是国民的劣根性产生的矛盾;第二点可以说是体制内对权利和财富的争夺,以及由此对体制之外的人所造成的损害。
在雪珥看来,改革往往如同在迷雾中行驶,没有权威性资源做保障,不仅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落实,会被官僚体系在执行中走样,而且在面对激烈的利益冲突时,改革将严重受阻,中途夭折,甚至倒灌。“治大国如烹小鲜”,改革者最艰难的就是把握火候。
关于写作,雪珥一直说自己是“传媒写作”,而非“出版写作”。几乎所有文字,都是安排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先行连载,然后集结整理成书。在连载的过程中,才能得以与读者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反馈和帮助。
雪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的优势不在独家披露内幕,而是对史料的精读。”一如他在《绝版甲午》的自序中这样说过的自己:“写作本为‘独乐乐’,但现在似乎成了‘众乐乐’的事,我自然当常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之情。”
“搏击俱乐部的法则之一,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的法则之二,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这是影片里搏击俱乐部的要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所有俱乐部形式的组织身上一种隐秘的延伸意义,这种意义,因为“不要问理由”的介入,无疑有种宗教意味。
“把吃不起的鱼类统统杀光,把法国海滩全部埋掉,朝每一只濒临灭绝的大熊猫的眉心开一枪,撕下《蒙娜丽莎》擦屁股……”恰克·帕拉纽克的原版小说里是这样描述的,有人因此把“搏击俱乐部”解读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当然,这种反文化反环保的词语在电影里都被聪明的导演抹掉了,毕竟,这些字眼太容易拖垮票房。
与《搏击俱乐部》的剑拔弩张相比,《乐活俱乐部》(又名《眼镜》)则是另外一种画面。同样是应对快节奏的紧张生活压力,《搏击俱乐部》里那些现代生活方式麻木了内心的人采取的方式是磨砺(应该说是折腾吧?)自己的身体,哪怕留下淤青;而《乐活俱乐部》里的人则表现对无时间状态的诉求:几个人,去海边什么事情也不做,又或者做所谓的“铁道之旅”,往往几个或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坐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同样是“俱乐部”,前些天播到一半被“太监”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就更尴尬了,尽管这部剧集上演的时候褒贬参半,但不得不说,即使有花花公子这张好牌,制片方也打得够烂,它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尺度一直受人诟病,更为神奇的是,它无法吸引男人的关注,却又能恰到好处地让家长们觉得反感,于是广告商撤资了,剧集也停播了。不仅如此,它的重要演员之一还英勇“出柜”:说自己不爱女人爱男人。
而电影《皇家俱乐部》也很值得一看,它挂着房地产楼盘或者夜总会一般的名字,说的却是教育的故事,就像那部和它非常相似的与教育有关的电影,却取了个瘆人的名字:《死亡诗社》。
《搏击俱乐部》
简介:杰克是一个大汽车公司的职员,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危机感和憎恨。一个偶然的机会,杰克遇上了卖肥皂的商人泰勒,一个浑身充满叛逆、残酷和暴烈的痞子英雄,并因为自己公寓失火而住进了泰勒破旧不堪的家中……
《花花公子俱乐部》
简介:《花花公子俱乐部》是一部年代剧,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尼克·道尔顿在芝加哥开办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故事,其中当然还包括第一代兔女郎的生活,以及那些倾慕她们的男人们。
《皇家俱乐部》
简介:威廉·汉德尔特是一所预科学校里教古典文学的老师,他生性热情又很有原则,而当一名新来的学生塞德里克·贝尔闯进他的课堂后,威廉发现自己那看似牢固的世界发生了剧烈震荡并很快被无情地粉碎了……
《乐活俱乐部》
简介:初春,度假的妙子坐飞机来到南方一个海岛小镇上,在住宿的旅馆里,她遇上了同样的旅人。5个戴着眼镜的人每天一起在海边做奇怪的早操,然后一起吃早饭。虽然生活平静而美好,但妙子还是决定继续旅行……
·悦 读·
大清帝国的“手术”
文/边 麓
19世纪60年代的清帝国,作出的选择并不艰难:是从脚趾头开始,到山高皇帝远的蛮荒边塞进行试点,成则全面推开?还是从心脏开始,在最具示范效应的京畿重镇推行,以期登高一呼,天下景从?——清帝国选择了前者。
从2009年初,雪珥开始了“中国近代改革史”系列的写作,按出版先后,分别是《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这一本《天子脚下:1860—1890晚清经改始末》(后文简称《天子脚下》)是第四本。
《国运1909》是从1909这个年代入手,《绝版恭亲王》是从恭亲王奕这个人物入手,《辛亥计划外革命》是从清末铁路这个行业入手,而《天子脚下》换了一个角度,是从直隶这个地区入手的。
在这本书里,雪珥对于晚清改革史终于凝练成了如此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在此之前,《国运1909》和《辛亥计划外革命》侧重描述“乱改革找死”的繁乱线索,而《天子脚下》和《绝版恭亲王》一样,说的是为避免“不改革等死”的命运而进行的奋斗和挣扎:可以说,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战争爆发之前,经济改革是因为“不改革等死”,此后的新政变革却因为急功近利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
前一段为期30年的改革,重点在于经济方面,而尤以国防军工建设为重,史称“洋务运动”。这一轮改革,缔造了“同光中兴”。大清国的综合国力,与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业的框架轮廓,日渐找回了自鸦片战争后久违的大国感觉。
甲午战争之后,败于日本的耻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并加剧了政治上的巨大分裂。各种争斗都可以看成是甲午战败巨大刺激导致的心理失常和行为失范。于是在亢奋之中,帝国最后走上了第二轮改革的道路,史称“晚清新政”。前后两段改革,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侧重经济基础,后者侧重上层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对现有体制本身进行改革。这无疑是一种传承、提升、进步。
雪珥的作品往往长于描述两种现实:第一是国民的劣根性产生的矛盾;第二点可以说是体制内对权利和财富的争夺,以及由此对体制之外的人所造成的损害。
在雪珥看来,改革往往如同在迷雾中行驶,没有权威性资源做保障,不仅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落实,会被官僚体系在执行中走样,而且在面对激烈的利益冲突时,改革将严重受阻,中途夭折,甚至倒灌。“治大国如烹小鲜”,改革者最艰难的就是把握火候。
关于写作,雪珥一直说自己是“传媒写作”,而非“出版写作”。几乎所有文字,都是安排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先行连载,然后集结整理成书。在连载的过程中,才能得以与读者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反馈和帮助。
雪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的优势不在独家披露内幕,而是对史料的精读。”一如他在《绝版甲午》的自序中这样说过的自己:“写作本为‘独乐乐’,但现在似乎成了‘众乐乐’的事,我自然当常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