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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文稿起草任务,动手写之前是必须有一番思考谋划的,也就是“想”,想这稿子怎么写、写些什么。“想”的过程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在整个任务中的“工作量”却是实实在在的。“想”与“写”,好比起草文稿的前一道与后一道两大工序。
“想好了再写”,我认为是一条基本的法则,且无论轻重缓急,都应尽可能在“想”这个前道工序上把功夫下足下到位。
反观文稿写作中出现的一些囧态,大都与前面功夫没下好有关。据观察,有几种典型的症状:
一是“东奔西跑无定见”。就像是打仗时敌情不清乱冲锋一样,今天往东跑一气,明天向西跑一阵,不停地折腾,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做的都是无用功。到了目标明确该冲刺的时候,却已经疲惫不堪。
二是“先堆出来再说”。抱着一种“手中有稿、心中不慌”的心态,接到任务赶紧动手,反正都能找到“参照”,依葫芦画瓢,有用没用先堆出来再说。其实心里也清楚,这是在自欺欺人,必得脱胎换骨大改一番。
三是“领导咋说我咋改”。与前两种状况相关联,因为没想明白,也没找到写的感觉,所以只能先交差应付。特别是难度比较大的文稿,写出来连自己都不满意,稿子交上去,也把难题一并交上去,后面完全靠领导想、听领导说,被动地去改。
文稿起草中,“想”的功夫下了还是没下,下到了还是没下到,效果大不一样,过程体验也绝不一样。两相比较,尚未动手便颇费思量,看似比立马开写耗神费力,其实是最讲效率质量的,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做法,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而与之相反,匆忙上阵,仓促动手,前面不费事,后面则要费大事。
一般来说,长周期的稿子,时间相对充裕,有条件在思考谋划上多下些功夫。但还是要强化“想好了再写”的意识,不要因为时间够用,就一遍一遍地写、一遍一遍地改,这样很容易陷入低层次重复的怪圈。
举一个长周期稿子的例子。在一次市委全会上,市委书记要讲经济“起飞”的问题。“起飞”这个词,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大概意思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世界先进地区的发展轨迹判断,当一个地方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就进入了发展的起飞期。那一年,该市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可以说处在临近起飞的关键阶段,用“起飞”做讲话主题,能够生动地反映发展的状态,同时对干部群众也能起到提气鼓劲的作用,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应该说,这个题目比较新,既要从理论上作一些科学论证,又要有实践的支撑,对如何冲刺起飞、起飞后是什么样子作出部署。
一开始,我们在考虑讲话稿时心里也没有底。记得确定这个会议主题后,书记有个出访任务,送他走的时候我们汇报了起草安排,想得到书记首肯后早些动手。书记当时回答:不着急,磨刀不误砍柴工,你们先到起飞的地方去看一看。有了书记的一句“不着急”,我们便把动手写往后推了推,带着很多疑问和些许对稿子的惦记,到杭州等先发地区进行了学习考察。考察的过程,一方面能获得直观的感受和启发,另一方面能对文稿起草再深入地想一想。待到考察回来,稿子在心里已经有了谱,接下来的事情便水到渠成了。
这篇讲话稿比较成功,得益于在研究思考上花了很大功夫,鲜明地把“起飞”这样一个概念抛了出来,既有理论的支撑,又靠船下篙,结合市情实际提出了努力的方向、思路和举措,以及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比如,分析发展阶段,概括出“五大效应”,即凝心聚力抓发展的“民心效应”、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互动效应”、抓重点带全局的“突破效应”、学一流创一流的“提升效应”、既做“加法”又做“减法”的“叠加效应”。虽然这“五大效应”并没有完全去扣起飞理论的几个特征,但与当时的实践贴得比较紧,也着眼了“临近起飞”的总体判断,寄予了较强的“起飞”意味。
又如,工作部署部分,也就如何推动加速起飞,重点讲了要强化“四大关键动力”,即要素集聚力、产业竞争力、园区承载力、机制驱动力。这都针对了当时该市改革发展的实际状况特别是薄弱环节,既涵盖了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又围绕起飞的主题展开,以观点带工作部署,讲得比较集中、比较鲜明。
再如,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提出要勇于担当领航起飞的历史重任,用“领航”这样一个词,强调了领导干部在“起飞”这个关键时期的关键作用,赋予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具有很好的鼓舞作用。
而对短周期的稿子,或许没有那么多时间调研,但进行头脑风暴的活儿不能少。也说一个例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中央领导同志要召开一个座谈会,题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依规管党治党与推进依法治国的关系,省委领导要去座谈发言。起草这样一个发言稿的难处在于:
一是题目很大,既不能泛泛而谈,又不能讲得太琐碎;
二是可参考的依据少,当时四中全会还没有开,对一些关键问题还缺少权威的说法和解读;
三是专业性强,平日里我们这些干综合文字工作的对这个题目研究得不够深。
稿子周期短,一共没几天时间,如果再除去送审、修改等环节,所剩的起草时间就更少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尽量安排了座谈调研,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党建、政法部门领导来一起讨论。
专家学者对管党治党与依法治国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见解,部门领导也结合工作实际说了想法。我们充分吸收他们的意见建议,把核心的观点作了综合,确定了发言稿的框架,着重讲了“四个体现”:
第一,要体现党规严于国法。在中央正风肃纪的大背景下,阐明党规严于国法的立场和态度,即“三个讲清楚”和“一个说明白”,讲清楚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讲清楚这是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讲清楚这是党肩负的使命所决定的;说明白党规不仅是戴在头上的“紧箍咒”,更是防止违法犯罪的“安全线”。
第二,要体现以党内的正风肃纪促进全社会风清气正。一方面,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坚定了全社会的信心,必须驰而不息地抓下去;另一方面,治标为治本赢得了时间,要抓住用好这个“时间窗口期”,加快构建反腐败的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
第三,要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强调无论管党治党,还是依法治国,核心点都在于“治权”。重点实现“三个转变”,即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运动型向程序规范型转变、由更多靠政策向靠法律转变。
第四,要体现以依规治党引领依法治国。重点发挥好依規治党对依法治国的“三个作用”,即确立遵循、提供典范、扫除障碍。
整个发言稿,坚持政治性与专业性相结合,观点和思路都比较清晰。这是个短周期的文稿,前道工序的时间不长,但下的功夫一点也没少。
这里所说的短周期,通常也是有几天时间的,还有一种更极端的情况,需要一晚上甚至几个小时就得拿出稿子来。这时候也不能慌张,甚至更需要坚持“想好了再写”。
时间越紧,越要想明白、拿得准。因为稿子交给领导时已没有调整修改的时间,如果“不靠谱”,领导只能将稿子弃之一边,靠自己现场发挥了。我的感受是,遇到这类急用的稿子,倒逼着自己去想的时候,大脑快速运转,往往还能急中生智,冒出些火花来。
功夫最好下在前面,如果再往前延伸一些去理解,就是功夫下在平时。实际上,写稿子的前道工序与平时的积累是连在一起的。平时能积累些什么?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知识的积累。加强延伸性的学习,多作一些研究性的思考,花点精力去掌握一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历史脉络、最新变化,保持知识的深度和新鲜度。
二是观点的积累。无论是从各种评论中看来的,还是自己思考来的,对那些热点问题要形成自己的认识,攒一些想法。
三是语言的积累。生动的语言,精彩的语句,凝练的说法,积累一些“提神”的话,能够让文稿“活”起来。
这些平日里的积累,对于干文稿写作这一行的,这次用不着,后面总会用得着,接到急任务也就不用“临时抱佛脚”了。
(摘自老秘网)
“想好了再写”,我认为是一条基本的法则,且无论轻重缓急,都应尽可能在“想”这个前道工序上把功夫下足下到位。
反观文稿写作中出现的一些囧态,大都与前面功夫没下好有关。据观察,有几种典型的症状:
一是“东奔西跑无定见”。就像是打仗时敌情不清乱冲锋一样,今天往东跑一气,明天向西跑一阵,不停地折腾,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做的都是无用功。到了目标明确该冲刺的时候,却已经疲惫不堪。
二是“先堆出来再说”。抱着一种“手中有稿、心中不慌”的心态,接到任务赶紧动手,反正都能找到“参照”,依葫芦画瓢,有用没用先堆出来再说。其实心里也清楚,这是在自欺欺人,必得脱胎换骨大改一番。
三是“领导咋说我咋改”。与前两种状况相关联,因为没想明白,也没找到写的感觉,所以只能先交差应付。特别是难度比较大的文稿,写出来连自己都不满意,稿子交上去,也把难题一并交上去,后面完全靠领导想、听领导说,被动地去改。
文稿起草中,“想”的功夫下了还是没下,下到了还是没下到,效果大不一样,过程体验也绝不一样。两相比较,尚未动手便颇费思量,看似比立马开写耗神费力,其实是最讲效率质量的,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做法,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而与之相反,匆忙上阵,仓促动手,前面不费事,后面则要费大事。
一般来说,长周期的稿子,时间相对充裕,有条件在思考谋划上多下些功夫。但还是要强化“想好了再写”的意识,不要因为时间够用,就一遍一遍地写、一遍一遍地改,这样很容易陷入低层次重复的怪圈。
举一个长周期稿子的例子。在一次市委全会上,市委书记要讲经济“起飞”的问题。“起飞”这个词,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大概意思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世界先进地区的发展轨迹判断,当一个地方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就进入了发展的起飞期。那一年,该市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可以说处在临近起飞的关键阶段,用“起飞”做讲话主题,能够生动地反映发展的状态,同时对干部群众也能起到提气鼓劲的作用,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应该说,这个题目比较新,既要从理论上作一些科学论证,又要有实践的支撑,对如何冲刺起飞、起飞后是什么样子作出部署。
一开始,我们在考虑讲话稿时心里也没有底。记得确定这个会议主题后,书记有个出访任务,送他走的时候我们汇报了起草安排,想得到书记首肯后早些动手。书记当时回答:不着急,磨刀不误砍柴工,你们先到起飞的地方去看一看。有了书记的一句“不着急”,我们便把动手写往后推了推,带着很多疑问和些许对稿子的惦记,到杭州等先发地区进行了学习考察。考察的过程,一方面能获得直观的感受和启发,另一方面能对文稿起草再深入地想一想。待到考察回来,稿子在心里已经有了谱,接下来的事情便水到渠成了。
这篇讲话稿比较成功,得益于在研究思考上花了很大功夫,鲜明地把“起飞”这样一个概念抛了出来,既有理论的支撑,又靠船下篙,结合市情实际提出了努力的方向、思路和举措,以及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比如,分析发展阶段,概括出“五大效应”,即凝心聚力抓发展的“民心效应”、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互动效应”、抓重点带全局的“突破效应”、学一流创一流的“提升效应”、既做“加法”又做“减法”的“叠加效应”。虽然这“五大效应”并没有完全去扣起飞理论的几个特征,但与当时的实践贴得比较紧,也着眼了“临近起飞”的总体判断,寄予了较强的“起飞”意味。
又如,工作部署部分,也就如何推动加速起飞,重点讲了要强化“四大关键动力”,即要素集聚力、产业竞争力、园区承载力、机制驱动力。这都针对了当时该市改革发展的实际状况特别是薄弱环节,既涵盖了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又围绕起飞的主题展开,以观点带工作部署,讲得比较集中、比较鲜明。
再如,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提出要勇于担当领航起飞的历史重任,用“领航”这样一个词,强调了领导干部在“起飞”这个关键时期的关键作用,赋予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具有很好的鼓舞作用。
而对短周期的稿子,或许没有那么多时间调研,但进行头脑风暴的活儿不能少。也说一个例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中央领导同志要召开一个座谈会,题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依规管党治党与推进依法治国的关系,省委领导要去座谈发言。起草这样一个发言稿的难处在于:
一是题目很大,既不能泛泛而谈,又不能讲得太琐碎;
二是可参考的依据少,当时四中全会还没有开,对一些关键问题还缺少权威的说法和解读;
三是专业性强,平日里我们这些干综合文字工作的对这个题目研究得不够深。
稿子周期短,一共没几天时间,如果再除去送审、修改等环节,所剩的起草时间就更少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尽量安排了座谈调研,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党建、政法部门领导来一起讨论。
专家学者对管党治党与依法治国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见解,部门领导也结合工作实际说了想法。我们充分吸收他们的意见建议,把核心的观点作了综合,确定了发言稿的框架,着重讲了“四个体现”:
第一,要体现党规严于国法。在中央正风肃纪的大背景下,阐明党规严于国法的立场和态度,即“三个讲清楚”和“一个说明白”,讲清楚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讲清楚这是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讲清楚这是党肩负的使命所决定的;说明白党规不仅是戴在头上的“紧箍咒”,更是防止违法犯罪的“安全线”。
第二,要体现以党内的正风肃纪促进全社会风清气正。一方面,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坚定了全社会的信心,必须驰而不息地抓下去;另一方面,治标为治本赢得了时间,要抓住用好这个“时间窗口期”,加快构建反腐败的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
第三,要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强调无论管党治党,还是依法治国,核心点都在于“治权”。重点实现“三个转变”,即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运动型向程序规范型转变、由更多靠政策向靠法律转变。
第四,要体现以依规治党引领依法治国。重点发挥好依規治党对依法治国的“三个作用”,即确立遵循、提供典范、扫除障碍。
整个发言稿,坚持政治性与专业性相结合,观点和思路都比较清晰。这是个短周期的文稿,前道工序的时间不长,但下的功夫一点也没少。
这里所说的短周期,通常也是有几天时间的,还有一种更极端的情况,需要一晚上甚至几个小时就得拿出稿子来。这时候也不能慌张,甚至更需要坚持“想好了再写”。
时间越紧,越要想明白、拿得准。因为稿子交给领导时已没有调整修改的时间,如果“不靠谱”,领导只能将稿子弃之一边,靠自己现场发挥了。我的感受是,遇到这类急用的稿子,倒逼着自己去想的时候,大脑快速运转,往往还能急中生智,冒出些火花来。
功夫最好下在前面,如果再往前延伸一些去理解,就是功夫下在平时。实际上,写稿子的前道工序与平时的积累是连在一起的。平时能积累些什么?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知识的积累。加强延伸性的学习,多作一些研究性的思考,花点精力去掌握一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历史脉络、最新变化,保持知识的深度和新鲜度。
二是观点的积累。无论是从各种评论中看来的,还是自己思考来的,对那些热点问题要形成自己的认识,攒一些想法。
三是语言的积累。生动的语言,精彩的语句,凝练的说法,积累一些“提神”的话,能够让文稿“活”起来。
这些平日里的积累,对于干文稿写作这一行的,这次用不着,后面总会用得着,接到急任务也就不用“临时抱佛脚”了。
(摘自老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