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种工作的危险性是有目共睹的，以至于保险公司都不受理他们的人生意外险。
《拆弹专家》剧终，影厅的灯亮了，观众席上的张国清心想：现实的拆弹现场哪可能找到红黄分明的两条线。“看到有线就不错了，全是黑的。”
电影画面惊心动魄，现实中惊险也在时刻上演。
夜里10点，广州东北部郊区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张国清从排爆车里跳下来，站在离嫌疑物100米处的警戒线内观察，确认是一堆黑色物体，无发光冒烟迹象，再用便携式防爆频率干扰仪对周围无线装置实施防御性干扰。
他在两名副排爆手的帮助下穿上30公斤重的排爆服，戴上近10公斤重的防护头盔，犹如头顶两个大西瓜，牵着便携式X光机，径直迈向了案发屋子大门前的嫌疑物。跑动是不可能的了，连迈开步子都异常缓慢。
进入距离嫌疑物1-2米的核心区，“嘀嗒嘀嗒”的指针声音从黑色塑料袋里传出，细看是半个外露的家用小闹钟。张国清蹲下观察，正要思考如何打开时，闹钟突然“叮叮叮”响起。张国清一惊立刻往后倒退。沉重的防爆服让他无法迅速撤离，这套凯夫拉纤维材质的防爆服，最多只能抵挡100克的炸药。
他竭力挪到了20米以外。闹钟响声戛然而止，空气突然凝结，甚至有几秒时间是静止的，他脑海一片空白。
幸运的是嫌疑物没有爆炸。但是万一呢？张国清不敢想，也来不及想。他深吸了口气，马上调整状态。重新在脑海里编辑拆除方案，二次上前。
他小心解开黑色塑料袋，取出惊魂的闹钟，借助手电灯光，看到十来根杂乱的黑线缠绕着炸弹，有些是电路上的，有些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迷惑伪装。张国清仔细观察纵横交错的电线，确认这是一个机械复合电起爆式装置。这种类型的炸弹张国清已经拆过三次了，凭借经验他顺着线路找出了控制电源的关键线，小心翼翼地用专用钳子剪断了这根生死之线，解除了炸弹。
整整20分钟过去，100米警戒线外的副排手终于看到张国清举起“OK”的手势，他们冲了进来，激动地抱住了这位刚刚从鬼门关逃脱的资深排爆员。此时的张国清整个人瘫倒下来。他只想赶紧打开防爆面罩，吸上一口新鲜的空气。
这一夜还未完，还要销毁炸弹的废弃物、检查事发现场、解除封锁，之后还要回办公室整理案件资料。为了及时上传资料防止连环爆炸案，排爆员往往一结束工作就得整理出报告上交。坐在办公室敲打键盘时已是凌晨1点了。
炸弹种类繁多，除了定时炸弹，还有遥控炸弹、光控炸弹、压发炸弹、松发炸弹等等，大小、外形、结构各异，要是遇上信封炸弹、包裹炸弹，无法凭外表分析出炸弹类型，只能冒着生命危险用便携式X光机上前去拍。
也有些炸弹是不能拆除的。张国清曾遇到一个水银平衡类的炸弹，这种炸弹只要一动，水银就会流动并导通电路，立即爆炸。最后张国清使用了“水炮枪”（爆炸物销毁器）在100米警戒线外将其就地打散，使得炸药和引爆器分开。还有些是连“水炮枪”也销毁不掉的。有一次遇到的是装在钢管里的爆炸物，先是启用了水炮枪，无效，最后花了半天时间，才把爆炸物放在排爆桶里，用排爆拖罐运到山上诱爆。
排爆员除了要拆除炸弹等爆炸物，还要负责大型活动的安检工作以及协助相关部门打击违法犯罪。
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张国清是排爆队队长。在进行了严格的安检工作确保现场安全后，张国清挑选出一名二十多岁的排爆员和自己一同在现场站岗。在这之前，张国清跟他说明，“万一发生意外情况，别的办法来不及了，哪怕是炸弹，我们也得抱着它跑，远离群众。”活动结束后，年轻的排爆员松下紧绷的神经，抱着张国清痛哭了一场。
“只要出过一次任务，大家便成了生死之交。”
有时为了协助破案，张国清也不得不以身犯险。
2006年的一天，警方办案从一名男子身上搜出七枚自制高灵敏炸弹。这种炸弹本可用爆炸物销毁器把它销毁，但为了让刑侦部门提取指纹作物证，张国清冒险人工拆除其中一枚炸弹。尽管他知道全国已经有好几个排爆员因为拆除类似的炸弹受伤。
“用生命保护生命”，张国清觉得《拆弹专家》的这句台词并不夸张。这种工作的危险性是有目共睹的，以至于保险公司都不受理他们的人身意外险。其实他也不是一个胆大超常的人，他也怕蛇，但是这种怕和那种怕是不一样的。
张国清并非不怕牺牲。他的好友毛建东是湖北省的排爆员，多年前因公炸伤失去了右手。张国清和他聚会吃饭为他夹菜时，心里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而每次听闻排爆队伍里有同事受伤，同样的感觉就会浮现。
他找不到合适的言语去表达这种明知恐惧却不得不做的感觉，“或者就像刘德华所说那样‘上天选中了我吧’。”既然危险的事总得有人去做，自己有专业知识是最适合的，换别人去会更加危险。
张国清是湖南人，叔叔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勇的警卫员。从小听叔叔讲故事，他便立下了当兵的志向。高中毕业后，张国清去了长沙工程兵学院（现已并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念工兵专业。
刚上军校，老师组织做爆炸实验。底下埋好模拟地雷，上面吊着一根大木头，四周20米、30米、50米和80米处都竖了木板。一拉下木头，轰隆一声巨响。爆炸过后，张国清和同学跑过去数木板上的点。盯着木头的碎屑直直插入竖立的木板。“平时一个木屑就算是钉也不可能钉进去的啊！”脑海里儿时在黑白电视机屏幕上看到的爆炸场景和眼前的重合，他第一次感受到爆破的威力。
除了军校日常的体能训练，工兵还要上理论课和实操课。实操课设计炸桥方案，一群人跑到湘江大桥上，找到支撑整座桥的关键点，爬着用绳子做成的软梯在桥墩底下用尺子测量。“哇！一眼望下去，滔滔江水，吓死了！”
然而最可怕的还是开设反坦克壕。烈日底下，扛着一袋袋炸药徒步上山，炸药和自己仅隔着一层单薄的衣服。涌出的汗水除了因为天气的炎热还因为内心的紧张。按照设计方案埋好炸药，几秒钟就炸出一个长100米、宽5米、深2米的反坦克壕。
训练虽苦，但是锻炼出来的技术是日后对生命的保障。经过四年的磨炼，毕业后张国清被推荐到广东惠州某部队担任爆破员，专门负责地理爆破。拆除废弃大楼、光缆施工、清除大型障碍物等等都需要爆破技术支持。
“那时候没那么危险，爆破是在我掌握之内的。但排爆不同，我要拆别人做的，很多未知数。”2004年，张国清明知排爆员工作的危险性，还是毅然转业去了广州市公安局，参与排爆工作。他不敢向家人道明具体工作内容，一度在妻子眼里，他就是个治安警察，专门打击“黄赌毒”。
直到两年以后，张国清的身影出现在电视台报道的排爆现场中。朋友看到新闻告诉了张国清的妻子。妻子特意叫上张国清一起看新闻重播，短短几十秒的新闻播完，妻子转身望着张国清。张国清向妻子解释排爆工作，轻描淡写地讲述操作过程，更多的言辞是向她保证自己会小心谨慎，他像往常一样边说边呵呵傻笑，但却无法缓解妻子的忧心。
遇到重大任务，排爆备勤要24小时轮班，轮到晚上12点上班，张国清八九点就休息了。儿子在这段时间里总会保持安靜，有时还会跑到父亲床边给他盖被子。有一次上班出门，看到儿子从门边探出脑袋叮嘱“要注意安全”，张国清意识到儿子长大了，不再是当年那个因为爸爸没有时间陪他玩而拒签“小学好家长”评选表的任性小孩了。
但错过孩子的成长过程是张国清最大的遗憾。儿子只有几岁的时候，因高烧在医院打吊针，陪护的张国清接到紧急任务，打了电话给妻子就离开了医院，迅速赶往事发现场。每每想起这事，张国清都难以释怀。虽遗憾，但不后悔。如今，张国清是儿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十几岁的少年非常理解父亲，并对警察这个职业很感兴趣，每次警察开放日，他都会跟着张国清来警局参观警察装备。
“如果他以后要做排爆员你会怎么样？”
“如果他有志向去做这个的话，我会尽我所能把我会的全都教给他。”最清楚这个职业危险性的48岁父亲说。
“总得有人去做”
《拆弹专家》剧终，影厅的灯亮了，观众席上的张国清心想：现实的拆弹现场哪可能找到红黄分明的两条线。“看到有线就不错了，全是黑的。”
电影画面惊心动魄，现实中惊险也在时刻上演。
夜里10点，广州东北部郊区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张国清从排爆车里跳下来，站在离嫌疑物100米处的警戒线内观察，确认是一堆黑色物体，无发光冒烟迹象，再用便携式防爆频率干扰仪对周围无线装置实施防御性干扰。
他在两名副排爆手的帮助下穿上30公斤重的排爆服，戴上近10公斤重的防护头盔，犹如头顶两个大西瓜，牵着便携式X光机，径直迈向了案发屋子大门前的嫌疑物。跑动是不可能的了，连迈开步子都异常缓慢。
进入距离嫌疑物1-2米的核心区，“嘀嗒嘀嗒”的指针声音从黑色塑料袋里传出，细看是半个外露的家用小闹钟。张国清蹲下观察，正要思考如何打开时，闹钟突然“叮叮叮”响起。张国清一惊立刻往后倒退。沉重的防爆服让他无法迅速撤离，这套凯夫拉纤维材质的防爆服，最多只能抵挡100克的炸药。
他竭力挪到了20米以外。闹钟响声戛然而止，空气突然凝结，甚至有几秒时间是静止的，他脑海一片空白。
幸运的是嫌疑物没有爆炸。但是万一呢？张国清不敢想，也来不及想。他深吸了口气，马上调整状态。重新在脑海里编辑拆除方案，二次上前。
他小心解开黑色塑料袋，取出惊魂的闹钟，借助手电灯光，看到十来根杂乱的黑线缠绕着炸弹，有些是电路上的，有些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迷惑伪装。张国清仔细观察纵横交错的电线，确认这是一个机械复合电起爆式装置。这种类型的炸弹张国清已经拆过三次了，凭借经验他顺着线路找出了控制电源的关键线，小心翼翼地用专用钳子剪断了这根生死之线，解除了炸弹。
整整20分钟过去，100米警戒线外的副排手终于看到张国清举起“OK”的手势，他们冲了进来，激动地抱住了这位刚刚从鬼门关逃脱的资深排爆员。此时的张国清整个人瘫倒下来。他只想赶紧打开防爆面罩，吸上一口新鲜的空气。
这一夜还未完，还要销毁炸弹的废弃物、检查事发现场、解除封锁，之后还要回办公室整理案件资料。为了及时上传资料防止连环爆炸案，排爆员往往一结束工作就得整理出报告上交。坐在办公室敲打键盘时已是凌晨1点了。
炸弹种类繁多，除了定时炸弹，还有遥控炸弹、光控炸弹、压发炸弹、松发炸弹等等，大小、外形、结构各异，要是遇上信封炸弹、包裹炸弹，无法凭外表分析出炸弹类型，只能冒着生命危险用便携式X光机上前去拍。
也有些炸弹是不能拆除的。张国清曾遇到一个水银平衡类的炸弹，这种炸弹只要一动，水银就会流动并导通电路，立即爆炸。最后张国清使用了“水炮枪”（爆炸物销毁器）在100米警戒线外将其就地打散，使得炸药和引爆器分开。还有些是连“水炮枪”也销毁不掉的。有一次遇到的是装在钢管里的爆炸物，先是启用了水炮枪，无效，最后花了半天时间，才把爆炸物放在排爆桶里，用排爆拖罐运到山上诱爆。
排爆员除了要拆除炸弹等爆炸物，还要负责大型活动的安检工作以及协助相关部门打击违法犯罪。
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张国清是排爆队队长。在进行了严格的安检工作确保现场安全后，张国清挑选出一名二十多岁的排爆员和自己一同在现场站岗。在这之前，张国清跟他说明，“万一发生意外情况，别的办法来不及了，哪怕是炸弹，我们也得抱着它跑，远离群众。”活动结束后，年轻的排爆员松下紧绷的神经，抱着张国清痛哭了一场。
“只要出过一次任务，大家便成了生死之交。”
有时为了协助破案，张国清也不得不以身犯险。
2006年的一天，警方办案从一名男子身上搜出七枚自制高灵敏炸弹。这种炸弹本可用爆炸物销毁器把它销毁，但为了让刑侦部门提取指纹作物证，张国清冒险人工拆除其中一枚炸弹。尽管他知道全国已经有好几个排爆员因为拆除类似的炸弹受伤。
“用生命保护生命”，张国清觉得《拆弹专家》的这句台词并不夸张。这种工作的危险性是有目共睹的，以至于保险公司都不受理他们的人身意外险。其实他也不是一个胆大超常的人，他也怕蛇，但是这种怕和那种怕是不一样的。
张国清并非不怕牺牲。他的好友毛建东是湖北省的排爆员，多年前因公炸伤失去了右手。张国清和他聚会吃饭为他夹菜时，心里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而每次听闻排爆队伍里有同事受伤，同样的感觉就会浮现。
他找不到合适的言语去表达这种明知恐惧却不得不做的感觉，“或者就像刘德华所说那样‘上天选中了我吧’。”既然危险的事总得有人去做，自己有专业知识是最适合的，换别人去会更加危险。
“要注意安全”
张国清是湖南人，叔叔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勇的警卫员。从小听叔叔讲故事，他便立下了当兵的志向。高中毕业后，张国清去了长沙工程兵学院（现已并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念工兵专业。
刚上军校，老师组织做爆炸实验。底下埋好模拟地雷，上面吊着一根大木头，四周20米、30米、50米和80米处都竖了木板。一拉下木头，轰隆一声巨响。爆炸过后，张国清和同学跑过去数木板上的点。盯着木头的碎屑直直插入竖立的木板。“平时一个木屑就算是钉也不可能钉进去的啊！”脑海里儿时在黑白电视机屏幕上看到的爆炸场景和眼前的重合，他第一次感受到爆破的威力。
除了军校日常的体能训练，工兵还要上理论课和实操课。实操课设计炸桥方案，一群人跑到湘江大桥上，找到支撑整座桥的关键点，爬着用绳子做成的软梯在桥墩底下用尺子测量。“哇！一眼望下去，滔滔江水，吓死了！”
然而最可怕的还是开设反坦克壕。烈日底下，扛着一袋袋炸药徒步上山，炸药和自己仅隔着一层单薄的衣服。涌出的汗水除了因为天气的炎热还因为内心的紧张。按照设计方案埋好炸药，几秒钟就炸出一个长100米、宽5米、深2米的反坦克壕。
训练虽苦，但是锻炼出来的技术是日后对生命的保障。经过四年的磨炼，毕业后张国清被推荐到广东惠州某部队担任爆破员，专门负责地理爆破。拆除废弃大楼、光缆施工、清除大型障碍物等等都需要爆破技术支持。
“那时候没那么危险，爆破是在我掌握之内的。但排爆不同，我要拆别人做的，很多未知数。”2004年，张国清明知排爆员工作的危险性，还是毅然转业去了广州市公安局，参与排爆工作。他不敢向家人道明具体工作内容，一度在妻子眼里，他就是个治安警察，专门打击“黄赌毒”。
直到两年以后，张国清的身影出现在电视台报道的排爆现场中。朋友看到新闻告诉了张国清的妻子。妻子特意叫上张国清一起看新闻重播，短短几十秒的新闻播完，妻子转身望着张国清。张国清向妻子解释排爆工作，轻描淡写地讲述操作过程，更多的言辞是向她保证自己会小心谨慎，他像往常一样边说边呵呵傻笑，但却无法缓解妻子的忧心。
遇到重大任务，排爆备勤要24小时轮班，轮到晚上12点上班，张国清八九点就休息了。儿子在这段时间里总会保持安靜，有时还会跑到父亲床边给他盖被子。有一次上班出门，看到儿子从门边探出脑袋叮嘱“要注意安全”，张国清意识到儿子长大了，不再是当年那个因为爸爸没有时间陪他玩而拒签“小学好家长”评选表的任性小孩了。
但错过孩子的成长过程是张国清最大的遗憾。儿子只有几岁的时候，因高烧在医院打吊针，陪护的张国清接到紧急任务，打了电话给妻子就离开了医院，迅速赶往事发现场。每每想起这事，张国清都难以释怀。虽遗憾，但不后悔。如今，张国清是儿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十几岁的少年非常理解父亲，并对警察这个职业很感兴趣，每次警察开放日，他都会跟着张国清来警局参观警察装备。
“如果他以后要做排爆员你会怎么样？”
“如果他有志向去做这个的话，我会尽我所能把我会的全都教给他。”最清楚这个职业危险性的48岁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