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拉尔基、哈尔滨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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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富拉尔基是位于黑龙江省北满草原上的一个重工业基地,人们称它为遥远的边城,以拥有世界一流重型机器厂(即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简称“一重”)而闻名遐迩,举世瞩目。周恩来总理生前来此视察时,在欣慰兴奋之时,把这座工厂誉为“国宝”。
  工厂的建设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使她变得美丽又壮观。现在,城中心有一条修长的街道名曰和平大街,被人们誉为“富拉尔基的长安街”。街道两旁,高楼林立,造型迥异,各具风格;街心公园,花木扶疏,奇花异草,万紫千红。花园两侧的马路上,人流如潮,日日夜夜,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就像一条色彩斑斓的长河,沿着新时代的航道,汇入新生活的大海;同时,它又像历史的一面镜子,反映了边城近几十年来的变迁。
  这个变迁,在我记忆的屏幕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1957年9月,我从著名的工业大学——天津大学毕业,被国家统一分配来到这里的第一重型机器厂工作。我们一行是五位同学。未到富拉尔基之前,我们都怀着美丽的憧憬。以为等待着我们的,一定是个现代化工业城市,富有异国情调的俄罗斯式的市街,高大舒适的宿舍大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再趁上辽阔的草原,壮丽的嫩江,红色的岸边,身着达斡尔服饰的少女……那可太美了!可是当我们进厂报到的第一天,这些罗曼蒂克的幻想,便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这里哪有什么大街和一座像样的建筑?只有一条被各种车辆和行人踩压得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边充斥着牛粪和马尿;路两边匍匐着低矮的小草房,在萧瑟的秋风中,显得那样委琐。而分配给我们的宿舍呢?我们拿着干部处发给的通知单,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最后,还是一位年迈的达斡尔族的老乡,把我们领到一间矮小的窝棚前,才算对上号。
  这可怜巴巴的肮脏所在,是我们这些来自繁华的天津城的大学生难以想象的。墙壁全是不规则的土坯砌成,周围连个窗户都没有;房顶是一层高粱秸,上边敷以厚薄不匀的稻草;房梁用几根九曲十八弯的木檩条交错搭就;地面如丘陵起伏,坑坑洼洼;室内没有床铺,只有一方占室内面积约三分之二的大土炕,炕上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用手轻轻一抚,满把污黑。苍蝇是室内的活跃分子,成群结队地“轻歌漫舞”;悬在上空的那盏电灯泡,被苍蝇的排泄物涂得满满的,拉开开关,几乎看不出它的光亮。窝棚的大门,是用板皮拼成而以铁钉固定的,铁钉的一端,穿过板皮示威般地伸了出来,我这身高一米八四的大个子,必须大哈腰方可出入,由于对铁钉缺乏警惕,那件新着身的上衣,一进门便被它刮出一个三角口子来……
  “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一位姓刘的同学首先说话了,他家境很好,是天津巨富,到了他这辈儿,才弃商就工。他分配来此,本不大情愿,今日见此光景,哪堪忍受?“得要求厂里马上给我们换地方,否则,我们就回天津!”
  “那样怕不好吧!”说这话是位姓张的同学,是一位教授的儿子,他来自山西,也是历代书香,但一向生活简朴,为同学们所称道,“工厂才刚刚动工,职工一下子调来这么多,哪有那么多好房子住?”
  “老张的话有道理,听说书记厂长刚来还住窝棚哩!”我们中年纪最长的老杨同学说,他是建筑系的,平日性格豁达开朗,“将就住下吧!将来条件好了,我设计一座漂亮的宿舍大楼,让你们的老婆孩子都搬进去!”
  “还孩子呢,在这个鬼地方,只怕连老婆都找不到!”老刘顶撞了老杨一句,“老陈不是个样子吗?因为分配来北大荒,连女朋友都告吹了。”他指着一旁默不作声的老陈说。
  此话不假。老陈原有个热恋中的女友,就因为分配没留在天津,将过去的山盟海誓全扔到爪哇国了。因此,老陈一直闷闷不乐,现在听了老刘的话,便狠狠瞪他一眼:“请少提我的事!”
  “诸位,别怨天尤人了!这是生活对我们的惩罚,”我忍不住也说话了,“谁让咱们前一阵‘鸣放’那么起劲呢!”我坦率地指出问题的要害:在“反右”斗争中,我们几个都不是“干净”的人物,此次分配来边疆,带有一定的“流放”性质。我的话起到了镇定作用,大家都不响了——也许各自在称量自身的政治分量吧。为不使他们泄气,我又补充一句:“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興许咱们在这里还能有点作为呢!”
  我说的也是心里话。在“反右”中我虽然也犯了“错误”,但来富拉尔基却是自愿的。我认为,大城市里人才济济,哪有我辈小青年大显身手的地方?倒不如远走高飞去边疆,说不定还可以有点作为呢!
  “谁和你比,你是想体验生活写小说、当作家!”老刘也不客气地回敬我一下,“不过,别好了疮疤忘了疼!”他悻悻地看了我一眼。
  他的话也不是无的放矢。由于我在毕业前夕写了一部叫《大学时代》的长篇小说,在“反右”中个别有心人硬是把它和“言论”挂上了钩,因而受了处分。
  人怕揭短,特别又揭到了痛处,我只好闭上了嘴。但是,我在沉默中率先打开了行李,铺在炕上。我要睡觉了。
  由于我的带头作用,其余几位也纷纷解开行李,铺床就寝。只有老刘坐在那里未动,呆呆地想心事。
  夜深了,疲劳战胜了心中的愤懑,都相继进入梦乡。不知睡了多久,在蒙眬中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呃,老刘呢?”大家都被这叫声惊醒了。我睁眼一看,阳光已经从门缝和墙缝中挤了进来,天亮了。再一细看,躺在炕上的只有我们四个人,老刘连同他的行李,都无影无踪了。
  老刘不辞而别。一时我们均无言以对。半晌,老杨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早已看出来了,他是留不住的;他怎么能吃这样的苦?”
  剩下我们这四个人,慨叹一番,牢骚一番,发泄一阵子怨气之后,还是各自按时去新岗位上班了……
  斗转星移,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几个同学,走过了长长的坎坷路程,历经风风雨雨;我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和数万建设者一道,建起了世界第一流的大工厂,设计和制造了许多重型尖端产品,诸如万吨水压机、大型轧钢机等,填补了我国机械工业的空白;富拉尔基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改昔日的满目荒凉的渔村,成为繁荣而又繁华的工业城市。我们几个人都在不同岗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得到了相应的位置和荣誉,生活得很充实。我虽因工作需要,调离了这个地方,但仍念兹在兹,对其魂牵梦绕。   此后不久,我又回到了久别的富拉尔基。我们几位老同学不期而然地聚到一起。当了高级工程师的老同学老张在家里设宴招待我们。他住的是坐落在和平大街的一座新落成的宿舍大楼。三室二厅,宽敞大方,窗明几净;各种现代化家具,一应俱全,排列有序;一切都觉得舒适而温馨。他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在餐桌上我们猜拳行令,畅叙别情。于欢乐中我们不禁又想起当年的“窝棚”生涯,不过,它丝毫勾不起我们悲凉的回忆,相反地却激起一股豪壮之情,正像老杨乘着酒兴所说的:“当年是苦了一点,但一想起我们是创业者,是用那时的苦,换来今日的甜,心里觉得倒满实在的。”
  我们都频频点头,他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饭后,我们从老张家出来,沿着和平大街漫步。正是华灯初上时分,万家灯火勾勒出一条彩色飘带,装点着“红色之岸”,显得分外妖娆、壮观。再一仔细辨认:原来老张的新房,正是当年我们所住的窝棚旧址。于是,不由唤起我的无限情思,同时想起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诗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二
  号称“东方莫斯科”和“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是我离开富拉尔基后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地方,由于她的壮丽,被我家人视为“第二故乡”。我虽然离开她已经多年了,但是,心中无时不在怀念着她。一闭上眼睛,哈尔滨美丽的风光,便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映现出来,我的心便立即插上翅膀,飞到那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她是我心中永远的记忆。
  我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是1956年的夏天,我是作为三年级工科大学生来这里一家工厂进行生产实习的。那时,我们冒着炎夏酷暑,带着一身汗水,从关内的一座大城市,来到了哈尔滨。刚下火车,我们便感觉好像来到了另一个天地。那清凉的微风徐徐吹过,空气中透出一种凉爽的惬意,闷人的暑热和黏稠的汗水,一下子完全消失了,身心顿时感到异常舒畅。那一夜,我们都舒心地睡了个好觉。
  令我们意外高兴的是,我们居住的宿舍竟然位居美丽的松花江边。那飞珠泻玉般的江水,一下子就把我们年轻的心倾倒了。每天在完成实习功课之后,正好已经夕阳西下,我们便集体出动,共同携手游览。从横跨松花江大铁桥起处,登上江堤,然后漫步江岸的斯大林公园。落日的余照,洒在波平如镜的江面上,金翅金鳞般的波纹,熠熠生辉;岸边的白杨、垂柳,在徐徐晚风中,枝叶碰撞,发出轻轻细语,如情人切切絮絮。在缕缕游人中,偶见三两金发碧眼的俄罗斯青年男女偕肩搭背走过,平添几许异域风情。我们在绿色的长凳上坐够了,便从石阶拾级而下,踱到喧哗的江水前,女同学们席地而坐,有点羞怯地脱下鞋袜,把双脚浸泡在清凉的水中,轻轻拨弄着水花儿,像孩子般地嬉笑着;我们这些小伙子们,都换上游泳裤,从高高的江岸上,跳进大江之中,在江水深处嬉游畅耍。那时的松花江水特别清冽凉爽,一江碧水,清澈见底,岸边的水草,撒欢的游鱼,都一览无余。我们迎着波浪,或漂浮水面,仰观天上的星星,或潜入水底,与鱼儿捉迷藏,或互相追逐,一比高下,直到夜深了,感到疲倦了,我们才依依离开江边,返回驻地。在途中,望着夜影下马路两旁风格迥異的各种建筑,心中不由漾起片片美的涟漪。如水的月光,透过密密的树丛,现出斑驳的花影,温柔地抚在我们青春的躯体上,心里充满甜美的温馨。偶尔从某楼房的窗口隐隐传来俄罗斯古典音乐的雅韵,余音袅袅,引起心灵的震颤。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由激动地相约:毕业后,一定请求分配到哈尔滨工作,为美丽的夏都贡献出青春和智慧。
  但是,生活往往难以按照人们的美好愿望来安排,我的命运之舟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着。次年,在一阵风暴后,它被冲到遥远的边疆一个鲜为人知的达族之乡——富拉尔基停泊下来,我的哈尔滨仲夏之梦随之破灭了。
  斗转星移,二十多年后,谁知生活又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安排,我竟然被调到黑龙江作家协会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哈尔滨人了,住在风景秀丽的文联大院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难忘的夏天,我的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女儿放假来到哈尔滨。她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沐浴着凉爽的夏风,对心里向往已久的夏都,充满着新鲜感。次日,便央求我带领她们游览市容。
  我满足了她们的要求。我说:哈尔滨城市很大,市容很美,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幢幢格调鲜明,人文历史悠久,不仅荟萃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还是中西结合的文化产物。可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来日方长,你们可以慢慢观赏;我今天只带你们看一个地方,欣赏一下名闻遐迩的中央大街。
  我们自然首先还是游览江岸上的斯大林公园。松花江的一江碧水,公园的绿色长廊,长廊中的绿叶红花,美丽的自然风光,令她们赞不绝口,孩子似的向我说:爸爸,这个地方太美了!我说:更美的还在后边哩!于是,我牵着她们的手,走出绿荫蔽日的公园,朝中央大街走来。在那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我一边走一边向她们介绍:这条大街始建于公元1898年,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这条石板路就很不简单,是当年俄国一个著名的工程师亲自设计、亲自监工铺成的。这些石块为花岗岩雕琢而成,每块长18厘米、宽10厘米,其形状、大小如同俄式小面包,你们看,一块一块,精精巧巧,密密实实,光光亮亮,路铺得这样艺术、美观,实为世间罕见。据说,一块石头价值一块银元呢!这条大街简直就像用黄金铺成的。女儿们听了,感到十分惊讶和赞叹。接着,我又指着街道两旁的楼厦说,你们看,这些建筑风格各异,独具特色,它们融汇了世界各种建筑样式,所以这里有“建筑博物馆”的美称。大女儿就学于北大国际政治系,似乎经多见广,立刻便辨认出街道两旁建筑的特点:哪座是哥特式的,哪座是巴洛克式的,哪座是拜占廷式的;二女儿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不仅对文学的各种流派比较熟悉,而且对眼前这些建筑物特点也能叫出个名堂,什么“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法国主流派”和“后现代”等,也说得头头是道。听了她们的解说,我很高兴,觉得她们确实是长大了,知识丰富了。但是,我还是告诉她们:这些建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涵盖了欧洲最具魅力近三百年(包括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发展史,可谓“五步一典”“十步一观”,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历史上精深久远的建筑艺术,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的所有城市中也堪称一绝。   我们父女三人一边观赏一边议论,不知不觉天已过午。二女儿说:爸爸,我累了,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吧!我说:正好,该吃午饭了,咱们找个地方打打尖吧!面前就是著名的马迭尔宾馆,你们也应该去见识见识。
  走进这座属于“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顿觉耳目一新:它造型简洁、舒展,自由而流畅,不同的色彩,不同的穹顶造型,呈现出亲切宜人的魅力,体现出西方建筑艺术的精粹。在赏心悦目的情景中,我点了一席纯粹的俄式西餐,女儿们大快朵颐,吃得口角噙香,随后,我们便回转家中,她们俩都不约而同地说:今天可大开眼界、大饱口福了。
  此后不久,首届东北三省作家联谊会在哈尔滨召开,我们黑龙江作协作为东道主,负责接待兄弟省和北京上海的作家朋友。这些文友们刚到哈尔滨便向我们提出要求:游览太阳岛。因为当时的一曲《太阳岛上》正在全国传唱,人们无不对太阳岛充满了美丽的向往。
  我们当然应该满足这个要求。于是,我这个省作协主席就成为当然的带队者。选择一个早晨,我们便集体出发。事先,我还请有关同志在秋林公司买了一些“大列巴”、啤酒和香肠,专门搞了几块油毡纸,这些都是为野餐做准备的。
  我们特意选择了用轮渡过江。滔滔的松花江水在旭日的映照下,波光闪闪,站在渡船的甲板上,人们远远地便看到江湾处有一片茂密的森林,郁郁葱葱,幽深邃远,令人产生一种梦幻般的神秘感。大家不禁同声高呼:看啊!太阳岛到了!
  弃舟登岸后,我们避开人多喧闹的马路,排着长队沿着一条细长的小路,走进太阳岛的深处。
  这里是一片幽邃静谧的世界。参天的林木笔直地挺立在深黑色沃土上,密密层层的枝叶,遮住了灿烂的阳光,偶尔从叶层中筛出斑驳的花影;大树底下,开满了矢车菊、蒲公英以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地面上呈现色彩斑斓的花毯;间或有一二造型别致的小木屋,伫立在密林里。周围非常安静,耳边仅能听到枝头小鸟的鸣啭和枝叶碰撞发出的悄声的耳语。
  文友们都沉醉在这幽静美好的氛围中了。随后便铺上油毡纸席地而坐,开始了一天的浪漫野外生活。大家三五一群,或引吭高歌,或低吟新调,或讲述文苑掌故,或笑谈近来文坛佳话,放浪形骸,无拘无束,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到了中午时分,大家纷纷取出已经准备好的啤酒、香肠和“大列巴”,沐浴着清凉的夏风,开怀畅饮起来。大伙儿推杯换盏,猜拳行令,欢声笑语,传遍太阳岛的半隅,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大家也全然不觉。
  愉快的时光过得特别快捷,不知不觉已经夕阳西下了,大家这才收拾“残局”,整装而归。回到驻地后,大家相视而笑,发自内心的愉悦,尽在不言中。
  后来,大家都对此行充满美好的记忆,直到现在,有的文友还念念不忘那次太阳岛难忘的聚会。
  三
  根据我个人的意愿,本想终身居住在哈尔滨,但是生活作出了它的安排,此后不久,我竟然意外地奉调来北京工作,出任《人民文学》主编。
  对于北京,我当然早已熟悉。早在上世纪中期,我在天津读大学,因访友前来北京。出了前门车站,眼前是一片古朴的天地。古城墙环绕,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耸立,胡同里的大小四合院,鳞次栉比,一派古色古香的氛围。来到北海公园,我不由想起了诗人邹狄帆歌赞北京的诗句:
  当我站在白塔顶上
  向北京城遥望
  城楼和屋脊都被树条拍拂着
  无线电架和铁塔
  高出在绿树的喷泉之上
  红旗在阳光里抖展开来
  鸟雀在屋顶上飞
  啊!和平的、美丽的、庄严的城
  我好像看到了毕加索用绿色作背景的 白鸽的招贴——
  大學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工作,因业务需要,我多次来北京公出,于是,对北京的名胜古迹大都参观过,那些亘古罕见的历史遗存,使我对伟大首都充满了敬仰之情。当年的东四牌楼、西四牌楼,都还巍然挺立,五彩缤纷,光华耀眼;巍峨的古城墙,游龙一样环居四周,登临其上,不禁产生怀古的幽情。这是世界稀有的文化遗产,可惜后来被拆除了,令世人深感遗憾。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去圆明园遗址,那毁于一旦的举世无双的万园之园,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空前屈辱,它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的警钟。
  常来常往于首都,我特别感受到她的开放和包容、处处领风气之先的特质,从而也启迪了我的心智。
  这里,我只谈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往事:
  1976年的3月底,我公出来京,住在邻近天安门的一个招待所里。我有幸亲历了“四五事件”的全过程。英雄纪念碑前花圈的海洋,人们慷慨激昂、饱含血泪的演说,表达了人们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对“四人帮”的厌恨,更加体现了首都人民的率先觉醒,使我在大夜弥天的荒唐岁月里看到了曙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不久,党用划时代的巨手,把中国这艘巨轮从骇天恶浪中驶到平坦的宽阔之岸,开启了崭新的伟大征程。恰在这时,我因为修改一部作品而来到北京,住进了著名的朝内大街166号(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一大批后来成为文坛名家的作者,和我一同在此止息。当时,大家都把思想的大门敞开了,任意驰骋于九天之上。我们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文代会会场,聆听了中央领导人石破天惊的祝辞,又听到了许多前辈作家的血泪控诉和对未来的热切展望,昭示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于是,我们这些文坛新兵,思想也都插上翱翔的翅膀,随之,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作品,相继问世,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奉调来京工作。刚开始,我住进了当时鲁迅文学院的一个房间,和鲁院学生宿舍在一起。当时就读的正是鲁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第一个研究生班。这些学员大都是各地拔尖的青年作家,思想活跃,基础扎实。我有幸被聘为其中三个学员的指导老师,因此能够近距离地和他们接触,受他们的影响,我的创作思路也随之有很大的拓展,对我当时任职的工作也有深刻的影响。那一批作家后来无不成就斐然,每届鲁奖、茅奖评选结果,他们总是榜上有名,甚至有荣获诺奖者,成为这两个学府的一大闪光亮点。
  当然,这些年首都的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楼厦更高更多了,马路更宽更长了,市场更加繁荣了,因为这些不是本文的重点,我就不多加描述了。最后想缀上一笔:我的家最后定居在著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旁边。我目睹了它快速发展的历程。当初,这里是一片荒废的农田,有心人开始在这里摆设摊位,销售一些零星的旧的文物,后来逐渐扩展,搭了帐篷,经营各类古旧书画和古董,谁知越发引起人们的兴趣,于是,有关部门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建造了围墙,盖起了篷厦,划分了区界,分门别类地划分场地,最后成为规模宏大的专卖市场、全国古玩荟萃的地方。举凡古今各代的金银玉器,名人字画,奇珍异宝,应有尽有。走近一看,便觉琳琅满目,五光十色,令人应接不暇。因此,它成为当今京城的一大胜景。凡是来到北京的中外游客,都慕名前来此地,或参观,或采购,无不大包小裹,满载而归。近水楼台,我可以随时游逛这个举世闻名的胜地,但是,我对那些古玩古董兴趣不大,唯独钟情那些旧书摊儿,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或买到平日难以见到的陈年书报杂志,满足我对于已经逝去的岁月中许多逸闻趣事的追寻,并增加我历史知识的库存,它对我的创作和丰富暮年的生活,皆大有裨益。
  对北京可写的内容是丰富无穷的。但是,我仅仅写出以上一斑,请读者另窥其全豹吧!
  回首往事,从富拉尔基、哈尔滨到北京,是我生命旅途中,永远的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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