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楚国是我国先秦时代历史悠久、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古国之一。楚人创造并积淀下来的文化，称为楚文化。楚国的兴盛和发展壮大，正好处在这个伟大的“轴心时代”，老子、庄子、屈原正是这个轴心时代的文化巨子。作为楚文化发祥地之一的荆州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将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机遇，能否实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重燃楚文化之火，是时代赋予给当代荆州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对我们能力及智慧的考验。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既要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满足需求能力的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发展，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代际平衡。欲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荆州应当坚持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摒弃传统的、落后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探索一条全新的、先进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是经济欠发达、资源型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荆州需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根据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定义，所谓 “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特有文化所具有的特色及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给文化规定了一个坐标，纵轴是时间轴，是通过对历史的把握、继承、创新去面对未来；横轴是空间轴，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中寻找地方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我们应当在文化传承中对历史精神价值的重构和超越，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从历史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与当代文化相适应的成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使之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回顾过去，荆州的发展历程中曾一再出现“废旧换新”的短期行为观念，“工业兴市”、“旅游兴市”等，回过头来审视过去我们发现，不管是工业、农业还是旅游都只是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物质层面的要素之一，我们完全可以将极具特色的荆楚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内涵注入相应的物质载体当中，实现文化与各种物质要素的结合，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荆州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需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未来荆州发展的支柱产业，制定并实施文化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探索出一条极具荆州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的荆州模式，我们所理解的荆州模式是立足荆州市情，从特色资源（尤其是历史文化资源）出发，将工业、农业及旅游业与文化产业整合，形成品牌与核心竞争力，进而辐射带动市民生活、传媒、演艺、学术交流、体育健身、特色餐饮及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实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是否具备实现该目标的基本条件呢？我们可以从潜在具备的条件与现实具备的条件两方面来看。
　　荆州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就有文化之邦、鱼米之乡的美誉。荆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春秋战国时期，20代楚王定都荆州，长达411年。楚先民创造了堪与古希腊雅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除此以外，荆州还以三国文化享誉全球；荆州是三国文化的发祥地，是继河北涿州、河南许昌、湖北襄阳之后又一个申报成功的“中国三国文化之乡”，此乃实至名归。三国时期涉及天下三分形势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如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以及关羽北攻襄樊失荆州败走麦城等，都是以荆州为中心舞台。另外，三国时期是将中国的兵家文化演绎到极致的一个特殊阶段，在兵家文化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人的那种超乎寻常的理性态度；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将人的这种高度清醒理智的理智态度发挥到充分的程度，因为任何情感的干预，任何迷信的观念等非理性因素都可能导致顷刻覆灭，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死存亡的严重后果；而这一特点在一般日常生活和任何其他领域中是没有或比较少见的。后来这种兵家文化更是直接衍化为中国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兵家文化的上述特征给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种重要的组成因素。因此，荆州这个城市承载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有待于我们对这些文化资源从历史学和旅游学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将其转化为可以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 同时荆州历史人物辈出，我们知道人是历史文化舞台中的主角，与荆州有关的历史名人数不胜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鸣惊人”的政治家楚庄王、楚国名相孙叔敖、吴国名将伍子胥、三国名将关羽、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明代首辅张居正等，这些都足以令当代荆州人感到骄傲。楚文化与三国文化构成了荆州历史文化资源中的两根主线，而且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可以将其前后衔接，找到这两根主线中的若干历史节点，实现一点突破，层层推进，进而盘活全局的思路来进行深入挖掘，长远规划。我们应当认识到，历史遗产是等同于自然资源的重要社会文化资源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既包含了对人类文化精神财富的延续和保存，还能够最大限度地产生经济效益同时还避免了资源浪费，减少了环境污染。
　　以上是我们荆州现有所具备的条件，我们提出以国家在荆州建设中国楚文化博物馆，在荆州建立大遗址保护基地为契机，尝试建设若干个“文化街区”以作为荆州发展文化产业的突破。当今世界在城市发展领域存在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不论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大都市都有一个特定的区域，该区域文化设施丰富、文化活动多元、创意人才聚集、创意氛围浓厚，如伦敦的苏荷（SOHO），纽约的上东，巴黎的左岸，都伯林的圣殿吧（temple bar），北京的 798 等等。这些区域是城市中文化和艺术活动聚集的地理空间，区域内有大量用于经营文化和文艺活动的建筑，有营造艺术特性的明确目标和有效空间，有适宜于文化和艺术活动的环境，又称文化街区。文化街区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文化经济活动，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不仅是当地历史和发展的双重表现，也是地方的形象和身份的重要标志。文化街区的文化经济活动，根植并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因而与当地的历史有着根本性关联，同时这些文化经济活动又承载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使命，因而又充分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另外，在这些文化街区的活动和形式中，“文化与地方相互之间联系紧密，并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性以便使之与其他的地方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这些文化街区又称为这些城市地方的形象和身份的重要标志。北京的798 等等无疑构成了这些大都市形象和身份的重要标志，这些文化街区作为文化符号标志了这些城市的包容性和创造性，这既构成了这些城市不可复制的文化个性，也构筑了这些城市不可复制的竞争力。循着上述思路，我们可以尝试着以中国楚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及大遗址保护基地的建设为核心，规划出一个“中国楚文化街区”，将博物馆和众多历史遗迹囊括其中，通过历史人物（如屈原、关羽、张居正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加以贯穿，慎重地进行文化街区内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另外，我们一定要注意文化街区的建设必须要将楚文化相应的精神内涵注入到现实的物质载体当中，使之成为有生命的文化街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该文化街区在具备了市民生活、旅游、休闲、娱乐、影视和贸易等诸多现实功能的基础之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楚文化所拥有的独特魅力，最终实现荆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意识到了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就需要我们的政府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新世纪的支柱产业，政府要在宏观管理、政策法律、资金投入等方面下大工夫，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中政府的作用应当是有限的，这种限度在于其创造一种自然环境，在基础设施、资金支持等方面有所作为，在人才的衣食住行上多下功夫。我们认为荆州的文化产业应当选择以市场为主导，政府积极推动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从宏观上进行管理，杜绝微观上成为办文化的主角，这样既可以让文化快速繁荣发展，又能防止文化偏离既定的轨道；政府通过政策和法律以及财税等手段的强有力调控，一方面整合文化产业链条中的各种力量和资源，引导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良性竞争，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提高了产业效率，为它们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打造平台，营造好的氛围和大环境； 另一方面，政府在宏观上可以掌控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势和步伐，同时可以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有效地消解传统文化中糟粕的部分，有选择性地弘扬本地区优秀文化，阻止外来不良文化的侵蚀和冲击。近年来，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情很高，但由于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缺乏认识，一些地方出现了决策简单化、一哄而起的现象。
　　我们认为文化的目的是使有才能的人充分地发挥作用，发展文化产业的关键词是创新、创造性。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也被称为创造性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关键是激发公民文化创造力，这应该成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核心点，要让有才能的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们的才能，就必须要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只有良性的制度才能够创造出上述条件，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给人以动力、激励和引力，某种程度上制度是最高意义上创新的力量。当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真诚的政府、繁荣的文化、良性的制度与实体产业结合之后就能够成为城市发展的催化剂，产生出难以估量的社会经济价值。
　　（曲直单位：长江大学政法学院 ；周琴单位：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