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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82年利玛窦进中国后，西方传教士们循着他的足迹，陆续来到中国。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这些传教士们并未直接布道，而是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扩大影响力的同时进行传教工作。然而，古老的中国有着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其思想也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这就使西方科学传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中西方都有着深厚知识积累的天文学领域，就成了交锋最激烈的战场。然而其中牵连最广、导致争论双方流放、下狱甚至死亡的，莫过于清代早期的“康熙历狱”。
外国人为中国制定新历法
如果说利玛窦是第一位敲开中国大门的传教士，那么汤若望就是第一位倍受皇帝恩宠的传教士。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的科伦城，后在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并成为耶稣会士。1618年他到达澳门，5年后进入北京。汤若望到达北京后，把自己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文书籍清单呈给朝廷，并公开展出自己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因此结交了不少好友，例如当时明朝的吏部尚书张向达就是其一。汤若望又成功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的月食，使他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1630年，在徐光启的推荐下，汤若望进入了明朝的明历局（专门负责修订历法的朝廷机构），参加编修《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之一，由徐光启、李天经主持修订。《崇祯历书》共有137卷，大致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西方天文学理论，主要讲述天文学基本理论、天文仪器、天文学中的计算方法等知识，第二部分是根据第一部分的理论推算出来的天文学用表。《崇祯历书》吸收了许多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采用了第谷的宇宙体系。这种体系介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和托勒密的地心说之间，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中心，并且是静止不动的，而太阳、月亮绕地球转动，但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等行星绕太阳旋转，并且跟太阳一起绕地球运动。《崇祯历书》对哥白尼的学说也做了介绍，并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很多内容；介绍了地球和地理经纬度的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并修订了相关的天文计算方法；书中还采用了一些西方使用的度量单位，例如把一周天分为3600，一昼夜分为96刻24小时，度、时以下采用60进位制等。
《崇祯历书》不仅代表了“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但这种接纳又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认真思考和推算的。比如，中国传统的天算，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一百刻。西方的时间划分则是每天24小时，1小时4刻，合共96刻。东西换算的话，“十二时辰”对“24小时”正好对等，把每个“时辰”一分为二，称为“小时辰”（简称“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中国的“每天一百刻”，和西方的“每天96刻”就无法换算。更大的困难在于，西方的“每天96刻”是“24小时”乘“4”得到的，两者之间，可以通算。中国的“十二时辰”和“一百刻”则是两套计算方法，“时辰”与“刻”不能除尽，因此也不能合并。徐光启、汤若望权衡之后果断采取了西方历法的方法，废除了一天百刻的计算法，让中国历法和世界上其他多数民族的计时方法保持同步。可惜的是，《崇祯历书》编成后，还没来得及颁行，明朝就走向了灭亡。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起伏动荡的一年。先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入京，后又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多尔衮入京后要求北京城内的居民三日内全部搬出城外，给八旗子弟腾出住处。而清政府认为改朝换代应该重新制订历法，刚好汤若望的工作迎合了他们的要求，所以不但没有让汤若望搬离，还重用了他。1644年11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汤若望采用西洋算法编订的历法，其实这个历法也不是汤若望一蹴而就写成的，它是《崇祯历书》的压缩改良版。多尔衮给这个新历法定名为——《时宪历》，这部历法一直沿用到近代，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称的农历。
1644年12月，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一个专门负责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官职，为正五品。随后，汤若望在自己的职位上做出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例如编写了103卷的《西洋新法历书》，还介绍了望远镜和西方的光学理论，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器重。顺治帝对他尤为青睐，在1658年时授他为光禄大夫，为正一品，连他的祖上三代都追封为一品。顺治帝甚至还亲切地称呼这个西方人为爷爷，可见汤若望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但是中国古语云：树大招风。汤若望显赫的地位，和他极力提倡西方历法的立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也为康熙年间那场灾祸埋下了伏笔。
祸从天降：汤若望身陷“康熙历狱”
杨光先是众多反对汤若望的人中，最积极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尽管他本人对历法一窍不通，但是他坚持认为“宁可使中原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对西洋人和西方知识的排斥，反映了不少当时中国人的心思。早在顺治年间，杨光先就屡次上书，谎称汤若望等人意图谋反，但因为顺治帝对汤若望的信任而没有成功。
1661年，顺治帝驾崩，年仅8岁的康熙帝继位，但朝中大权由鳌拜、苏克萨哈等人把持。汤若望的保护伞倒掉了，杨光先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又一次开始发难。1664年，杨光先又一次状告汤若望伪造妖书，宣传邪教，并在澳门屯兵3万，意图谋反。鳌拜等守旧势力早就对汤若望不满，刚好可以借此机会对汤若望发难，便开始调查此案并审讯汤若望。时年73岁的汤若望没想到会在古稀之年受此迫害，在助手南怀仁的陪伴下接受了审讯，结果证明意图谋反纯属捏造。
但是杨光先仍然不死心，又控告汤若望在给顺治帝第四个儿子荣亲王（因为得天花而亡）选择葬期时犯了大忌，导致荣亲王生母董鄂妃病逝，进而引起顺治帝驾崩。汤若望据理力争，认为自己只负责预测日食、月食，不具体制定皇子的下葬日期。但是1665年，在鳌拜的主持下，清廷终于还是给他定罪了：汤若望等钦天监人员被判凌迟处死，而助手南怀仁被流放。
但历史总是会有它不可思议的一面。就在刚刚宣判不久，北京地区突然发生了强烈地震，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冤屈的警示和对坏人的惩罚。随后，这件事情被告知了孝庄太后，孝庄太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样对待先帝的宠臣实属不敬。在孝庄太后的斡旋下，汤若望得以幸免死刑，但李祖白等钦天监的其他7人却未能幸免于难。汤若望在随后的日子里，郁郁寡欢且身患重病，随即在1666年病逝。 平反昭雪：《时宪历》再被推行
汤若望终于去了，杨光先开始飞黄腾达了。因为弹劾汤若望用功，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接替汤若望的职位。但是根本不懂历法的杨光先，自知没有汤若望的本领，几次上书请辞都没有获准，还写了一本书叫《不得已》来表明自己是被迫上任的。在杨光先的主持下，《时宪历》被废除，而恢复了《大统历》。《大统历》的前身是公元13世纪郭守敬等人编修的《授时历》，尽管这部历法在郭守敬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时隔300多年后，已经误差百出了。
1667年，14岁的康熙开始亲政。人们发现杨光先推行的历法错误奇多，甚至连闰月都推算错了，朝野上下一片尴尬。1668年，康熙帝亲自下令，命令杨光先和南怀仁等人一起测验日影，分别使用自己的方法来验证正午时刻的日影的长度，并根据测量的结果来确定到底哪种历法更优越。在连续三天的日影测量活动中，都是南怀仁使用的测量方法更加准确，而杨光先所测的结果都有错误。于是康熙命令南怀仁等审查了杨光先使用的历法，发现其中确实差错不少。于是康熙下令罢免了杨光先，而重新启用南怀仁，并又改用《时宪历》。
1669年，康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鳌拜，南怀仁审时度势告发杨光先依附鳌拜，并要求给汤若望平反。于是杨光先被叛为死刑，后来康熙体恤杨光先年老，赦免了他，杨光先最终死在了回乡的路上。而南怀仁，这个曾经担任汤若望助手的西方传教士，以他所掌握的先进知识，重新当上了钦天监的监正。汤若望终于昭雪平反，恢复了生前的官职和名誉。汤若望在中国先是享尽恩宠，然后又受冤屈被判凌迟处死，再然后因天象大变而离奇获救，最后终于沉冤得雪。德国的历史学家曾经评价汤若望的经历：“是使所有好莱坞采用过的有关中国的题材都黯然失色的电影素材，构成了一部高低起伏的戏剧。”
西方科学文化传入，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大碰撞，而天文学是碰撞中最剧烈、最血腥的一个撞击点，“康熙历狱”则是这个碰撞中进发出的最引人注目的火花，至此，这个火花终于熄灭了。这场争论已久的“康熙历狱”，以西方知识的胜利划上了句号。
这场历法之争，其实已经不单单是一场天文学的争论了。西方历法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在实际天文测验中，很容易验证，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认同西法呢？从今天来看，当时许多人对西方知识的排斥，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畏惧和忧虑感。杨光先等人极力反对西法，其实就是担心西方的知识一旦在中国流行，会冲击和破坏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根基。他们宁愿守着老旧简陋的历法，宁愿使中国没有好历法，也不愿意采用西方人的历法，这是一种典型的保守且固步自封的思想。
【责任编辑】张小萌
外国人为中国制定新历法
如果说利玛窦是第一位敲开中国大门的传教士，那么汤若望就是第一位倍受皇帝恩宠的传教士。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的科伦城，后在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并成为耶稣会士。1618年他到达澳门，5年后进入北京。汤若望到达北京后，把自己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文书籍清单呈给朝廷，并公开展出自己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因此结交了不少好友，例如当时明朝的吏部尚书张向达就是其一。汤若望又成功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的月食，使他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1630年，在徐光启的推荐下，汤若望进入了明朝的明历局（专门负责修订历法的朝廷机构），参加编修《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之一，由徐光启、李天经主持修订。《崇祯历书》共有137卷，大致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西方天文学理论，主要讲述天文学基本理论、天文仪器、天文学中的计算方法等知识，第二部分是根据第一部分的理论推算出来的天文学用表。《崇祯历书》吸收了许多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采用了第谷的宇宙体系。这种体系介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和托勒密的地心说之间，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中心，并且是静止不动的，而太阳、月亮绕地球转动，但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等行星绕太阳旋转，并且跟太阳一起绕地球运动。《崇祯历书》对哥白尼的学说也做了介绍，并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很多内容；介绍了地球和地理经纬度的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并修订了相关的天文计算方法；书中还采用了一些西方使用的度量单位，例如把一周天分为3600，一昼夜分为96刻24小时，度、时以下采用60进位制等。
《崇祯历书》不仅代表了“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但这种接纳又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认真思考和推算的。比如，中国传统的天算，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一百刻。西方的时间划分则是每天24小时，1小时4刻，合共96刻。东西换算的话，“十二时辰”对“24小时”正好对等，把每个“时辰”一分为二，称为“小时辰”（简称“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中国的“每天一百刻”，和西方的“每天96刻”就无法换算。更大的困难在于，西方的“每天96刻”是“24小时”乘“4”得到的，两者之间，可以通算。中国的“十二时辰”和“一百刻”则是两套计算方法，“时辰”与“刻”不能除尽，因此也不能合并。徐光启、汤若望权衡之后果断采取了西方历法的方法，废除了一天百刻的计算法，让中国历法和世界上其他多数民族的计时方法保持同步。可惜的是，《崇祯历书》编成后，还没来得及颁行，明朝就走向了灭亡。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起伏动荡的一年。先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入京，后又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多尔衮入京后要求北京城内的居民三日内全部搬出城外，给八旗子弟腾出住处。而清政府认为改朝换代应该重新制订历法，刚好汤若望的工作迎合了他们的要求，所以不但没有让汤若望搬离，还重用了他。1644年11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汤若望采用西洋算法编订的历法，其实这个历法也不是汤若望一蹴而就写成的，它是《崇祯历书》的压缩改良版。多尔衮给这个新历法定名为——《时宪历》，这部历法一直沿用到近代，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称的农历。
1644年12月，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一个专门负责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官职，为正五品。随后，汤若望在自己的职位上做出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例如编写了103卷的《西洋新法历书》，还介绍了望远镜和西方的光学理论，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器重。顺治帝对他尤为青睐，在1658年时授他为光禄大夫，为正一品，连他的祖上三代都追封为一品。顺治帝甚至还亲切地称呼这个西方人为爷爷，可见汤若望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但是中国古语云：树大招风。汤若望显赫的地位，和他极力提倡西方历法的立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也为康熙年间那场灾祸埋下了伏笔。
祸从天降：汤若望身陷“康熙历狱”
杨光先是众多反对汤若望的人中，最积极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尽管他本人对历法一窍不通，但是他坚持认为“宁可使中原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对西洋人和西方知识的排斥，反映了不少当时中国人的心思。早在顺治年间，杨光先就屡次上书，谎称汤若望等人意图谋反，但因为顺治帝对汤若望的信任而没有成功。
1661年，顺治帝驾崩，年仅8岁的康熙帝继位，但朝中大权由鳌拜、苏克萨哈等人把持。汤若望的保护伞倒掉了，杨光先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又一次开始发难。1664年，杨光先又一次状告汤若望伪造妖书，宣传邪教，并在澳门屯兵3万，意图谋反。鳌拜等守旧势力早就对汤若望不满，刚好可以借此机会对汤若望发难，便开始调查此案并审讯汤若望。时年73岁的汤若望没想到会在古稀之年受此迫害，在助手南怀仁的陪伴下接受了审讯，结果证明意图谋反纯属捏造。
但是杨光先仍然不死心，又控告汤若望在给顺治帝第四个儿子荣亲王（因为得天花而亡）选择葬期时犯了大忌，导致荣亲王生母董鄂妃病逝，进而引起顺治帝驾崩。汤若望据理力争，认为自己只负责预测日食、月食，不具体制定皇子的下葬日期。但是1665年，在鳌拜的主持下，清廷终于还是给他定罪了：汤若望等钦天监人员被判凌迟处死，而助手南怀仁被流放。
但历史总是会有它不可思议的一面。就在刚刚宣判不久，北京地区突然发生了强烈地震，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冤屈的警示和对坏人的惩罚。随后，这件事情被告知了孝庄太后，孝庄太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样对待先帝的宠臣实属不敬。在孝庄太后的斡旋下，汤若望得以幸免死刑，但李祖白等钦天监的其他7人却未能幸免于难。汤若望在随后的日子里，郁郁寡欢且身患重病，随即在1666年病逝。 平反昭雪：《时宪历》再被推行
汤若望终于去了，杨光先开始飞黄腾达了。因为弹劾汤若望用功，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接替汤若望的职位。但是根本不懂历法的杨光先，自知没有汤若望的本领，几次上书请辞都没有获准，还写了一本书叫《不得已》来表明自己是被迫上任的。在杨光先的主持下，《时宪历》被废除，而恢复了《大统历》。《大统历》的前身是公元13世纪郭守敬等人编修的《授时历》，尽管这部历法在郭守敬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时隔300多年后，已经误差百出了。
1667年，14岁的康熙开始亲政。人们发现杨光先推行的历法错误奇多，甚至连闰月都推算错了，朝野上下一片尴尬。1668年，康熙帝亲自下令，命令杨光先和南怀仁等人一起测验日影，分别使用自己的方法来验证正午时刻的日影的长度，并根据测量的结果来确定到底哪种历法更优越。在连续三天的日影测量活动中，都是南怀仁使用的测量方法更加准确，而杨光先所测的结果都有错误。于是康熙命令南怀仁等审查了杨光先使用的历法，发现其中确实差错不少。于是康熙下令罢免了杨光先，而重新启用南怀仁，并又改用《时宪历》。
1669年，康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鳌拜，南怀仁审时度势告发杨光先依附鳌拜，并要求给汤若望平反。于是杨光先被叛为死刑，后来康熙体恤杨光先年老，赦免了他，杨光先最终死在了回乡的路上。而南怀仁，这个曾经担任汤若望助手的西方传教士，以他所掌握的先进知识，重新当上了钦天监的监正。汤若望终于昭雪平反，恢复了生前的官职和名誉。汤若望在中国先是享尽恩宠，然后又受冤屈被判凌迟处死，再然后因天象大变而离奇获救，最后终于沉冤得雪。德国的历史学家曾经评价汤若望的经历：“是使所有好莱坞采用过的有关中国的题材都黯然失色的电影素材，构成了一部高低起伏的戏剧。”
西方科学文化传入，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大碰撞，而天文学是碰撞中最剧烈、最血腥的一个撞击点，“康熙历狱”则是这个碰撞中进发出的最引人注目的火花，至此，这个火花终于熄灭了。这场争论已久的“康熙历狱”，以西方知识的胜利划上了句号。
这场历法之争，其实已经不单单是一场天文学的争论了。西方历法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在实际天文测验中，很容易验证，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认同西法呢？从今天来看，当时许多人对西方知识的排斥，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畏惧和忧虑感。杨光先等人极力反对西法，其实就是担心西方的知识一旦在中国流行，会冲击和破坏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根基。他们宁愿守着老旧简陋的历法，宁愿使中国没有好历法，也不愿意采用西方人的历法，这是一种典型的保守且固步自封的思想。
【责任编辑】张小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