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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人关于日本人的形象多半是与战争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近代日本知识人的认识自然也不例外，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他们在战时和战后的思想以及行动上。由于帝国主义利益的争夺而导致的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令日本国内思潮的起伏显得尤为明显——君主立宪的变异、民主主义政党政治的兴起和失败、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和覆灭、民主主义的重建，中间又夹杂着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抗争等等，日本的知识人在这些时代的漩涡和诡谲中或反对或沉默或支持，各自发出了声音。因为居于精英地位，他们的作为对当时的社会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创刊于大正时代的《思想》杂志是日本知识界深具影响力的精英杂志，其在一个侧面可反映出当时日本知识人的某些精神特质，而杂志所关注的问题也投射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怀。
《思想》从一九二一年发行至今已过一千多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关注的焦点和思索的中心也不断发生变化。如果检索《思想》第1000号的纪念专辑，我们就会发现从哲学命题到学科热点，从历史问题到文化建设，从政府政策到民族精神，论题包罗万象，几乎涉及到了二十世纪所有的重大现象和事件。杂志每期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杂志能够在经历各种时势变换与政治角力之后依然坚守读书界的重要地位，其本身的发展也堪称一段历史传奇。
一
《思想》杂志是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代表性刊物，由日本知名的学术出版公司岩波书店出版发行。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其考察对象重在“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学理考察来解读社会状况。杂志创刊于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历经大正（一九一二——一九二六）、昭和（一九二六——一九八九），中经两次短暂休刊，延至平成（一九八九—— ）时代，目前仍然在日本思想界享有重要地位。刊载于不同时期的文章相应地折射出了近代日本思想演变的轨迹，比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运动、日本主义、日本精神论、民主主义等各种二十世纪的主要思潮均有广泛深入论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可说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写照，在近代日本知识人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具体说来，杂志可相应地划分为三个时期（清水幾太郎：《小さな歴史》，刊于《思想》1000号；佐藤卓己、苅部直、米谷匡史：《思想の100年をたどる（一）——1921—1945知の衝撃と再編成》，刊于《思想》1000号）：一九二一年，一战后不久，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社会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空气中，《思想》创刊了。此后编辑部认为杂志逐渐“偏离原初宗旨，过于误入歧途”（清水幾太郎），遂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号后休刊，是为第一期；一九二九年威尔逊体系开始瓦解，世界面临经济大恐慌，《思想》是年复刊，随后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激烈论争直到日本战败。虽然杂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后继续发行到次年春，但被认为不过“是一种残喘”，是为第二期；一九四七年日本处于战后民主重建时期，杂志也一改往日风气，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这是第三期的开始。
那么《思想》是怎样的一份杂志呢？这一点上，它的发行宗旨应该是最好的说明。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号的“发刊辞”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号的“再刊辞”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恪守谨严的学术态度，坚持知识精英的普世关怀。在对读者的宣言中，杂志表示要“不媚世俗潮流，并且使一般普通读者能对永恒性问题产生亲近”；此外，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普遍性的基础问题”、“普遍性见地”、“一般性展望”和“普遍性的东西”等内涵也在办刊宗旨中一再被强调，这些表述体现了杂志对普遍价值的高远立意以及知识人的精神诉求。
首先是作者。一九四五年之前的《思想》，尤其是杂志早期，撰稿人都是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根据自由主义知识人清水幾太郎的回忆，撰写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评论家“基本都是哲学学者，甚至是出身于哲学专业的人”。
其次是重心。大正时期的哲学盛行文化教养主义和人格主义，展现的是“内向的个体性逻辑”（船山信一：《大正哲学史研究》，法律文化社一九六五年版）。西方尤其是欧洲思想成为日本这个时期知识人的积极引进和提倡的重点，产生于此时期的《思想》同样也渗透着欧洲哲学的意味。从创刊号开始，在东京大学任教的德国哲学学者克贝尔（R. Koeber）的文章屡屡刊载，追随和受教于其的日本弟子也纷纷撰文，形成了早期《思想》上的一幅日本的西方哲学研究图景。这也佐证了此时的日本（哲学）尚处于吸收西方（哲学）的时期。参与早期创办的和辻哲郎回忆：“《思想》第二年基本确定了大体的风格规模，但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的内容比第一年少了，哲学相关的文章逐步增加，此外还夹杂着美术史、考古类和文学类的文章。”（《〈思想〉の初期の思ひ出》，《思想》1000号）从这一点来看，杂志风格日趋学院化，这也是导致其后中途休刊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是取径。《思想》一再主张要挖掘出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即便是在时事问题的讨论上。一九二九年针对处于国民革命中的中国，杂志开辟了特集《支那号》，引起了人们的不解和疑惑。对于世人觉得不合时宜或惊讶的心情，“编辑后记”强调了要从哲学等方法论上去发现和理解问题。“许多学问都需要在方法论上做进一步切实的再考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对哲学报以关心，……‘思想’要在既有领域之外发现问题，这样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新鲜而有活力的思想与问题是现在的《思想》最为需要的。《支那号》也产生于这一需求之中。”（一九二九年七月《支那号》特集）
综上可见，《思想》是一份纯粹的知识精英杂志，哲学的普遍性意义尤其突出。“‘思想’具有俯视民间思想和民间思想家以及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家的自信，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的另当别论，它充满了思想精英（elite）的骄傲——这里的精英指的是真得把欧洲哲学视为自己所有的知识人。”（久野収：《読者の一人として》，《思想》400号。）这一知识精英的自我定位也是本文将其视为了解日本知识人精神之媒介的考虑之一。
（二）保持对政治的谨慎，避免学术沦为政治的代言人。
杂志能否“不媚时俗潮流”，独立观察，使普通民众对存在等终极性问题产生兴趣，这不但需要对大众趣味的知性甄别外，还依赖于杂志对政治所秉持的立场。《思想》创刊的大正时代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个中间过渡型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时间，但以民主主义思潮和人文教养思潮（如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为特色的大正时代夹在致力于近代国家建设的明治时代与极力推进国家统制的昭和时代之间，显得别具一格。相应地，这一特色也反映在哲学上，与明治和昭和这两个时期的学院哲学不同，大正哲学“超越了政治与社会”。后世学者认为：“如果说明治是国家的时代，昭和是社会的时代，那么大正是个人和自我的时代。”（船山信一）所以，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哲学思潮的环境下，杂志自然倾向于独立自我的知识性格，而不愿拘泥于派系之争。
首先，杂志重在用学术态度，即从文化的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来解读国家与社会的问题。对于一九二九年复刊前的《思想》，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各种思潮尚处于思想的层面，且还没有彼此开始论争，对于国家的政治评论“虽然在《思想》以外的世界——现实政治世界——处于漩涡的中心，但尚未以思想的面貌出现在学术世界里”，因为当时所关注的问题是“自我、人格价值、文化价值”（久野収）。
其次，杂志对于政治干涉没有退缩而是选择积极灵活应对，坚持自己立场。作为一份体现社会精英意识的杂志，《思想》在战争时期难以避免政治的干涉，但杂志的编辑者依然坚称，“编辑的根本方针全然没有改变。即便是在整个战时的言论统制时期也未有所改变”（谷川徹三：《〈思想〉の十七年——昭和四年から昭和二十年まで》，《思想》1000号，再刊资料）。杂志是如何坚持学问的独立和自由的呢？从一些史料来看，编辑部对于政治束缚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一，想方设法躲避制度检查。比如，一九二九年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野吕荣太郎的稿件，产业劳动调查所、警视厅以及特高课等相继介入，干涉阻挠，杂志编辑为文章的刊登积极设法奔走。还有，为使《政治的自由》一文避免在审查上出现问题，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匿名登载，但最后仍然没有逃脱禁止发售的处分，这成为《思想》历史上少有的禁止出版的一例。二，按照当时的杂志编辑惯例，在敏感字眼处打上叉字符号做掩护。“类似《思想》的杂志，一九二九年这一年份也对其产生了强烈影响，不管哪一期上都出现了醒目的打叉符号，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能明白其中隐含的意思。”（林達夫：《〈思想〉の思い出》，《思想》400号）三，战时的“沉默”型反抗。当时《思想》受制于时局，在发表上处处受限。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杂志在外观上日益“瘦削”下去，“纸张质量大幅下降，发行也失其规范”，内容也趋单薄，发行上可谓步履蹒跚（清水幾太郎），到最后，只能依靠西田幾多郎的长篇大论撑场面了。尽管如此，杂志依然坚持着。对于当时的窘境，编辑之一林达夫不无感慨但又自豪地谈到，在战时所有日本杂志里，能够坚守“自由主义”孤垒、拒绝战时色彩文字的唯有《思想》一家，“只不过是，那份抵抗既没有英雄主义的姿态，也没有紧张的悲壮感”（林達夫）。
此外，除了杂志编辑之外，撰稿人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在言论自由逐渐丧失的时代里，稍想添加一些对现状的批判时，使用的词语并不是社会学科的用语，而是哲学所独有的抽象用语。反过来，在参与为推进军国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作辩护这一可耻的工作上也似乎有必要借助哲学术语的抽象性来隐藏自己。”（清水幾太郎）也许正是哲学的隐蔽性，使得举步维艰的《思想》能坚持到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
西田的文章在杂志的生存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虽然西田的个人生命由辉煌转继凋零，但就他所开创的京都哲学而言则发展渐至成熟。而且在《思想》杂志的本土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力图发挥沟通的媒介作用，实现专业学术知识与国民现实生活的融合。
如上所述，《思想》的宗旨和初衷是要通过媒体的公共性，在“永恒性问题”和“一般普通读者”之间搭建起交流的知性通道。因为对普通读者来说，感受最为鲜明和深刻的正是每日所经历的现实生活，而蕴含其中的“文化普遍性”则有待知识阶层的发掘和引导。杂志认为只有“从具体实际的关注出发”，对日常生活做出思考，才能“构建生活反省和自觉的最为切实的基础”。
必须指出，杂志的这一定位与岩波书店创办人岩波茂雄有着直接联系。岩波茂雄不但是位颇有魄力和感染力的出版家，而且是一位以传递文化为己任的文化人。他于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创办岩波书店，他以自己为媒介，试图使他所尊重的人们联合起来，在学者中扮演着一个热心的联络者角色（和辻哲郎）。其倡导的岩波文化是要成为学术性专业知识与民众教养之间的媒介，即将高深的专业知识向广泛的大众普及开去，这也是岩波书店自认的文化使命。作为岩波文化组成部分的杂志毋庸置疑也致力于担当这样的媒介角色。岩波茂雄在杂志创刊时坚决提出：“《思想》不是同人杂志也不是为了发表主张的杂志，而是‘岩波书店的杂志’。”据和辻哲郎回忆，当时专业性的学术杂志已经比较齐全，作者在发表自己研究上没有什么困难，但是缺少将学术研究转化为一般大众通俗化的途径。这正是岩波茂雄创办《思想》的原因之一。
这里，杂志在内容的社会性和作者的开放性上显示了这一特征。杂志在快速变化的时势中，着眼于与民众有着重大和紧密关系的问题和现象。事实上，当时杂志的选题是相当广泛的，几乎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哲学上除了通常的理论研究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上有普选问题、治安维持法的讨论，社会问题上有失业恐慌、死刑和无期劳役的探讨，文艺上有大众文艺、有声电影研究等等，显示出《思想》的社会关怀的广度。在作者上，杂志表现出了不拘一格招募社会贤达的渴望。“执笔者并非仅限人们向来熟悉的闻人和知名大家。我们非常希望今后作者中多些新进有为人士。”（清水幾太郎）和第一期偏重于名家不同（如早期哲学研究上有克贝尔，在文艺创作上有仓田百三、吉村冬彦等知名作家），再刊后的杂志对“最能发现和产生问题意识并做有力探究”的“年轻一代”给予厚望。在此之后陆续登上杂志目录的人大多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有很多在这里初次登场后崭露头角。自由开放的胸襟和气度，精英与民众积极参与一个共同的平台，这使得杂志不断赢得新的读者。从岩波书店近百年来所创下的声誉以及《思想》至今的独特学术影响力来看，岩波茂雄的“媒介”定位无疑是卓有成效的。
二
《思想》的学术价值与文化影响无疑与最初参与创办者中都为学界知识人或文化人有关。这里简单检讨一下“知识人”这个概念的历史，以此提出这份杂志中所体现的积极意义。“知识人”（intellectual）是一个西方概念，它来自法国，与一八九八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事件有密切渊源，坚决维护社会公义的左拉（
《思想》从一九二一年发行至今已过一千多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关注的焦点和思索的中心也不断发生变化。如果检索《思想》第1000号的纪念专辑，我们就会发现从哲学命题到学科热点，从历史问题到文化建设，从政府政策到民族精神，论题包罗万象，几乎涉及到了二十世纪所有的重大现象和事件。杂志每期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杂志能够在经历各种时势变换与政治角力之后依然坚守读书界的重要地位，其本身的发展也堪称一段历史传奇。
一
《思想》杂志是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代表性刊物，由日本知名的学术出版公司岩波书店出版发行。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其考察对象重在“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学理考察来解读社会状况。杂志创刊于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历经大正（一九一二——一九二六）、昭和（一九二六——一九八九），中经两次短暂休刊，延至平成（一九八九—— ）时代，目前仍然在日本思想界享有重要地位。刊载于不同时期的文章相应地折射出了近代日本思想演变的轨迹，比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运动、日本主义、日本精神论、民主主义等各种二十世纪的主要思潮均有广泛深入论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可说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写照，在近代日本知识人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具体说来，杂志可相应地划分为三个时期（清水幾太郎：《小さな歴史》，刊于《思想》1000号；佐藤卓己、苅部直、米谷匡史：《思想の100年をたどる（一）——1921—1945知の衝撃と再編成》，刊于《思想》1000号）：一九二一年，一战后不久，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社会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空气中，《思想》创刊了。此后编辑部认为杂志逐渐“偏离原初宗旨，过于误入歧途”（清水幾太郎），遂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号后休刊，是为第一期；一九二九年威尔逊体系开始瓦解，世界面临经济大恐慌，《思想》是年复刊，随后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激烈论争直到日本战败。虽然杂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后继续发行到次年春，但被认为不过“是一种残喘”，是为第二期；一九四七年日本处于战后民主重建时期，杂志也一改往日风气，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这是第三期的开始。
那么《思想》是怎样的一份杂志呢？这一点上，它的发行宗旨应该是最好的说明。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号的“发刊辞”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号的“再刊辞”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恪守谨严的学术态度，坚持知识精英的普世关怀。在对读者的宣言中，杂志表示要“不媚世俗潮流，并且使一般普通读者能对永恒性问题产生亲近”；此外，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普遍性的基础问题”、“普遍性见地”、“一般性展望”和“普遍性的东西”等内涵也在办刊宗旨中一再被强调，这些表述体现了杂志对普遍价值的高远立意以及知识人的精神诉求。
首先是作者。一九四五年之前的《思想》，尤其是杂志早期，撰稿人都是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根据自由主义知识人清水幾太郎的回忆，撰写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评论家“基本都是哲学学者，甚至是出身于哲学专业的人”。
其次是重心。大正时期的哲学盛行文化教养主义和人格主义，展现的是“内向的个体性逻辑”（船山信一：《大正哲学史研究》，法律文化社一九六五年版）。西方尤其是欧洲思想成为日本这个时期知识人的积极引进和提倡的重点，产生于此时期的《思想》同样也渗透着欧洲哲学的意味。从创刊号开始，在东京大学任教的德国哲学学者克贝尔（R. Koeber）的文章屡屡刊载，追随和受教于其的日本弟子也纷纷撰文，形成了早期《思想》上的一幅日本的西方哲学研究图景。这也佐证了此时的日本（哲学）尚处于吸收西方（哲学）的时期。参与早期创办的和辻哲郎回忆：“《思想》第二年基本确定了大体的风格规模，但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的内容比第一年少了，哲学相关的文章逐步增加，此外还夹杂着美术史、考古类和文学类的文章。”（《〈思想〉の初期の思ひ出》，《思想》1000号）从这一点来看，杂志风格日趋学院化，这也是导致其后中途休刊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是取径。《思想》一再主张要挖掘出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即便是在时事问题的讨论上。一九二九年针对处于国民革命中的中国，杂志开辟了特集《支那号》，引起了人们的不解和疑惑。对于世人觉得不合时宜或惊讶的心情，“编辑后记”强调了要从哲学等方法论上去发现和理解问题。“许多学问都需要在方法论上做进一步切实的再考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对哲学报以关心，……‘思想’要在既有领域之外发现问题，这样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新鲜而有活力的思想与问题是现在的《思想》最为需要的。《支那号》也产生于这一需求之中。”（一九二九年七月《支那号》特集）
综上可见，《思想》是一份纯粹的知识精英杂志，哲学的普遍性意义尤其突出。“‘思想’具有俯视民间思想和民间思想家以及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家的自信，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的另当别论，它充满了思想精英（elite）的骄傲——这里的精英指的是真得把欧洲哲学视为自己所有的知识人。”（久野収：《読者の一人として》，《思想》400号。）这一知识精英的自我定位也是本文将其视为了解日本知识人精神之媒介的考虑之一。
（二）保持对政治的谨慎，避免学术沦为政治的代言人。
杂志能否“不媚时俗潮流”，独立观察，使普通民众对存在等终极性问题产生兴趣，这不但需要对大众趣味的知性甄别外，还依赖于杂志对政治所秉持的立场。《思想》创刊的大正时代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个中间过渡型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时间，但以民主主义思潮和人文教养思潮（如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为特色的大正时代夹在致力于近代国家建设的明治时代与极力推进国家统制的昭和时代之间，显得别具一格。相应地，这一特色也反映在哲学上，与明治和昭和这两个时期的学院哲学不同，大正哲学“超越了政治与社会”。后世学者认为：“如果说明治是国家的时代，昭和是社会的时代，那么大正是个人和自我的时代。”（船山信一）所以，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哲学思潮的环境下，杂志自然倾向于独立自我的知识性格，而不愿拘泥于派系之争。
首先，杂志重在用学术态度，即从文化的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来解读国家与社会的问题。对于一九二九年复刊前的《思想》，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各种思潮尚处于思想的层面，且还没有彼此开始论争，对于国家的政治评论“虽然在《思想》以外的世界——现实政治世界——处于漩涡的中心，但尚未以思想的面貌出现在学术世界里”，因为当时所关注的问题是“自我、人格价值、文化价值”（久野収）。
其次，杂志对于政治干涉没有退缩而是选择积极灵活应对，坚持自己立场。作为一份体现社会精英意识的杂志，《思想》在战争时期难以避免政治的干涉，但杂志的编辑者依然坚称，“编辑的根本方针全然没有改变。即便是在整个战时的言论统制时期也未有所改变”（谷川徹三：《〈思想〉の十七年——昭和四年から昭和二十年まで》，《思想》1000号，再刊资料）。杂志是如何坚持学问的独立和自由的呢？从一些史料来看，编辑部对于政治束缚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一，想方设法躲避制度检查。比如，一九二九年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野吕荣太郎的稿件，产业劳动调查所、警视厅以及特高课等相继介入，干涉阻挠，杂志编辑为文章的刊登积极设法奔走。还有，为使《政治的自由》一文避免在审查上出现问题，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匿名登载，但最后仍然没有逃脱禁止发售的处分，这成为《思想》历史上少有的禁止出版的一例。二，按照当时的杂志编辑惯例，在敏感字眼处打上叉字符号做掩护。“类似《思想》的杂志，一九二九年这一年份也对其产生了强烈影响，不管哪一期上都出现了醒目的打叉符号，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能明白其中隐含的意思。”（林達夫：《〈思想〉の思い出》，《思想》400号）三，战时的“沉默”型反抗。当时《思想》受制于时局，在发表上处处受限。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杂志在外观上日益“瘦削”下去，“纸张质量大幅下降，发行也失其规范”，内容也趋单薄，发行上可谓步履蹒跚（清水幾太郎），到最后，只能依靠西田幾多郎的长篇大论撑场面了。尽管如此，杂志依然坚持着。对于当时的窘境，编辑之一林达夫不无感慨但又自豪地谈到，在战时所有日本杂志里，能够坚守“自由主义”孤垒、拒绝战时色彩文字的唯有《思想》一家，“只不过是，那份抵抗既没有英雄主义的姿态，也没有紧张的悲壮感”（林達夫）。
此外，除了杂志编辑之外，撰稿人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在言论自由逐渐丧失的时代里，稍想添加一些对现状的批判时，使用的词语并不是社会学科的用语，而是哲学所独有的抽象用语。反过来，在参与为推进军国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作辩护这一可耻的工作上也似乎有必要借助哲学术语的抽象性来隐藏自己。”（清水幾太郎）也许正是哲学的隐蔽性，使得举步维艰的《思想》能坚持到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
西田的文章在杂志的生存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虽然西田的个人生命由辉煌转继凋零，但就他所开创的京都哲学而言则发展渐至成熟。而且在《思想》杂志的本土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力图发挥沟通的媒介作用，实现专业学术知识与国民现实生活的融合。
如上所述，《思想》的宗旨和初衷是要通过媒体的公共性，在“永恒性问题”和“一般普通读者”之间搭建起交流的知性通道。因为对普通读者来说，感受最为鲜明和深刻的正是每日所经历的现实生活，而蕴含其中的“文化普遍性”则有待知识阶层的发掘和引导。杂志认为只有“从具体实际的关注出发”，对日常生活做出思考，才能“构建生活反省和自觉的最为切实的基础”。
必须指出，杂志的这一定位与岩波书店创办人岩波茂雄有着直接联系。岩波茂雄不但是位颇有魄力和感染力的出版家，而且是一位以传递文化为己任的文化人。他于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创办岩波书店，他以自己为媒介，试图使他所尊重的人们联合起来，在学者中扮演着一个热心的联络者角色（和辻哲郎）。其倡导的岩波文化是要成为学术性专业知识与民众教养之间的媒介，即将高深的专业知识向广泛的大众普及开去，这也是岩波书店自认的文化使命。作为岩波文化组成部分的杂志毋庸置疑也致力于担当这样的媒介角色。岩波茂雄在杂志创刊时坚决提出：“《思想》不是同人杂志也不是为了发表主张的杂志，而是‘岩波书店的杂志’。”据和辻哲郎回忆，当时专业性的学术杂志已经比较齐全，作者在发表自己研究上没有什么困难，但是缺少将学术研究转化为一般大众通俗化的途径。这正是岩波茂雄创办《思想》的原因之一。
这里，杂志在内容的社会性和作者的开放性上显示了这一特征。杂志在快速变化的时势中，着眼于与民众有着重大和紧密关系的问题和现象。事实上，当时杂志的选题是相当广泛的，几乎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哲学上除了通常的理论研究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上有普选问题、治安维持法的讨论，社会问题上有失业恐慌、死刑和无期劳役的探讨，文艺上有大众文艺、有声电影研究等等，显示出《思想》的社会关怀的广度。在作者上，杂志表现出了不拘一格招募社会贤达的渴望。“执笔者并非仅限人们向来熟悉的闻人和知名大家。我们非常希望今后作者中多些新进有为人士。”（清水幾太郎）和第一期偏重于名家不同（如早期哲学研究上有克贝尔，在文艺创作上有仓田百三、吉村冬彦等知名作家），再刊后的杂志对“最能发现和产生问题意识并做有力探究”的“年轻一代”给予厚望。在此之后陆续登上杂志目录的人大多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有很多在这里初次登场后崭露头角。自由开放的胸襟和气度，精英与民众积极参与一个共同的平台，这使得杂志不断赢得新的读者。从岩波书店近百年来所创下的声誉以及《思想》至今的独特学术影响力来看，岩波茂雄的“媒介”定位无疑是卓有成效的。
二
《思想》的学术价值与文化影响无疑与最初参与创办者中都为学界知识人或文化人有关。这里简单检讨一下“知识人”这个概念的历史，以此提出这份杂志中所体现的积极意义。“知识人”（intellectual）是一个西方概念，它来自法国，与一八九八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事件有密切渊源，坚决维护社会公义的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