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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刘香成虽然还出任新闻集团的高级顾问,但他每天除了继续忙于公司事务外,更多的时间是呆在他位于北京北海公园附近的四合院里,沉淀他多年的职业生涯。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里,在这个历史悠久的胡同里,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四合院里,刘香成依然行走在中西文化之间。
目前我虽然辞去了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的职位,但我依然是新闻集团的高级顾问,我没有离开新闻集团,仍在继续我的事业。
梦想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虚无的东西,而是很具体的。我梦想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并希望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大国,在世界上中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强大的英文主流媒体相抗衡。
我16岁就到了美国,在美国读完了大学。从离开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工作,从《生活》周刊,到《时代》周刊,到美联社,在美国的18年的新闻工作中,我亲身经历了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等世界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了这些重大历史时刻。
在《时代》周刊和美联社当驻外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走遍了中国、苏联、印度、韩国、阿富汗等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世界热点地区。常年来在激烈竞争的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中,我逐渐感受到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声音很小,世界上的主流媒体主要受西方大国控制,英文媒体的声音非常强大。作为一个华人,我希望应该改变这个事实。
到1990年代,我注意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初见成效,物质日益丰富,市场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中国的传媒领域尚处于未开垦的状态。对此,我很想到中国来,来参与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的开发,并希望亲身参与中国的媒体改革。
中国的血缘和深深眷恋的中国情结使我放弃了自己钟爱的摄影事业,完成了从一个新闻记者到一个媒体职业经理人的转型。1998年10月,我成为了美国时代华纳集团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开始了我沟通中西方媒体文化的职业生涯。
2000年9月,我又离开时代华纳,成为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全面协调公司在华的政府关系和媒体关系。这些年,我跟中国的媒体、中国的政府官员以及很多阶层的人打交道,这其实是一个彼此交流的过程,互相影响的过程。他们对我的影响,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媒體行业的认识;我对他们的影响是,我的一些想法会影响他们的思考和看问题的方式,促进他们从传统中跳出来,用非传统的观念思考改革,这些都是有益的。
去年的十六大提出全力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从一个古老的文化大国成为一个现代的文化大国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大家都在说全力建设小康社会,我听了很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一个人有了房子有了汽车,有了一个家庭,接下来的事情呢?接下来的事情势必是文化要求和民意表达,这些是不能回避的。所以,十六大开完后,媒体人应该看到曙光。
中国在平面媒体已经有了10来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过程后,现在已经开始转入到电视领域的改革,我看到这个步伐已经开始迈出。我希望中国在经济上是个有活力的国家,在文化上也是个有活力的国家。在走向现代文化大国的过程中,媒体应该产业化,进行深入改革,稳步推进。如果我在20年前来谈这些事情,肯定是不现实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当然,中国现在应该为媒体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可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媒体去。美国优秀的大学里最优秀的大学生都愿意去《纽约时报》,愿意从当练习生开始。我们怎样鼓励和培育这样的环境,这就需要政策的开放和支持,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我相信这是迟早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势头很好,未来建立几个世界级的文化媒体航母是非常可能的。这需要中国内部大环境的支持,尤其是需要中国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当然还需要从事文化产业和媒体产业的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
总之,只要大环境继续发展,我的梦想迟早会实现的,我非常乐观,因为媒体不是给悲观的人做的。
目前我虽然辞去了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的职位,但我依然是新闻集团的高级顾问,我没有离开新闻集团,仍在继续我的事业。
梦想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虚无的东西,而是很具体的。我梦想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并希望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大国,在世界上中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强大的英文主流媒体相抗衡。
我16岁就到了美国,在美国读完了大学。从离开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工作,从《生活》周刊,到《时代》周刊,到美联社,在美国的18年的新闻工作中,我亲身经历了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等世界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了这些重大历史时刻。
在《时代》周刊和美联社当驻外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走遍了中国、苏联、印度、韩国、阿富汗等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世界热点地区。常年来在激烈竞争的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中,我逐渐感受到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声音很小,世界上的主流媒体主要受西方大国控制,英文媒体的声音非常强大。作为一个华人,我希望应该改变这个事实。
到1990年代,我注意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初见成效,物质日益丰富,市场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中国的传媒领域尚处于未开垦的状态。对此,我很想到中国来,来参与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的开发,并希望亲身参与中国的媒体改革。
中国的血缘和深深眷恋的中国情结使我放弃了自己钟爱的摄影事业,完成了从一个新闻记者到一个媒体职业经理人的转型。1998年10月,我成为了美国时代华纳集团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开始了我沟通中西方媒体文化的职业生涯。
2000年9月,我又离开时代华纳,成为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全面协调公司在华的政府关系和媒体关系。这些年,我跟中国的媒体、中国的政府官员以及很多阶层的人打交道,这其实是一个彼此交流的过程,互相影响的过程。他们对我的影响,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媒體行业的认识;我对他们的影响是,我的一些想法会影响他们的思考和看问题的方式,促进他们从传统中跳出来,用非传统的观念思考改革,这些都是有益的。
去年的十六大提出全力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从一个古老的文化大国成为一个现代的文化大国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大家都在说全力建设小康社会,我听了很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一个人有了房子有了汽车,有了一个家庭,接下来的事情呢?接下来的事情势必是文化要求和民意表达,这些是不能回避的。所以,十六大开完后,媒体人应该看到曙光。
中国在平面媒体已经有了10来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过程后,现在已经开始转入到电视领域的改革,我看到这个步伐已经开始迈出。我希望中国在经济上是个有活力的国家,在文化上也是个有活力的国家。在走向现代文化大国的过程中,媒体应该产业化,进行深入改革,稳步推进。如果我在20年前来谈这些事情,肯定是不现实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当然,中国现在应该为媒体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可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媒体去。美国优秀的大学里最优秀的大学生都愿意去《纽约时报》,愿意从当练习生开始。我们怎样鼓励和培育这样的环境,这就需要政策的开放和支持,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我相信这是迟早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势头很好,未来建立几个世界级的文化媒体航母是非常可能的。这需要中国内部大环境的支持,尤其是需要中国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当然还需要从事文化产业和媒体产业的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
总之,只要大环境继续发展,我的梦想迟早会实现的,我非常乐观,因为媒体不是给悲观的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