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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一天，美国东洛杉矶的驾车枪击案中，里卡多头后部中枪，他恢复意识后向警方描述枪手容貌：肤色浅的拉美人，留着山羊胡子，和一个黑帮分子坐在道奇皮卡里。
据其描述，警方为其提供多幅嫌疑人照片，里卡多指认了一个剃光头、面部胡须旺盛的年轻人。于是，警方来到距离作案地点45英里的米拉洛马，找到马德里加尔家。对这一切，马德里加尔都觉得很可笑。因为他从来没有加入过黑帮，也有五年没在东洛杉矶住过了。而且，里卡多指认他的那张照片至少有八年之久了，那还是马德里加尔十几岁时参加反黑帮小组拍摄的。
马德里加尔工作的考勤卡显示，枪击事件发生时，他在上班，但监管人员手写的日期已有些模糊不清。因此，没人相信马德里加尔是清白的，包括陪审团，就这样，他被判53年监禁。
三年后，马德里加尔才找到一个愿意帮自己上诉的律师，之后又过了三年，他们才成功使法官信服，马德里加尔起初的律师进行的是无效辩护。
2009年10月6日，马德里加尔终于走出了监狱，他背着衣服，带着仅有的187美元，回到自己已经离开多年的家乡。然而，这时他的生活已物是人非。马德里加尔的房子没有了，妻子为了避免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变卖了房产，在他被囚禁之后没多久出生的女儿几乎不认得他。
被释放后，马德里加尔终于在一间仓库谋得管理物流的工作，但他依旧会在凌晨3点醒来，那是在监狱餐厅工作时的作息。被释放几个月前，马德里加尔的父亲就已去世。站在父亲的坟前，他说道：“没人能弥补我失去的几年，本该和父亲、孩子在一起的。不过，罪名得以昭雪，我现在应该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根据加州对坐冤狱者的赔偿法律，马德里加尔有资格申请28.17万美元赔偿。然而，在美国的一些州，只会给用DNA证据翻案的清白者以补偿。马德里加尔被释放时，加州的标准要更严，申请者除了要证明自己无辜，还要证明自己没有“导致被定罪”，比如没有自己认罪或曾加入黑帮等行为。
于是，马德里加尔开始寻找律师证明自己的清白。律师向法庭出示了多个新证据，其中包括由当时马德里加尔的监管人员给出的枪击案发生时他在工作的证明。
经过上诉及听证，美国地方法官发现有力证据证明马德里加尔实际上是无罪的。2011年7月，法官撤销了对他的所有控诉，两个月后，马德里加尔开始申请赔偿。
在加州，被误判的人寻求赔偿要经过冗长的听证会过程，被拒绝的可在法庭上诉。同时，州检察长办公室也可出示证据来反驳。即使赔偿委员会同意给予赔偿了，还要通过立法机构批准，这一步骤可能阻止或推迟赔偿。
2013年，在萨克拉门托法院的会议室里，马德里加尔对决定是否该对其冤狱给予赔偿的听证官员表示：“我与此案毫无关系，我从来都没去过作案现场。”然而，坐在他对面的副总检察长并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一再质疑马德里加尔的不在场证明、证词、证人的诚恳程度。这一切对马德里加尔来说，感觉像是重新受审，只是听证官不是法官。
六个月后，听证官提出，马德里加尔没有优势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建议赔偿委员会拒绝其赔偿请求。2014年3月，马德里加尔参加赔偿委员会听证会，他被怀疑上班打卡后会溜出去作案。律师辛普森引用马德里加尔领导的话称：不可能，他是当天唯一上班的职员，若他离开，生产线就会停止。但最后，三人委员会中，两人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马德里加尔被拒绝赔付。
据美国除罪释放登记机构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每年冤情昭雪的数量几乎是此前的三倍。自1989年DNA检测技术第一次用在为在押犯人洗刷冤屈的鉴证中，共有1493个蒙冤犯人被释放，但数百人出狱后没有拿到赔偿，包括在已经通过立法给予赔偿的州。据纽约非营利机构“清白计划”用DNA检测方法得以洗冤的犯人中，只有57%的人得到了赔偿。“清白计划”的发起人詹姆斯说：“如果犯人获得假释，他们还能得到食品券、衣服券，甚至住所。而含冤入狱者被证实清白获释后，只是被扔到大街上，甚至没有听到一句道歉的话。在很多类似的案例中，低收入人群占多数，他们甚至请不起律师帮自己打索赔官司。”
十多年前，时任总统小布什签署《无辜者保护法案》，规定给予被洗脱联邦罪名的人每入狱一年给予五万美元赔偿，死囚每年十万美元。但只有少数州达到或超过这一联邦标准，从威斯康星州的每年赔偿五千美元到德克萨斯州每年赔偿八万美元不等。
加州是首批通过赔偿立法的州之一。1913年，该州通过立法并将赔偿限制在最高五千美元，后提高至一万美元，目前为每坐牢一天赔偿一百美元。
迪亚兹是得到赔偿者之一。性侵犯者的名声背了多年后，迪亚兹找到律师，最终帮他在2012年翻案。而他的索赔之路并不顺畅，加州检察官表示他申请得太晚，可实际上他在被证明清白后就申请了。经过两年的上诉，到2014年11月他才拿到30.5万美元的赔偿。迪亚兹表示：“我用于打官司的花费都比赔偿金要多。”尽管如此，迪亚兹还算是幸运的。在没有相关立法的州里，被确定无罪者还在一直努力游说立法机关，旨在通过赔偿法案。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
据其描述，警方为其提供多幅嫌疑人照片，里卡多指认了一个剃光头、面部胡须旺盛的年轻人。于是，警方来到距离作案地点45英里的米拉洛马，找到马德里加尔家。对这一切，马德里加尔都觉得很可笑。因为他从来没有加入过黑帮，也有五年没在东洛杉矶住过了。而且，里卡多指认他的那张照片至少有八年之久了，那还是马德里加尔十几岁时参加反黑帮小组拍摄的。
马德里加尔工作的考勤卡显示，枪击事件发生时，他在上班，但监管人员手写的日期已有些模糊不清。因此，没人相信马德里加尔是清白的，包括陪审团，就这样，他被判53年监禁。
三年后，马德里加尔才找到一个愿意帮自己上诉的律师，之后又过了三年，他们才成功使法官信服，马德里加尔起初的律师进行的是无效辩护。
2009年10月6日，马德里加尔终于走出了监狱，他背着衣服，带着仅有的187美元，回到自己已经离开多年的家乡。然而，这时他的生活已物是人非。马德里加尔的房子没有了，妻子为了避免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变卖了房产，在他被囚禁之后没多久出生的女儿几乎不认得他。
被释放后，马德里加尔终于在一间仓库谋得管理物流的工作，但他依旧会在凌晨3点醒来，那是在监狱餐厅工作时的作息。被释放几个月前，马德里加尔的父亲就已去世。站在父亲的坟前，他说道：“没人能弥补我失去的几年，本该和父亲、孩子在一起的。不过，罪名得以昭雪，我现在应该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根据加州对坐冤狱者的赔偿法律，马德里加尔有资格申请28.17万美元赔偿。然而，在美国的一些州，只会给用DNA证据翻案的清白者以补偿。马德里加尔被释放时，加州的标准要更严，申请者除了要证明自己无辜，还要证明自己没有“导致被定罪”，比如没有自己认罪或曾加入黑帮等行为。
于是，马德里加尔开始寻找律师证明自己的清白。律师向法庭出示了多个新证据，其中包括由当时马德里加尔的监管人员给出的枪击案发生时他在工作的证明。
经过上诉及听证，美国地方法官发现有力证据证明马德里加尔实际上是无罪的。2011年7月，法官撤销了对他的所有控诉，两个月后，马德里加尔开始申请赔偿。
在加州，被误判的人寻求赔偿要经过冗长的听证会过程，被拒绝的可在法庭上诉。同时，州检察长办公室也可出示证据来反驳。即使赔偿委员会同意给予赔偿了，还要通过立法机构批准，这一步骤可能阻止或推迟赔偿。
2013年，在萨克拉门托法院的会议室里，马德里加尔对决定是否该对其冤狱给予赔偿的听证官员表示：“我与此案毫无关系，我从来都没去过作案现场。”然而，坐在他对面的副总检察长并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一再质疑马德里加尔的不在场证明、证词、证人的诚恳程度。这一切对马德里加尔来说，感觉像是重新受审，只是听证官不是法官。
六个月后，听证官提出，马德里加尔没有优势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建议赔偿委员会拒绝其赔偿请求。2014年3月，马德里加尔参加赔偿委员会听证会，他被怀疑上班打卡后会溜出去作案。律师辛普森引用马德里加尔领导的话称：不可能，他是当天唯一上班的职员，若他离开，生产线就会停止。但最后，三人委员会中，两人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马德里加尔被拒绝赔付。
据美国除罪释放登记机构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每年冤情昭雪的数量几乎是此前的三倍。自1989年DNA检测技术第一次用在为在押犯人洗刷冤屈的鉴证中，共有1493个蒙冤犯人被释放，但数百人出狱后没有拿到赔偿，包括在已经通过立法给予赔偿的州。据纽约非营利机构“清白计划”用DNA检测方法得以洗冤的犯人中，只有57%的人得到了赔偿。“清白计划”的发起人詹姆斯说：“如果犯人获得假释，他们还能得到食品券、衣服券，甚至住所。而含冤入狱者被证实清白获释后，只是被扔到大街上，甚至没有听到一句道歉的话。在很多类似的案例中，低收入人群占多数，他们甚至请不起律师帮自己打索赔官司。”
十多年前，时任总统小布什签署《无辜者保护法案》，规定给予被洗脱联邦罪名的人每入狱一年给予五万美元赔偿，死囚每年十万美元。但只有少数州达到或超过这一联邦标准，从威斯康星州的每年赔偿五千美元到德克萨斯州每年赔偿八万美元不等。
加州是首批通过赔偿立法的州之一。1913年，该州通过立法并将赔偿限制在最高五千美元，后提高至一万美元，目前为每坐牢一天赔偿一百美元。
迪亚兹是得到赔偿者之一。性侵犯者的名声背了多年后，迪亚兹找到律师，最终帮他在2012年翻案。而他的索赔之路并不顺畅，加州检察官表示他申请得太晚，可实际上他在被证明清白后就申请了。经过两年的上诉，到2014年11月他才拿到30.5万美元的赔偿。迪亚兹表示：“我用于打官司的花费都比赔偿金要多。”尽管如此，迪亚兹还算是幸运的。在没有相关立法的州里，被确定无罪者还在一直努力游说立法机关，旨在通过赔偿法案。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