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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郑群同志为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粤赣湘边纵队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顺德县县长，韶关地委副书记，惠阳地委书记等职。2008年8月，《郑群戎马岁月忆述集》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收到郑群的赠书后，回信称赞说，“您生在广东，长在广东，奋斗在广东，为广东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指出“广东有光辉的革命历史，又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现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真诚地希望您和老同志继续关注广东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为了更详尽地披露郑群在执掌广东省委统战部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现发表这篇访问录，以飨读者。
记者(以下简称为记)：郑老，您好。为纪念广东统一战线改革开放30年，想请您谈谈出任统战部部长时那些往事。
郑群(以下简称为郑)：说来话长，还是按时间顺序来谈方便些。我的前任张泊泉同志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在统战部干了十多年，工作兢兢业业，但年事已高，压力又大，身体也拖得快顶不住了。就这样，省委让我来接手，算来我是跑第9棒的，我是说，我是第9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记：那时统战工作真有那么大压力吗?
郑：上任前我就知道压力不小。主管统战的省委副书记王德早就给我打招呼，说统战系统历来是运动的重灾区，矛盾积累了不少，老大难问题更多，让我去工作就是给我压担子。于是我在上任前立马去搞调查，就像中医“号脉”那样先了解疑难杂症，再对症下药。
记：不知您是怎样“号脉”的。
郑：就是走马灯似的考察了系统内的好些地方，首先去看了省委统战部机关。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免心里有些沉重。就说统战部，简陋得真太那个了，围墙陈旧斑驳，铁门满是锈迹，为我准备的办公室约18平方米，里面半为会客处，半为办公处，全部家当也就两张旧硬木沙发，一张旧书桌，一把旧木椅而已，远不可与许多贫困地方乡镇长办公室相比。我想，这八成是经费不足的原因。在省政协、民主党派省委会机关、省工商联，我更看得心里发毛：办公室不光破旧，而且挤得简直转不了身，民盟省委会就因为太挤，万般无奈地把电话装在了厕所里。最让我焦虑的还是人的精神面貌。在统战部就有人叹气，说“我们这地方关门三天也没人来问，哪能和人家组织部、宣传部比风光?”在党派机关也有人发牢骚，说“危楼的问题都没法解决，怨不得分来的大学生都闹着要走。”那时我就想，我们统战人“说话气不足，见人矮三分，开会往后坐，自动靠边站”，是自信不足、士气不高的反映，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就难以拓展新时期的全省统战工作。
记：听统战部的同志介绍，您在“号脉”后很快“对症”开出了药单。
郑：不是很快而是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做了这件事。我在那天的大会上说，要工作不主动患的是“自动靠边站”的毛病，干劲上不来患的是“肌肉萎缩症”，要除去这两种病症，就必须加强学习，弘扬“接力”和“挤公共汽车”这两种精神。我们是在做承前启后的工作，如果跑不好自己接下的这一棒，将来在交“接力棒”时就要愧对时代，愧对江东父老。我们当然要力争各级党委对统战工作的重视，这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你不积极主动，不出大力、流大汗，就很难挤上车，所以不能总埋怨统战工作没地位，倒是要多想想自己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怎样，是不是能辩证地认识“有为有位”和“有位有为”的关系。
记：您的诊断确实有独到之处，那么，是不是“药到病除”了呢?
郑：没那么简单，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提高思想认识是第一位的。那时，我花了不少精力准备了一个宣讲稿，少说也有两万多字，主要内容是新时期党的统战理论、方针、政策，接着就风风火火到各个地方宣讲，至于走了多少地方，讲了多少场次，现在很难说准，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追求的是在全省范围内不留死角，来一个“全覆盖”。有次在台山宣讲，因为没有空调，热得像桑拿浴一样，但会场鸦雀无声，大家听得很认真。其他地方情况也差不多。这让我很兴奋，感到我们的统战队伍资质不错，潜能很大，于是更觉得自己当这个部长责任重大，总不能“一将无能累及三军”，对吧。那段时间支持我的领导同志很多，省政协主席郭荣昌同志就也用这个稿子在政协等方面讲，效果也好得很。实际上，事前事后变化很大，大家的怨气下去得很快，士气上来得很猛。看到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我当然信心大增，胸有成竹了。
记：当时工作有哪些难点、重点?
郑：依我看，改革开放30年来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难点和重点。前10年的难点在于把握方针、拨乱反正，重点在于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我的那五年当然属于这一段。比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有不少难处。刚去统战部那阵，没想到门前冷落车马稀，没有多少人把统战部当娘家来申述冤抑。一打听，就明白了原委。有人告诉我，在饶彰风任上(第四任部长，任期1955年1月至1958年11月)，统战部门庭若市，罗翼群、陈祖沛、郭翘然、红线女等名流都是常客，以后就不行了，主要原因是部里不能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我还了解到，打倒“四人帮”不久部里也热闹过一阵，但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要求都很棘手，我们既无人事权又无财权，只有对那些问题干瞪眼，人家见我们这个庙不灵，也就不再来了。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我们就来了个“三管齐下”，也就是说，第一，强化信访工作，广泛征集意见；第二，联系有关部门，协调解决问题：第三，主动向上请战，争取上级政策。
记：是怎么操作的?
郑：第一，部里定了个规矩：凡来上访者，一律予以接待，不得借故拒绝：凡上访信函一律及时处理，不得无故拖办；还在大门口立一块欢迎信访的告示牌，以昭示统战部的诚信度，提高来访者的信任度。第二，派出王世民等精兵强将，加强与省市公安、检察等机关的联系，以便复查过去“铁定”但有可能出错的各类案件。第三，积极主动向省委反映问题，把该要的政策都要到手。那时谢非书记主管统战口，我也就成了谢非办公室里的常客，来了多半要伸手。有次我对谢非同志说：“我们统战系统是落实政策的大户，只有政策都到位了，整个工作才能全盘皆活。现在的问题是，仅靠统战部和有关单位的能力，还不能解决工资待遇、发还住房等经济问题。您看，省委能不能尽快给个方略，能不能从省财政那块大蛋糕上切下一块来解决‘还债’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三管齐下”，管管奏效，反响特好。
记：具体情况怎样?
郑：部里的那个规矩一定，来访的人员多到应接不暇，来访的信函也多到要用麻袋来对付，哪里还有什么“门前冷落车马稀”。至于协调有关单位，听一听王世民的就清楚了。他告诉我：“初去公安、检察机关，心里不踏实，担心‘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可人家觉悟不低，还夸奖我们统战部有胆识、有魄力，过去没人敢理的陈年积案也敢动。他们这么一说，我们就觉得 腰更直、气更壮了。我们不仅查明了好些应该平反的案子，
‘三堂会审’式的联席会，也成了家常便饭。”最大的收获当然是省委的支持。1984年1月24日，省委决定成立“广东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谢非亲自出任组长，梁威林、杨立同志和我任副组长。要知道，小组成立的意义远非拿到一两个具体政策可比，也就是说借重这个小组，我们可以放开手脚通盘考虑落实统战政策的问题了。所以，小组成立后不久，我们就出台了一系列大动作。
记：大动作，还是一系列的?
郑：是的。我们的这些动作多半结合了省情，人家都说具有“粤味”、“海味”和“侨味”。比如针对强化港澳统战工作的3号文件，就是一个典型。这个文件是省委于1985年1月14日颁发的，它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先是，我来统战部后，考虑到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又是海外统战工作的大户，但是，在省委统战部却没有一个综理海外统战的工作机构。螃蟹总得有人先吃。于是，我们在部新设了一个专理海外统战工作的处级单位，叫“联络处”，它在广东乃至全国统战系统内，都称得上是始生之物。配人也有讲究。我们是“一反常规，剑走偏锋”。不是有人对海外关系闻而色变吗?为更新观念，我部偏偏将那些有海外关系的干部推向了前沿。当然，这些人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比如第一任联络处处长邓永青，解放前就在香港参加了地下团组织，称得上是有相当香港关系的老革命，1951年3月就来省委统战部工作，又称得上是老统战。部里有位女干部找对象怕碰上海外关系，对不起，我们偏偏算上了她一个，好让她换换脑筋。他们真不错，很快就摸清了海外统战工作的新路子，提出了好见解，我们提出的3号文件，吸收了他们不少的意见。
记：3号文件的内容怎样?
郑：原是我们部里1984年底搞出来的《关于积极开展港澳统战工作的意见》，1985年1月省委以3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这个意见。它强调，要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破除一切不利于开展港澳统战工作的条条框框；工作要广开渠道、灵活多样、不拘形式、顺其自然，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在工作对象方面大胆提出了“四个不论”，即不论政治上的左、中、右，经济上的大、中、小，年龄上的老、中、青，职业上的工、商、学、团。一句话，只要是港澳同胞，就一概都要去做工作。
《意见》送到省委书记任仲夷手中，他大加赞赏，并欣然命笔补充了画龙点睛的八个大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许多统战的行家里手都说它够胆量，够魄力，讲出了自己想讲又不便讲或不敢讲的大实话。要我说，这个文件不敢讲是绝后的，但可以肯定是空前的，精髓就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际上，中央统战部很快就于1985年3月发文向全国推介我们的《意见》，要求各地联系实际，参照研究。所以，当时我兴奋得像拿了一块金牌。可以说，这个文件当然还有上上下下的努力，在港、澳顺利回归祖国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一点无论怎么估计都是经得起历史验证的。
记：能不能谈谈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落实政策的举措?
郑：这方面的东西太多了，三天三晚也讲不完。从大处来说，我们平反了系统内一大批冤假错案、破例为一大批工作对象越级提升了工资、在全国首开先例举办了省、市《清退“文革”查抄文物认领会》等等。这些在当时影响都很大，也都引起了社会强烈而积极的反响。要说举措，可以说只要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就五花八门，无所不用，一句话，就是要想方设法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落到实处。
记：其中有没有让您感到遗憾的事情?
郑：那当然有。那段时间让人喜忧参半的事常常发生。比如说，我们省委统战部在全国率先对党外知识分子进行调查一事，立即引起了北京的高度重视，中央统战部还特地为此发文，向全国各地推介我们广东的做法和经验，这事当然让人高兴。也就在那前后，农工党落实政策的问题很多，让人担忧。原来的副主委云应霖，因为1957年说了句“党内不能不讲法制”，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工作没了不说，还被迫得去摆地摊，结果熬到1975年终于死了，死得真惨，差一年就打倒“四人帮”了，你说遗憾不遗憾。所以，我一来统战部就感到平反冤案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在不少“大人物”大多落实了政策的情况下，加紧为“小人物”落实政策同样要分秒必争，但还是出现了事与愿违的事情，钟顺源的死就是其中一例。小钟也是农工的，打成右派时是省农工宣传处的小青年，一戴上帽子就逼得离了婚，小孩也不认他了，还被弄到青海去劳改了22年。在我们手上，他总算解决了右派问题，回广州了，可是，工作呢?住哪儿?吃什么?都还是问题呀!当时他只能“猫”在农工省委会机关的楼梯角睡，为了糊口，每天半夜爬起来捡垃圾，毕竟读书人脸皮薄，他怕白天拾荒撞上熟人难为情。听说他咳嗽得挺厉害，我心里就发紧，怕他顶不住，我就采取了抢救性的做法，拨出了三千元专款以解燃眉之急。在80年代初期，那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还叮嘱办事人员要十万火急地送到小钟手里。听说小钟接受时先是怔怔地呆立着，继而浑身发颤，接着泪水长流并且双膝重重地跪了下来，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感恩”方式。可是，小钟受款后不久，终因癌症不治，静静地去了另一个世界。消息传来，我叹了一口气，
“唉，迟了，又迟了!”难受得像心头扎了一根针。你说这事让人遗憾不遗憾。
记：有没有让您感受到压力的事情?
郑：这要看你怎么认识压力，要工作就会有压力，只不过其中有压力大小的区别。因为在压力下工作了几十年，慢慢就有了耐压力，我想人们常说的“举重若轻”就和一个人的耐压能力密切相关。如果你说的是比较难举重若轻的，也就较大的压力，那不多，就几个，多半还是自讨的。
记：自讨的?
郑：没错，举个例吧。我从上访来信中了解到一个情况：原国民党的王德全将军(中将)，曾任电白县县长兼电白自卫队总队长，早在解放前一年多就同我们共产党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并相约定期起义，哪里想得到，陈赓率领的解放军南下神速，在没来得及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攻占了电白，误歼王将军所部，王将军本人也当场中弹殒命。来信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看统战部能不能公断这桩奇案。我开始有些犯难，都几十年前的事了，人也死了，别说平反，就是调查都不容易，但转念一想，如能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还死者本来面目，不是更能昭示我们党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吗?再说，这种事统战部不出头还有谁出头?人家不是万般无奈也不会越级把信捅到省里来。调查是艰难的，但终于有了回应。据当年电白地下党的同志反映，王将军确曾和地下党联系相约定期起义，以前也多有掩护我们地下党的表现，而且，没有像一般国民党要员那样在解放前夕卷款外逃，而是守住电白库存的30万银元以迎接解放军。于是，我认定王案不能再“冻结”下去，并亲自牵头处理。我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必须给王案做出最终的结论，再也不能议而 不决；第二，必须为王恢复名誉，至少要给他起义投诚者的身份。我叮嘱要把这两条立即知照茂名市及属下的电白县，越快越好。
要知道，当人们在思想僵化、囿于成见或受某种情绪支配的状况下，常常会派生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非理性举动。不幸的是，电白的一些人，特别是当年经办王案的某些人，终于沉不住气，并且情绪化地走进了反“平反”的误区。他们相约行动，要把我推上被告席，并直言不讳地指责我郑群敌我不分，为国民党反动军官翻案。他们不仅把状子递到了县、市、省，而且递到了北京，大有不赢官司决不罢休之势，上级也确实来过问过这件事。这下压力大了，大家也为我捏把汗，但我方寸没乱，我知道自己的底牌硬得很，那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八个大字!不管谁来问，我还是那几句老话，“我不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开玩笑，也不是自讨没趣，而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是代表组织、凭着良心来做事。我们错杀了人家，如果不但不想认账，还要让人家背黑锅，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好在有惊无险，组织上终于确认了王某“起义投诚人员”的身份。我想，如果王将军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我的那点压力其实算不得什么。
记：促进政党关系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主题，大家都说您在任上工作很有创意，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郑：我1938年入党，党性要求我们在工作中不能搞什么不得要领的花架子，或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形象工程，而必须“身在其位，力谋其政”。要谋事，自然要动脑筋、想办法、下气力，所谓创意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记得在1985年，鉴于民主党派领导中存在着不够团-结的问题，我觉得以统战部的名义邀请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台联等领导同志举行“恳谈会”是一种化解矛盾的不错形式。我把想法和几位副部长讲了，大家也觉得这种形式得体、可行，既突出了一个“帮”字，又不至流于包办代替。谢非书记听了我们的想法，也一个劲地说：“好，好，有形式、有内容、有创意。”就这样，1985年6月11日至14日，前所未有的“恳谈会”于从化召开了，与会有省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工商联、台联等党派、团体的领导班子成员共48人。
会议的效果出奇的好。有位年纪较大的党派领导动情地说：“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闹不团结误时误事，该是争取时间多做有益工作的时候了。”省工商联有位副主委因班子的团结问题而情绪低落，还曾以“寄语钱塘江上客，收帆应在好风时”的诗句自警，有意淡出班子。经过恳谈，他精神为之一振，还于会后写信向我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决心搞好团结，做好工作，努力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从总体上说，这次会议内容好、方法好、气氛好、问题解决得也好，真正做到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诚感人”。中央统战部了解情况后，很快通过“统发文(85)779号”文件加以肯定，并向全国推介。自后，我们广东的恳谈会年复一年地继续着，年复一年地出新意，并且演化成了每年一度的“暑期座谈会”。不少兄弟省区也来我们广东引进了恳谈会，并且使之成为每年一度的传统“节目”。
记：听说在您任上统战部还组织拍摄了表彰党派优秀人士片子，
郑：我在统战部五年，共拍了四部片子，不全是反映党派先进人物的，还有反映海外工商界精英的。反映党派先进的片名为《陶金》和《著名爱国实业家郭棣活》。陶金是我们广东民盟副主委、《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主演，也是著名的电影艺术表演家，在海外华侨和华人中都很有影响，那部片子在外面播放时反映相当不错。郭棣活曾任民建广东省委会、广东省工商联主委，广东省副省长等职，是我们共产党不可多得的挚友和诤友，过去对他宣传得不够，以他的事迹、吨位、影响，拍个电视片加以宣扬怎么也不为过。不过拍这类电视片阻力也是挺大的，有人提出为什么北京、上海都没有拍这样的片子?有的话更难听，用上了“树碑立传”那样的字眼。我才不管这些，道理明摆着，不能说先进典型全在党内吧，为什么党外先进不能通过电视片加以宣传表彰呢!表彰他们，肯定对我们的统战事业有益无害。陶、郭的片子拍摄播放后，反响都很积极强烈。这以后，我们又结合广东的省情，拍摄了《南粤新花》和《赤子情深》两片。这两部片子，都以热心来粤投资的外商为对象，以表彰他们热心祖国建设的事迹，拟定的人物达76位之多，工作量大得没法说。我指名联络处的老处长邓永青、工商处的老处长陈拔山具体负责，他们常忙到两头见黑。我则做“后勤部长”，凡拍片遇到的补给问题，都尽力去解决，凡抽去拍片的同志家中有什么事情，包括柴米油盐，小孩上学，也都大包大揽。所以，像变魔术一样，两部片子很快就收镜了。首影式则安排在中国大酒店的宴会厅进行。那天，霍英东、曾宪梓、胡应湘、杨钊等港、澳工商界名流都一一在座，其中许多又是片中反映的人物。首映后，霍英东特地要全家人从香港飞来广州，让他们和自己一道在白天鹅宾馆尽兴地欣赏了一番。索要电视片者更大有人在。有的外商一出手就要买100盒磁带，并且坦言：准备分送亲朋好友，好让大家看看“共产党官方”对自己的“高度”评价。出人意料的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也对片子产生了兴趣，并且也及时弄去了一全套。说实在的，标新立异并不是我们拍片的初衷，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三个有利于”。
记：有人说您在任上那五年广东的统战工作实现了新的飞跃，对这样的赞誉，您有什么看法?
郑：还是谦虚点为好，不一定要说什么飞跃。不过，大家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也不妨将亮点排排队，以激励后人。比如，我们在全国率先兴建民主大楼，给党派领导配房配车，以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率先重视和落实对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以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率先进行对全省无党派知识分子情况的系统调查，以明了工作对象的详情；率先进行对全省“侨情”(指华侨、华人情况)的系统调查，以开发海外统战工作的资源；率先开展了对“三资”企业的统战工作，以增强经济中心工作的动力；率先走出去做海外统战工作，以迎接港澳回归，还有刚才谈到的那些先人一步的工作等等，都来之不易。要不然，中央统战部老部长不会说我们的工作在全国是一流的。我要强调，这些成绩离不开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比如，在走出去做海外统战工作的过程中，就得到了我的老战友严尚民同志的帮助，他那时任粤海公司的董事长，我向他要到了两个外派名额，否则就没法把邓永青等同志安排到香港去工作。五年过后，当我要交“接力棒”的时候，我庆幸自己跑的这一棒没有愧对江东父老，也由衷地祝愿下一棒跑得更快、更好、更出色。
记：在那五年的工作让您感悟最大、最深的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给您留下不解的情结?
郑：那当然有啦!你说的感悟和情结，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东西，那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这种感悟最初导源于海外统战工作。那时我常常发问，在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不知得罪了多少“三胞”和华侨华人，有的甚至与我们有杀父之仇，但为什么他们仍然热心回来修桥筑路、投资办厂支持祖国的“四化”建设呢?其中必定有一种趋使他们这样做的力量。再往前想，每当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事关民族兴亡、国家兴衰的大事发生，他们同样有类似的表现，这使我坚信他们有认同民族、追求凝聚的基因。在大陆也一样，前面谈到的郭棣活、陈祖沛等受到的冤抑也不小，但他们仍然“子不嫌母丑”，仍然那样热爱祖国，仍然那样认同本位的中华民族，并且全身心地支持我们党领导的“振兴中华”的伟业。渐渐地，在我脑海越来越清晰地刻下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几个大字。我认为，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不受阶级、阶层、党派、信仰、宗教、血缘、地缘等一切界限，将整个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进而产生巨大的合力，有了这种合力的支撑，我们‘振兴中华’伟业才能梦想成真。当我感悟到这些，心里就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愉悦。
不消说，既然中华民族凝聚力这样伟大、神奇，那么，致力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成为我无法割舍的情结。就这样，我在即将把部长的接力棒交给肖耀堂同志的时候，也就是1988年，率先在广东发起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系列研讨活动，到现在，这一活动已经经历了19个年头，取得了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果，也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而积极的反响。比如自我们进行研讨以来，“凝聚力”己成为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名词。前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同志还认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统一战线的灵魂和支柱，并要求在全国实施统一战线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服务的世纪工程。著名历史学家张磊还这样对我说：“您抓住的这个课题，不仅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都填补了一个理论研究的空白。我知道，您以前做过许多大事、好事，但是历史很可能证实，您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事业，莫过于发起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您一生中最大的亮点。”虽然，我从来没有名垂青史的念头，但是，我坚信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是一项可以一代接一代继续下去的事业。所以，我能与这一研究结缘，并为之效尽绵薄，可以说是三生有幸，此生无悔。
记者(以下简称为记)：郑老，您好。为纪念广东统一战线改革开放30年，想请您谈谈出任统战部部长时那些往事。
郑群(以下简称为郑)：说来话长，还是按时间顺序来谈方便些。我的前任张泊泉同志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在统战部干了十多年，工作兢兢业业，但年事已高，压力又大，身体也拖得快顶不住了。就这样，省委让我来接手，算来我是跑第9棒的，我是说，我是第9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记：那时统战工作真有那么大压力吗?
郑：上任前我就知道压力不小。主管统战的省委副书记王德早就给我打招呼，说统战系统历来是运动的重灾区，矛盾积累了不少，老大难问题更多，让我去工作就是给我压担子。于是我在上任前立马去搞调查，就像中医“号脉”那样先了解疑难杂症，再对症下药。
记：不知您是怎样“号脉”的。
郑：就是走马灯似的考察了系统内的好些地方，首先去看了省委统战部机关。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免心里有些沉重。就说统战部，简陋得真太那个了，围墙陈旧斑驳，铁门满是锈迹，为我准备的办公室约18平方米，里面半为会客处，半为办公处，全部家当也就两张旧硬木沙发，一张旧书桌，一把旧木椅而已，远不可与许多贫困地方乡镇长办公室相比。我想，这八成是经费不足的原因。在省政协、民主党派省委会机关、省工商联，我更看得心里发毛：办公室不光破旧，而且挤得简直转不了身，民盟省委会就因为太挤，万般无奈地把电话装在了厕所里。最让我焦虑的还是人的精神面貌。在统战部就有人叹气，说“我们这地方关门三天也没人来问，哪能和人家组织部、宣传部比风光?”在党派机关也有人发牢骚，说“危楼的问题都没法解决，怨不得分来的大学生都闹着要走。”那时我就想，我们统战人“说话气不足，见人矮三分，开会往后坐，自动靠边站”，是自信不足、士气不高的反映，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就难以拓展新时期的全省统战工作。
记：听统战部的同志介绍，您在“号脉”后很快“对症”开出了药单。
郑：不是很快而是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做了这件事。我在那天的大会上说，要工作不主动患的是“自动靠边站”的毛病，干劲上不来患的是“肌肉萎缩症”，要除去这两种病症，就必须加强学习，弘扬“接力”和“挤公共汽车”这两种精神。我们是在做承前启后的工作，如果跑不好自己接下的这一棒，将来在交“接力棒”时就要愧对时代，愧对江东父老。我们当然要力争各级党委对统战工作的重视，这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你不积极主动，不出大力、流大汗，就很难挤上车，所以不能总埋怨统战工作没地位，倒是要多想想自己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怎样，是不是能辩证地认识“有为有位”和“有位有为”的关系。
记：您的诊断确实有独到之处，那么，是不是“药到病除”了呢?
郑：没那么简单，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提高思想认识是第一位的。那时，我花了不少精力准备了一个宣讲稿，少说也有两万多字，主要内容是新时期党的统战理论、方针、政策，接着就风风火火到各个地方宣讲，至于走了多少地方，讲了多少场次，现在很难说准，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追求的是在全省范围内不留死角，来一个“全覆盖”。有次在台山宣讲，因为没有空调，热得像桑拿浴一样，但会场鸦雀无声，大家听得很认真。其他地方情况也差不多。这让我很兴奋，感到我们的统战队伍资质不错，潜能很大，于是更觉得自己当这个部长责任重大，总不能“一将无能累及三军”，对吧。那段时间支持我的领导同志很多，省政协主席郭荣昌同志就也用这个稿子在政协等方面讲，效果也好得很。实际上，事前事后变化很大，大家的怨气下去得很快，士气上来得很猛。看到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我当然信心大增，胸有成竹了。
记：当时工作有哪些难点、重点?
郑：依我看，改革开放30年来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难点和重点。前10年的难点在于把握方针、拨乱反正，重点在于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我的那五年当然属于这一段。比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有不少难处。刚去统战部那阵，没想到门前冷落车马稀，没有多少人把统战部当娘家来申述冤抑。一打听，就明白了原委。有人告诉我，在饶彰风任上(第四任部长，任期1955年1月至1958年11月)，统战部门庭若市，罗翼群、陈祖沛、郭翘然、红线女等名流都是常客，以后就不行了，主要原因是部里不能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我还了解到，打倒“四人帮”不久部里也热闹过一阵，但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要求都很棘手，我们既无人事权又无财权，只有对那些问题干瞪眼，人家见我们这个庙不灵，也就不再来了。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我们就来了个“三管齐下”，也就是说，第一，强化信访工作，广泛征集意见；第二，联系有关部门，协调解决问题：第三，主动向上请战，争取上级政策。
记：是怎么操作的?
郑：第一，部里定了个规矩：凡来上访者，一律予以接待，不得借故拒绝：凡上访信函一律及时处理，不得无故拖办；还在大门口立一块欢迎信访的告示牌，以昭示统战部的诚信度，提高来访者的信任度。第二，派出王世民等精兵强将，加强与省市公安、检察等机关的联系，以便复查过去“铁定”但有可能出错的各类案件。第三，积极主动向省委反映问题，把该要的政策都要到手。那时谢非书记主管统战口，我也就成了谢非办公室里的常客，来了多半要伸手。有次我对谢非同志说：“我们统战系统是落实政策的大户，只有政策都到位了，整个工作才能全盘皆活。现在的问题是，仅靠统战部和有关单位的能力，还不能解决工资待遇、发还住房等经济问题。您看，省委能不能尽快给个方略，能不能从省财政那块大蛋糕上切下一块来解决‘还债’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三管齐下”，管管奏效，反响特好。
记：具体情况怎样?
郑：部里的那个规矩一定，来访的人员多到应接不暇，来访的信函也多到要用麻袋来对付，哪里还有什么“门前冷落车马稀”。至于协调有关单位，听一听王世民的就清楚了。他告诉我：“初去公安、检察机关，心里不踏实，担心‘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可人家觉悟不低，还夸奖我们统战部有胆识、有魄力，过去没人敢理的陈年积案也敢动。他们这么一说，我们就觉得 腰更直、气更壮了。我们不仅查明了好些应该平反的案子，
‘三堂会审’式的联席会，也成了家常便饭。”最大的收获当然是省委的支持。1984年1月24日，省委决定成立“广东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谢非亲自出任组长，梁威林、杨立同志和我任副组长。要知道，小组成立的意义远非拿到一两个具体政策可比，也就是说借重这个小组，我们可以放开手脚通盘考虑落实统战政策的问题了。所以，小组成立后不久，我们就出台了一系列大动作。
记：大动作，还是一系列的?
郑：是的。我们的这些动作多半结合了省情，人家都说具有“粤味”、“海味”和“侨味”。比如针对强化港澳统战工作的3号文件，就是一个典型。这个文件是省委于1985年1月14日颁发的，它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先是，我来统战部后，考虑到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又是海外统战工作的大户，但是，在省委统战部却没有一个综理海外统战的工作机构。螃蟹总得有人先吃。于是，我们在部新设了一个专理海外统战工作的处级单位，叫“联络处”，它在广东乃至全国统战系统内，都称得上是始生之物。配人也有讲究。我们是“一反常规，剑走偏锋”。不是有人对海外关系闻而色变吗?为更新观念，我部偏偏将那些有海外关系的干部推向了前沿。当然，这些人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比如第一任联络处处长邓永青，解放前就在香港参加了地下团组织，称得上是有相当香港关系的老革命，1951年3月就来省委统战部工作，又称得上是老统战。部里有位女干部找对象怕碰上海外关系，对不起，我们偏偏算上了她一个，好让她换换脑筋。他们真不错，很快就摸清了海外统战工作的新路子，提出了好见解，我们提出的3号文件，吸收了他们不少的意见。
记：3号文件的内容怎样?
郑：原是我们部里1984年底搞出来的《关于积极开展港澳统战工作的意见》，1985年1月省委以3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这个意见。它强调，要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破除一切不利于开展港澳统战工作的条条框框；工作要广开渠道、灵活多样、不拘形式、顺其自然，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在工作对象方面大胆提出了“四个不论”，即不论政治上的左、中、右，经济上的大、中、小，年龄上的老、中、青，职业上的工、商、学、团。一句话，只要是港澳同胞，就一概都要去做工作。
《意见》送到省委书记任仲夷手中，他大加赞赏，并欣然命笔补充了画龙点睛的八个大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许多统战的行家里手都说它够胆量，够魄力，讲出了自己想讲又不便讲或不敢讲的大实话。要我说，这个文件不敢讲是绝后的，但可以肯定是空前的，精髓就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际上，中央统战部很快就于1985年3月发文向全国推介我们的《意见》，要求各地联系实际，参照研究。所以，当时我兴奋得像拿了一块金牌。可以说，这个文件当然还有上上下下的努力，在港、澳顺利回归祖国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一点无论怎么估计都是经得起历史验证的。
记：能不能谈谈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落实政策的举措?
郑：这方面的东西太多了，三天三晚也讲不完。从大处来说，我们平反了系统内一大批冤假错案、破例为一大批工作对象越级提升了工资、在全国首开先例举办了省、市《清退“文革”查抄文物认领会》等等。这些在当时影响都很大，也都引起了社会强烈而积极的反响。要说举措，可以说只要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就五花八门，无所不用，一句话，就是要想方设法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落到实处。
记：其中有没有让您感到遗憾的事情?
郑：那当然有。那段时间让人喜忧参半的事常常发生。比如说，我们省委统战部在全国率先对党外知识分子进行调查一事，立即引起了北京的高度重视，中央统战部还特地为此发文，向全国各地推介我们广东的做法和经验，这事当然让人高兴。也就在那前后，农工党落实政策的问题很多，让人担忧。原来的副主委云应霖，因为1957年说了句“党内不能不讲法制”，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工作没了不说，还被迫得去摆地摊，结果熬到1975年终于死了，死得真惨，差一年就打倒“四人帮”了，你说遗憾不遗憾。所以，我一来统战部就感到平反冤案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在不少“大人物”大多落实了政策的情况下，加紧为“小人物”落实政策同样要分秒必争，但还是出现了事与愿违的事情，钟顺源的死就是其中一例。小钟也是农工的，打成右派时是省农工宣传处的小青年，一戴上帽子就逼得离了婚，小孩也不认他了，还被弄到青海去劳改了22年。在我们手上，他总算解决了右派问题，回广州了，可是，工作呢?住哪儿?吃什么?都还是问题呀!当时他只能“猫”在农工省委会机关的楼梯角睡，为了糊口，每天半夜爬起来捡垃圾，毕竟读书人脸皮薄，他怕白天拾荒撞上熟人难为情。听说他咳嗽得挺厉害，我心里就发紧，怕他顶不住，我就采取了抢救性的做法，拨出了三千元专款以解燃眉之急。在80年代初期，那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还叮嘱办事人员要十万火急地送到小钟手里。听说小钟接受时先是怔怔地呆立着，继而浑身发颤，接着泪水长流并且双膝重重地跪了下来，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感恩”方式。可是，小钟受款后不久，终因癌症不治，静静地去了另一个世界。消息传来，我叹了一口气，
“唉，迟了，又迟了!”难受得像心头扎了一根针。你说这事让人遗憾不遗憾。
记：有没有让您感受到压力的事情?
郑：这要看你怎么认识压力，要工作就会有压力，只不过其中有压力大小的区别。因为在压力下工作了几十年，慢慢就有了耐压力，我想人们常说的“举重若轻”就和一个人的耐压能力密切相关。如果你说的是比较难举重若轻的，也就较大的压力，那不多，就几个，多半还是自讨的。
记：自讨的?
郑：没错，举个例吧。我从上访来信中了解到一个情况：原国民党的王德全将军(中将)，曾任电白县县长兼电白自卫队总队长，早在解放前一年多就同我们共产党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并相约定期起义，哪里想得到，陈赓率领的解放军南下神速，在没来得及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攻占了电白，误歼王将军所部，王将军本人也当场中弹殒命。来信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看统战部能不能公断这桩奇案。我开始有些犯难，都几十年前的事了，人也死了，别说平反，就是调查都不容易，但转念一想，如能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还死者本来面目，不是更能昭示我们党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吗?再说，这种事统战部不出头还有谁出头?人家不是万般无奈也不会越级把信捅到省里来。调查是艰难的，但终于有了回应。据当年电白地下党的同志反映，王将军确曾和地下党联系相约定期起义，以前也多有掩护我们地下党的表现，而且，没有像一般国民党要员那样在解放前夕卷款外逃，而是守住电白库存的30万银元以迎接解放军。于是，我认定王案不能再“冻结”下去，并亲自牵头处理。我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必须给王案做出最终的结论，再也不能议而 不决；第二，必须为王恢复名誉，至少要给他起义投诚者的身份。我叮嘱要把这两条立即知照茂名市及属下的电白县，越快越好。
要知道，当人们在思想僵化、囿于成见或受某种情绪支配的状况下，常常会派生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非理性举动。不幸的是，电白的一些人，特别是当年经办王案的某些人，终于沉不住气，并且情绪化地走进了反“平反”的误区。他们相约行动，要把我推上被告席，并直言不讳地指责我郑群敌我不分，为国民党反动军官翻案。他们不仅把状子递到了县、市、省，而且递到了北京，大有不赢官司决不罢休之势，上级也确实来过问过这件事。这下压力大了，大家也为我捏把汗，但我方寸没乱，我知道自己的底牌硬得很，那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八个大字!不管谁来问，我还是那几句老话，“我不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开玩笑，也不是自讨没趣，而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是代表组织、凭着良心来做事。我们错杀了人家，如果不但不想认账，还要让人家背黑锅，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好在有惊无险，组织上终于确认了王某“起义投诚人员”的身份。我想，如果王将军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我的那点压力其实算不得什么。
记：促进政党关系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主题，大家都说您在任上工作很有创意，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郑：我1938年入党，党性要求我们在工作中不能搞什么不得要领的花架子，或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形象工程，而必须“身在其位，力谋其政”。要谋事，自然要动脑筋、想办法、下气力，所谓创意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记得在1985年，鉴于民主党派领导中存在着不够团-结的问题，我觉得以统战部的名义邀请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台联等领导同志举行“恳谈会”是一种化解矛盾的不错形式。我把想法和几位副部长讲了，大家也觉得这种形式得体、可行，既突出了一个“帮”字，又不至流于包办代替。谢非书记听了我们的想法，也一个劲地说：“好，好，有形式、有内容、有创意。”就这样，1985年6月11日至14日，前所未有的“恳谈会”于从化召开了，与会有省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工商联、台联等党派、团体的领导班子成员共48人。
会议的效果出奇的好。有位年纪较大的党派领导动情地说：“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闹不团结误时误事，该是争取时间多做有益工作的时候了。”省工商联有位副主委因班子的团结问题而情绪低落，还曾以“寄语钱塘江上客，收帆应在好风时”的诗句自警，有意淡出班子。经过恳谈，他精神为之一振，还于会后写信向我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决心搞好团结，做好工作，努力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从总体上说，这次会议内容好、方法好、气氛好、问题解决得也好，真正做到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诚感人”。中央统战部了解情况后，很快通过“统发文(85)779号”文件加以肯定，并向全国推介。自后，我们广东的恳谈会年复一年地继续着，年复一年地出新意，并且演化成了每年一度的“暑期座谈会”。不少兄弟省区也来我们广东引进了恳谈会，并且使之成为每年一度的传统“节目”。
记：听说在您任上统战部还组织拍摄了表彰党派优秀人士片子，
郑：我在统战部五年，共拍了四部片子，不全是反映党派先进人物的，还有反映海外工商界精英的。反映党派先进的片名为《陶金》和《著名爱国实业家郭棣活》。陶金是我们广东民盟副主委、《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主演，也是著名的电影艺术表演家，在海外华侨和华人中都很有影响，那部片子在外面播放时反映相当不错。郭棣活曾任民建广东省委会、广东省工商联主委，广东省副省长等职，是我们共产党不可多得的挚友和诤友，过去对他宣传得不够，以他的事迹、吨位、影响，拍个电视片加以宣扬怎么也不为过。不过拍这类电视片阻力也是挺大的，有人提出为什么北京、上海都没有拍这样的片子?有的话更难听，用上了“树碑立传”那样的字眼。我才不管这些，道理明摆着，不能说先进典型全在党内吧，为什么党外先进不能通过电视片加以宣传表彰呢!表彰他们，肯定对我们的统战事业有益无害。陶、郭的片子拍摄播放后，反响都很积极强烈。这以后，我们又结合广东的省情，拍摄了《南粤新花》和《赤子情深》两片。这两部片子，都以热心来粤投资的外商为对象，以表彰他们热心祖国建设的事迹，拟定的人物达76位之多，工作量大得没法说。我指名联络处的老处长邓永青、工商处的老处长陈拔山具体负责，他们常忙到两头见黑。我则做“后勤部长”，凡拍片遇到的补给问题，都尽力去解决，凡抽去拍片的同志家中有什么事情，包括柴米油盐，小孩上学，也都大包大揽。所以，像变魔术一样，两部片子很快就收镜了。首影式则安排在中国大酒店的宴会厅进行。那天，霍英东、曾宪梓、胡应湘、杨钊等港、澳工商界名流都一一在座，其中许多又是片中反映的人物。首映后，霍英东特地要全家人从香港飞来广州，让他们和自己一道在白天鹅宾馆尽兴地欣赏了一番。索要电视片者更大有人在。有的外商一出手就要买100盒磁带，并且坦言：准备分送亲朋好友，好让大家看看“共产党官方”对自己的“高度”评价。出人意料的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也对片子产生了兴趣，并且也及时弄去了一全套。说实在的，标新立异并不是我们拍片的初衷，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三个有利于”。
记：有人说您在任上那五年广东的统战工作实现了新的飞跃，对这样的赞誉，您有什么看法?
郑：还是谦虚点为好，不一定要说什么飞跃。不过，大家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也不妨将亮点排排队，以激励后人。比如，我们在全国率先兴建民主大楼，给党派领导配房配车，以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率先重视和落实对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以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率先进行对全省无党派知识分子情况的系统调查，以明了工作对象的详情；率先进行对全省“侨情”(指华侨、华人情况)的系统调查，以开发海外统战工作的资源；率先开展了对“三资”企业的统战工作，以增强经济中心工作的动力；率先走出去做海外统战工作，以迎接港澳回归，还有刚才谈到的那些先人一步的工作等等，都来之不易。要不然，中央统战部老部长不会说我们的工作在全国是一流的。我要强调，这些成绩离不开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比如，在走出去做海外统战工作的过程中，就得到了我的老战友严尚民同志的帮助，他那时任粤海公司的董事长，我向他要到了两个外派名额，否则就没法把邓永青等同志安排到香港去工作。五年过后，当我要交“接力棒”的时候，我庆幸自己跑的这一棒没有愧对江东父老，也由衷地祝愿下一棒跑得更快、更好、更出色。
记：在那五年的工作让您感悟最大、最深的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给您留下不解的情结?
郑：那当然有啦!你说的感悟和情结，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东西，那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这种感悟最初导源于海外统战工作。那时我常常发问，在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不知得罪了多少“三胞”和华侨华人，有的甚至与我们有杀父之仇，但为什么他们仍然热心回来修桥筑路、投资办厂支持祖国的“四化”建设呢?其中必定有一种趋使他们这样做的力量。再往前想，每当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事关民族兴亡、国家兴衰的大事发生，他们同样有类似的表现，这使我坚信他们有认同民族、追求凝聚的基因。在大陆也一样，前面谈到的郭棣活、陈祖沛等受到的冤抑也不小，但他们仍然“子不嫌母丑”，仍然那样热爱祖国，仍然那样认同本位的中华民族，并且全身心地支持我们党领导的“振兴中华”的伟业。渐渐地，在我脑海越来越清晰地刻下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几个大字。我认为，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不受阶级、阶层、党派、信仰、宗教、血缘、地缘等一切界限，将整个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进而产生巨大的合力，有了这种合力的支撑，我们‘振兴中华’伟业才能梦想成真。当我感悟到这些，心里就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愉悦。
不消说，既然中华民族凝聚力这样伟大、神奇，那么，致力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成为我无法割舍的情结。就这样，我在即将把部长的接力棒交给肖耀堂同志的时候，也就是1988年，率先在广东发起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系列研讨活动，到现在，这一活动已经经历了19个年头，取得了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果，也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而积极的反响。比如自我们进行研讨以来，“凝聚力”己成为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名词。前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同志还认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统一战线的灵魂和支柱，并要求在全国实施统一战线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服务的世纪工程。著名历史学家张磊还这样对我说：“您抓住的这个课题，不仅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都填补了一个理论研究的空白。我知道，您以前做过许多大事、好事，但是历史很可能证实，您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事业，莫过于发起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您一生中最大的亮点。”虽然，我从来没有名垂青史的念头，但是，我坚信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是一项可以一代接一代继续下去的事业。所以，我能与这一研究结缘，并为之效尽绵薄，可以说是三生有幸，此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