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自明之后再无士人，尤无名士。说这话的人看见的是明朝后期的文化专制和清朝无休止的文字狱，没看见的却是名士大儒们任历经千百年却一直未变的文人气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此起彼伏的文人们，修补和继续编织着文化这块厚锦，这些旧派新派学者，除了书写文章、散播风流，把短暂人生化做贯越百年的谈资，也把“名士”这个称谓真正延续了下来。
　　 刘文典是近代名士中常被忽略的一位。刘文典，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国学大师，他在当时，就是中国近现代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大家。从北大、清华，到西南联大，他为学为师的轨迹在当时的学者士人中很有代表性。当过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的他，学术才能更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也许是他刻意用后半生的安详寂静掩盖了前半生的风云传奇，然而，作为一代狂狷名士，仅仅“国学大师”几个字远远不能概括其全部。
　　
　　
　　小标：执笔的战士——不革命，说书去了
　　 1889年，劉文典在安徽出生，少年时候的他因为聪明早慧，在读书时就得到了陈独秀和刘师培两位大家的赏识，并且受到他们的影响，反对封建旧制，怀着民主革命的理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9年，刘文典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既学西学，又师从章太炎学《说文》，无论怎样看来，都是一个前景明亮的青年。
　　 古人评价年轻英雄，不是手握利笔，就是跃马战场。辛亥革命之后，怀着理想的刘文典于1912年回到国内，在上海于右任和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国家正是动荡的时候，讨伐袁世凯、参加“二次革命”，他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虽然身负厚重的国学积淀，却更像一个矫勇的战士。1913年，正是风云诡谲之时，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范鸿仙，两人身亡，同行的刘文典也当场手臂中弹，所幸无有大碍。经历这次暗杀后，刘文典重渡日本，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后来袁世凯终于倒台，然而随之到来的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其中。
　　 刘文典失望而愤懑，从此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和教育。1916年，经由曾经的老师、亦师亦友的陈独秀的推荐，他进了北大教书，时年27岁。有人曾说，他是与辜鸿铭齐名的北大怪人。由此，刘文典开始了他的著书立说苜蓿生涯，直至终老。
　　
　　
　　小标：狂傲的天才——就是看不起沈从文
　　 进入学术圈的刘文典，并没有像大多数文人一样以风雅自况。周作人曾经评价过他：“人甚有趣，性滑稽，善谈笑”，而他在当时的学界和文化界就已经有了恃才自傲、狂狷过人的名声。刘文典公开说，中国真正懂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自己，另半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只因当时马、冯二人皆从哲学的新角度讲《庄子》。如此大言不惭，却也没有人有勇气有立场来反驳他。
　　 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刘文典看不起新文学，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他尤其看不起沈从文，后者升任教授时，他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元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角钱！那时候在联大跑警报躲空袭是常有的事，有次全校师生都在奔逃躲避日军飞机空袭，沈从文跑着经过刘文典，刘文典跺脚大怒，当时就骂道：“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后人常以戏言听了笑笑，却不想当时当景却是出言之重，一时沈从文也无言以对。
　　 刘文典讲课，因为精彩而有真材实料，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闭目讲课，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每每起立，恭敬地一边点头一面作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全场学生为之暗笑。
　　 更有甚者，吴宓开讲《红楼梦》，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只要兴起，也就近找个教室讲《红楼梦》，专和吴宓唱对台戏。由于听众太多，讲座由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刘文典身着长衫登台，一女生为他斟茶。他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了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言行之中，还是一副当年狂妄少年的样子。
　　
　　
　　小标：狷介的学者——同蒋介石对打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段落中，文人的人生历程是个被反复书写的环节，除了俗人难及的淡泊隐逸，其中被记录和被推崇案例的大多都是“学而优则仕”。刘文典一生却是经历了与此相反的过程。他早年因为青年意气和热血而参加革命，与许多后来的国民党高官交游甚广，后来却因为自觉理想被现实玷污而放弃了政治，转而投身学术。
　　 就是这个如同脆弱的理想主义者一般的刘文典，不仅是狂狷不羁的大学者，也是学术自由精神的实践者。他才高学广，以至蒋介石几次有意抬举他为“国宝“，可刘文典并不买他的账。1928年，刘文典任国立安徽大学校长，多次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的安排。后来有一次，蒋介石终于如愿而来，但是视察过程中，校园冷冷清清，完全没有预料想象中师生列队隆重欢迎的场面。对此刘文典的解释是，大学不是衙门——这句话一时间在教育界广为流传开来。
　　 是时，安徽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见到这般景象，蒋介石恼怒非常，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因而学潮嚣张，急忙召刘文典来问罪。面对蒋介石，刘文典不行礼不问候，完全不把领袖放在眼里。随后，蒋介石追逼刘文典交出闹学潮的肇事学生，后者却当面拒绝，并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盛怒之下，蒋介石动了粗，当场打了他两耳光。而刘文典更是不示弱，完全没有文人温文柔弱的样子，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介石疼得脸上冷汗直流，把刘文典拘禁起来。消息传出，安徽大学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组织情愿，要求释放刘校长，各地学界，也涌起声援刘文典的呼声。压力之下，蒋介石只把他关押了7天就放了出来，给了个不痛不痒的“治学不严”的罪名，以民事斗殴结了案——这大概是自近代以来，权术和政治在文化界面前，最撑不起嚣张姿态的一次，刘文典可谓是做了大多数文人儒生想做而不能做的事。
　　 近两千年来，人们一直怀想着魏晋时的竹林美谈，却鲜少在后世见到像阮籍嵇康一样的人物。也难怪会有人说“名士不再”。但也许，嵇康若是重生在近代，就是刘文典这个样子。嵇康服散，刘文典食云土；皆爱庄子，又都喜酒肉——但这些只是表面，狂狷意气才是这两位名士真正可以被用来比附的地方，也是大多数文人可望不可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