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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说,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他如是观,亦如是行。
■ 人生单行道
读书时代杂读散文,格外留意台湾三家:陈之藩、王鼎钧、余光中。出道以后,我到香港请教陈之藩先生,纽约拜晤王鼎钧先生,高雄访问余光中先生,再与早年读后感相印证,对文与人的体会深了一层。文学体裁中,我相信在散文最能流露作者的真性情,读王鼎钧的文章,但见“通达”二字,其人给我的观感亦然。
在纽约坐地铁,颇见美国精神的一面,到处涂鸦,时有歌舞。可是一出地铁,进入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Flushing),我仿佛走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区,甚至广东话也可以派上用场。王鼎钧先生就住在法拉盛。
2007年11月25日,我来到王先生家。房子不大,充满中国气息,客厅里摆了许多王太太的插花。
朋友们称王鼎钧先生为“鼎公”。他说,“鼎公”是他年轻时的绰号,现在年纪大了,听来亦庄亦谐。鼎公乡音未改,却很适应美国生活,他笑道:“我到过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是异乡,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尊重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我刚到美国旧金山时,朋友来接我,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麦当劳。朋友说那东西很难吃,我一把抓住他:‘哪个东西最难吃,我们就去吃哪个。’”
1978年,鼎公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到美国,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法拉盛,他说:“我到纽约关起门来做北京人。我跟主流社会没有什么接触,纽约可以,旧金山可以,别的地方恐怕不行。不可能再回去,不论大陆还是台湾。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在纽约,毕业了,天涯给他职业,他去天涯,海角给他职业,他去海角。”
鼎公说自己可能是在美国唯一用中文写作维生的人:“台湾许多朋友帮忙,我也赚这里《世界日报》不少钱。一个作家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要降低物欲,能过简朴的生活。”
有一次,世界书局举办庆典,邀请夏志清、哈金和王鼎钧三个人演讲,鼎公登台道:“一个作家要先成为世界的,然后才是中国的。我们在台湾认为:一个作家先要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现在知道这个话是不正确的。”这一番话,哈金很是动容。
我提起还乡之念,引发了鼎公的一番感慨:“我是单行道,自1978年移民,没有回台湾也没有回山东。家乡的人很势利,先打听这个人在外面发财了没有,做官了没有,没有,他们就没有兴趣。尤其是山东老家,既没有老屋老坟,也没有老亲老友,弄得太干净了,回去不能只看长城。台湾也是我的伤心地。我是拿到绿卡二十多年才入美国籍。本来不想入美国籍,后来发现既然要死在这个地方,走不了,不入美国籍有许多不方便。入了美国籍就叫‘苦海有边,回头无岸’,回哪里啊?很多人说:我是中国人哪!我说:谁承认你是中国人?台湾承认你是中国人吗?大陆瞧得见你这个中国人吗?你要变成杨振宁、赵小兰,才有人恍然大悟:喔,这里也有个中国人。”
■ 抗战岁月
2007年,王鼎钧回忆录的四部曲已经出版了三部,第四部《文学江湖》是写台湾三十年。王鼎钧说,抗战、内战、台湾,很多人写过,可是他写的有自己的特色:“如果一个作家讲出来的话跟人家一样,这个作家就死掉了。可是你的说法跟人家不一样,人家不喜欢:当伙计,老板不喜欢,当朋友,朋友不喜欢,当教徒,牧师不喜欢。伙计也做不好,情人也做不好,信徒也做不好,只有做作家。可怜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浮士德,他的灵魂抵押给文学。”
王鼎钧生于山东临沂,抗战爆发后,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队,后投入李仙洲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
我问起抗战时的记忆,王鼎钧说:“我父亲进过一个学校,叫法政专门学校。出来就做官,他性格耿直,没做多久,我家是地主,他有恃无恐,不做官也有饭吃,就辞官回家了,以后他一直是一个乡绅。后来工作能力退化了,到了台湾需要他工作时,年纪也大了,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抗战时,有一个临沂会战,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逃难在外,几个月后回来一看,所有的东西没有了,门窗也没有了。”
王鼎钧小学毕业十二岁,那年抗战发生。他十四岁参加过游击队。“那是我们家乡人组织的,国民党给它番号。他们发给我一个特别短的枪,叫马枪,那时候骑马用长枪不方便,专为骑兵造的一种枪。我受过射击训练,没有实战经验。游击队里什么枪都有,中正式,汉阳造,还有一种土造的枪,一次装一颗子弹。有过战斗,但是我没有上前线,我太小了。”
在游击队,王鼎钧的一个工作是替队员写家信报平安,也编一张油印的报,报道抗战消息,根本没有消息来源。那时候新闻缺乏到什么程度呢?王鼎钧笑道:“‘赶集’的时候,许多人集中一起买卖,五天一次,就有人拿着报纸报新闻,像说书一样,向来听的人收钱。我们就把汉奸办的报纸拿来,汉奸办的报纸都是颠倒是非的,所以我们只要把它的新闻颠倒过来就可以了。比如它说:日军在什么地方打胜仗。我就写一条新闻:国军在那个地方打了胜仗。”
王鼎钧从流亡学校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沈阳、天津、上海到台湾。
■ “半边人”
王鼎钧刚到基隆时,身上一文钱也没有,灵感闪动,写了一篇文章,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写上:台北市《中央日报》副刊,请邮差按欠资投递。几天后文章见报,那时候一千字十块钱稿费,而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也不过是一块五毛钱,十块钱足以养活王鼎钧一个礼拜。
到台北后,王鼎钧常常在报纸上帮弱小讲话,替他们争权益,后来有人指责他:“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留在大陆上当共产党,跑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当然也引起了特务注意。王鼎钧自认前半生非常不得意。
我提起叶嘉莹一家到台湾后遭遇“白色恐怖”的经历。王鼎钧说:“国民党因为大陆的失败教训惨痛,发现许多忠实的干部都叛变了,有些干部甚至从进军校的那天起就是共产党派去的,所以到了台湾以后,痛定思痛,很严厉地要肃清一切可疑的人。当时国民党的口号就是:‘向敌人学习’。我们常常夜里做梦,上半夜做一个梦被共产党抓去,要杀头,下半夜又做一个梦,被国民党抓去,也要杀头。
1951年,王鼎钧参加张道藩创办的小说创作研究组六个月,受王梦鸥、赵友培、李辰冬诸先生调教,奠定了文学基础,终身自学不息。“我对写小说有兴趣,报名去学小说,没学成。那个学校非常好,……那些老师都是一时之选,只有张道藩请得动他们。有些大牌教授一节课五十分钟,迟到十五分钟,早退十五分钟,花十五分钟胡扯,最后讲五分钟,但是这五分钟还讲得真好。你不能不服他,五分钟值回票价。我没有受过正式的文学教育,我有一点点基础,就是这六个月打下的。”
在台湾,王鼎钧任职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主编报纸副刊,江湖风云尽入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中。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台湾文学有二十年的好景,只要白纸印上黑字就卖钱。王鼎钧成了很有影响的作家,在各大报章上写的杂文专栏,曾经是老百姓追读的名牌栏目。
我最关心的是他的一手好散文如何练成。王鼎钧说:“我是学小说不成,但是把散文学会了。我那时候对通行的散文不满意,我认为散文可以把小说、戏剧的技巧加进来,里头有事件。另外就是戏剧技巧,戏剧技巧能引人注意,……戏剧是集表演技巧之大成,所有控制观众吸引力的办法都有,不过也得适可而止,因为戏剧是不自然的,散文是自然的。这样散文有可读性,也有厚度。我在台湾首先做试验。”
我提起他的散文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王鼎钧说:“这是因为我不断学习。我把文章分成三个阶段的成就,第一个阶段是职业认可,比如你在报馆工作,你写的文章报馆认为可以登;第二个阶段是社会认可,你的文章在这个报也可以登,在那个报也可以登,你到哪个报都可以做记者;第三个阶段是历史认可,人家编选集会选你一篇两篇,文学史会有你三行五行。我知道我那一点底子不够,必须不断地学习,我肯学。我是‘三多’:第一是多难,灾难多就想得多,对人生的体验想得比较深刻;第二是多学,我跟着潮流学,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文学是写实主义挂帅,这是大陆上带去的1930年代的流风遗韵,后来出现现代主义,然后就出现后现代,我跟着学,但是不学那个最尖端的,学那个脱离读者,我不能脱离读者,但是我需要向他们取经借法,改进我的产品;第三是多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我说:“您的散文给我的印象是‘通达’。”王鼎钧有感而发:“我常说我是‘半边人’,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我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身经种种矛盾冲突无以两全,但是我追求完整,我只有寻找高一级的价值,统摄双方,调和对立,这就出现你所说的‘通达’。‘通达’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面貌,不能浮出字面。”
■ “残生读书”
王鼎钧的人生,大陆一段,台湾一段,最后一段在美国。王鼎钧谈起1978年赴美国的因缘:“美国有‘双语教学’,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语,学校要先用他们的母语教他们。这就要训练师资,编写教材。中文日文韩文的教材,联邦委托西东大学办理,西东大学的主其事者杨觉勇教授到台北物色中文主编,找到了我。我在西东大学待了七年,就到纽约。”……
我又问:“在美国了解中国的文学情况吗?”王鼎钧说:“我是1978年来美国,赶上伤痕文学。那时候杂志反应最快,我订了很多杂志,除了《人民文学》、《收获》,还有山东、安徽、陕西、东北的杂志,凡是我到过的地方,都订一份杂志,看文学的变化。在纽约可能是我第一个注意《红高粱》,因为写的是我山东老家的事。我把《红高粱》复印了寄到台湾去,告诉他们注意莫言这个作家。后来像贾平凹、陈忠实、阿城、刘索拉这些人我都看。我觉得大陆文学还没能够脱胎换骨,1930年代那一套还藏在里头,作家还是没有完全丢掉,我想原因不完全是因为环境,是思想。中国作家包括台湾,出国以后就不写了,‘渐行渐远无书’,海外的华文文学是靠新移民维持,他们像雪花,‘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池中都不见。’思想转变的时候很难出作品,对旧的失去信心,对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将信将疑,一定要真正相信一个东西才可以。”
除了写作,王鼎钧把时间给了读书。“说来惭愧,我读书实在很少,一生最好的时间精力都用于逃难打工以及承受强者的压力,读书时常有罪恶感,自己觉得偷上帝的时间,偷老板的时间,偷家人的时间。若说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已是筋疲力尽或者漏尽更残,1950年代我写过一句话:我们是用‘残生’读书。对书讯敏感,多少书的名字记在心里,等于风闻美景而不能游,向往美食而不能享。”王鼎钧说,“退休以后才算有了自己的时间,这才发下宏志大愿,既想‘知新’,又想‘温故’。古人‘三余’读书:夜为日之余,冬为岁之余,雨为晴之余,我曾说还可以有第四余,‘老为生之余’。祖德天恩,老而不死,总算熬到了时候,‘残生读书’果然应验。这时候精力和记忆力都减退了,好在我不做研究,读书便佳。”
王鼎钧传授老年阅读的个人经验:“温故容易知新难,凡是早年读过的书,今天不厌重读,有什么新版本、新译本、新注释、新考证,也都还能吸收,若是新潮创作,过眼入脑而不能印心,没多久就忘记了!也就是说‘底盘’固定,不能扩大,可以堆高。休怪老人固步自封,他有生理条件限制,任我是夸父,此时也只有颓然作罢,望着日轮冉冉远去。我常劝人四十岁以前多读书,圈子画大一点,老年才有很多书可看。”
■ 传世之志
2010年早春,我收到鼎公来信:“弟因目疾,不再使用E-mail。”记得此前鼎公用手写板在电脑上写稿。纽约见面时,我提起百度上有一个“王鼎钧吧”,鼎公说:“我知道。”
王鼎钧对网络写作有妙论:“今天是全民写作的时代,又是一个小众流通的时代,这个全民写作和小众流通的现象是网络形成的,我们来迎接这个时代,网络会把一个一个小众连接起来。从前搞组织的有个理论,你去找十个人,这十个人每人再找十个人,这样发展下去,可以把全国的人组织起来,现在,你如果把一篇文章传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再每人传十个人,只要传五次,后面就加了五个零,就是一百万人!所以咱们别再老盯住出版社和副刊,别再念叨版税稿费,想当年李白杜甫谁给他版税?李白喝了酒,写了一首诗,酒店老板把他的诗贴在墙上,这就是上网,来喝酒的人看见了,抄下来,这就是下载。曹雪芹写《红楼梦》,写成了一回,拿到烧腊店换半只烧鸭,烧腊店的老板找人抄十份八份送给他的大主顾,大主顾回家找人抄十份二十份,送给至亲好友,这就是转贴。现在眼看着我们又来到那个时代。我们都是李白曹雪芹!”
我问:“从1949年正式写作算起,您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为什么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王鼎钧说:“我也许受了小说家毛姆的暗示。毛姆曾说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据我了解,故事是小说的‘低阶’,毛姆的身段我很欣赏。我在台北学习写作的时候,文坛轻视散文,认为散文是未完成的小说,失败的诗,我也索性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律称之为散文。后来我就专心写散文了,就算是‘由博返约’吧。在文学的诸般体裁中,散文最适合不耐拘束自由成文的作者,最适合性格内向长于自省的作者,散文也适合处处被动、只能在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作者,我正是这样的人。”
我问:“您晚年的文学思想有何改变?”王鼎钧说:“我久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经过党部挂帅,学院挂帅,本土挂帅和市场挂帅的锻炼,本领强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王鼎钧自述“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我请教:“宗教哲学对您的创作境界有何影响?”
“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有相对的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王鼎钧说,“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我有了这样的领悟,一下子就和大作家大艺术家接轨。作家也像佛一样,他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为双方而设,为十方而设,同体大悲,他同情每一个人。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没有立场,超越是非。……”
笑看尘世“文学已死”的口号,王鼎钧说:“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有阴影。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风水轮流转,活鱼仍在江海。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李贺如果多活十年,他的诗集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判了死刑,当然也就没有离骚天问。‘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不死。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独裁者要杀文学,先杀作家,但斩草不能除根,一旦伸腿撒手,文学立刻如雨后春笋。我们这一代亲眼见证,用不着查文学史。”■
王鼎钧:1925年生,山东临沂兰陵人。1949年到台湾,1978年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赴美,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著有“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作文三书”(《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文学种籽》),《左心房漩涡》、《海水天涯中国人》、《一方阳光》、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
■ 人生单行道
读书时代杂读散文,格外留意台湾三家:陈之藩、王鼎钧、余光中。出道以后,我到香港请教陈之藩先生,纽约拜晤王鼎钧先生,高雄访问余光中先生,再与早年读后感相印证,对文与人的体会深了一层。文学体裁中,我相信在散文最能流露作者的真性情,读王鼎钧的文章,但见“通达”二字,其人给我的观感亦然。
在纽约坐地铁,颇见美国精神的一面,到处涂鸦,时有歌舞。可是一出地铁,进入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Flushing),我仿佛走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区,甚至广东话也可以派上用场。王鼎钧先生就住在法拉盛。
2007年11月25日,我来到王先生家。房子不大,充满中国气息,客厅里摆了许多王太太的插花。
朋友们称王鼎钧先生为“鼎公”。他说,“鼎公”是他年轻时的绰号,现在年纪大了,听来亦庄亦谐。鼎公乡音未改,却很适应美国生活,他笑道:“我到过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是异乡,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尊重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我刚到美国旧金山时,朋友来接我,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麦当劳。朋友说那东西很难吃,我一把抓住他:‘哪个东西最难吃,我们就去吃哪个。’”
1978年,鼎公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到美国,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法拉盛,他说:“我到纽约关起门来做北京人。我跟主流社会没有什么接触,纽约可以,旧金山可以,别的地方恐怕不行。不可能再回去,不论大陆还是台湾。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在纽约,毕业了,天涯给他职业,他去天涯,海角给他职业,他去海角。”
鼎公说自己可能是在美国唯一用中文写作维生的人:“台湾许多朋友帮忙,我也赚这里《世界日报》不少钱。一个作家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要降低物欲,能过简朴的生活。”
有一次,世界书局举办庆典,邀请夏志清、哈金和王鼎钧三个人演讲,鼎公登台道:“一个作家要先成为世界的,然后才是中国的。我们在台湾认为:一个作家先要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现在知道这个话是不正确的。”这一番话,哈金很是动容。
我提起还乡之念,引发了鼎公的一番感慨:“我是单行道,自1978年移民,没有回台湾也没有回山东。家乡的人很势利,先打听这个人在外面发财了没有,做官了没有,没有,他们就没有兴趣。尤其是山东老家,既没有老屋老坟,也没有老亲老友,弄得太干净了,回去不能只看长城。台湾也是我的伤心地。我是拿到绿卡二十多年才入美国籍。本来不想入美国籍,后来发现既然要死在这个地方,走不了,不入美国籍有许多不方便。入了美国籍就叫‘苦海有边,回头无岸’,回哪里啊?很多人说:我是中国人哪!我说:谁承认你是中国人?台湾承认你是中国人吗?大陆瞧得见你这个中国人吗?你要变成杨振宁、赵小兰,才有人恍然大悟:喔,这里也有个中国人。”
■ 抗战岁月
2007年,王鼎钧回忆录的四部曲已经出版了三部,第四部《文学江湖》是写台湾三十年。王鼎钧说,抗战、内战、台湾,很多人写过,可是他写的有自己的特色:“如果一个作家讲出来的话跟人家一样,这个作家就死掉了。可是你的说法跟人家不一样,人家不喜欢:当伙计,老板不喜欢,当朋友,朋友不喜欢,当教徒,牧师不喜欢。伙计也做不好,情人也做不好,信徒也做不好,只有做作家。可怜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浮士德,他的灵魂抵押给文学。”
王鼎钧生于山东临沂,抗战爆发后,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队,后投入李仙洲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
我问起抗战时的记忆,王鼎钧说:“我父亲进过一个学校,叫法政专门学校。出来就做官,他性格耿直,没做多久,我家是地主,他有恃无恐,不做官也有饭吃,就辞官回家了,以后他一直是一个乡绅。后来工作能力退化了,到了台湾需要他工作时,年纪也大了,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抗战时,有一个临沂会战,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逃难在外,几个月后回来一看,所有的东西没有了,门窗也没有了。”
王鼎钧小学毕业十二岁,那年抗战发生。他十四岁参加过游击队。“那是我们家乡人组织的,国民党给它番号。他们发给我一个特别短的枪,叫马枪,那时候骑马用长枪不方便,专为骑兵造的一种枪。我受过射击训练,没有实战经验。游击队里什么枪都有,中正式,汉阳造,还有一种土造的枪,一次装一颗子弹。有过战斗,但是我没有上前线,我太小了。”
在游击队,王鼎钧的一个工作是替队员写家信报平安,也编一张油印的报,报道抗战消息,根本没有消息来源。那时候新闻缺乏到什么程度呢?王鼎钧笑道:“‘赶集’的时候,许多人集中一起买卖,五天一次,就有人拿着报纸报新闻,像说书一样,向来听的人收钱。我们就把汉奸办的报纸拿来,汉奸办的报纸都是颠倒是非的,所以我们只要把它的新闻颠倒过来就可以了。比如它说:日军在什么地方打胜仗。我就写一条新闻:国军在那个地方打了胜仗。”
王鼎钧从流亡学校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沈阳、天津、上海到台湾。
■ “半边人”
王鼎钧刚到基隆时,身上一文钱也没有,灵感闪动,写了一篇文章,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写上:台北市《中央日报》副刊,请邮差按欠资投递。几天后文章见报,那时候一千字十块钱稿费,而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也不过是一块五毛钱,十块钱足以养活王鼎钧一个礼拜。
到台北后,王鼎钧常常在报纸上帮弱小讲话,替他们争权益,后来有人指责他:“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留在大陆上当共产党,跑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当然也引起了特务注意。王鼎钧自认前半生非常不得意。
我提起叶嘉莹一家到台湾后遭遇“白色恐怖”的经历。王鼎钧说:“国民党因为大陆的失败教训惨痛,发现许多忠实的干部都叛变了,有些干部甚至从进军校的那天起就是共产党派去的,所以到了台湾以后,痛定思痛,很严厉地要肃清一切可疑的人。当时国民党的口号就是:‘向敌人学习’。我们常常夜里做梦,上半夜做一个梦被共产党抓去,要杀头,下半夜又做一个梦,被国民党抓去,也要杀头。
1951年,王鼎钧参加张道藩创办的小说创作研究组六个月,受王梦鸥、赵友培、李辰冬诸先生调教,奠定了文学基础,终身自学不息。“我对写小说有兴趣,报名去学小说,没学成。那个学校非常好,……那些老师都是一时之选,只有张道藩请得动他们。有些大牌教授一节课五十分钟,迟到十五分钟,早退十五分钟,花十五分钟胡扯,最后讲五分钟,但是这五分钟还讲得真好。你不能不服他,五分钟值回票价。我没有受过正式的文学教育,我有一点点基础,就是这六个月打下的。”
在台湾,王鼎钧任职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主编报纸副刊,江湖风云尽入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中。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台湾文学有二十年的好景,只要白纸印上黑字就卖钱。王鼎钧成了很有影响的作家,在各大报章上写的杂文专栏,曾经是老百姓追读的名牌栏目。
我最关心的是他的一手好散文如何练成。王鼎钧说:“我是学小说不成,但是把散文学会了。我那时候对通行的散文不满意,我认为散文可以把小说、戏剧的技巧加进来,里头有事件。另外就是戏剧技巧,戏剧技巧能引人注意,……戏剧是集表演技巧之大成,所有控制观众吸引力的办法都有,不过也得适可而止,因为戏剧是不自然的,散文是自然的。这样散文有可读性,也有厚度。我在台湾首先做试验。”
我提起他的散文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王鼎钧说:“这是因为我不断学习。我把文章分成三个阶段的成就,第一个阶段是职业认可,比如你在报馆工作,你写的文章报馆认为可以登;第二个阶段是社会认可,你的文章在这个报也可以登,在那个报也可以登,你到哪个报都可以做记者;第三个阶段是历史认可,人家编选集会选你一篇两篇,文学史会有你三行五行。我知道我那一点底子不够,必须不断地学习,我肯学。我是‘三多’:第一是多难,灾难多就想得多,对人生的体验想得比较深刻;第二是多学,我跟着潮流学,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文学是写实主义挂帅,这是大陆上带去的1930年代的流风遗韵,后来出现现代主义,然后就出现后现代,我跟着学,但是不学那个最尖端的,学那个脱离读者,我不能脱离读者,但是我需要向他们取经借法,改进我的产品;第三是多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我说:“您的散文给我的印象是‘通达’。”王鼎钧有感而发:“我常说我是‘半边人’,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我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身经种种矛盾冲突无以两全,但是我追求完整,我只有寻找高一级的价值,统摄双方,调和对立,这就出现你所说的‘通达’。‘通达’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面貌,不能浮出字面。”
■ “残生读书”
王鼎钧的人生,大陆一段,台湾一段,最后一段在美国。王鼎钧谈起1978年赴美国的因缘:“美国有‘双语教学’,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语,学校要先用他们的母语教他们。这就要训练师资,编写教材。中文日文韩文的教材,联邦委托西东大学办理,西东大学的主其事者杨觉勇教授到台北物色中文主编,找到了我。我在西东大学待了七年,就到纽约。”……
我又问:“在美国了解中国的文学情况吗?”王鼎钧说:“我是1978年来美国,赶上伤痕文学。那时候杂志反应最快,我订了很多杂志,除了《人民文学》、《收获》,还有山东、安徽、陕西、东北的杂志,凡是我到过的地方,都订一份杂志,看文学的变化。在纽约可能是我第一个注意《红高粱》,因为写的是我山东老家的事。我把《红高粱》复印了寄到台湾去,告诉他们注意莫言这个作家。后来像贾平凹、陈忠实、阿城、刘索拉这些人我都看。我觉得大陆文学还没能够脱胎换骨,1930年代那一套还藏在里头,作家还是没有完全丢掉,我想原因不完全是因为环境,是思想。中国作家包括台湾,出国以后就不写了,‘渐行渐远无书’,海外的华文文学是靠新移民维持,他们像雪花,‘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池中都不见。’思想转变的时候很难出作品,对旧的失去信心,对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将信将疑,一定要真正相信一个东西才可以。”
除了写作,王鼎钧把时间给了读书。“说来惭愧,我读书实在很少,一生最好的时间精力都用于逃难打工以及承受强者的压力,读书时常有罪恶感,自己觉得偷上帝的时间,偷老板的时间,偷家人的时间。若说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已是筋疲力尽或者漏尽更残,1950年代我写过一句话:我们是用‘残生’读书。对书讯敏感,多少书的名字记在心里,等于风闻美景而不能游,向往美食而不能享。”王鼎钧说,“退休以后才算有了自己的时间,这才发下宏志大愿,既想‘知新’,又想‘温故’。古人‘三余’读书:夜为日之余,冬为岁之余,雨为晴之余,我曾说还可以有第四余,‘老为生之余’。祖德天恩,老而不死,总算熬到了时候,‘残生读书’果然应验。这时候精力和记忆力都减退了,好在我不做研究,读书便佳。”
王鼎钧传授老年阅读的个人经验:“温故容易知新难,凡是早年读过的书,今天不厌重读,有什么新版本、新译本、新注释、新考证,也都还能吸收,若是新潮创作,过眼入脑而不能印心,没多久就忘记了!也就是说‘底盘’固定,不能扩大,可以堆高。休怪老人固步自封,他有生理条件限制,任我是夸父,此时也只有颓然作罢,望着日轮冉冉远去。我常劝人四十岁以前多读书,圈子画大一点,老年才有很多书可看。”
■ 传世之志
2010年早春,我收到鼎公来信:“弟因目疾,不再使用E-mail。”记得此前鼎公用手写板在电脑上写稿。纽约见面时,我提起百度上有一个“王鼎钧吧”,鼎公说:“我知道。”
王鼎钧对网络写作有妙论:“今天是全民写作的时代,又是一个小众流通的时代,这个全民写作和小众流通的现象是网络形成的,我们来迎接这个时代,网络会把一个一个小众连接起来。从前搞组织的有个理论,你去找十个人,这十个人每人再找十个人,这样发展下去,可以把全国的人组织起来,现在,你如果把一篇文章传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再每人传十个人,只要传五次,后面就加了五个零,就是一百万人!所以咱们别再老盯住出版社和副刊,别再念叨版税稿费,想当年李白杜甫谁给他版税?李白喝了酒,写了一首诗,酒店老板把他的诗贴在墙上,这就是上网,来喝酒的人看见了,抄下来,这就是下载。曹雪芹写《红楼梦》,写成了一回,拿到烧腊店换半只烧鸭,烧腊店的老板找人抄十份八份送给他的大主顾,大主顾回家找人抄十份二十份,送给至亲好友,这就是转贴。现在眼看着我们又来到那个时代。我们都是李白曹雪芹!”
我问:“从1949年正式写作算起,您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为什么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王鼎钧说:“我也许受了小说家毛姆的暗示。毛姆曾说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据我了解,故事是小说的‘低阶’,毛姆的身段我很欣赏。我在台北学习写作的时候,文坛轻视散文,认为散文是未完成的小说,失败的诗,我也索性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律称之为散文。后来我就专心写散文了,就算是‘由博返约’吧。在文学的诸般体裁中,散文最适合不耐拘束自由成文的作者,最适合性格内向长于自省的作者,散文也适合处处被动、只能在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作者,我正是这样的人。”
我问:“您晚年的文学思想有何改变?”王鼎钧说:“我久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经过党部挂帅,学院挂帅,本土挂帅和市场挂帅的锻炼,本领强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王鼎钧自述“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我请教:“宗教哲学对您的创作境界有何影响?”
“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有相对的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王鼎钧说,“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我有了这样的领悟,一下子就和大作家大艺术家接轨。作家也像佛一样,他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为双方而设,为十方而设,同体大悲,他同情每一个人。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没有立场,超越是非。……”
笑看尘世“文学已死”的口号,王鼎钧说:“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有阴影。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风水轮流转,活鱼仍在江海。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李贺如果多活十年,他的诗集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判了死刑,当然也就没有离骚天问。‘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不死。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独裁者要杀文学,先杀作家,但斩草不能除根,一旦伸腿撒手,文学立刻如雨后春笋。我们这一代亲眼见证,用不着查文学史。”■
王鼎钧:1925年生,山东临沂兰陵人。1949年到台湾,1978年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赴美,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著有“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作文三书”(《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文学种籽》),《左心房漩涡》、《海水天涯中国人》、《一方阳光》、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