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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初期，作为一种新型高等学府应该如何办？最初的创办者还没有能够表达出其独特的认识。他们似乎关心的是“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1]（P551），即如何使士子们有机会读书，然后通过科举考试顺利取得做官的资格。直到南宋初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才开始明确提出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办学。他对岳麓书院的师生提出：“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2]（P900）
史实证明，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教学后，一直坚持这一基本教育宗旨，故而推动了岳麓书院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的全面改革，导致书院学风、人才培养方面的新气象。此后，岳麓书院不仅成为南宋时期最有地位和影响的高等学府，同时也是全国书院教育的典范。岳麓书院学术地位高，尤其是人才培养成果显著。黄宗羲、全祖望编的《宋元学案》专列《岳麓诸儒学案》，包括在当时声誉很高的“岳麓巨子”，他们成为南宋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教育方面的优秀人才，实现了张栻期望的“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2]（P901）的教育理想。
为什么张栻“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确立后，会在岳麓书院历史上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呢？应该说，这一教育宗旨的提出，其实是确立了岳麓书院三个基本功能，具有突出的现代价值。
其一，人才培养。张栻明确了书院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以人才培养作为主要目标，这是创办高等教育机构的最核心功能。这必须联系宋代教育背景与历史条件来考察。相比于唐朝而言，宋代科举制进一步发达和完善，并且更加强化了其人才的选拔功能。分科考试以取士，本来是一种衡量、选拔人才的手段，但是，由于科举考试与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使科举考试由办学手段变成了教育目的，使各级学校往往以科举之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唯一目标。张栻重申创办书院的基本宗旨是“成就人才”，并且在否定科举利禄、言语文词的外在标准前提下讲到“人才”问题，可见他心目中道德教育永远是第一位的，故而批判了科举制度下学校教育出现的许多以利禄为目的、教书不育人的种种弊端。
其二，传承道学。“传道”本来是对“师”的要求，韩愈《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由于“道”与“学”是一个整体，张栻在此所讲的传道，无疑还包括学子对师道的传承。张栻曾经特别指明复兴“师道”的重要意义：“师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质，何世无之，而后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师道之不立故也。”[2]（P917-918）岳麓书院人才的大量涌现，既是这一师道的杰出成果，同时也是这一师道精神的继承。张栻特别赞扬宋代教育能够开创出“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的局面，也是从教育成果与师道传承两个方面来考察的。
其三，经世济民。北宋胡瑗的“苏湖教法”强调“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明体”是传道的价值教育和人格教育，而“达用”则是知识与技艺的经世济民教育。张栻继承了这一重要教育理念，认为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经世济民的能力。这一教育宗旨，主要体现为学者应该具有经世济民的知识、能力。张栻一直保持对经世济民之学的要求，他曾经说：“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2]（P1281）可见张栻将传授经世济民知识技能看作是书院的重要任务。
张栻所说的岳麓书院办学宗旨就包括上述“成就人才”“传道”“济民”三个方面，它们可以看作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即书院的首要任务是“成就人才”，这些人才首先应该传道，进而能够经世济民;同时也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即书院既要关注人才培养，同时也要承担传承道学、经世济民的使命。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确实是有着深刻的中国教育传统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根基，故而奠定了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是岳麓书院延续千年办学、形成“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格局的深层思想原因。
站在现代高等教育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张栻“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其实还具有值得中国大学继承与弘扬的现代价值。特别是从现代大学的社会功能视角，能够发现张栻的教育宗旨具有明显的现代意义，值得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继承和弘扬。
从现代大学的功能来考察，西方近代大学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十一世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主张大学的功能是人才培养，十九世纪德国的洪堡大学增加了科学研究，二十世纪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又增加了服务社会。此后，人们大多肯定现代大学的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应该说，张栻提出的“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与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有十分相通的思想内涵，而且张栻的“传道济民”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的作风与气派。
首先，张栻强调了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功能，与同时代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所强调的功能非常一致。从宋元明清一直到近现代，岳麓书院一直因重视人才培养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获得“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宋代教育宗旨的超時代意义。其次，张栻强调经世济民的教育宗旨，这里的经世济民，既是指岳麓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承担服务社会的任务，但同时也包涵着岳麓书院应该服务社会的思想。强调书院服务社会的功能，这一思想本来就是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开创湖湘学统的胡宏最初创办碧泉书院，就提出通过书院以服务社会的教育理念。胡宏在他的《书院即事》诗中写道：“为无经济学，万里筑幽栖。”[3]他希望碧泉书院承担经世济民（经济学）的社会责任。而张栻则是直接将“济斯民”作为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使得岳麓书院在南宋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均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再从张栻所谓“传道”的现代意义来分析，如果将“传道”纳入中国大学的现代价值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的功能非常明显和突出。张栻所讲“传道”包括“道学”与“道统”两方面，体现出书院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其“道学”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中国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道学”代表了两宋时期新的学术思潮，是宋儒通过知识创新而实现了中国学术史的大发展。张栻希望岳麓书院承担“传道”的功能，推动了岳麓书院成为南宋道学学术基地。可见“传道”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创新、学术研究功能的体现，与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张栻所讲岳麓书院的“传道”功能还有文化传承的“道统”意义，而岳麓书院能够承担“道统”，恰恰体现出书院有一个与西方大学功能不一样的地方。张栻的“传道”之道，就是将岳麓书院之道上溯到先秦的孔孟之道，并强调孔孟之道又是源于上古的尧、舜、文、武、周公之道。在宋代道学家群体中，张栻是最早提出“道统”一词的。他在《答陈平甫》中说：“欲请足下本六经、《语》、《孟》遗意，将前所举十四圣人概为作传，系以道统之传，而以国朝濓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焉。”[2]（P1228）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教育，就是希望岳麓书院开创出“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的局面。张栻提出的“道统之传”，对当代中国大学如何承担文明传承功能有重要启示。关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功能问题，已经有教育家提出，文化传承应该是现代大学的第四大重要功能[4]。应该说，对当代中国大学而言，张栻提出的“传道”教育宗旨，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又体现出值得借鉴与传承的现代意义。
史实证明，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教学后，一直坚持这一基本教育宗旨，故而推动了岳麓书院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的全面改革，导致书院学风、人才培养方面的新气象。此后，岳麓书院不仅成为南宋时期最有地位和影响的高等学府，同时也是全国书院教育的典范。岳麓书院学术地位高，尤其是人才培养成果显著。黄宗羲、全祖望编的《宋元学案》专列《岳麓诸儒学案》，包括在当时声誉很高的“岳麓巨子”，他们成为南宋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教育方面的优秀人才，实现了张栻期望的“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2]（P901）的教育理想。
为什么张栻“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确立后，会在岳麓书院历史上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呢？应该说，这一教育宗旨的提出，其实是确立了岳麓书院三个基本功能，具有突出的现代价值。
其一，人才培养。张栻明确了书院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以人才培养作为主要目标，这是创办高等教育机构的最核心功能。这必须联系宋代教育背景与历史条件来考察。相比于唐朝而言，宋代科举制进一步发达和完善，并且更加强化了其人才的选拔功能。分科考试以取士，本来是一种衡量、选拔人才的手段，但是，由于科举考试与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使科举考试由办学手段变成了教育目的，使各级学校往往以科举之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唯一目标。张栻重申创办书院的基本宗旨是“成就人才”，并且在否定科举利禄、言语文词的外在标准前提下讲到“人才”问题，可见他心目中道德教育永远是第一位的，故而批判了科举制度下学校教育出现的许多以利禄为目的、教书不育人的种种弊端。
其二，传承道学。“传道”本来是对“师”的要求，韩愈《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由于“道”与“学”是一个整体，张栻在此所讲的传道，无疑还包括学子对师道的传承。张栻曾经特别指明复兴“师道”的重要意义：“师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质，何世无之，而后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师道之不立故也。”[2]（P917-918）岳麓书院人才的大量涌现，既是这一师道的杰出成果，同时也是这一师道精神的继承。张栻特别赞扬宋代教育能够开创出“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的局面，也是从教育成果与师道传承两个方面来考察的。
其三，经世济民。北宋胡瑗的“苏湖教法”强调“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明体”是传道的价值教育和人格教育，而“达用”则是知识与技艺的经世济民教育。张栻继承了这一重要教育理念，认为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经世济民的能力。这一教育宗旨，主要体现为学者应该具有经世济民的知识、能力。张栻一直保持对经世济民之学的要求，他曾经说：“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2]（P1281）可见张栻将传授经世济民知识技能看作是书院的重要任务。
张栻所说的岳麓书院办学宗旨就包括上述“成就人才”“传道”“济民”三个方面，它们可以看作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即书院的首要任务是“成就人才”，这些人才首先应该传道，进而能够经世济民;同时也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即书院既要关注人才培养，同时也要承担传承道学、经世济民的使命。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确实是有着深刻的中国教育传统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根基，故而奠定了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是岳麓书院延续千年办学、形成“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格局的深层思想原因。
站在现代高等教育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张栻“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其实还具有值得中国大学继承与弘扬的现代价值。特别是从现代大学的社会功能视角，能够发现张栻的教育宗旨具有明显的现代意义，值得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继承和弘扬。
从现代大学的功能来考察，西方近代大学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十一世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主张大学的功能是人才培养，十九世纪德国的洪堡大学增加了科学研究，二十世纪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又增加了服务社会。此后，人们大多肯定现代大学的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应该说，张栻提出的“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与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有十分相通的思想内涵，而且张栻的“传道济民”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的作风与气派。
首先，张栻强调了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功能，与同时代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所强调的功能非常一致。从宋元明清一直到近现代，岳麓书院一直因重视人才培养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获得“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宋代教育宗旨的超時代意义。其次，张栻强调经世济民的教育宗旨，这里的经世济民，既是指岳麓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承担服务社会的任务，但同时也包涵着岳麓书院应该服务社会的思想。强调书院服务社会的功能，这一思想本来就是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开创湖湘学统的胡宏最初创办碧泉书院，就提出通过书院以服务社会的教育理念。胡宏在他的《书院即事》诗中写道：“为无经济学，万里筑幽栖。”[3]他希望碧泉书院承担经世济民（经济学）的社会责任。而张栻则是直接将“济斯民”作为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使得岳麓书院在南宋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均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再从张栻所谓“传道”的现代意义来分析，如果将“传道”纳入中国大学的现代价值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的功能非常明显和突出。张栻所讲“传道”包括“道学”与“道统”两方面，体现出书院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其“道学”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中国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道学”代表了两宋时期新的学术思潮，是宋儒通过知识创新而实现了中国学术史的大发展。张栻希望岳麓书院承担“传道”的功能，推动了岳麓书院成为南宋道学学术基地。可见“传道”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创新、学术研究功能的体现，与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张栻所讲岳麓书院的“传道”功能还有文化传承的“道统”意义，而岳麓书院能够承担“道统”，恰恰体现出书院有一个与西方大学功能不一样的地方。张栻的“传道”之道，就是将岳麓书院之道上溯到先秦的孔孟之道，并强调孔孟之道又是源于上古的尧、舜、文、武、周公之道。在宋代道学家群体中，张栻是最早提出“道统”一词的。他在《答陈平甫》中说：“欲请足下本六经、《语》、《孟》遗意，将前所举十四圣人概为作传，系以道统之传，而以国朝濓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焉。”[2]（P1228）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教育，就是希望岳麓书院开创出“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的局面。张栻提出的“道统之传”，对当代中国大学如何承担文明传承功能有重要启示。关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功能问题，已经有教育家提出，文化传承应该是现代大学的第四大重要功能[4]。应该说，对当代中国大学而言，张栻提出的“传道”教育宗旨，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又体现出值得借鉴与传承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