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初《妇女生活》创刊以来，我从一个积极推销者到一个热心读者，亲历了这本杂志逐步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并成为读者良师益友的过程。可以说，《妇女生活》伴随我度过了30年。
　　《妇女生活》创刊之初，我在一个地区妇联负责宣传工作。当年，每期杂志出版后都要各地区妇联自己派人到郑州拉书，这无疑是我义不容辞的一项工作。因当时妇联经济不独立，没车，每月都要去找卡车。地委机关倒是有一辆卡车，但机关事务千头万绪，车忙得很，每次我都要跑七八次才能要到车。尽管找车很难，但因《妇女生活》是妇联自己的杂志，所以我乐此不疲。运回杂志之后，再分发到十三个县妇联。那时候，收上来的杂志款分分毛毛，零碎无比。记得有一次我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到郑州开会连同送款，当时1万多元可是一笔巨款，为了安全，我特意拿个旧提包，装上小孩的衣服，将钱放进提包，上了火车。大概谁也想不到，一个旧提包里竟然放着万元巨款。尽管如此，我还是特别小心，直到把钱交到杂志社，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上世纪90年代，因工作需要，我调到政法机关工作。机关有一个阅览室，阅览室的报刊订阅由我负责，除了法制报刊以外，《妇女生活》《中国妇女》《中国妇女报》我年年必订。这些报刊很受欢迎，不仅女同志爱看，男同志也很爱看。后来尽管经费紧张，订阅的报刊年年压缩，但《妇女生活》始终必订，她成了大家的良师益友。
　　2004年初，我提前退休。退休后，《妇女生活》是我年年必订的刊物，每期收到杂志我都爱不释手，“视点·人物”、“两性·两情”、“爱心·人生”等板块的文章深深吸引着我。我的家人也很爱看，因此我总是把《妇女生活》摆在客厅里显眼的位置，亲戚朋友来了也都会翻一翻，我便会借机把杂志上刊登的描写女性自强自立的文章介绍给他们。
　　我相信，《妇女生活》将伴我终生。 〔编辑：冯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