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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大钊的群众观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他在吸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经历、社会实际提出的符合时代需求的群众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群众思想的形成、群众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大钊；群众观；主要内容；时代价值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1-0028-03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于群众极为看重，可以说，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对于群众的认识主要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对于当时民不聊生的黑暗状况进行强烈的揭露，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群众思想发生了深刻的演变，不再仅仅是对于群众抱有朴素的同情，而是站在更高的高度，认识到了群众对于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和伟大历史意义。
李大钊对于普通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痛恨残酷的剥削制度，同情群众。他一直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强烈要求社会各界要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改善群众的待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他对于农民的处境和生活高度关注，注重从感情上贴近农民。他指出：“（农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1]对于工人，李大钊也常常顾及，非常同情工人们的悲惨遭遇，1917年2月，他在《可怜之人力车夫》中直接揭露，北京生活最为悲苦的人群，就是人力车夫，他们整天拉着别人在风雨烟尘中拼命奔跑，而且收入菲薄，违背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所以，李大钊提出，国家要尽到保护国民、维护社会平等的责任，要“干涉车主之设备”。[2]李大钊对于人力车夫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但是，他希望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出面改善人力车夫的生活，在当时是不切合实际的。1919年3月，他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中揭露到，唐山煤厂的工作环境，简直和地狱一般，工人们的生活，还比不上一般的骡马，“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3]目睹工人如此悲惨的生活状况，李大钊认为，要改善工人生活，必须缩短劳动时间，让工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有时间、有精力去接受教育，提高素质，过上理想的生活。在传统民本思想的指导下，李大钊更多地企图用“仁政德治”的时政方针来调和社会矛盾，解决群众的生活苦难。这也正是儒家一直对历代统治者要求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统治者要大力实行仁政，注重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李大钊群众观中有一块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他强调要实现妇女的解放，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夫妇关系从伦理上就是男尊女卑，女性完全没有任何地位。在结婚的问题上，男女待遇差别很大，要求女性要固守贞操，而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在离婚问题上，要求女性要从一而终，很多民间谚语都会涉及这一点，而男子可以主动要求离婚；在再婚的问题上，要求女性必须为死去的丈夫守节，而男性可以立即拥有新欢。李大钊对于封建社会传统中，男女关系的极度不平等给予了强烈的批判，他指出，男女之间不对等的伦理规则，其实质就是要求女性牺牲一切来满足男权社会的要求，女性不能作为自由平等的个体，享受人的一切权利。
针对此种情况，李大钊指出妇女要谋求解放，首先就是应该寻求经济独立，他认为妇女要主动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分工，实现自食其力。李大钊指出：“欲求有经济独立之权，其第一步则在有独立之职业。”[4]其次，妇女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参政之中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权利意识，寻求解放。李大钊非常强调妇女要积极参政，针对社会其他反对的声音，他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先运动参政权，参政权得到后，即可在议会上列席，得以建议和监督。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政团，解决一切社会上不平等的问题”。[5]得出这样的科学结论，是李大钊在充分吸收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科学运用其原理进行分析，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不进行根本社会变革前提下如何使妇女得到一定程度解放的结果。再次，妇女要追求自由恋爱，大胆捍卫自身婚姻自主的权利。李大钊认为，妇女在恋爱自由的基础上，和心爱的人走进婚姻，这样的婚姻，才是健康的婚姻。妇女能否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决定了以后的婚姻家庭健康幸福与否，更关系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风尚的整体风貌。因此，他提出：“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护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它、侮辱它、压抑它，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6]李大钊群众思想强调要谋求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在他看来，这就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民主的重要标志。
李大钊对于青年的重要社会地位，以及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给予了较高的肯定和评价。在激荡的社会变动之中，李大钊看到了青年人的作用，认为中华民族要崛起，要复兴，就必须依靠中国的年轻一代，因为青年人才是变革中国的主力军，中国要完成社会改造，这是青年人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因此，李大钊说：“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不可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7]
李大钊强调青年要肩负起拯救国家民族的重任，就必须加强对于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只要有青年在，中华就不会灭亡。不管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中华民族，青年都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时中国的青年很多都是胆小怕事，缺乏蓬勃向上的精神。不管是什么学科的青年，都只寄期望于哪位大人物帮他谋个事少钱多的岗位。因此，李大钊认为，要革除青年身上存在沉沉暮气，就必须加强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要使得青年深刻认识中国的社会现实，李大钊还提出要引导青年去农村，参与生产劳动，才能和工农劳苦群众打成一片，深入工农的实际。他倡导青年学生要积极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因为，青年学生如果不深入工农群众，就不可能对于中国有个真正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因此，他在《青年与农民》一文中大声呼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层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8]在农村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还提醒革命青年们要注意提高乡间文化，既要同农民团结起来，更要加强对于农民的革命意识教育。所以，他号召在农村开展革命的青年：“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9]总而言之，李大钊认为，只有鼓励青年回到农村，与农民团结起来，向农民学习，才能找到胜利的道路，只有在青年的参与下，农村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中国革命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作用。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李大钊充分相信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对于有些人认为群众粗鄙，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能寄予厚望的观点，他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他认为：“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人类种族，是由些全靠他们自己工作的果实生存的家族的群众成立的。历史的纯正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10]在李大钊看来，历史的主位就是历史的主体，就是历史活动的创造者——群众，不是少数几个英雄代表人物，这表明了他对于群众力量的肯定和认可，也已经看到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作用。他说道：“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11]李大钊始终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这个观点经由中国共产党后来的革命实践一再得到证实，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在革命时期充分依靠群众，最终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今天，在改革开放中，李大钊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观点仍旧闪烁着煜煜光辉。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能够成功取得三个伟大历史贡献，根本原因就在于依靠群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质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思想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是人民群众自身的事业，又需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的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二）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李大钊不仅从理论上提出要尊重群众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更是充分运用于实践，注重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他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详细提出了进行政治改良、社会改造的策略，在此基础之上，还提出了20多项能够立马改善群众生活的具体措施。例如：开办一些公开免费的图书馆，用以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开办一些免费的夜校识字班，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多办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孤儿院、恤老院社会福利机构，解决民生问题等等。李大钊提出的改善民生之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注重民生的理论渊源。革命时期，中共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注重帮助群众解决身边的实际困难。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就是明确要求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分散开来发展群众，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就是通过帮助群众解决身边的小事、难事入手，从而与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在感情基础上，进行理论教育和政治训练，才能把群众的力量和资源进行整合与动员，从而为中共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物质补充。
李大钊提出的这些改善民生之法，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今天，中共要一直保持执政地位，巩固执政基础，必须继续注重改善民生。现在的群众，经历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改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不是那么强烈，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精神追求，包括平等的政治地位、合理的利益诉求、公平的社会环境等等。这些由时代发展给执政党带来的新问题，需要中共继续保持和发扬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集中全党智慧，予以妥善处理和解决。
（三）大力开展群众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李大钊提出，要大力开展群众教育，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再加以政治训练，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水平。因此，他十分注重群众的教育问题，1913年6月，他在《论民权之旁落》中说，大家不仅要注意到革命的发展，还要把适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国民教育之中去，只有不断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加以科学的政治训练，才能增强他们行使权利的能力。“所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若夫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所关至钜。”[12]1914年8月，李大钊进一步指出，重视国民教育，对于改善社会风气，作用甚大，“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13]李大钊群众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要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使得他们明白和懂得革命的道理和意义，为推动中国社会改革积蓄群众力量。在李大钊群众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党在各个斗争时期，都非常注重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中央苏维埃政府就高度重视保障群众接受教育的权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宣示：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正是因为中央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群众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鉴别能力，才能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今天，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必须深入群众实际，贴近群众生活，才能够让群众乐于接受，勇于实践。
参考文献
[1][3][6]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4-305.316.111.
[2][12][13]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4.43.92.
[4][5][10]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0.138-139.312.
[7][8]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8.205.
[9]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5.
[11]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1.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及应用》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调研员、副教授
李大钊的群众观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他在吸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经历、社会实际提出的符合时代需求的群众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群众思想的形成、群众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大钊；群众观；主要内容；时代价值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1-0028-03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于群众极为看重，可以说，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对于群众的认识主要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对于当时民不聊生的黑暗状况进行强烈的揭露，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群众思想发生了深刻的演变，不再仅仅是对于群众抱有朴素的同情，而是站在更高的高度，认识到了群众对于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和伟大历史意义。
李大钊对于普通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痛恨残酷的剥削制度，同情群众。他一直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强烈要求社会各界要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改善群众的待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他对于农民的处境和生活高度关注，注重从感情上贴近农民。他指出：“（农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1]对于工人，李大钊也常常顾及，非常同情工人们的悲惨遭遇，1917年2月，他在《可怜之人力车夫》中直接揭露，北京生活最为悲苦的人群，就是人力车夫，他们整天拉着别人在风雨烟尘中拼命奔跑，而且收入菲薄，违背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所以，李大钊提出，国家要尽到保护国民、维护社会平等的责任，要“干涉车主之设备”。[2]李大钊对于人力车夫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但是，他希望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出面改善人力车夫的生活，在当时是不切合实际的。1919年3月，他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中揭露到，唐山煤厂的工作环境，简直和地狱一般，工人们的生活，还比不上一般的骡马，“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3]目睹工人如此悲惨的生活状况，李大钊认为，要改善工人生活，必须缩短劳动时间，让工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有时间、有精力去接受教育，提高素质，过上理想的生活。在传统民本思想的指导下，李大钊更多地企图用“仁政德治”的时政方针来调和社会矛盾，解决群众的生活苦难。这也正是儒家一直对历代统治者要求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统治者要大力实行仁政，注重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李大钊群众观中有一块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他强调要实现妇女的解放，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夫妇关系从伦理上就是男尊女卑，女性完全没有任何地位。在结婚的问题上，男女待遇差别很大，要求女性要固守贞操，而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在离婚问题上，要求女性要从一而终，很多民间谚语都会涉及这一点，而男子可以主动要求离婚；在再婚的问题上，要求女性必须为死去的丈夫守节，而男性可以立即拥有新欢。李大钊对于封建社会传统中，男女关系的极度不平等给予了强烈的批判，他指出，男女之间不对等的伦理规则，其实质就是要求女性牺牲一切来满足男权社会的要求，女性不能作为自由平等的个体，享受人的一切权利。
针对此种情况，李大钊指出妇女要谋求解放，首先就是应该寻求经济独立，他认为妇女要主动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分工，实现自食其力。李大钊指出：“欲求有经济独立之权，其第一步则在有独立之职业。”[4]其次，妇女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参政之中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权利意识，寻求解放。李大钊非常强调妇女要积极参政，针对社会其他反对的声音，他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先运动参政权，参政权得到后，即可在议会上列席，得以建议和监督。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政团，解决一切社会上不平等的问题”。[5]得出这样的科学结论，是李大钊在充分吸收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科学运用其原理进行分析，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不进行根本社会变革前提下如何使妇女得到一定程度解放的结果。再次，妇女要追求自由恋爱，大胆捍卫自身婚姻自主的权利。李大钊认为，妇女在恋爱自由的基础上，和心爱的人走进婚姻，这样的婚姻，才是健康的婚姻。妇女能否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决定了以后的婚姻家庭健康幸福与否，更关系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风尚的整体风貌。因此，他提出：“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护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它、侮辱它、压抑它，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6]李大钊群众思想强调要谋求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在他看来，这就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民主的重要标志。
李大钊对于青年的重要社会地位，以及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给予了较高的肯定和评价。在激荡的社会变动之中，李大钊看到了青年人的作用，认为中华民族要崛起，要复兴，就必须依靠中国的年轻一代，因为青年人才是变革中国的主力军，中国要完成社会改造，这是青年人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因此，李大钊说：“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不可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7]
李大钊强调青年要肩负起拯救国家民族的重任，就必须加强对于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只要有青年在，中华就不会灭亡。不管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中华民族，青年都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时中国的青年很多都是胆小怕事，缺乏蓬勃向上的精神。不管是什么学科的青年，都只寄期望于哪位大人物帮他谋个事少钱多的岗位。因此，李大钊认为，要革除青年身上存在沉沉暮气，就必须加强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要使得青年深刻认识中国的社会现实，李大钊还提出要引导青年去农村，参与生产劳动，才能和工农劳苦群众打成一片，深入工农的实际。他倡导青年学生要积极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因为，青年学生如果不深入工农群众，就不可能对于中国有个真正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因此，他在《青年与农民》一文中大声呼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层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8]在农村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还提醒革命青年们要注意提高乡间文化，既要同农民团结起来，更要加强对于农民的革命意识教育。所以，他号召在农村开展革命的青年：“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9]总而言之，李大钊认为，只有鼓励青年回到农村，与农民团结起来，向农民学习，才能找到胜利的道路，只有在青年的参与下，农村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中国革命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作用。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李大钊充分相信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对于有些人认为群众粗鄙，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能寄予厚望的观点，他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他认为：“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人类种族，是由些全靠他们自己工作的果实生存的家族的群众成立的。历史的纯正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10]在李大钊看来，历史的主位就是历史的主体，就是历史活动的创造者——群众，不是少数几个英雄代表人物，这表明了他对于群众力量的肯定和认可，也已经看到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作用。他说道：“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11]李大钊始终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这个观点经由中国共产党后来的革命实践一再得到证实，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在革命时期充分依靠群众，最终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今天，在改革开放中，李大钊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观点仍旧闪烁着煜煜光辉。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能够成功取得三个伟大历史贡献，根本原因就在于依靠群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质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思想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是人民群众自身的事业，又需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的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二）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李大钊不仅从理论上提出要尊重群众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更是充分运用于实践，注重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他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详细提出了进行政治改良、社会改造的策略，在此基础之上，还提出了20多项能够立马改善群众生活的具体措施。例如：开办一些公开免费的图书馆，用以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开办一些免费的夜校识字班，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多办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孤儿院、恤老院社会福利机构，解决民生问题等等。李大钊提出的改善民生之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注重民生的理论渊源。革命时期，中共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注重帮助群众解决身边的实际困难。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就是明确要求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分散开来发展群众，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就是通过帮助群众解决身边的小事、难事入手，从而与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在感情基础上，进行理论教育和政治训练，才能把群众的力量和资源进行整合与动员，从而为中共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物质补充。
李大钊提出的这些改善民生之法，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今天，中共要一直保持执政地位，巩固执政基础，必须继续注重改善民生。现在的群众，经历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改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不是那么强烈，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精神追求，包括平等的政治地位、合理的利益诉求、公平的社会环境等等。这些由时代发展给执政党带来的新问题，需要中共继续保持和发扬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集中全党智慧，予以妥善处理和解决。
（三）大力开展群众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李大钊提出，要大力开展群众教育，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再加以政治训练，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水平。因此，他十分注重群众的教育问题，1913年6月，他在《论民权之旁落》中说，大家不仅要注意到革命的发展，还要把适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国民教育之中去，只有不断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加以科学的政治训练，才能增强他们行使权利的能力。“所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若夫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所关至钜。”[12]1914年8月，李大钊进一步指出，重视国民教育，对于改善社会风气，作用甚大，“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13]李大钊群众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要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使得他们明白和懂得革命的道理和意义，为推动中国社会改革积蓄群众力量。在李大钊群众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党在各个斗争时期，都非常注重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中央苏维埃政府就高度重视保障群众接受教育的权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宣示：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正是因为中央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群众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鉴别能力，才能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今天，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必须深入群众实际，贴近群众生活，才能够让群众乐于接受，勇于实践。
参考文献
[1][3][6]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4-305.316.111.
[2][12][13]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4.43.92.
[4][5][10]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0.138-139.312.
[7][8]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8.205.
[9]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5.
[11]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1.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及应用》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调研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