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生前身后，黄宗羲一直声名显赫。晚清以来，凭着《明夷待访录》的流行，他又被谥作“中国的卢梭”，戴上了“民主主义者”的桂冠。前些年，农民负担沉重，学者们发现黄宗羲说过赋税改革越改越重的话，名之曰“黄宗羲定律”，梨洲先生的大名更加响亮了。
　　
　　细读《明夷待访录》，开头的《原君》《原臣》诸篇主张限制君权、君臣共治，的确振聋发聩，《学校》篇要求学者议政、道统尊于政统，也确实符合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但是继续看下去，恐怕就与黄氏“启蒙思想家”的头衔不甚相称了。
　　
　　他说，凡地方上的书籍，无论市面流通的还是家藏，都要钞印三册，一册上缴皇家图书馆，一册送到最高学府太学，一册留存本地官学。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保存，二是为检查。时人的文集里，若有质量不高的文章，就不许刊刻流传；至于小说、词曲、应酬、代笔等等，则一律连刻板烧掉，彻底禁绝。
　　
　　如何衡量作品的质量，黄宗羲没有讲，但提出了几条标准，叫做“古文应有师法，语录应有心得，奏议有裨于实用，序事有补于史学”。至于合不合乎这些标准该由谁来判断，对书籍的生杀大权该由谁掌握，他却没有说。
　　
　　这是很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黄宗羲点名的这几类之中，时人文集多有庸俗文人的无病呻吟；应酬、代笔又是文坛上常见的媚俗之作；小说、词曲，则是下里巴人所喜欢的通俗文学，所以说他的文化主张，其实质就是精英文化对“三俗”的压制。
　　
　　所幸，如此苛酷的文化政策，只有在清代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部分地实现过。但乾隆皇帝主要对付的，是对政权产生威胁的忌讳文字，并不是黄宗羲设想中的三俗作品。政权与文人，虽然目的天差地别，主张也各不相同，却都要求实行严格的文化控制，这种现象耐人寻味。
　　
　　往远点说，那是因为他们都处在同样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中。“一道德，同风俗”，这是儒家的理想。它的内涵，自然是以儒家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来统一社会风气，以造成天下大同的局面。在面对蛮夷土俗的场合，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汉文明的推行与扩张，可是在天下一统的时代，它又隐含着强烈的文化专制色彩，即使黄宗羲这样思想史上卓有创见的思想家，也难免会认之为金科玉律，不敢或违，所以秦始皇焚了书，黄宗羲也主张焚书。所不同的只是，所焚的书为何、保留的书又是哪些。
　　
　　往近点说，是明代后期“杂乱”的文化氛围，给了明代遗民以强烈的刺激，很多人觉得，肆无忌惮的知识分子要为明代的亡国负起责任。明人好刻书，清朝人则说“明人刻书而书亡”，这话不光是指明代所刻的书校雠不精、制作不良，也指明人刻书泛滥，出版物泥沙俱下。到了万历以后，市井文学大量繁荣，照今日的眼光看来，是“文化市场无序化严重”。明代遗民和清朝君臣虽然是政治上的敌人，有一套逻辑却是他们都承认的，那就是明代之亡，亡于李闯和满清，其根源却在士大夫之无能无耻，而士大夫无能无耻的根源，则在于社会文化没有统一，所以上述三俗出版物，就是亡国的罪魁祸首。
　　
　　明代遗民的心中，都有一种深深的“原罪”感。既然士大夫要为亡国负责，知识分子们痛定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自我反思。黄宗羲曾说过这样的话：“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吾谓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其后之作史者乎！”作为浙东史学的开山、明末清初首屈一指的史学家，他说出这么激切的言论，与其说是对历代史家的指责，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策励。
　　
　　这种自我克制，是儒家自省精神的体现，也是士大夫的政治风骨。可慨叹的是，这种自省和风骨催生的“反三俗”的政策设想，被想要钳制思想的政权吸收改造，当文网收紧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当然就是知识分子本身。
　　
　　不过黄宗羲最恨的，还不是那些三俗作品，而是除了博取功名之外一无所用的八股文章。在《学校》篇里他接着说，如果有人选刻自己的八股文，拿到市场上公然发卖，是秀才的要革去功名，是官员的要免去职务，即使是已经退休的官吏，也要取消一切待遇。
　　
　　看来在他的眼中，这些无聊无趣也无用的官样文章，比三俗还要俗。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