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许多报刊在动员大家写亲历记，写回忆录。随着这一举措而来的，一定会涌现出大批动人的历史故事让我们共享。
　　对史料价值的起码要求是真实。现在人们都晓得传真机可以传真，殊不知早在二百多年前，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就曾提出历史文章“质以传真”。 “传真”是史学的生命。史学堪称传真之学。不真就不是历史文章。因此，撰史必须先考史，把史实“考”得准确了才有资格提笔撰史。
　　撰史不易，考史更难。不少回忆录有“史实不确之弊”。2003年笔者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党史研究“十忌”》，今天在这里再对一些史文做些剖析。
　　
　　有些史文是符合实际的假话。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些历史人物对某一事件，可能是先反对，后支持，也可能是先支持，后反对。我们在回忆他的时候，如果是“反对”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就只说他“反对”过，不提他“支持”过。说他“反对”，是不是事实呢？当然是事实。可是，只字不提他“支持”过，那就不是事实了。忽略了认识过程，就是掩盖历史真相。回避了过程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把人打扮成完美的神，叫人如何去学神呢？显然，说“符合实际的假话”，不利于读者、不利于后人吸取教训。不能深刻吸取教训，历史前进的步伐便快不起来，说不定历史还会重演。即使不能重演，也会有惊人的相似。当然，考史无止境。准确是相对的。史学是允许没完全考清楚就撰写的，但在撰文中要告诉读者尚未完全考清楚。最忌的是把没完全考清楚打扮成已经完全考清楚了。
　　有些史文存在合理想像不合理的现象。同允许没完全考清楚也可以撰写一样，史文允许推测和想像，可是，要说明是推测，是想像，万不可用推测和想像代替史实。我就发现有的撰主在运用我所披露的材料时，略加想像就想得不像了；我同时也发觉我自己在运用别人所披露的材料时，略加想像便想得与史实有出入了。谁都知道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唯一不赞成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是陈少敏。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于是，有些大块文章的作者就说陈少敏是唯一举手反对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人。这就是不合理的合理想像了。事实是，陈少敏在“赞成的请举手”时，她没举手。
　　
　　有些史文存在梁启超在批判封建旧史学时所指出的“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的现象。这突出表现在对权威人士的评价上。说他好，似乎“众人皆醉他独醒”；说他不好，好像是“众人皆醒他独醉”。其实，权威人士的正确判断和错误判断，都离不开左右的参谋。把权威人士同他左右的参谋有时可以区别开来，有时也有难以截然分开的另一面。比如“浮夸风”问题，这里报上来：“亩产八千”， 那里报上来：“亩产一万五”，还有专家从阳光、水份、肥料等要素论证“亩产万斤以上”的科学性。在这般情势下，权威人士相信“亩产万斤”岂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半成品、原材料来自群体，权威人士是加工厂。个体、群体彼此互联、互动。只讲成品，不提原料，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真实的。个人是船，群体是水。水与船的关系是：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在“水可载舟”里又可分为：水涨船高，水落船低。情况是多样的，不能“一刀切”。
　　搞史的要讲“史德”。忠实于历史才是史德。历史不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擦抹。涂脂抹粉，一时痛快，几滴雨下上去就难看了。讲究史德的人写出的史文才有历史价值，才能启迪后人。书籍是无影灯。把各种版本的史书放在一起，任何遮掩都会有光线进去。
　　（作者为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