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法兰克福，马勒

　　一座委婉秀气的江南城市，一支来自德国的交响乐团，一首来自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三年前我开始听马勒，有一段时间几乎日日与《第五交响曲》为伴，马勒“第五”将我从听古典音乐追求纯音乐的古典派作品中脱离出来，走向包罗万象的交响曲。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FrankfurtRadioSymphonyOrchestra）在北京、苏州、上海三地各有一场，上海演出曲目为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第四交响曲》，苏州一场马勒《第九交响曲》，马勒的“天鹅之歌”，从死亡的阴影里眺望宁静。苏州科学文化艺术中心坐落在金鸡湖畔，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保罗·安德鲁设计，南方的水增添了建筑的流动感，想象水上音乐。指挥家帕沃·雅尔维（Paavo？J？rvi）来自爱沙尼亚，出身于音乐世家，父亲尼姆·雅尔维专门指挥冷僻曲目，以“音乐冒险家”之名饮誉指挥界，弟弟克里斯蒂安·雅尔维也是一名卓越的指挥家，妹妹玛丽卡是一名长笛演奏家，帕沃·雅尔维目前兼任美国辛辛那提交响乐团音乐总监，2007年率团到 BBC夏季逍遥音乐会，2010年将入主法国巴黎管弦乐团。帕沃·雅尔维长相颇似俄罗斯总理普京，脸型更温和些，秃顶，穿着一件黑色 T恤衫，胳膊交叉在胸前，肌肉坚实、匀称，如果不是一根朝上的白色指挥棒提示，这人倒很像一位健美老师。
　　我将再一次去苏州。八年前我和未婚妻从南京取道苏州，苏州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的城市没有一点想象中的江南温润，连古老的帝城南京都在失去，我们只能在拙政园诸如古代私人园子里追忆似水年华。白粉墙、黑片瓦、丝绸旗袍、西园、留听阁、枫桥、寒山寺，苏州是种种富有人家的物品，是现代的缺席，是最江南的两个字。
　　如果不是马勒，我不会去苏州。一场音乐会，它的作曲家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期跨越二十世纪，它的演奏者来自德国的法兰克福，音乐会的场址在苏州金鸡湖畔，这里称为苏州的中央商业区。这些词远离苏州古城，远离造成苏州的河流和弄巷。我的车将从现代大道上行驶过，依据猜测的，它停泊在法国人设计的大剧院门口。
　　一次缓解一个人悲痛的现代旅行。
　　我的悲痛来自于哪里？与汶川地震有关？与马勒这首“死亡之舞”的《第九交响曲》有关？还是与我无中生有的主观想象有关？
　　苏州不是主角，它只为音乐会提供场所。如果大剧院不在苏州，而是在上海，丝毫不会使音乐逊色多少。马勒的作品发生在苏州的那一天，我驱车五百多公里赶往苏州听音乐会，正午时候到达音乐会场，太阳在云层里，可它的热度已经很强烈了，逼得人往阴影里躲，幸好周边有一个湖泊，叫金鸡湖，湖面来风吹散了身上的汗水。科文中心庞大的外墙由钢筋结构布局，上万个六角型图案叠加在一起，像一只未能孵化的鸟巢伫立在湖畔，大剧院在“鸟巢”内部，与它比邻的有电影厅、西餐厅、咖啡馆、以及到处都有的商业中心。科文中心在金鸡湖畔，新苏州的一个现代影子，在这个影子里你看见无非是科技馆、高尔夫球场、富人别墅群、国外银行、大广场、以及李公墩、湖心岛、望湖角等少量江南词句里的名字，你看不到一个人，看不到苏州女人，打扮得像个姑苏女人的饭店里的服务员，穿着大红旗袍。
　　现代划出了一座孤岛，苏州就在其上。
　　剧场里只坐了四五百人，许多位置空着，到演出时间了，他们没有将剧场填充满，木椅新油漆过后的味道将空出来的位置填充。舞台上放了百来把椅子和乐谱架，有两位低音贝司手在台上练习，贝司手到后台去了，前台没有一个人，他们望着舞台，期待左边门打开，过了五分钟，左边的门没有打开，听出来乐手在台后练习，木墙阻断了人们与乐手之间的视线，从木墙后面传到剧场里的乐声很沉闷，有一声没一声，想象得出来他们在上台前最后几分钟时间操练作品。该到演出了，剧场里的人们一遍又一遍把眼睛往台左边瞧，不耐烦地看表，终于墙后面听不到声音了。门打开了，上来一位穿黑色役袍的德国人，手里拿着一本乐谱，走到指挥台的谱架子前摆好乐谱，转身往里走。人们又失望了一遍。舞台后面没有一点动静了，稍许，门再次打开，不是一扇，四扇门同时打开，乐手们登台入座，整个过程花了不到一分钟。指挥家帕沃·雅尔维穿过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座位间的空隙，走到指挥台上，他一身黑服装，脑袋光亮，鼻子挺拔，整张脸温文尔雅而显刚毅和果断。今晚的马勒因为帕沃·雅尔维变得有血有肉，死亡在马勒手里成为可以亲近和触摸的物件，没有腐朽之味，没有令人恐怖的裹尸布，马勒对生的渴望，对生活的眷恋，小提琴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最后乐章结束语“平静地向世界告别”，马勒告别人世，他要最后看一眼他的故乡，看一眼依然茂盛的树，花，草，看一眼他的女人阿尔玛，看一眼，秋天的黄昏令肉体感觉疼痛，在歌唱，在他的忧郁的锋芒上。定音鼓熄灭了，小号熄灭了，长号熄灭了，大号熄灭了，竖琴熄灭了，圆号熄灭了，单簧管熄灭了，只有几把弦乐器在拉动，细如游丝，像死呼出的最后一口气，她的心变成了一圈湖水，在她的身体外面，呼唤它的名字，她的脉搏迟缓而有间歇，她还没有说出那个字，没有，或许永远不会。我望着台上的人，不敢呼吸，场内再也听不到任何乐音，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都要哭了。

上海，芝加哥，上海

　　我想象乘坐世界上最慢的火车——每到一个小站必停，走了八九个小时才到上海。所以为了音乐会，我要一大早起来，清晨赶往火车站，下午四时到达上海火车站，接下来我在人流拥挤的地铁中心活动，地铁搭载我和无数市民呼啸着穿过城市黑暗之心，在合成器混响的女声中——“人民广场到了”，跟随人群从地下转到地面上，重新见到了太阳。
　　芝加哥交响乐团（ChicagoSymphonyOrchestra）首次踏上中国大陆，乐团经历了库布里克、莱纳、马蒂农、索尔蒂全盛时代后，形成标志性的铜管乐和立体感——“芝加哥之声”闻名世界乐坛，1991年巴伦博依姆接手后铜管乐部分有了收敛，赋予它东方人的细腻，2006年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伯纳德·海廷克担任音乐总监，将立体和细腻融为一体。不过，有人开始担心“芝加哥之声”的失去，2010年里卡尔多·穆蒂将接棒 CSO，因此这次是海廷克担任指挥的最后一次演出。芝加哥交响乐团里有好几名华裔演奏家，首席小提琴手陈慕融、中提琴副首席张立国，他们的参奏无疑为沪上演出增添一笔情感色彩。CSO第一日曲目为海顿《第一百零一钟声交响曲》、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第二日为马勒《第六交响曲》。海顿写到第一百首交响曲之后，在音乐理解力上有了令人惊奇的变化，访英最后的十二首交响乐更是突飞猛进，交响乐情感有了深刻的描绘和宽阔的流淌，所有的音乐来自内心的欢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吗？他亲自在伦敦首演指挥，伦敦人把这位来自德国的作曲家当自家人。在伦敦有口“大笨钟”，不知海顿作曲是否受它启发，在交响曲里《钟声》很著名，海顿献给上帝的礼物。“光荣属于上帝”。我在订票的第一个念头想到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和《钟声》，两首交响乐从来没有听过，那时我刚刚喜欢上布鲁克纳，起码听了十遍以上“布八”、“布九”，唯独不去撕开“布七”唱片上的封套，我知道有一个巨大的神秘等着我。在十分之一秒的犹豫中，我选择了马勒《第六交响曲》，我把它作为喜爱马勒若干年后（四年）一个美好的总结。 　　二月十一日，芝加哥交响乐团。马勒《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开头低音提琴齐奏非常成功，在不详的定音鼓敲击之前它已经来到了，没多加修饰，整齐、有力，它一遍遍往下拉，它的不可重复性和一往无前的姿态。音乐证明这样的过程是我身体苏醒的过程，我来到，我在大剧院里，今晚听马勒，半年前我在苏州听马勒《第九交响曲》，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次听马勒作品，只为马勒。上海大剧院舞台略显局促，坐满了来自芝加哥交响乐团的乐手：小提琴、大提琴、小号、法国号、长号、长笛、竖琴、还有木铃和钟琴。很快，对美好生活的遐想被现实的灾难所打断了，提琴不断下拨奏，越来越密集、沉重，反复数次，形成波浪式滚动而终于汇响成两股力量的对比，阳光和灾难，一来一往，在乐池上空升腾，谁也不甘示弱，气氛达到高潮，整齐有力的步伐继续走着，它要到哪里？何处是这灾难的尽头？我不知道这样叙述的力量怎么结束，马勒用了最抒情的双簧管吹奏结束了尖锐的对比。芝加哥乐团里一位漂亮的双簧管吹奏者，长有络腮胡须，他吹奏起双簧管的时候，弦乐微弱地伴奏着，全场只看他一人表演，双簧管喇叭口朝向下，吹出来的音神秘、多胆汁和忧伤，弦乐手们跟进，缓慢地扶着它，演奏出美好的天地。轻的力量和品质。轻有时候比重更有说服力，更能将音乐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第六交响曲》里马勒经常让不同乐器担任独奏，有时候是长笛（它那金黄的外表！），有时候是法国号，独奏的乐器使整部交响曲显得具体可感，乐器在说话，在独白，它代表作曲家，作曲家在作品里想要表达什么就一清二楚了。对乐队来说是最大的考验，人家都说芝加哥乐团的铜管乐了不得，它了不得在什么地方？在开场前我注意到最早坐在台上练习的一位大号手，他的金灿灿的大号口遮住了脸，坐在右手最靠墙的位置上，不是最好的位置，他的乐器无疑是显著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忽视他今晚的表现，当他从单音吹到了连续几个乐句，马勒作品里的某片段，吹完这段该全体乐手上场的时候了。马勒交响曲最有名的乐章在谐谑曲里，如“第
　　五”、“第九”谐谑曲反映出马勒愉快幽默的一面，“第六”谐谑曲安排在了第二乐章，第一乐章已经够长了，他该让作品放下沉重的负担，好比一个平时严肃惯了的人一天喝醉了酒的状态，放松了，诙谐了。马勒在这部交响曲里写自己的传记，生平遭受的不平在音乐中反映出来，可惜它偏离了古典构架，摇晃了，松懈了，要的木管乐依旧不平着，阴险着，酸涩着，无来由的苦楚充斥整个篇章。第三乐章木铃再次出现，曾经出现的美好场面，接下去就是长笛天下了。第一长笛手独自吹奏，最甜美的声音，描述优雅向往美好是马勒的强项，虽然这部作品冠以《悲剧交响曲》名字，马勒其实对生活非常眷恋，他对生活的爱与恋超过了笼罩在他头上的灾难，你只要听听《大地之歌》里第六歌 DerAbschied，听听《第九交响曲》里的最后告别乐章，就知道了“死亡不过头顶上一片浮云”，你为之动容的永远是美好的东西。一位指挥家修炼到大师水平，重要一点看他对“轻”乐器的处理，而不是将乐队调拨得轰隆隆响，你看他能否调控乐队到最微弱的一个音符，举“轻”若重了。海廷克善于“轻”，如昏暗湖面上一根羽毛，捕捉到了马勒内心深处的东西。到第四乐章竖琴拨动琴弦，用它来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再加上一把大号，有大号就够了。马勒时时不忘用双倍的打击瓦解他亲身造的田园牧歌，有将活生生的现实拦腰截断的企图。两次举起木槌砸向大鼓的女乐手，令人惊骇，她那么娇小的身材何能发出如此大的声响，将观众拉回到剧场，这是在音乐里，在梦里之梦。等到结尾快来临的时候，乐队全奏，轰然一响，海廷克奇迹般力挽狂澜，结束了马勒的痛苦和滔滔不绝的絮语。

赠她马勒

　　在我把马勒带入汽车之前，只向她提过一次马勒。如果她离开了马勒，她会迷失。
　　喜欢马勒的人大多从他的《第四交响曲》开始，马勒九首交响曲中较宁静、愉快的一首，少有他内心挣扎。我最早得到马勒唱片《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我不知道这两张马勒唱片从小镇什么地方冒出来，我为什么要买下它们。有段时间我只听《第五交响曲》，1987年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版本，它反反复复不知被我听了多少次，连 CD光滑的表面都听出无数道划痕来。伯恩斯坦版本最值称道的第一乐章“葬礼进行曲”，小号从席间吹起，管乐队缓缓跟进，到齐奏历时二十八秒，期间有一个短暂的停歇，宛如一次吸气，这太重要了，决定着整首交响乐成败走向。我比较了下索尔蒂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杜达梅尔指挥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两个版本，索尔蒂速度太快了，连马勒的味都出不来；而杜达梅尔演绎下的马勒“第五”则见足青年人的骄气与锐气，可惜弦乐团跟进得急了一点，而伯恩斯坦拖着沉重的步伐，慢下，再慢下，好像不堪承受之重，到第二次小号吹起，全乐队跟进，大提琴手们以他们的胸腔抵挡了一次沉重的离去。我对小号手怀念不迭，想象他一定是位帅气十足的小伙子，手持金属小号，号口低垂，这个美好的想象一直保留在我脑海里，直到几天前我在伯恩斯坦演绎马勒“第五”的实况录像里见到了小号手，一位中年美国人，戴一副黑边框的眼镜，两鬓微秃，宽大的脑门在吹奏的瞬间血管凸起，他让我思慕了整五年！虽然与我想象中的帅小伙有距离，我依然钦佩这位小号手，他的因用力吸气而陷进的酒窝，他的褪去了光泽的小号，甚至他那身笔挺的西服，在维也纳音乐厅堂的座席上显得如此高贵，气度不凡，与他同排的另位小号手亦近中年，往后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白发，同样的戴一副宽边眼镜，组成整个维也纳爱乐乐团，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可在时光倒流三十多年后，他们的美闪着寒光，依然有穿透力。
　　马勒《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小柔板（Adagietto），竖琴与弦乐担纲，历经十一分钟十三秒，在第三乐章暴风骤雨般完成后，小柔板爱爱怨怨、如慕如诉。意大利导演卢奇尼奥·维斯康蒂（LuchinoVisconti）将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搬上了银幕，片中的主题音乐采用马勒《第五交响曲》，最后一幕威尼斯发生霍乱，老艺术家在凄凉的街头如情人般瞥见一位波兰美少年，马勒“第五”的小柔板响起，老艺术家想看他，又不敢，他躲在一根大理石石柱后面，像犯罪样的看了少年一眼，在四目交融瞬间老艺术家被美击倒在地，血从他嘴角渗出，让人唏嘘不已，马勒继续。马勒生前有过同性恋，影片是否投射了这点？我们不得而知，马勒妻子阿尔玛在马勒暮年背叛了他，使得本来献给她的第四乐章带上了反讽色彩。马勒“第五”完全可以在第四乐章终结，作曲家却再写了一个回旋曲，从悲剧性的“葬礼进行曲”发展成壮丽凯旋，把一切清除干净，只留下毁灭。 　　其实，我可以再写写第二大提琴乐章，写写大提琴气势如虹的场面，写写第三圆舞曲乐章，这样写，我就成为了另一个人，我只到此结束。因为马勒比我清晨的一个梦境还要短暂，易逝。

当马勒已成往事

　　一个人总有为什么迷吧，为一个地名、一个标识，我迷伦敦交响乐团 LondonSymphonyO-rchestra（LSO）便是如此。当初我听到的第一盒古典音乐磁带《睡美人》是皮埃尔·蒙都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版本，皮埃尔·蒙都是法国人，指挥着全英国最好的交响乐团，演绎着俄罗斯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剧，——你想想，这三个糅合在一起会在一名初入古典音乐者身上掀起什么样的情感波澜——我碰到的第一支交响乐团是 BBC交响乐团，所以我的爱乐生涯经常回溯到英伦三岛上去。版本比较的不良嗜好从马勒开始，马勒《第五交响乐》（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版本）纯粹是一个偶然，然后听《第四交响乐》（马泽尔指挥维也纳爱乐版本），觉得“马四”不过瘾，没有马勒惊天动地的出入，于是买下了索尔蒂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绎马勒九大交响曲，索尔蒂马勒“第二”、“第三”、“第七”、“第八”表现最好，“第五”索然无味，根本没有把第一乐章开头著名的葬礼曲表现出来，铜管乐打下去气短了些 （我从一名爱乐者堕落到唯版本论者由此可见一斑 ），又买下了古斯塔夫·杜达梅尔指挥委瑞内拉西蒙·玻利瓦尔青年管弦乐团和西蒙·拉特指挥维也纳爱乐版本的马勒“第五”，杜达梅尔以他二十七岁的能量诠释了另一位叫古斯塔夫的作曲家，但最后还是要回到伯恩斯坦上去，他把马勒挣扎与浪漫表现得惊心动魄和淋漓尽致。
　　这回要说的是马勒《第二复活交响曲》，伦敦交响乐团，指挥瓦雷里·捷杰耶夫，我迷上他纯属偶然，但必定如此。捷杰耶夫有一年在 BBC夏季逍遥音乐会上指挥了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序曲，一首通俗不过的交响曲在他手下艳惊四座，那年暑假最热的一天我听了无数遍《威廉·退尔》序曲，心底漾起的波澜大概与街上的尘土一样厚重。捷杰耶夫是俄罗斯人，出任马林斯基歌剧院音乐总监，让一座古老而衰竭的歌剧院从此起死回生，用他的热情指挥马勒交响乐，从马勒《第一交响曲》演绎到《第十交响曲》，而 LSO堪称世界上最棒的铜管乐，捷杰耶夫在马勒交响乐贴上了自己的标签，俄罗斯人的粗粝、迅猛、有节制的浪漫演绎了另一个马勒。捷杰耶夫的 LSOLive（现场录音）马勒唱片上有一个黑暗的天空，指挥家站在台前起拍的寂静，随后一道闪电划破黑暗，闪电下面显出交响曲的序号，每张唱片都是如此，数字与颜色更换了它们的面孔。LSO将马勒“第二”拆为两张 CD，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独立一张，时间为二十一分钟五十秒，马勒在原谱上注明演完此乐章后休息五分钟，有些指挥家忽略了它，捷杰耶夫依照作曲家旨意，让听碟者在退碟、换碟时候刚好腾出五分钟时间进入下曲。第二张 CD安排了四个乐章，我计算了下时间，总共为五十五分五十三秒，录音公司还将马勒《第十交响曲》第一乐章 Adagio同录在这张唱片上，所以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复活》和慢乐章的“马十”。这张录制于 2008年的唱片与多年前得到的《睡美人》不同，从录音技术上看，2008年的《复活》远远超出七十年代蒙都他们，捕获到音乐家们在台上最细微的变化，从演出现场到唱片录制，再从唱片还原到我两只音箱里，马勒在七十七分四十三秒里表现的不仅仅是交响乐的延伸了，而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纯粹情感空间”，从作曲家延及到人类身上。第二乐章按马勒写给一位乐评人士的信件中说，是一个插曲，“也许你刚从亲人的葬礼上回来，回忆他们昔日的时光，”有一段与逝者美好的回忆让你淡忘了死的阴霾——不过这份情感在聆听马勒时已不那么重要了，我看重马勒的是他在你快要忘记人间的时候，有一块顽固的阴影再次从你心底上升，它浓浓的化开了，缠住你，直到你与他一致，步伐协调！第四乐章“原光”，演唱者为俄罗斯次女高音查塔·贝尔切瓦（ZlataBulycheva），“啊，红玫瑰，人类在痛苦中，我宁愿到天堂……”，深情的演唱夹杂在前后两段铜管乐猛烈的击打中间，撇开人间仇恨，天堂的宁静令人向往，像那细细柔柔的女高音，“我从上帝而来，要回归上帝，上帝给予我光辉，照亮我走向永恒的路。”马勒还没有完，他用铁榔头般的力量将你敲醒（《第九交响曲》、《第十交响曲》中也是如此），从甜蜜的爱恋中醒来，天堂之路如此难走，放弃，还是继续？再接受一番要命的煎熬（让我来赞一声 LSO的鼓手吧），小号从后边呼唤你，短笛加深了温柔，才肯顺着一把梯子爬上去，天使在门口等你。

马勒那时已成恋人

　　从山上下来，夕阳铺满了小镇，经过校园门口，广播里传来一曲萨克斯《茉莉花》，周末学生陆续返校，学校电台播放了音乐来助兴。《茉莉花》是首很经典的江南小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叫肯尼·基的美国人将《茉莉花》吹成了一首萨克斯，也像他最著名的《回家》一样流行在各大高校校园，情人伫立在树林间，萨克斯曲就缠绵地绕着他们的身子飘来荡去，我们正在念大学。那时，我还不知道一位叫古斯塔夫·马勒的奥地利作曲家，生于 1860年，《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一书十年后来到我的书架上，书这样开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可以心安理得地在波罗的海海滨度他的假期了”，颇像小说叙述模式，同为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以精神治疗著名，与从事音乐的作曲家马勒有何关联？他为什么“心安理得地去度假”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安、现在可以心安理得了？既然是马勒传记，扯出这位精神分析学家来，可以预见马勒的精神出了危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危机，果然在行文到第七页的时候，阿尔玛身像出现在书中，风姿绰约的她裹在一款轻纱里，迷一样的眼神（阿尔玛有作曲天赋，被马勒禁止），哪怕过了近一个世纪仍让后来者感受到女人美的冲击，她的丈夫古斯塔夫·马勒此番依旧的消瘦，依旧的在音乐里叙述他的老去和对美的留恋（妻子比马勒小二十岁，他们的性事关系可想而知），《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小快板、《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如歌行板、《第九交响曲》极柔板等都是他们的写照，阿尔玛出轨如同一记闷拳将这位五十岁的作曲家击倒在地，与弗洛伊德会晤后一年马勒病逝。芝加哥交响乐团演绎马勒《第六交响曲》时表现英雄经历命运被三次击打，一名女鼓手拿木槌砸向大鼓，她的迅猛有力给马勒以彻底了断。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听马勒是有益的，这好比与一位朋友相处，时间的距离往往能获取更多乐趣。去年我把马勒让位给了瓦格纳和布鲁克纳，虽然马勒的到来远远先于后两者，布鲁克纳的克制、瓦格纳的歌剧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马勒的不足。马勒音乐的个人色彩非常浓郁：当我寻求美时它是美的（《第二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当我寻求迷人时它是优雅（《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鲜花与野兽的对答”、《第四交响曲》开头雪地铃铛）；当我悲伤时它是忧郁（《第六交响曲》、《第九交响曲》），马勒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多数人的情感。有人怀疑马勒的才能，法国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是其中一位，认为马勒太像个指挥家而不是作曲家，在原本十分严谨的交响乐领域里强加了吵闹混乱的因素，在我们乐迷听起来如一排排巨浪滚来的乐句被布列兹讥为“陈词滥调的感伤和吟唱”。当我静下心来听马勒时，会有“情感过分”的感受，我把马勒放下了，陈放了许久后再听，依然被波澜壮阔的乐句所打动，马勒作品有如此魅力：“你想突然、彻底地赶走它们时，它们却依然存在着。”（布列兹语）
　　《第七交响曲》是一首超长作品，五个乐章，演出时间长达七十八分钟（芝加哥交响乐团，索尔蒂指挥），马勒交响曲中流行程度最低的、也是被低估的一首。1908年 9月马勒在布拉格亲自指挥首演《第七交响曲》，在写给朋友阿尔姆希的信件中马勒说：“我现在才觉得（今天进行了排练，乐队是难以相信得心应手），作为一部成功的交响乐曲的作曲家真的是一种快乐。”马勒的喜悦浮现于纸上，但是观众不理解这部交响曲，“这有点像一次空洞的成功”，后来马勒就病倒了，直到《第八交响曲》才重拾自信。由此可见，马勒第七并非顺利，在它百多年受众史上是曲折的。第一乐章喧嚣的铜管乐奔腾不止，聆乐者摸不着头绪，到了第二乐章圆号与圆号对话出来后，马勒形象突显出来，冲突后少有的宁静，在《第五交响曲》也有一个著名的柔板，马勒交响乐的典范：雄浑与细腻、多声部与单音部。这给演奏马勒作品的乐队提出了高要求，清晰性，追求“一种音乐的清晰性的理想”，它不仅在乐队间流行，也在音乐厅间流行。马勒所处的时代难以接受他的预言：“我的时代会到来”，一百年后，我们——未来的同时代人会接受马勒吗？最好的办法，请纵身跃入他的交响乐里，像恋人一样互相聆听。

夏日来临，马勒拨动了谁的心弦

　　我听马勒好多年。无意中拿出马勒《复活交响曲》，再听其中第二乐章，在午后我想室外的雨水，不想听马勒的感受变了，往好的方向发展了。马勒作品的挣扎与不安是公认的，动辄喜欢大喜大悲，然许多微妙的喜悦之情、对人间的留恋从作品中自然流出，哪怕他告别人世的《第九交响曲》也有让人满心欢喜的地方，马勒的恋与爱，全在连德勒舞曲上，将整个世间包容。我听马勒从来一个人为之，有人也喜欢上他，只要我将唱片放入机器里，准确地找到马勒的位置，她亦有相同的感受，比如大提琴的用意呀，小号的辽阔呀，单簧管的缠绵呀，总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很到位，马勒动人心肺的曲调被瓦解了，两个人的听成就了一个新的马勒，从纯正的严肃到愉悦的乐事。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想弄出个新的解读马勒的方式来，我只是听到了以前从未感受过的马勒，借托马勒，通过夏天雨水的呈现，抵达自己内心被隐蔽的地方，从未知的它构成了未知的我。
　　比如吧，马勒《第三交响曲》，作品有一个正式标题“夏日正午之梦”，写夏日，写梦。过去我常在汽车里听这首交响曲，我还记得第一次将唱片放进汽车里，太阳把新车烤得有暖又有新味的时候，我将马勒“第三”播放了出来，第一乐章开始句的长号就是多年前听马勒的验证，从远处缓慢而来，渐渐走近了，直至定音鼓敲下，大提琴有力下拨。马勒说，在引子里，牧神潘苏醒过来，夏日来临，所以造成这样的动静，神秘，广袤，充满张力。从过去的听到现在的看，马勒一下子来到眼前。小号手还是那位在马勒“第五”里有杰出表现的中年人，脸颊留有一撮黑色漂亮的须发，小提琴独奏是位英俊异常的小伙子 （也戴着斯文的褐色边框眼镜 ），当他站起来演奏时，伯恩斯坦与他目光对视令人难忘，两个男人同一时间读出了马勒内心宁静的一面，草原的花朵，森林里的动物，天使们，马勒最大程度告诉人们，他的世界是美好的，值得留恋，他用小提琴、竖笛、短笛诉说。坐在高处椅子上吹长号的小伙子是位能人，他若不是能人，至少也称妙人。他吹奏出的长号古茂、悠远，带动全乐团走向，许多个经典场面由他一个人造成，而当他一阵馨香地、稳稳地走来，全乐团的屏息静气妙不可言，伯恩斯坦的稍许举动更让人叹幽，他知道过不了多久的一场暴风骤雨怎样开始与怎样结束，这个瞬间安宁着，原是酝酿着一场风暴。定音鼓少不了，比其它乐队多安排了两个，俩鼓手共四把定音鼓，什么样的气势营造不出？定音鼓起着推波助澜作用，但非马勒目的，在第一乐章里马勒从忧郁的目光里看出了夏季的妩媚与无限眷恋，刚刚还来势汹汹的低音阵营被嘹亮的小提琴所压倒，小鼓奋发向上，圆号优雅迷人。他们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一个易碎的梦，随后放开了，钹加入，铃鼓也加入了，弦乐队与管乐队几番较量后找到了共点，仿佛巨岩掀开大海衣角，伯恩斯坦离开了指挥棒，干脆用双手舞动起来，在一痕伤悲划过俊逸的脸庞之际，伯恩斯坦式起跳动作，将全曲推向高潮。
　　马勒热爱大自然，自然、上帝、精神，这些宽阔的背景是马勒的全部，马勒在我看来，在这个六月雨季的午后，夏日由伯恩斯坦和马勒“第三”开始不仅自然，而且恰到好处。

马勒的天堂图景

　　阿尔玛第一眼见到马勒时说：“他一直对我有着一种神秘和强烈的吸引力。”——对一位“嗜马勒者”来说，“神秘和强烈的吸引力”指向的是马勒九大交响曲。1901年马勒认识阿尔玛，俩人闪电般结了婚，同年 11月，马勒《第四交响曲》在慕尼黑首演。新婚妻阿尔玛这样描述：“这是一部令我开始时感到新颖和陌生的作品，但我逐渐地熟悉了，竟能很快地知道声部的每种美。”从认识阿尔玛始到 1911年马勒去世，《第四交响曲》到《第九交响曲》都在这个十年里完成，马勒“第四”是九部交响曲里普及最广的一部。在有力量的第二号《复活》、宇宙般的第三号《夏日正午之梦》后，马勒迎来了短而轻的第四号，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打量这个世界，《第四交响曲》整首作品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在九大交响曲中与第一号长度差不多，它取材于德国民间诗集《少年的神奇号角》，马勒在文学基础上加以音乐塑造。 　　11月 9日指挥家郑明勋带领德累斯顿管弦乐团（Myung-WhunChung&StaatskapelleDresden）来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马勒《第四交响曲》、贝多芬《第二交响曲》，演出二十多天前我订了一张 880元的票，竟然是该区最后一个位置了，一周后该场音乐会票已告售罄，可见郑明勋、德累斯顿、马勒、贝多芬几个关键词对沪上乐迷所起的巨大魅惑。三年前蒂勒曼带领德团在上海大剧院成功上演了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对弱音的把握游刃有余，让人难忘，2012＼13乐季起作为首尔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郑明勋担任德团客座指挥，蒂勒曼和郑明勋，一西一东，两位指挥家驾驭着当今世界最古老的交响乐团。
　　狄金森说“造一个草原要一株苜蓿加一只蜜蜂”，那么造一座马勒式天堂，要多少株苜蓿多少只蜜蜂？
　　贝多芬《第二交响曲》，开篇头几响清脆的定音鼓奠定了本场音乐会的“基础音”，它既给贝多芬英雄主题定调，又标志着悲剧的诞生，随后代表德累斯顿管弦乐团特色音的弦乐自中部升起，气场似乎比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少了点厚重。郑明勋指挥简练、手势到位，有东方人的特点，他在指挥乐队齐奏的时候，动态来了，气势汹涌，郑明勋整个人投入音乐中去，这时候他是贝多芬的化身、代言人。第一乐章 Adagio用了 11分 47秒，与海报介绍上写的 12分钟只差了 13秒（与老郑指挥棒起拍的瞬间，我按下了i-Phone计时器，计算老郑每一乐章用时，这是一个神奇的同步，到最后一乐章几乎让人快乐得窒息过去），而切利比达克用时 12分 51秒。第二乐章 Larghetto3分 20秒，第三乐章 Scherzo用时 5分03秒，几乎没有停顿，第四乐章 Allegro“极快的快板”开始了，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乐章，从忧郁开始，缓慢积蓄，在弱音上郑明勋表现出极强的控制能力，细如游丝，弱如呜咽，丝丝扣扣，沉重积累，继而走向贝多芬辉煌的英雄式主题，到了乐章收尾，一步冲刺，向高潮奔去。在郑明勋与德团之前，我佩服切利比达克和巴伦博依姆的演绎，之后我要增加郑明勋 &SKD了，这是一个指挥加一个乐团的成功演绎。
　　也许是贝多芬《第二交响曲》演得太棒了，当马勒《第四交响曲》开篇的时候，我还沉醉在“贝二”里。短而愉快的长笛音型开始，伴随着雪橇的铃声，定音鼓来了，敲定音鼓的在后排靠左，一位非常有力的乐手，轮回使用着手里的敲击棒槌，他的擂击让音乐在感性间迅速地理智与清醒起来。小号在第一乐章吹出愉快的音，到了《第五交响曲》开篇变成了无比凄厉。德团里两名法国号手，坐在右手边上，法国号出来，马勒的优雅即开始。第三乐章具有沉静美感的慢板，是最长的一章，在马勒大开大合交响曲中是最细腻的一部，堪比《第五交响曲》里的柔板，有段章节法国号开篇后，两位长笛手吹出音，首席小提琴演绎得极细腻，随后低音提琴伴奏。指挥郑明勋指下的德团弱音控制得极好，比蒂勒曼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还要好，小提琴在极细微处游走，马勒情思飘忽不定，第三乐章收尾处定音鼓猛烈击奏，天堂之门朝我们打开，迎接我们进入天堂的女高音汉娜-伊丽莎白·穆勒（SopranoHanna-ElisabethMuller）第二乐章结束后入场坐在指挥旁边，一袭深紫色长裙，香肩微露，我坐在 A区 19排，她的声音清晰到达后区，我听到她纯色的人声，这是任何一张 CD不具备的。第四乐章收尾让沉入伤感中的思绪再次升华了一次，马勒所有的美都控制在这一乐章里，慢慢收放，如蚕儿吐丝，如曦光穿射。当郑明勋在空中止住指挥棒，我希望有一次更长的寂静，可惜观众等不及的掌声败坏了甜蜜的回忆。

寂静之上的悲凉

　　“十年现场听完马勒十大交响曲。”当初无意识的一句话竟有誓言般的效果。马勒是我现场听得最多的一位作曲家，回顾现场马勒好比回顾自己，九支半（第十只完成了一个乐章马勒就撒手人寰）交响曲听过了四大：从马勒《第九交响曲》开始听的，当我储备了足够应付马勒能量时（全套索尔蒂指挥马勒、一张伯恩斯坦《第五交响曲》、马泽尔《第四交响曲》），2008年到苏州第一次听现场马勒《第九交响曲》（帕沃·雅尔维指挥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当年国内知道小雅尔维的人不多，如今他在指挥乐坛上如日中天），现场的马勒完全将从 CD里理解的马勒颠覆过来，我听到了更多的细节，也使那个艺术家马勒有了呼吸和血肉。2009年在上海大剧院听他的预言性“悲剧”《第六交响曲》（海廷克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2011年漫长的《第二“复活”交响曲》（美国人吉尔伯特·卡普兰指挥上海爱乐乐团），2014年听到了最心仪的《第五交响曲》（毕契科夫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九、六、五、二”，国内外各两支，指挥家都是指挥马勒的高手，总体来看，国内乐团逊色一筹，尽管有名指挥加盟，现场也相当出彩，比起法兰克福和芝加哥，上交上爱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依然记得听完“马勒第九”后坐在音乐厅里一种想哭的感觉，记得海廷克的“马勒第六”所带来的切肤伤感，这样的马勒听历会让我忘掉一路舟车劳顿想下次再来。去年春天里卡多·夏伊先生率领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来沪奏马勒《第七交响曲》，我错过了机会。今年古斯塔夫·杜达梅尔帅亲兵洛杉矶爱乐乐团（GustavoDudamel&LosAngelesPhilharmonic）来访，曲目单一首马勒《第六交响曲》，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刚出票那天，我下了单。这次听马勒，是冲着杜达梅尔来的。去年九月上海交响乐团新音乐厅启幕请了杜达梅尔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来助兴，一票难求，乐迷台风雨夜通宵排队买票，我等只好望洋兴叹，好在那晚曲目一般，所以我等到心仪的指挥家、乐团、曲目三位一体了，就出发。
　　马勒《第六交响曲》（Tragic）有“悲剧”交响曲之称，马勒经历过三次命运打击。“第三乐章描述了他的两个小孩子笨手笨脚的游戏，他们跌跌撞撞在沙滩上奔跑，令人战栗，孩子的声音变得富有悲剧性，直到最后一种逐渐消逝的声音在呻吟。在最后的乐章里他描述他自己和他的毁灭，或者他稍后说的，描述了他的英雄。这位英雄受到命运的三次打击，第三次击倒了他，他像一棵树一样倒下了。”（《回忆马勒——回忆录与书信集》）马勒超级粉丝李欧梵先生说，阿尔玛在书信里记录的我们大可不必全信。 　　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座无虚席，今晚两千多名观众像我一样期待着一本叫“悲剧”的马勒大书缓缓开启。洛杉矶爱乐乐团“四管”编制的一百一十名乐手填满了舞台每一个空间，四把低音提琴安排在左侧，两架竖琴和一台钢片琴安排在最右，舞台左后位置上摆着一张长形方桌，上面搁着一把木锤，把手朝外，一个警句，又像一个人生的判词，谁将敲响今晚的“命运之锤”？杜达梅尔出场，气度不凡，比年轻时留着爆炸式头发稍显中年胖，台上的洛杉矶爱乐乐手等着他来驾驭。第一乐章齐整的进行曲步伐抓控得很棒，一连串的小军鼓、定音鼓纷至沓来（开篇好坏一场音乐会基本上定局，马勒“第六”犹如“第五”开头小号吹响那般神韵迷人），从乐团中部升腾起来底气十足的弦乐“云团”，这可譬喻为一个乐队的顶梁柱，弦乐有种欧洲老牌乐团的深厚底蕴，随后木管吹奏的音将乐团的管乐实力表现出来。如果说弦乐是乐团的根本，那么管乐是灵魂和个性走向。演奏马勒大起大落的乐章容易博人好感，往往会忽略掉迷人的小乐章或小段落。第一乐章在汹涌的明暗实力较量后双簧管、笛子等就出来了，马勒的感性一面流露无遗，优雅又伤感的法国号滑过，我在台上寻找他的足迹，迷人的法国号拨动了观众席上谁的敏感神经？牛铃这一段有演奏员走到舞台的后面去演奏，铃声通过舞台左边侧门传递出来。我感觉很意外，我坐在 G区刚好对着左侧边门，一个乐手突然离席，左边门长时间开启，无疑将观众的注意力分散，破坏了音效。马勒在原谱中要求真实模仿远方牧场上“分散的牛铃”，他的《复活》也有将乐器移至后台的场景，音乐会实际效果不尽然。杜达梅尔将慢乐章提前置于第二乐章的位置上，于是在第一乐章之后洛杉矶爱乐管乐手有了惊人的表现，坐在最中间的女笛子手成为今晚最佳表现，慢乐章被演绎得丝丝扣扣如歌如泣。杜达梅尔将马勒放在时间的容器里，无限制地放大，最细微的乐器转换，从几近于空的拨弦声里听到无限。第三乐章“谐谑曲”，杜达梅尔幽默诙谐，与乐手频频过招，轻松自如。第四乐章终曲，“有力的快板”。乐团演奏到第四乐章是最考验乐手们力气和毅力，指挥、乐队干劲惊人，他们要赋予战斗力同时不失自控力，弦乐与管乐交集出现了刺耳音，这是本场马勒的小瑕疵，很快在定音鼓强有力的号召下，弦乐和管乐重新走在了一起。一个乐手走向木锤，他就是第一乐章里敲牛铃的乐手，他拿起桌子上的大木锤，高高举过头顶，停了停，当管乐和弦乐共同携手挺举在空的时候，大木锤重重敲在桌面上，开出了今晚第一击“命运之锤”。我想起上次芝加哥交响乐团里一位纤弱的女演奏员拿大锤敲响的情景，洛杉矶爱乐的男乐手力度更大，这一锤子一下子将马勒这棵大树拦腰截断。管乐与弦乐继续厮磨、纠缠、搏斗，第一小提琴一段独自 solo推为马勒内心细腻独白，乐章有三声木锤，最后一击交给了定音鼓，让人在哀叹之中发出了神一般的语言。杜达梅尔天才的指挥在收尾段落再次显露，在所有的悲剧即将画上句号时，低低的管乐传出来，像哀婉，像吁求，让人嘘唏不已，愿意死，但更向往生！——马勒的悲剧情节（为阿尔玛生，为阿尔玛死）终于给杜达梅尔画上了句号。
　　全场屏住呼吸，无人鼓掌，细细品味这寂静之上的无限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