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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PP的优越性和实用性,中国加入ICP乃大势所趋,然而,中国的尴尬在于,只能提供数据,不能左右最终结果
2010年11月中下旬,国家统计局在牵头召开两次半公开的会议后,又召集了几次内部会议,主题均是国际比较项目(ICP)。自2011年1月起,中国全面参与世界银行发起的国际比较项目,即用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统计国内生产总值。
其中,11月11日,国务院十几个部委在北京召开ICP部委间的协调小组成立大会。外交部在会议名单上,但没有人与会。比较奇怪的是,该协调小组实行双组长制,一个小组有两个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和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共同担任,另有副组长。
有分析人士指出,有两个正组长的原因可能是,ICP项目是由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统筹协调,而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对口单位一直是财政部。然而,ICP项目又只能通过国家统计局在中国落地。于是,两位副部级领导共同担任组长。
ICP是一项全球性统计合作项目,主要目的是测算各种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以便用PPP作为转换系数,将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转换为用统一货币单位表示,从而比较和评价各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和结构。该项目每5年举行一次。2011年是全球新一轮ICP活动的调查基准年。
新一轮全球ICP主要有三大目标:一是收集、编制和发布PPP数据,满足国际社会分析研究和决策的需要;二是测算贫困PPP数据,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监测提供统计依据;三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特别是国民经济核算和价格统计能力,改善宏观经济数据的可比性。
从2011年1月起,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开展ICP调查,整个活动预期2013年底结束。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首次全面参加新一轮ICP活动。这之前,中国一直用汇率法折算中国的GDP。
国际比较的“天平”
要比较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总量,国际上通行的有两种方法:PPP和汇率法。汇率计算只包括贸易品在两国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本身受非本国因素影响较大,再加上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其计算出的GDP被掺入很多杂质,不能反映各国真实的经济状态。在中国也有一些专家指出,汇率法用于国际比较会有一定的误导作用。
按汇率法,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则即便中国GDP本身没有任何增加,也会显示GDP增加了10%。中国在1994年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时,就曾出现中国GDP年年保持高增长率但人均GDP却没有变化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汇率计算出的数值误导。
相比较,PPP能够避免汇率干扰。PPP的原理就是,按照相同物品的价格水平之比,来估算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继而用这个购买力之比,将两国货币折算为统一货币单位,进行经济总量的比较。简单说,就是选择“一篮子物品”作为一种等价交换物,将在两国所需花费的货币总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就是这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之比。正是由于PPP的此种优越性,其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
ICP最早是联合国统计处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建立的联合项目,始于1968年,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1970年,世界上第一次大范围采用ICP,但只有10个国家参与。到2005年,全球有146个国家参与。
中国参与了2005年的调查,但只选送了11个城市样本,没有递交国家样本。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ICP项目才由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筹协调。从2011开始的新一轮ICP调查,预计将有180个国家参与。
害怕“高估”非理性
有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中国官方对PPP的基本立场是务实、低调。
“低调”一说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采访中得到多方证实。当《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向统计局系统诸多方面提出采访要求时,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需要先经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办公室同意,无论国家统计局机关,还是统计局所属机构,包括地方统计局、统计研究单位,甚至统计局所属媒体,都是同一口径。
实际上,通过PPP计算,“只要是发展中国家的GDP,都是被高估的,这早有定论。”熟悉PPP事务的经济学家任若恩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但GDP被高估的原因至今也没有完全的理论解释。
在选定统计标本“一篮子物品”中,发展中国家的不可贸易的物品和服务、人力成本等均比发达国家要便宜。这种样本较低的价格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拥有更强购买力的假象,进而导致对GDP的高估。
任若恩说,这种高估不仅仅在中国有,在印度、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存在。比如,世界银行2005年的数据表明,按照汇率法,中国名列世界第6位,但按PPP,中国GDP名列世界第2位。同时,按汇率法未能进入世界前10位的印度,通过PPP则排在世界第4位,超过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但印度实际的经济实力并未超过欧洲。
防止“关公战秦琼”
被高估的GDP还有一个特点,它只代表经济规模和总量,并不代表国民生活质量,而且与汇率法GDP没有可比性。
比如,按汇率法,中国2007年人均GDP是1800美元,但通过PPP计算是7204美元。丹麦人均GDP是62100美元,而PPP计算则是37304美元。
但并不能就此认为PPP“增加”了中国的GDP,而“减少”了丹麦的GDP。
实际上,汇率法所得出的中国1800美元只可与丹麦的62100美元相比较,而PPP计算的7204美元,也只宜与丹麦的37304美元比较才有意义。否则,这种比较就是“关公战秦琼”。还有,由于在比较发展程度时,人均GDP才更有代表性。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邱东教授的分析比较结果,即使按照PPP,中国2005年的人均GDP也只有4091美元,而当时全球平均值是8900美元,中国在参加比较的147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位靠后,低于9个非洲国家、低于9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低于8个南美国家、低于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洲国家。欧洲排名最低的阿尔巴尼亚也比中国高出1278美元。
PPP和汇率并没有关系和指示作用,任若恩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用PPP来解释人民币被高估或者被低估,甚至用PPP水平来测算名义汇率的偏离程度和调整方向,都是不成立的。因为PPP法的估算和汇率尽管都用于货币转换,计算方法和计算对象截然不同。
统计样本尚未公开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参与ICP调查样本的选择及选择标准均未对外公开。统计局所属的一些调查总队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对于下一步工作安排并不知情。
不过,一些重点的调查队,已经在历次的统计中,对价格的采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05年的调查涉及870多个规格品种,覆盖11个城市的城区和所辖郊县,按照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分155个基本支出类别提供数据。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队长潘璠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对于国家统计局直属的调查队来说,价格的采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常态化了。北京总队于1996、1999、2005、2009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要求,每次采集的商品数量和种类都有变动,根据季度频率进行统计,并在多个采集点共进行几百个价格数据的收录。在上报国家统计局之后,再按照ICP发布的各行业数据的要求和数量,进行挑选和收录。
但即便这样,样本的可比性与代表性还有待2013年结果出来后进一步观察。类似情况不仅仅在中国会出现。在取样难、区域差异性大、结构复杂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表现了相似的问题。
有分析人士指出,PPP的优越性和实用性使得中国加入ICP是大势所趋,然而,中国只能提供数据,并不能左右由这些数据导出的最终结果。
2010年11月中下旬,国家统计局在牵头召开两次半公开的会议后,又召集了几次内部会议,主题均是国际比较项目(ICP)。自2011年1月起,中国全面参与世界银行发起的国际比较项目,即用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统计国内生产总值。
其中,11月11日,国务院十几个部委在北京召开ICP部委间的协调小组成立大会。外交部在会议名单上,但没有人与会。比较奇怪的是,该协调小组实行双组长制,一个小组有两个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和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共同担任,另有副组长。
有分析人士指出,有两个正组长的原因可能是,ICP项目是由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统筹协调,而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对口单位一直是财政部。然而,ICP项目又只能通过国家统计局在中国落地。于是,两位副部级领导共同担任组长。
ICP是一项全球性统计合作项目,主要目的是测算各种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以便用PPP作为转换系数,将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转换为用统一货币单位表示,从而比较和评价各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和结构。该项目每5年举行一次。2011年是全球新一轮ICP活动的调查基准年。
新一轮全球ICP主要有三大目标:一是收集、编制和发布PPP数据,满足国际社会分析研究和决策的需要;二是测算贫困PPP数据,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监测提供统计依据;三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特别是国民经济核算和价格统计能力,改善宏观经济数据的可比性。
从2011年1月起,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开展ICP调查,整个活动预期2013年底结束。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首次全面参加新一轮ICP活动。这之前,中国一直用汇率法折算中国的GDP。
国际比较的“天平”
要比较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总量,国际上通行的有两种方法:PPP和汇率法。汇率计算只包括贸易品在两国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本身受非本国因素影响较大,再加上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其计算出的GDP被掺入很多杂质,不能反映各国真实的经济状态。在中国也有一些专家指出,汇率法用于国际比较会有一定的误导作用。
按汇率法,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则即便中国GDP本身没有任何增加,也会显示GDP增加了10%。中国在1994年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时,就曾出现中国GDP年年保持高增长率但人均GDP却没有变化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汇率计算出的数值误导。
相比较,PPP能够避免汇率干扰。PPP的原理就是,按照相同物品的价格水平之比,来估算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继而用这个购买力之比,将两国货币折算为统一货币单位,进行经济总量的比较。简单说,就是选择“一篮子物品”作为一种等价交换物,将在两国所需花费的货币总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就是这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之比。正是由于PPP的此种优越性,其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
ICP最早是联合国统计处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建立的联合项目,始于1968年,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1970年,世界上第一次大范围采用ICP,但只有10个国家参与。到2005年,全球有146个国家参与。
中国参与了2005年的调查,但只选送了11个城市样本,没有递交国家样本。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ICP项目才由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筹协调。从2011开始的新一轮ICP调查,预计将有180个国家参与。
害怕“高估”非理性
有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中国官方对PPP的基本立场是务实、低调。
“低调”一说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采访中得到多方证实。当《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向统计局系统诸多方面提出采访要求时,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需要先经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办公室同意,无论国家统计局机关,还是统计局所属机构,包括地方统计局、统计研究单位,甚至统计局所属媒体,都是同一口径。
实际上,通过PPP计算,“只要是发展中国家的GDP,都是被高估的,这早有定论。”熟悉PPP事务的经济学家任若恩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但GDP被高估的原因至今也没有完全的理论解释。
在选定统计标本“一篮子物品”中,发展中国家的不可贸易的物品和服务、人力成本等均比发达国家要便宜。这种样本较低的价格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拥有更强购买力的假象,进而导致对GDP的高估。
任若恩说,这种高估不仅仅在中国有,在印度、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存在。比如,世界银行2005年的数据表明,按照汇率法,中国名列世界第6位,但按PPP,中国GDP名列世界第2位。同时,按汇率法未能进入世界前10位的印度,通过PPP则排在世界第4位,超过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但印度实际的经济实力并未超过欧洲。
防止“关公战秦琼”
被高估的GDP还有一个特点,它只代表经济规模和总量,并不代表国民生活质量,而且与汇率法GDP没有可比性。
比如,按汇率法,中国2007年人均GDP是1800美元,但通过PPP计算是7204美元。丹麦人均GDP是62100美元,而PPP计算则是37304美元。
但并不能就此认为PPP“增加”了中国的GDP,而“减少”了丹麦的GDP。
实际上,汇率法所得出的中国1800美元只可与丹麦的62100美元相比较,而PPP计算的7204美元,也只宜与丹麦的37304美元比较才有意义。否则,这种比较就是“关公战秦琼”。还有,由于在比较发展程度时,人均GDP才更有代表性。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邱东教授的分析比较结果,即使按照PPP,中国2005年的人均GDP也只有4091美元,而当时全球平均值是8900美元,中国在参加比较的147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位靠后,低于9个非洲国家、低于9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低于8个南美国家、低于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洲国家。欧洲排名最低的阿尔巴尼亚也比中国高出1278美元。
PPP和汇率并没有关系和指示作用,任若恩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用PPP来解释人民币被高估或者被低估,甚至用PPP水平来测算名义汇率的偏离程度和调整方向,都是不成立的。因为PPP法的估算和汇率尽管都用于货币转换,计算方法和计算对象截然不同。
统计样本尚未公开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参与ICP调查样本的选择及选择标准均未对外公开。统计局所属的一些调查总队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对于下一步工作安排并不知情。
不过,一些重点的调查队,已经在历次的统计中,对价格的采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05年的调查涉及870多个规格品种,覆盖11个城市的城区和所辖郊县,按照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分155个基本支出类别提供数据。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队长潘璠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对于国家统计局直属的调查队来说,价格的采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常态化了。北京总队于1996、1999、2005、2009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要求,每次采集的商品数量和种类都有变动,根据季度频率进行统计,并在多个采集点共进行几百个价格数据的收录。在上报国家统计局之后,再按照ICP发布的各行业数据的要求和数量,进行挑选和收录。
但即便这样,样本的可比性与代表性还有待2013年结果出来后进一步观察。类似情况不仅仅在中国会出现。在取样难、区域差异性大、结构复杂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表现了相似的问题。
有分析人士指出,PPP的优越性和实用性使得中国加入ICP是大势所趋,然而,中国只能提供数据,并不能左右由这些数据导出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