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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说说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成立的历史简况:抗战胜利以后,延安很多的干部都向华北、东北进军。张家口解放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就加入到华北联大(属于晋察冀解放区),成立了文艺学院。文艺学院基本上是鲁艺原班的体制和老师,设有音乐系、戏剧系、美术系、文学系四个系。当然个别的老师到了东北,比方说华君武、王大化、朱丹。张仃老师开始在张家口,后来也到了东北。大部分人留在张家口,另外一部分人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如罗工柳、王式廓、马达诸老师。实际上,我们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老师原来大多都是鲁艺的,只少了几位老师,另外又增加了几位新老师,如来自北平的左辉、金野。系主任仍是江丰老师。
1946年8-9月間,傅作义攻打张家口,我们放弃了张家口,转移到冀中,行军走了大约两三个月,经过大同、阳高、天镇等地,从山西拐到冀中的束鹿县(现改称辛集市)。转移到冀中以后,美术系驻地就在郝家庄。1947年底,石家庄解放后,联大搬迁正定县天主堂。
我要回忆的就是在郝家庄和正定这段时间的往事。我是1947年5月到美术系的,算是插班生吧。美术系有两个班:第一班多是北平国立艺专的学生到解放区的直接入美术系。我们呢,是第二班。第二班主要是从联大政治学院政治二班、三班、四班、五班的一些同学分配到美术系的。比如,我原来是政治五班的,冯真(谷首夫人)是政治三班的,林岗是政治四班的。政治班一个班有上百人,美术班一个班只有二十多人,最多不超过三十个人。美术系两个班加起来也就四十多个学生。
美术系两个班出了很多优秀人才,为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对这许多同学都有记忆,虽然事情已经记得不多了,但是印象深刻。李琦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李琦最初给我的印象就是四个字 —— 一专多能。为什么说他“一专多能”呢?他刚到美术系不久,就拿他的很多速写本给王朝闻老师看,我在旁边也听着。我一看这些速写,感到很吃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我们班上应该说他是第一。别人画速写没有他画得那么多,也没有他画得那么好。我觉得他画速写是有功力的。
为什么说李琦“多能”呢?比如说写标语,他拿个小板刷,大笔一挥,“刷、刷、刷”直接往报纸上写。不像我,写标语还要拿尺子、还要计算。那时候党公开了,很多标语都是李琦一晚上写成的。他能编快板、编顺口溜、打腰鼓、扭秧歌,样样都能来。最突出的是他还能作曲。我记得1948年初我们都到获鹿县去搞土改,李琦在大河镇,我在陈村。跟我在一块儿的有位女同志,是音乐系的。一次她去大河镇学歌,有几首歌,据说就是李琦编的。其中一首歌词是:“秀英呀,今年二十三,动员丈夫上前线……”那时候解放战争需要兵源嘛。还有的歌词是骂蒋介石的。获鹿那个地区每家都织布,歌词就是:“织布梭子两头尖,老蒋卖国不要脸。依靠美帝洋爸爸,出卖国家打内战。……老头儿听见把胡子刮,青年听见把袖子卷。……咿呀胡啊嘿。” 李琦作词又谱曲。我没有抄歌词,就是听了音乐系那个同志回来唱,所以记得,有这么点印象。这些歌曲都挺通俗、很简单、平直,很快就能起到宣传作用。这些歌虽然不是很高深、很优雅的,但是很大众化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到了1948年8月,华北联大跟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华北大学校歌是校长吴玉章写的歌词:“华北雄壮美丽的河山,是我们民族发祥的地方。……”建校前曾征求谱曲,李琦响应参加了作曲,冯真还领唱呢。当然,他谱的曲没有被选上,那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还有很多音乐系老师参加作曲呢。但是音乐系的同学就很羡慕,说,你们美术系的同学都能作曲。我们美术系那时候唱歌唱得挺好的,我们班经常是冯真教唱歌,她把简谱写在纸上,挂在树上来教。几乎每礼拜都有新歌教。她教的十多首歌我现在都记得,第一首是聂耳的“打长江”,我们还参加过《黄河大合唱》。
我说李琦“一专”,就是说他的绘画基础好,所以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多能”就是指他会作曲、又会编快板、顺口溜,这些丰富了他的艺术修养。
李琦比我小一岁,但是在班上,我觉得他是学长。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人都是解放战争时期才参加革命的,李琦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工作了,比我们早。他的政治和艺术修养、工作经验、生活阅历都比我强,又没有老革命的架子,所以我总觉得他是老大哥。我是从北平的高中出来就到解放区,单纯、幼稚。(冯真插话:“他老是指指戳戳,说不该摘果子,不该损害老百姓的东西。”)对、对。他是关心大家的,常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在郝家庄学习的时间就半年多,迁到正定以后就开始参加土改了,一土改就搞半年,土改先后进行了两次。实际上我们学习的时间并不多。我们还搞大生产运动,男同志修河堤,大家还做小泥人。(冯真:“我们女同志纳鞋底、磨豆腐。”)土改以后就是五月了,回来没多少日子就准备成立华北大学。成立没有两个月,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正定是必经之地,我们就从正定撤退。我们由莫朴老师带队,十多人到榆次为太原战役做宣传工作。在那儿一个多月,太原打不下来,平津战役开始,我们就回到正定。
回到正定以后,华大美术系就分成两个队,一个队到天津,一个队到北平。美术系的学员无所谓毕业,也没有毕业证,工作需要就出来工作,从此就不是学员了。1948年底,我和李琦到天津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工作队。我们天津美术工作队我能记得的有十六人。胡一川带队,有马达、张松鹤(他是从部队到华北大学的,是雕塑家)、辛莽、肖肃。这些都是老师。下面就是伍必端、洪波、李黑(从延安来的,搞工艺美术,后来留在天津)。洪波、伍必端那时候是研究生,他们的绘画水平比我们高。这八个人在我的观念里都是老师。我们八个学员有李琦、李焕民、平水、王大斌、江泽、张忠、赖鸣、还有我。胡一川、马达是队长,那时候我们都叫队员。
天津附近有个镇叫胜芳镇,那是很大的一个镇,我们住在那儿待命,只要天津一打下来,就马上跟着进城。在那儿我们等了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我们学习入城政策、纪律等等。老师们组织起来画宣传画,准备天津解放后在天津去印,进行宣传。我记得画了大约六张或八张画。那时,我觉得我们是学员,对什么是招贴画,怎么把政治口号变成画,不大懂,也没那水平。我没有勇气和信心说我也画一张。李琦自告奋勇就画了一张,画的是两个知识分子似的工程人员,主题是号召知识分子建设新天津,画得还不错,被选用了,显出了他的创新能力。我一直没有找到这幅作品。这张画是天津解放后印的,那时候条件不是很好,画并不大,大概是八开。胡一川同志画的是修复铁路,画面上有大老吊和铁路、桥梁。伍必端在《刻痕》里写了这一段。 冬天天气很冷,在胜芳镇我们到了晚上没有什么事。来自北平国立艺专的李焕民经常哼唱一些新疆民歌,什么《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他在北平艺专曾跟戴爱莲学少数民族舞蹈,他学得挺好。以前我们唱的多是陕北民歌,如《兄妹開荒》、《小姑贤》等和苏联歌曲。听了新疆歌,我们都觉得无所谓,李琦就非常敏感,问:你唱的是什么歌儿?李焕民说是跟戴爱莲学的边疆舞蹈的歌曲。晚上李琦就让李焕民教他跳新疆舞。李焕民认真地教,李琦努力地学。那时候,天气冷啊,大家都穿着棉鞋、棉袄,戴着棉帽子。他俩在胜芳的农家小院里跳呀跳。新疆舞不是脖子要横着动吗,李琦也能动,我们都不行,就是学学新疆民歌,觉得挺新鲜的。李琦对新鲜事物很敏锐,而且马上就学,来丰富他的艺术知识,这是很可贵的精神。
解放以后,大约在1949年的4月,我们大多数人都从天津到了北平。马达、伍必端、李黑、江泽留在天津,后来伍必端又调到了北平。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即华北大学第三部,简称华大三部)一进城就在宣武门国会街(就是现在新华社所在地)。我是老北京,那个地方离我家很近,同学们都到我家里去玩,看我在中学时收集的很多日本出版的画册,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到印象派的都有。那时候同学们喜欢的主要是木刻、年画、连环画、漫画这些直接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美术作品,觉得古典的、印象派的美术离工农兵太远、没用,所以没什么兴趣,随便翻翻。但是李琦同志就看得很认真,他看上了一本《拉斐尔素描》。这本素描都是线描的,拉斐尔的画是很写实的,线描得很流畅、也很准确。李琦觉得很好,非常喜欢,说:这本你借给我拿回去好好仔细地再欣赏、再阅读一下吧。他就把这本书借走了。这说明李琦同志有他的鉴赏眼光,能够把新鲜的东西很快拿来为自己所用,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他大概认为线描能够结合他的创作。
李琦对于很多新事物很敏感。我想起他的第一张年画是《农民与拖拉机》。他预见到拖拉机对将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他编了顺口溜,挺有意思的。(冯真背出第一段:“嘟嘟嘟、嘀嘀嘀,庄稼、机器大演习。看了一样又一样,耕、耩、锄、耪样样齐。” 并说第二段是歌颂工农联盟的。) 对、对、对。他这个顺口溜画儿上有,跟年画结合得非常好,非常通俗,而且容易上口。对新生事物很敏感。我那时还不懂拖拉机是怎么回事,他创作的年画就画了拖拉机。他有前瞻性,思维很敏锐。这些都是值得我学习的。
以上我说了一些六十年前难忘的往事,回忆了李琦青年时代的二三事,借此表达对李琦同志的敬意和怀念。
1946年8-9月間,傅作义攻打张家口,我们放弃了张家口,转移到冀中,行军走了大约两三个月,经过大同、阳高、天镇等地,从山西拐到冀中的束鹿县(现改称辛集市)。转移到冀中以后,美术系驻地就在郝家庄。1947年底,石家庄解放后,联大搬迁正定县天主堂。
我要回忆的就是在郝家庄和正定这段时间的往事。我是1947年5月到美术系的,算是插班生吧。美术系有两个班:第一班多是北平国立艺专的学生到解放区的直接入美术系。我们呢,是第二班。第二班主要是从联大政治学院政治二班、三班、四班、五班的一些同学分配到美术系的。比如,我原来是政治五班的,冯真(谷首夫人)是政治三班的,林岗是政治四班的。政治班一个班有上百人,美术班一个班只有二十多人,最多不超过三十个人。美术系两个班加起来也就四十多个学生。
美术系两个班出了很多优秀人才,为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对这许多同学都有记忆,虽然事情已经记得不多了,但是印象深刻。李琦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李琦最初给我的印象就是四个字 —— 一专多能。为什么说他“一专多能”呢?他刚到美术系不久,就拿他的很多速写本给王朝闻老师看,我在旁边也听着。我一看这些速写,感到很吃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我们班上应该说他是第一。别人画速写没有他画得那么多,也没有他画得那么好。我觉得他画速写是有功力的。
为什么说李琦“多能”呢?比如说写标语,他拿个小板刷,大笔一挥,“刷、刷、刷”直接往报纸上写。不像我,写标语还要拿尺子、还要计算。那时候党公开了,很多标语都是李琦一晚上写成的。他能编快板、编顺口溜、打腰鼓、扭秧歌,样样都能来。最突出的是他还能作曲。我记得1948年初我们都到获鹿县去搞土改,李琦在大河镇,我在陈村。跟我在一块儿的有位女同志,是音乐系的。一次她去大河镇学歌,有几首歌,据说就是李琦编的。其中一首歌词是:“秀英呀,今年二十三,动员丈夫上前线……”那时候解放战争需要兵源嘛。还有的歌词是骂蒋介石的。获鹿那个地区每家都织布,歌词就是:“织布梭子两头尖,老蒋卖国不要脸。依靠美帝洋爸爸,出卖国家打内战。……老头儿听见把胡子刮,青年听见把袖子卷。……咿呀胡啊嘿。” 李琦作词又谱曲。我没有抄歌词,就是听了音乐系那个同志回来唱,所以记得,有这么点印象。这些歌曲都挺通俗、很简单、平直,很快就能起到宣传作用。这些歌虽然不是很高深、很优雅的,但是很大众化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到了1948年8月,华北联大跟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华北大学校歌是校长吴玉章写的歌词:“华北雄壮美丽的河山,是我们民族发祥的地方。……”建校前曾征求谱曲,李琦响应参加了作曲,冯真还领唱呢。当然,他谱的曲没有被选上,那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还有很多音乐系老师参加作曲呢。但是音乐系的同学就很羡慕,说,你们美术系的同学都能作曲。我们美术系那时候唱歌唱得挺好的,我们班经常是冯真教唱歌,她把简谱写在纸上,挂在树上来教。几乎每礼拜都有新歌教。她教的十多首歌我现在都记得,第一首是聂耳的“打长江”,我们还参加过《黄河大合唱》。
我说李琦“一专”,就是说他的绘画基础好,所以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多能”就是指他会作曲、又会编快板、顺口溜,这些丰富了他的艺术修养。
李琦比我小一岁,但是在班上,我觉得他是学长。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人都是解放战争时期才参加革命的,李琦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工作了,比我们早。他的政治和艺术修养、工作经验、生活阅历都比我强,又没有老革命的架子,所以我总觉得他是老大哥。我是从北平的高中出来就到解放区,单纯、幼稚。(冯真插话:“他老是指指戳戳,说不该摘果子,不该损害老百姓的东西。”)对、对。他是关心大家的,常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在郝家庄学习的时间就半年多,迁到正定以后就开始参加土改了,一土改就搞半年,土改先后进行了两次。实际上我们学习的时间并不多。我们还搞大生产运动,男同志修河堤,大家还做小泥人。(冯真:“我们女同志纳鞋底、磨豆腐。”)土改以后就是五月了,回来没多少日子就准备成立华北大学。成立没有两个月,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正定是必经之地,我们就从正定撤退。我们由莫朴老师带队,十多人到榆次为太原战役做宣传工作。在那儿一个多月,太原打不下来,平津战役开始,我们就回到正定。
回到正定以后,华大美术系就分成两个队,一个队到天津,一个队到北平。美术系的学员无所谓毕业,也没有毕业证,工作需要就出来工作,从此就不是学员了。1948年底,我和李琦到天津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工作队。我们天津美术工作队我能记得的有十六人。胡一川带队,有马达、张松鹤(他是从部队到华北大学的,是雕塑家)、辛莽、肖肃。这些都是老师。下面就是伍必端、洪波、李黑(从延安来的,搞工艺美术,后来留在天津)。洪波、伍必端那时候是研究生,他们的绘画水平比我们高。这八个人在我的观念里都是老师。我们八个学员有李琦、李焕民、平水、王大斌、江泽、张忠、赖鸣、还有我。胡一川、马达是队长,那时候我们都叫队员。
天津附近有个镇叫胜芳镇,那是很大的一个镇,我们住在那儿待命,只要天津一打下来,就马上跟着进城。在那儿我们等了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我们学习入城政策、纪律等等。老师们组织起来画宣传画,准备天津解放后在天津去印,进行宣传。我记得画了大约六张或八张画。那时,我觉得我们是学员,对什么是招贴画,怎么把政治口号变成画,不大懂,也没那水平。我没有勇气和信心说我也画一张。李琦自告奋勇就画了一张,画的是两个知识分子似的工程人员,主题是号召知识分子建设新天津,画得还不错,被选用了,显出了他的创新能力。我一直没有找到这幅作品。这张画是天津解放后印的,那时候条件不是很好,画并不大,大概是八开。胡一川同志画的是修复铁路,画面上有大老吊和铁路、桥梁。伍必端在《刻痕》里写了这一段。 冬天天气很冷,在胜芳镇我们到了晚上没有什么事。来自北平国立艺专的李焕民经常哼唱一些新疆民歌,什么《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他在北平艺专曾跟戴爱莲学少数民族舞蹈,他学得挺好。以前我们唱的多是陕北民歌,如《兄妹開荒》、《小姑贤》等和苏联歌曲。听了新疆歌,我们都觉得无所谓,李琦就非常敏感,问:你唱的是什么歌儿?李焕民说是跟戴爱莲学的边疆舞蹈的歌曲。晚上李琦就让李焕民教他跳新疆舞。李焕民认真地教,李琦努力地学。那时候,天气冷啊,大家都穿着棉鞋、棉袄,戴着棉帽子。他俩在胜芳的农家小院里跳呀跳。新疆舞不是脖子要横着动吗,李琦也能动,我们都不行,就是学学新疆民歌,觉得挺新鲜的。李琦对新鲜事物很敏锐,而且马上就学,来丰富他的艺术知识,这是很可贵的精神。
解放以后,大约在1949年的4月,我们大多数人都从天津到了北平。马达、伍必端、李黑、江泽留在天津,后来伍必端又调到了北平。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即华北大学第三部,简称华大三部)一进城就在宣武门国会街(就是现在新华社所在地)。我是老北京,那个地方离我家很近,同学们都到我家里去玩,看我在中学时收集的很多日本出版的画册,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到印象派的都有。那时候同学们喜欢的主要是木刻、年画、连环画、漫画这些直接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美术作品,觉得古典的、印象派的美术离工农兵太远、没用,所以没什么兴趣,随便翻翻。但是李琦同志就看得很认真,他看上了一本《拉斐尔素描》。这本素描都是线描的,拉斐尔的画是很写实的,线描得很流畅、也很准确。李琦觉得很好,非常喜欢,说:这本你借给我拿回去好好仔细地再欣赏、再阅读一下吧。他就把这本书借走了。这说明李琦同志有他的鉴赏眼光,能够把新鲜的东西很快拿来为自己所用,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他大概认为线描能够结合他的创作。
李琦对于很多新事物很敏感。我想起他的第一张年画是《农民与拖拉机》。他预见到拖拉机对将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他编了顺口溜,挺有意思的。(冯真背出第一段:“嘟嘟嘟、嘀嘀嘀,庄稼、机器大演习。看了一样又一样,耕、耩、锄、耪样样齐。” 并说第二段是歌颂工农联盟的。) 对、对、对。他这个顺口溜画儿上有,跟年画结合得非常好,非常通俗,而且容易上口。对新生事物很敏感。我那时还不懂拖拉机是怎么回事,他创作的年画就画了拖拉机。他有前瞻性,思维很敏锐。这些都是值得我学习的。
以上我说了一些六十年前难忘的往事,回忆了李琦青年时代的二三事,借此表达对李琦同志的敬意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