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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青铜重器历经千年风雨惊现于河南新郑，被誉为一曲“青铜时代的绝唱”。
1923年，河南新郑县南街李家楼的乡绅李锐挖出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
这年的8月下旬，河南新郑县的天气出奇炎热。乡绅李锐眼看菜园里的蔬菜日见枯萎，决定打井灌溉。
8月25日，当直径2米的水井挖掘到９米深时，突然碰到一件坚硬物。仔细一看,是一件浑身长满绿锈的铜器。
这是一件大铜鼎，高约50厘米，口径约40厘米，3条腿粗壮有力，鼎身铸满狰狞的纹饰。经过挖掘，又发现了密密匝匝、东倒西歪、形制各异的一批青铜器物和小件玉器（图1）。
（1）出土的大铜鼎
为保护文物不流失，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鄂派出工兵驻守李家楼菜园，亲自主持了考古发掘。
此时，驻郑州的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鄂发现李锐挖宝卖宝，马上阻止，并追回了被卖的部分文物。同时，派工兵驻守新郑李家楼菜园，亲自主持继续考古发掘。
这是一座规模宏大，深达10多米的双墓道大墓。棺椁已严重腐朽，仅存墓主人的几块残骸。
这次发掘，共出土各种器物91件、碎铜片635件，以及美玉、珠宝和石雕。这是中国商周时期的空前大发现，一时间轰动国内外(图2)。
（2）出土的近百件青铜器被称为“新郑彝器”
郑公大墓出土大批文物的消息引起全国上下无比的兴奋和激动，有关它的归属问题同样引人瞩目。
任常中（河南省博物院研究员）:社会各界尤其是一些学术团体都想要这批东西。
靳云鄂的态度十分明确:“钟鼎重器，尊彝宝物，为先代典型所寄，应该归于公家”。靳云鄂将这些文物武装押运到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交给河南省古物保存所收藏。在当时军阀掘墓盗宝成风的情况下，靳云鄂的义举博得一片赞扬声（图3）。
（3）当年出土的铜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1935年，精选的8件新郑文物赴英国参展，其中一对青铜“莲鹤方壶”尤其引人瞩目。
1935年，河南博物馆从新郑文物中选出8件，远涉重洋到英国参加国际展览会。
田凯（河南省博物院副院长）:这是中国文物第一次到国外展出，也是“莲鹤方壶”第一次走出国门。“莲鹤方壶”在英国展出期间，观者如云，人们对它所透射出的东方文化魅力而折服。可以说，是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一批重器在英国的展出，使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和中国的古老文明肃然起敬。
“莲鹤方壶”成为轰动世界的文物精品，至今仍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壶，原是酒器的一种，古时发展成为象征权力的祭祀礼器。“莲鹤方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盖上四方各饰双层二瓣莲花，莲瓣中央立一仙鹤，作引吭长鸣振翅欲飞状。壶颈两侧各有2个龙形双耳，壶腹部与壶口外饰满蟠龙纹，四角有4只翼兽，壶下四周各饰头像河马、体似蛟龙的怪兽，圈足下有2只长有梅花鹿角的走狮，张口吐舌，负重而行（图4）。
（4） 图组:(4-1)莲鹤方壶;(4-2)莲鹤方壶细部
在中国青铜铸造工艺史上，一件青铜器集这么多的动植物实属罕见。有人说，“莲鹤方壶”唱出了一曲“青铜时代的绝唱”。在2003年我国发行的邮票《东周青铜器》中，“莲鹤方壶”赫然位列这套7枚邮票的首位。
毫无疑问，只有至高无上的国君才拥有如此豪华和尊贵，但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爆发，战争给新郑彝器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历经10多年的战乱，这对“莲鹤方壶”随新郑彝器竟然得以保存。
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指令“速将河南存渝古物运存台湾”。一批河南古物被运抵重庆机场，登机起飞。
田凯:当时河南保存在重庆的文物有68箱，仓促之中有30箱没来得及运走，重庆就解放了。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一批新郑青铜器得以保存内地。
1950年8月，河南省代表与国家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了河南的这批文物。
田凯:接管这批文物时，挑选了50多件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这里面包括一件“莲鹤方壶”。
1923年郑公大墓的发掘，不过是郑韩故城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序曲，新中国成立后，由它引出的种种重大发现相继而来。
据文献记载，郑国和后来的韩国，两国的都城就建在新郑一带,但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呢？
郝本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今天新郑市城关附近还耸立着一段很长的高城墙。20世纪60年代确定这个地方就是郑韩故城（图5）。
（5）1961年，郑韩故城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60年代中期，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再次对“郑公大墓”进行全面清理发掘。
对郑公大墓的所属年代和墓主人身份，文物界一直有不同的推断。
郝本性:1924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根据这个墓出土的带有铭文的“王子婴次炉”，断定这个铜炉的主人是楚国令尹子重。楚国令尹子重的这个炉怎么会跑到郑公大墓里来呢？王国维先生说，晋国和楚国曾发生过一次大战役，楚国被打败，就把这个炉遗留下来了。当然，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个子婴不是春秋中期的令尹子重，而是春秋早期的。还有人认为比这个还要晚，是战国时期的。
能够判断墓主人身份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应该是墓中器物的铭文。但在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只有这件 “王子婴次炉”。它便成为断定大墓主人及其年代的惟一线索。
郝本性:为什么说王国维说得有道理呢？因为这个炉体上有南方的楚和吴流行的细线方格纹饰。另外，铭文的变体长方字也是楚国流行的文字 (图6)。
（6）图组:(6-1)王子婴次炉;(6-2)炉体的铭文;(6-3)炉体的细线方格纹饰
李家楼郑公大墓的主人，最有可能是死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者是死于公元前566年的郑僖公。也就是说，这个郑公大墓的年代应该是春秋中晚期的。
春秋初期，中原一带分布着50多个大小诸侯国，仅新郑周围就分布着郐、虢等小国，郑国恰好处在这两个国家之间。
春秋初期12强国之一的郑国，最初建都于现在的陕西华县一带。大约公元前8世纪，东迁至今天的河南中部一带。
郑国有名的国君郑武公决定寻找更好的国都，他看上了这块两河交叉之地。
郝本性:郑武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建城，主要是考虑城市供水问题。从守卫上说，河流就是一道防线，比较安全。
当时这个地方属于郐国，雄才大略的郑武公使用反间计灭掉了郐国。
郝本性:郑武公给郐国的要人写盟书，然后埋在地下，又故意透露给郐国的国君。郐国的国君果然上当，派人挖出了盟书，把自己的要人杀掉了。郑武公利用反间计轻而易举地灭掉了郐国。
公元前769年，郑武公将国都东迁到今天的双洎河与湟水河交汇处，为区别旧国都，把新国都称为“新郑”。从此，郑国在中原称雄一时。
新郑先后有18位郑国国君在此建都，历时390年。公元前375年，逐渐强大的韩国灭掉郑国后，也将国都从今天的河南禹州迁到新郑。
郑国和韩国先后在新郑建都538年，后人便称其为“郑韩故城”。
昔日规模宏大的郑韩都城，它的布局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郑韩故城考古队，自1964年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以来，重大的考古发现可谓高潮迭起。
20世纪80年代初，蔡全法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往新郑负责发掘工作。
1996年9月，一块土地被划入挖掘的范围。蔡全法推断这里可能会有突破性的发现。
蔡全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我们认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就安排探查，结果发现一些殉马坑。
殉马坑周围往往伴随青铜礼器出土，蔡全法在发现车马坑的地方布下100个探方。
然而，发掘面积已达600平方米，却没有发现一座青铜器坑。
蔡全法决定改变方案，改为向东边挖掘。但仍然没有突破性的发现，倒是殉马坑在不断被发现。
蔡全法:光出马坑不出礼乐器坑，这是很不正常的。
殉马坑多达44座，每坑殉马少的两三匹，多的四到六匹，都是头朝西，均匀分布形成纵列。
这么多的殉马坑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如果是祭祀活动的遗存，那么还应该有相配的其他遗存。
终于有一天下午，一个技工跑来悄悄告诉蔡全法一个重要的发现。
蔡全法:他跟我说，那个探方的东北角露出一个像钟纽一样的铜器。我去了一看，果然是钟的纽。
当他们继续清理时，奇迹出现了:３排钟纽从北向南整齐地摆放着，北面2排，每排10个，从小到大一字排开，南面的一排是4个钟，总共24件编钟静静地立放在那里（图7）。
（7）出土的编钟
蔡全法:这个钟一发现，我们就预感到这个地方发掘的高潮期到来了。
?1997年1月初，在一座方形坑中，隐约露出了2件青铜器的形迹。
2号坑，是这里发现的第一座礼器坑，一共出土9个鼎、9个鬲、8个簋、2个方壶、1个圆壶、1个鉴、1个豆，共31件青铜礼器。
接下来又相继探出了8座祭祀坑，并初步断定3座为礼器坑，5座为编钟坑。
这一重大发现是在郑韩故城考古史上具有突破性的进展。
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蔡全法把挖掘面积扩大到8000平方米，考古队共发现礼乐器坑18座，殉马坑45座，出土青铜礼乐器348件（图8）。
（8）图组:出土的青铜礼器:(8-1)鬲;(8-2)簋;(8-3)方壶
面对如此重要的发现，这处遗址究竟是作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找不出合理的解释。
如果说是窖藏，礼乐器不可能摆放得那么规律，而且将大量的马被杀死埋入地下；如果说是宗庙，却没有发现任何建筑遗存，而且宗庙祭祀是不埋祭器的；如果是陪葬坑，附近却没有发现同期的大型墓葬。
直到1997年7月，考古队在一个探方中发现了一道夯土墙，悬案才被揭开。
蔡全法:夯土墙断断续续有30多米长，跟马坑、礼乐器坑的方向一致。符合文献记载，确认夯土墙和祭祀遗址是同期遗存。
据记载，周代的大型祭祀活动，祭天在南郊，祭地在北郊，由于在城外进行，所以称为“外祀”；祭祀宗庙、社稷在城内，称为“内祀”。这处遗址恰恰是在城内。
按照“左宗庙，右社稷”的规制，这片遗址处于城内宫殿遗址的右前方，可以断定它应该是祭祀江山社稷的场所。
当时祭祀社稷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选用青铜礼器和殉马，既显示祭祀者的权力、地位与身份，又能作为对神的贡献，并以乐舞娱神，从而达到人神沟通与交流，获得神的佑护。
因此，这些青铜礼乐器应该是在一次次大型宗教的祭祀活动中埋入地下的。这一尚属首次的考古发现，印证了文献对祭祀礼制的记载。
蔡全法:按照周礼制规定，国王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
?青铜礼器的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在西周时期最为显著，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则逐渐失去了它的标志性作用。
春秋时期的祭祀用乐，往往是歌乐舞配合使用，而郑国祭祀用乐，主要是编钟。出土的郑国编钟，多数是分上中下三层悬挂，具备高、中、低三声部。
马俊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这些钟的发现，填充了编钟音乐史的一个空白。
郑国的音乐久负盛名，与卫国的音乐合称“郑卫之音”，曾经风靡列国，尤其以郑国的音乐影响最大（图9）。
（9）出土的编钟今天仍能够演奏出优美动听的乐曲
2002年9月，考古专家在这里又发现了1000多座墓葬，埋葬有20多位郑国国君。同时，在郑韩故城中，首次发掘出保存良好的庞大车马坑。
马俊才:我们对一座春秋中期郑国国君级人物的大型陪葬坑周围钻探调查，结果发现数以千计的大小墓葬。
由于盗墓猖獗，郑国贵族墓大量珍贵的随葬品已不复存在。反而是属于陪葬次角的车马坑成了今天郑韩故城考古发掘中的主角。
专家:大型的带盖子的是可以躺卧的鞍车；中型的上面装饰象牙扶手和青铜配件的是仪仗车；小型的只能站一到两个人的是乘车。
与秦始皇兵马俑相比，这里的车马坑群时间要早400多年，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墓葬多出2400多座（图10）。
（10）郑韩故城有中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今天，河南省境内保存的100多座春秋古城，郑韩故城居于首要位置，最负盛名。它不仅在全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同时期古城中保存最完整的。
马俊才:郑韩故城目前保护完整的有东西城墙5000余米，南北城墙4500余米。
按照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勾勒出这座都城的大致面貌：城的功能分区非常明显，城内一条南北向的隔墙，将城区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城为宫城和贵族居住区，东城为手工业者和平民居住区。
很难想象，如此大规模的古城，当时会是怎样的繁华。即使今天城市扩张较快的新郑市也无法与之相比。专家们说，21世纪的新郑市，城市规模只有当年郑韩故城的1/3甚至1/4。
繁荣了500多年的郑、韩两国都城衰落了。如今，只有绵延数十里的城垣如古城的骨骼矗立在原野，孤独地纪念着远去的云烟。
1923年，河南新郑县南街李家楼的乡绅李锐挖出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
这年的8月下旬，河南新郑县的天气出奇炎热。乡绅李锐眼看菜园里的蔬菜日见枯萎，决定打井灌溉。
8月25日，当直径2米的水井挖掘到９米深时，突然碰到一件坚硬物。仔细一看,是一件浑身长满绿锈的铜器。
这是一件大铜鼎，高约50厘米，口径约40厘米，3条腿粗壮有力，鼎身铸满狰狞的纹饰。经过挖掘，又发现了密密匝匝、东倒西歪、形制各异的一批青铜器物和小件玉器（图1）。
（1）出土的大铜鼎
为保护文物不流失，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鄂派出工兵驻守李家楼菜园，亲自主持了考古发掘。
此时，驻郑州的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鄂发现李锐挖宝卖宝，马上阻止，并追回了被卖的部分文物。同时，派工兵驻守新郑李家楼菜园，亲自主持继续考古发掘。
这是一座规模宏大，深达10多米的双墓道大墓。棺椁已严重腐朽，仅存墓主人的几块残骸。
这次发掘，共出土各种器物91件、碎铜片635件，以及美玉、珠宝和石雕。这是中国商周时期的空前大发现，一时间轰动国内外(图2)。
（2）出土的近百件青铜器被称为“新郑彝器”
郑公大墓出土大批文物的消息引起全国上下无比的兴奋和激动，有关它的归属问题同样引人瞩目。
任常中（河南省博物院研究员）:社会各界尤其是一些学术团体都想要这批东西。
靳云鄂的态度十分明确:“钟鼎重器，尊彝宝物，为先代典型所寄，应该归于公家”。靳云鄂将这些文物武装押运到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交给河南省古物保存所收藏。在当时军阀掘墓盗宝成风的情况下，靳云鄂的义举博得一片赞扬声（图3）。
（3）当年出土的铜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1935年，精选的8件新郑文物赴英国参展，其中一对青铜“莲鹤方壶”尤其引人瞩目。
1935年，河南博物馆从新郑文物中选出8件，远涉重洋到英国参加国际展览会。
田凯（河南省博物院副院长）:这是中国文物第一次到国外展出，也是“莲鹤方壶”第一次走出国门。“莲鹤方壶”在英国展出期间，观者如云，人们对它所透射出的东方文化魅力而折服。可以说，是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一批重器在英国的展出，使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和中国的古老文明肃然起敬。
“莲鹤方壶”成为轰动世界的文物精品，至今仍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壶，原是酒器的一种，古时发展成为象征权力的祭祀礼器。“莲鹤方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盖上四方各饰双层二瓣莲花，莲瓣中央立一仙鹤，作引吭长鸣振翅欲飞状。壶颈两侧各有2个龙形双耳，壶腹部与壶口外饰满蟠龙纹，四角有4只翼兽，壶下四周各饰头像河马、体似蛟龙的怪兽，圈足下有2只长有梅花鹿角的走狮，张口吐舌，负重而行（图4）。
（4） 图组:(4-1)莲鹤方壶;(4-2)莲鹤方壶细部
在中国青铜铸造工艺史上，一件青铜器集这么多的动植物实属罕见。有人说，“莲鹤方壶”唱出了一曲“青铜时代的绝唱”。在2003年我国发行的邮票《东周青铜器》中，“莲鹤方壶”赫然位列这套7枚邮票的首位。
毫无疑问，只有至高无上的国君才拥有如此豪华和尊贵，但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爆发，战争给新郑彝器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历经10多年的战乱，这对“莲鹤方壶”随新郑彝器竟然得以保存。
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指令“速将河南存渝古物运存台湾”。一批河南古物被运抵重庆机场，登机起飞。
田凯:当时河南保存在重庆的文物有68箱，仓促之中有30箱没来得及运走，重庆就解放了。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一批新郑青铜器得以保存内地。
1950年8月，河南省代表与国家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了河南的这批文物。
田凯:接管这批文物时，挑选了50多件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这里面包括一件“莲鹤方壶”。
1923年郑公大墓的发掘，不过是郑韩故城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序曲，新中国成立后，由它引出的种种重大发现相继而来。
据文献记载，郑国和后来的韩国，两国的都城就建在新郑一带,但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呢？
郝本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今天新郑市城关附近还耸立着一段很长的高城墙。20世纪60年代确定这个地方就是郑韩故城（图5）。
（5）1961年，郑韩故城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60年代中期，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再次对“郑公大墓”进行全面清理发掘。
对郑公大墓的所属年代和墓主人身份，文物界一直有不同的推断。
郝本性:1924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根据这个墓出土的带有铭文的“王子婴次炉”，断定这个铜炉的主人是楚国令尹子重。楚国令尹子重的这个炉怎么会跑到郑公大墓里来呢？王国维先生说，晋国和楚国曾发生过一次大战役，楚国被打败，就把这个炉遗留下来了。当然，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个子婴不是春秋中期的令尹子重，而是春秋早期的。还有人认为比这个还要晚，是战国时期的。
能够判断墓主人身份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应该是墓中器物的铭文。但在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只有这件 “王子婴次炉”。它便成为断定大墓主人及其年代的惟一线索。
郝本性:为什么说王国维说得有道理呢？因为这个炉体上有南方的楚和吴流行的细线方格纹饰。另外，铭文的变体长方字也是楚国流行的文字 (图6)。
（6）图组:(6-1)王子婴次炉;(6-2)炉体的铭文;(6-3)炉体的细线方格纹饰
李家楼郑公大墓的主人，最有可能是死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者是死于公元前566年的郑僖公。也就是说，这个郑公大墓的年代应该是春秋中晚期的。
春秋初期，中原一带分布着50多个大小诸侯国，仅新郑周围就分布着郐、虢等小国，郑国恰好处在这两个国家之间。
春秋初期12强国之一的郑国，最初建都于现在的陕西华县一带。大约公元前8世纪，东迁至今天的河南中部一带。
郑国有名的国君郑武公决定寻找更好的国都，他看上了这块两河交叉之地。
郝本性:郑武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建城，主要是考虑城市供水问题。从守卫上说，河流就是一道防线，比较安全。
当时这个地方属于郐国，雄才大略的郑武公使用反间计灭掉了郐国。
郝本性:郑武公给郐国的要人写盟书，然后埋在地下，又故意透露给郐国的国君。郐国的国君果然上当，派人挖出了盟书，把自己的要人杀掉了。郑武公利用反间计轻而易举地灭掉了郐国。
公元前769年，郑武公将国都东迁到今天的双洎河与湟水河交汇处，为区别旧国都，把新国都称为“新郑”。从此，郑国在中原称雄一时。
新郑先后有18位郑国国君在此建都，历时390年。公元前375年，逐渐强大的韩国灭掉郑国后，也将国都从今天的河南禹州迁到新郑。
郑国和韩国先后在新郑建都538年，后人便称其为“郑韩故城”。
昔日规模宏大的郑韩都城，它的布局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郑韩故城考古队，自1964年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以来，重大的考古发现可谓高潮迭起。
20世纪80年代初，蔡全法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往新郑负责发掘工作。
1996年9月，一块土地被划入挖掘的范围。蔡全法推断这里可能会有突破性的发现。
蔡全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我们认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就安排探查，结果发现一些殉马坑。
殉马坑周围往往伴随青铜礼器出土，蔡全法在发现车马坑的地方布下100个探方。
然而，发掘面积已达600平方米，却没有发现一座青铜器坑。
蔡全法决定改变方案，改为向东边挖掘。但仍然没有突破性的发现，倒是殉马坑在不断被发现。
蔡全法:光出马坑不出礼乐器坑，这是很不正常的。
殉马坑多达44座，每坑殉马少的两三匹，多的四到六匹，都是头朝西，均匀分布形成纵列。
这么多的殉马坑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如果是祭祀活动的遗存，那么还应该有相配的其他遗存。
终于有一天下午，一个技工跑来悄悄告诉蔡全法一个重要的发现。
蔡全法:他跟我说，那个探方的东北角露出一个像钟纽一样的铜器。我去了一看，果然是钟的纽。
当他们继续清理时，奇迹出现了:３排钟纽从北向南整齐地摆放着，北面2排，每排10个，从小到大一字排开，南面的一排是4个钟，总共24件编钟静静地立放在那里（图7）。
（7）出土的编钟
蔡全法:这个钟一发现，我们就预感到这个地方发掘的高潮期到来了。
?1997年1月初，在一座方形坑中，隐约露出了2件青铜器的形迹。
2号坑，是这里发现的第一座礼器坑，一共出土9个鼎、9个鬲、8个簋、2个方壶、1个圆壶、1个鉴、1个豆，共31件青铜礼器。
接下来又相继探出了8座祭祀坑，并初步断定3座为礼器坑，5座为编钟坑。
这一重大发现是在郑韩故城考古史上具有突破性的进展。
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蔡全法把挖掘面积扩大到8000平方米，考古队共发现礼乐器坑18座，殉马坑45座，出土青铜礼乐器348件（图8）。
（8）图组:出土的青铜礼器:(8-1)鬲;(8-2)簋;(8-3)方壶
面对如此重要的发现，这处遗址究竟是作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找不出合理的解释。
如果说是窖藏，礼乐器不可能摆放得那么规律，而且将大量的马被杀死埋入地下；如果说是宗庙，却没有发现任何建筑遗存，而且宗庙祭祀是不埋祭器的；如果是陪葬坑，附近却没有发现同期的大型墓葬。
直到1997年7月，考古队在一个探方中发现了一道夯土墙，悬案才被揭开。
蔡全法:夯土墙断断续续有30多米长，跟马坑、礼乐器坑的方向一致。符合文献记载，确认夯土墙和祭祀遗址是同期遗存。
据记载，周代的大型祭祀活动，祭天在南郊，祭地在北郊，由于在城外进行，所以称为“外祀”；祭祀宗庙、社稷在城内，称为“内祀”。这处遗址恰恰是在城内。
按照“左宗庙，右社稷”的规制，这片遗址处于城内宫殿遗址的右前方，可以断定它应该是祭祀江山社稷的场所。
当时祭祀社稷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选用青铜礼器和殉马，既显示祭祀者的权力、地位与身份，又能作为对神的贡献，并以乐舞娱神，从而达到人神沟通与交流，获得神的佑护。
因此，这些青铜礼乐器应该是在一次次大型宗教的祭祀活动中埋入地下的。这一尚属首次的考古发现，印证了文献对祭祀礼制的记载。
蔡全法:按照周礼制规定，国王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
?青铜礼器的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在西周时期最为显著，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则逐渐失去了它的标志性作用。
春秋时期的祭祀用乐，往往是歌乐舞配合使用，而郑国祭祀用乐，主要是编钟。出土的郑国编钟，多数是分上中下三层悬挂，具备高、中、低三声部。
马俊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这些钟的发现，填充了编钟音乐史的一个空白。
郑国的音乐久负盛名，与卫国的音乐合称“郑卫之音”，曾经风靡列国，尤其以郑国的音乐影响最大（图9）。
（9）出土的编钟今天仍能够演奏出优美动听的乐曲
2002年9月，考古专家在这里又发现了1000多座墓葬，埋葬有20多位郑国国君。同时，在郑韩故城中，首次发掘出保存良好的庞大车马坑。
马俊才:我们对一座春秋中期郑国国君级人物的大型陪葬坑周围钻探调查，结果发现数以千计的大小墓葬。
由于盗墓猖獗，郑国贵族墓大量珍贵的随葬品已不复存在。反而是属于陪葬次角的车马坑成了今天郑韩故城考古发掘中的主角。
专家:大型的带盖子的是可以躺卧的鞍车；中型的上面装饰象牙扶手和青铜配件的是仪仗车；小型的只能站一到两个人的是乘车。
与秦始皇兵马俑相比，这里的车马坑群时间要早400多年，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墓葬多出2400多座（图10）。
（10）郑韩故城有中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今天，河南省境内保存的100多座春秋古城，郑韩故城居于首要位置，最负盛名。它不仅在全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同时期古城中保存最完整的。
马俊才:郑韩故城目前保护完整的有东西城墙5000余米，南北城墙4500余米。
按照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勾勒出这座都城的大致面貌：城的功能分区非常明显，城内一条南北向的隔墙，将城区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城为宫城和贵族居住区，东城为手工业者和平民居住区。
很难想象，如此大规模的古城，当时会是怎样的繁华。即使今天城市扩张较快的新郑市也无法与之相比。专家们说，21世纪的新郑市，城市规模只有当年郑韩故城的1/3甚至1/4。
繁荣了500多年的郑、韩两国都城衰落了。如今，只有绵延数十里的城垣如古城的骨骼矗立在原野，孤独地纪念着远去的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