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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午战争晚清政府战败，洋务运动数十年心血浇筑的舰队灰飞烟灭，割地赔款国势亦自此一蹶不振。落败的根本原因自然在于保守制度的积重难返，然而这却外化为海军战略层面的失当表现，通过对中日两国相关情况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以消极防御为代表的战略弊端是不容忽视且更为直接的。
【关键词】晚清中国；甲午战争；海军；防御战略；海权论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0）10—0098—1.5
地缘政治理论中海权论的奠基者马汉认为海权存在三个基本要素，即：生产、海运、殖民地。其中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而海运就是不断用来交换的，殖民地则是为了促进、扩大以及保护海运。而战时，负责海运的船舶则须由武装舰船保护①。由此可见，海军是连接并维持海权三要素顺利运转的关键。
马汉进而认为海军是应海运而生的，保护和促进海外贸易是其职责和强大推动力，其实这个判断应该主要适用于商业海洋国家；近代国际政治的实践证明，诸如俄国和德国那样典型的陆权国出于扩张或保护扩张成果（殖民地）的需要也都拥有一支海军；而至于晚清中国这样传统的陆权国，落后且顽固的农耕文明决定其并不存在贸易驱动，同时守成大国身份下传统势力范围的广阔以及现实环境内忧外患的打击又使其不会更无力对外扩张，所以其海军的出现则大体是出于维护既存统治秩序、保护固有领土免遭侵袭的考虑。战略上讲，其目的在于守成。
而战略又是决定战术的总的纲领和依据，一切具体的战术行为都必然围绕其既定战略来设计；同时，为执行战术所进行的备战行为也必然以戰略为指导。所以总的来说，军事战略从总体上影响着战争——它决定着战备的效果，谋划着战役、战术的展开，并最终引领战争走向。而海军战略在马汉看来则是指：“在平时或战时……对如何有效地使用海军力量的总体考量，而无论该考量是源自于对国际关系的显著变化……还是出自对海洋和控制海洋在战时产生的后果的评估。”②
然而，没落的晚清帝国的国家战略旨在守成，故而其海军战略必然同样体现守势和消极，而无攻击性与进取心。这种深深根植于国家、国防战略之中的保守性却与马汉所论证的近代海军属性格格不入。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7月，两艘法舰闯入岷江口，进驻岷江进而威胁福建水师基地马尾船厂。福建军务兼船政大臣张佩纶奏请以水师阻法舰于江口，并请求南北洋水师救援，然而因不愿把事态扩大，朝廷置之不答；随后进入岷江的法舰逐渐增多，张佩纶再次奏请调海陆各军阻断江口以防开战后局势被动，并称“胜负呼吸，争先下手”，却再次遭到朝廷反对：“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③；以致张佩纶发出无奈感叹：“熟审彼己利钝之事，不在敌强而我弱，实在敌狡而我迂，既让以要害，复让以失机。彼处处攻心，我处处掣肘……谋断之歧也。”④最终，在多次丧失有利战机之后，在法国舰队最终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之下，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我们知道，在互为假想敌条件下的军备竞赛将对未来战争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除非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被彻底消灭，否则单方面放弃或忽视军备竞赛的一方必将处于不利的态势。甲午战争即是晚清政府与日本在互为假想敌条件下，经过长期准备而进行的战争；然而两国在各自的战备阶段里、实战过程中对战机的态度和把握上都相去甚远。
在甲午战前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日本大刀阔斧地改革军制，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和预备队；政府通过征税、发行国债等方式竭力筹措经费扩建海军，社会各界纷纷竞相捐赠，甚至其最高统治者天皇明治都自1887年起多次压缩皇室开支以充实军费；并为对付北洋舰队的“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而专门订购和建造了合称“三景舰”的“松岛”、“严岛”、“桥立”三艘主力舰，以及“吉野”、“大岛”、“秋津洲”等若干新式军舰⑤，同时同步跟进世界海军的发展，提高了舰艇航速，并在其大部分舰船上都安装了新式速射炮。
相对于日本的积极备战来讲，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晚清政府于1888年后便停止了海军的购舰和建造计划，甚至1888—1895年间挪用了几乎全部海军军费来修建皇室园林以满足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致使北洋海军自成军之后再不能增添新舰，而眼睁睁看着实力的天平开始向日方倾斜；从朝廷到军队，丝毫没有大战在即的紧迫感。舰队的养护、维修等军备废弛，多数战舰“其船身尚坚固如常，惟机器已多锈坏”⑥；海军将领所热衷的是“惟于各口立私宅，包歌妓或多娶小妾分置各海口，船一抵埠，即身归私宅，酣歌恒舞，俾昼作夜已。”⑦
战备效果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态势，但决定全局的仍然是双方具体的军力运用。然而，消极守势战略对北洋海军在整个战争中具体战术选择的深刻影响，致使甲午之败渐成必然。
关于海军与海防策略，马汉认为：“在海上抗击入侵者的攻势武装，这便是海军。”海军是用“攻势的作战方式”，来实现“守势职能”的⑧。舰队是海上作战的野战军，其真正目标是敌军的舰队。所以，应当让海军舰队避开海岸防御的正面，根据其作战能力的强弱来寻找作战目标，或攻击敌方实力较弱的分舰队，或者袭击敌方海岸线迫使敌方舰队离开其攻击目标。同时他强烈反对让舰队直接防御要塞、海岸，认为这样做使舰队只能紧紧依附于要塞，起到辅助“塞炮”的作用，使舰队因不能机动而丧失意义，成为所谓的“要塞舰队”，同时他还认为这样必将导致战败⑨。
晚清朝廷始终把北洋海军舰队当做京津门户的最后一道屏障，舰队必须“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⑩，在开战后又规定北洋舰队不得离开渤海内海“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至论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这等于北洋舰队亲手将大片作战海域的制海权主动交给了对手，而自该作战方针确定的那一刻起，中国海军在战争中存在的意义就已大体丧失了。1894年8月，因日本海军正忙于运送陆军赴朝，本土海军基地长崎守备空虚，战机难得，就连时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都提议舰队直捣长崎，进而攻扰仁川，通过攻其无备以求扭转战局，然而李鸿章却只是吩咐海军在朝鲜洋面游弋，“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以致贻误绝佳战机。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主力尚存，但惊魂未定的晚清朝廷作出了更为极端的决策，命令北洋海军终日躲进威海卫，所谓“保船制敌”，从而使北洋海军成为要塞的附庸也即马汉所抨击的“要塞舰队”，最终在日军的海陆合击之下，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与中国相对，日本海军的战略战术则深得近代海军之要。首先，在战前日军就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核心的战略预案：“如日军取得黄海制海权，则陆军从山海关登陆，进取北京；如未得制海权，而中国海军亦不能控制日本近海，则海陆军协同占领整个朝鲜；如海军失败，则陆军退守本土，防止中国来袭。”然后，舰队能够严格依照战略展开战术，主动寻求战机，先在丰岛袭击中国兵船，然后积极寻求主力决战并于黄海给北洋海军造成沉重打击，一步步掌握了黄海制海权，进而封锁威海卫，将北洋舰队困于要塞，使之不能再对日军的行动造成任何威胁，从而为最后海陆配合攻陷威海卫奠定了基础。
一个国家就其战略层面来讲，其判断是否贴合实际、其设计是否清晰科学、其执行是否切实有力，必将决定该国家未来的国运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晚清中国一度希望借助筹备海军以达强国御侮的目的，亦曾一度拥有集合众多先进军舰的舰队，然而因为缺少与近代海军性格相适应的战略战术，而在体制、机制层面又无力克服没落帝国积重难返的政治生态，所以其海军建设就在战略上逐渐地陷入一种悲凉的态势。对国家来说也因为失去了借由海军而崛起的难得契机，而最终失去了自强脱困的机会。
【注释】
①②（美）阿尔弗莱德•赛耶•马汉：《海权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4、6页。
③鞠海龙：《中国海权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④（清）张佩纶：《涧于集•防护船局并省防情形折》，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版，第547页。
⑤关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二卷战争篇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7页。
⑥⑦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888页。
⑧⑨（美）阿尔弗莱德•赛耶•马汉：《海军战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07、405—417页。
⑩,-王朴：《李鸿章全集（第二册）》，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62、854、812页。
【收稿日期】2010年9月3日
【作者简介】吴剑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缘战略、海权。
【关键词】晚清中国；甲午战争；海军；防御战略；海权论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0）10—0098—1.5
地缘政治理论中海权论的奠基者马汉认为海权存在三个基本要素，即：生产、海运、殖民地。其中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而海运就是不断用来交换的，殖民地则是为了促进、扩大以及保护海运。而战时，负责海运的船舶则须由武装舰船保护①。由此可见，海军是连接并维持海权三要素顺利运转的关键。
马汉进而认为海军是应海运而生的，保护和促进海外贸易是其职责和强大推动力，其实这个判断应该主要适用于商业海洋国家；近代国际政治的实践证明，诸如俄国和德国那样典型的陆权国出于扩张或保护扩张成果（殖民地）的需要也都拥有一支海军；而至于晚清中国这样传统的陆权国，落后且顽固的农耕文明决定其并不存在贸易驱动，同时守成大国身份下传统势力范围的广阔以及现实环境内忧外患的打击又使其不会更无力对外扩张，所以其海军的出现则大体是出于维护既存统治秩序、保护固有领土免遭侵袭的考虑。战略上讲，其目的在于守成。
而战略又是决定战术的总的纲领和依据，一切具体的战术行为都必然围绕其既定战略来设计；同时，为执行战术所进行的备战行为也必然以戰略为指导。所以总的来说，军事战略从总体上影响着战争——它决定着战备的效果，谋划着战役、战术的展开，并最终引领战争走向。而海军战略在马汉看来则是指：“在平时或战时……对如何有效地使用海军力量的总体考量，而无论该考量是源自于对国际关系的显著变化……还是出自对海洋和控制海洋在战时产生的后果的评估。”②
然而，没落的晚清帝国的国家战略旨在守成，故而其海军战略必然同样体现守势和消极，而无攻击性与进取心。这种深深根植于国家、国防战略之中的保守性却与马汉所论证的近代海军属性格格不入。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7月，两艘法舰闯入岷江口，进驻岷江进而威胁福建水师基地马尾船厂。福建军务兼船政大臣张佩纶奏请以水师阻法舰于江口，并请求南北洋水师救援，然而因不愿把事态扩大，朝廷置之不答；随后进入岷江的法舰逐渐增多，张佩纶再次奏请调海陆各军阻断江口以防开战后局势被动，并称“胜负呼吸，争先下手”，却再次遭到朝廷反对：“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③；以致张佩纶发出无奈感叹：“熟审彼己利钝之事，不在敌强而我弱，实在敌狡而我迂，既让以要害，复让以失机。彼处处攻心，我处处掣肘……谋断之歧也。”④最终，在多次丧失有利战机之后，在法国舰队最终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之下，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我们知道，在互为假想敌条件下的军备竞赛将对未来战争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除非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被彻底消灭，否则单方面放弃或忽视军备竞赛的一方必将处于不利的态势。甲午战争即是晚清政府与日本在互为假想敌条件下，经过长期准备而进行的战争；然而两国在各自的战备阶段里、实战过程中对战机的态度和把握上都相去甚远。
在甲午战前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日本大刀阔斧地改革军制，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和预备队；政府通过征税、发行国债等方式竭力筹措经费扩建海军，社会各界纷纷竞相捐赠，甚至其最高统治者天皇明治都自1887年起多次压缩皇室开支以充实军费；并为对付北洋舰队的“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而专门订购和建造了合称“三景舰”的“松岛”、“严岛”、“桥立”三艘主力舰，以及“吉野”、“大岛”、“秋津洲”等若干新式军舰⑤，同时同步跟进世界海军的发展，提高了舰艇航速，并在其大部分舰船上都安装了新式速射炮。
相对于日本的积极备战来讲，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晚清政府于1888年后便停止了海军的购舰和建造计划，甚至1888—1895年间挪用了几乎全部海军军费来修建皇室园林以满足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致使北洋海军自成军之后再不能增添新舰，而眼睁睁看着实力的天平开始向日方倾斜；从朝廷到军队，丝毫没有大战在即的紧迫感。舰队的养护、维修等军备废弛，多数战舰“其船身尚坚固如常，惟机器已多锈坏”⑥；海军将领所热衷的是“惟于各口立私宅，包歌妓或多娶小妾分置各海口，船一抵埠，即身归私宅，酣歌恒舞，俾昼作夜已。”⑦
战备效果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态势，但决定全局的仍然是双方具体的军力运用。然而，消极守势战略对北洋海军在整个战争中具体战术选择的深刻影响，致使甲午之败渐成必然。
关于海军与海防策略，马汉认为：“在海上抗击入侵者的攻势武装，这便是海军。”海军是用“攻势的作战方式”，来实现“守势职能”的⑧。舰队是海上作战的野战军，其真正目标是敌军的舰队。所以，应当让海军舰队避开海岸防御的正面，根据其作战能力的强弱来寻找作战目标，或攻击敌方实力较弱的分舰队，或者袭击敌方海岸线迫使敌方舰队离开其攻击目标。同时他强烈反对让舰队直接防御要塞、海岸，认为这样做使舰队只能紧紧依附于要塞，起到辅助“塞炮”的作用，使舰队因不能机动而丧失意义，成为所谓的“要塞舰队”，同时他还认为这样必将导致战败⑨。
晚清朝廷始终把北洋海军舰队当做京津门户的最后一道屏障，舰队必须“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⑩，在开战后又规定北洋舰队不得离开渤海内海“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至论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这等于北洋舰队亲手将大片作战海域的制海权主动交给了对手，而自该作战方针确定的那一刻起，中国海军在战争中存在的意义就已大体丧失了。1894年8月，因日本海军正忙于运送陆军赴朝，本土海军基地长崎守备空虚，战机难得，就连时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都提议舰队直捣长崎，进而攻扰仁川，通过攻其无备以求扭转战局，然而李鸿章却只是吩咐海军在朝鲜洋面游弋，“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以致贻误绝佳战机。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主力尚存，但惊魂未定的晚清朝廷作出了更为极端的决策，命令北洋海军终日躲进威海卫，所谓“保船制敌”，从而使北洋海军成为要塞的附庸也即马汉所抨击的“要塞舰队”，最终在日军的海陆合击之下，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与中国相对，日本海军的战略战术则深得近代海军之要。首先，在战前日军就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核心的战略预案：“如日军取得黄海制海权，则陆军从山海关登陆，进取北京；如未得制海权，而中国海军亦不能控制日本近海，则海陆军协同占领整个朝鲜；如海军失败，则陆军退守本土，防止中国来袭。”然后，舰队能够严格依照战略展开战术，主动寻求战机，先在丰岛袭击中国兵船，然后积极寻求主力决战并于黄海给北洋海军造成沉重打击，一步步掌握了黄海制海权，进而封锁威海卫，将北洋舰队困于要塞，使之不能再对日军的行动造成任何威胁，从而为最后海陆配合攻陷威海卫奠定了基础。
一个国家就其战略层面来讲，其判断是否贴合实际、其设计是否清晰科学、其执行是否切实有力，必将决定该国家未来的国运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晚清中国一度希望借助筹备海军以达强国御侮的目的，亦曾一度拥有集合众多先进军舰的舰队，然而因为缺少与近代海军性格相适应的战略战术，而在体制、机制层面又无力克服没落帝国积重难返的政治生态，所以其海军建设就在战略上逐渐地陷入一种悲凉的态势。对国家来说也因为失去了借由海军而崛起的难得契机，而最终失去了自强脱困的机会。
【注释】
①②（美）阿尔弗莱德•赛耶•马汉：《海权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4、6页。
③鞠海龙：《中国海权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④（清）张佩纶：《涧于集•防护船局并省防情形折》，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版，第547页。
⑤关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二卷战争篇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7页。
⑥⑦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888页。
⑧⑨（美）阿尔弗莱德•赛耶•马汉：《海军战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07、405—417页。
⑩,-王朴：《李鸿章全集（第二册）》，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62、854、812页。
【收稿日期】2010年9月3日
【作者简介】吴剑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缘战略、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