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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贵州教育家、史学家、政治家任可澄的《金缕曲·咏史》是一首从未发表过的词，笔者通过对这首词的介绍与分析，试图对任可澄文人从政的心路历程进行一些粗浅的研究。
关键词：任可澄 词 评介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50(21307)02－75－3
任可澄是贵州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教育家、史学家、政治家。他的文学造诣也相当高，受到当时社会名流的赞赏。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的诗词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除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金筑丛书·贵阳五家诗抄》所选的《匏斋诗存》外，目前还没有任可澄其他诗词面世。
2006年7月，贵州省政协文史委员会、贵州文史馆在任可澄的家乡普定县召开了“任可澄先生研究工作启动会”。文史馆馆长顾久教授在题为《近年来任可澄研究简述》的发言中指出：“有些领域，似还有开拓余地，比如任可澄的文学成就，史称‘躬治军书，所为文檄，遐迩传诵’，影响极大，诗词亦然。”
近来，在翻阅任可澄留下的《秋心词》(又名《藏山草堂倚声》)时，看到了其中的《金缕曲·咏史》一词：
“白眼横今古，叹从来，书难尽信，说从何处。但令史书之足矣，莽德秦功任举。一例是此中人语。盗贼王侯成败耳，四千年，史事从君数。说仁义，儒真腐。
纷纷棋局翻云雨，任诸公，爱钱惜死，何分今古。曲逆黄金真秘计，便要降龙伏虎。况措大穷睛如鼠。天下英雄真入彀，信霸王事业非力取。一丘貉，君知否?”
笔者仔细研读，并查阅有关典故，认为这首词表现了任可澄这类文人在饱经沧桑、备感事态炎凉后所发出的深沉的感叹，更反映了他文人从政的一种复杂心态。
这首词没有署明时间，但笔者从任可澄的个人经历以及《匏斋诗存》中所选的戊己之间《杂感》诗八首中的一些诗句，如：“群龙正战玄黄野，斗鼠重开黑白枰”“无众无亲事可知，谁令倾国更兴师。六州已铸铁成错，一著犹争却后功”“书生谋国知何益，敢向西风诉不平”“诸公衮衮同丘貉，大国泱泱已下风”“风尘东北连天暗，鼓角西南匝地哀”等，推断出《金缕曲·咏史》应是作于这段时间。戊己之间正是1928年至1929年间，那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结束后，国民党新军阀又开始混战之时。
1920年，贵阳发生“民九政变”，任可澄被迫代理省长，不到一年时间挂冠而去。1922年他到北平，埋头整理国故，修纂(民国)《贵州通志》。此后在北平断断续续呆了十年。在京期间，于1925年以云南代表身份参加段琪瑞执政府召集的善后会议，1926年6月，在北洋军阀政府任杜锡珪内阁、顾维钧内阁的教育总长，任职期仅一年。
20世纪30年代，正是毛泽东词中描述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时代，鲁迅也对这段历史有诗云：“城头变幻大王旗”。贵州的政局也和全国一样极不稳定。任可澄看到军阀混战，尔虞我诈，民不聊生的局面，十分痛心，他有感而发，写下了《金缕曲?咏史》。
词一开头的“白眼横今古”就让人感到气势不凡，使人感受到一个史学家的博大胸怀和冷峻的目光。“自眼”用的是阮籍的典故。这里任可澄借用阮籍的“白眼”，冷峻地看待中国的历史。
紧接着作者写到：“叹从来，书难尽信，说从何处。”只有历尽沧桑的人才会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由于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难时世，无论是乡试高中时的得意，还是在护国运动中怒写流传千古的讨袁檄文时的慷慨；无论是在担任全国教育总长时的自豪，还是在“民九事变”中被迫代理省长时的无奈；无论是在兴办新学时桃李满天下的欣慰，还是在主持修纂(民国)《贵州通志》时的艰难……，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他感慨万端，特别是在修志的过程中，他一遍一遍地查阅史料，“钩深索隐，辨悉毫芒”，对历史更是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句“白眼横今古”道出了作者作为历史学家的气度。任可澄本来就是饱学之士，以学识深受人们的尊敬。1918年担任了(民国)《贵州通志》的总纂后，他更是精读史书。在博览群书之后，他提出了“书难尽信”的见解。为什么会“书难尽信”呢?接着作者提出假设和反诘“但令史书之足矣，莽德秦功任举”，如果仅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史书就足以为凭的话，那末王莽和秦始皇的功德将不胜枚举的。接着作者下了断语：“一例是此中人语”。莽，是指王莽，历史上大都认为他是西汉末年篡夺皇位的野心家、阴谋家。曾经有诗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以作者的眼光，王莽赢得皇家的信任，达到篡位的目的，盖因长期伪装正直、谦恭，蒙蔽了世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劳当然是非常大，但他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又使他成为历史上的一位暴君。于是作者直抒胸臆：“盗贼王侯成败耳，”中国历史上历来认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写的。而对史书的去伪存真，则是研究历史的人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四千年，史事从君数，说仁义，儒真腐。”既然历史的逻辑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还能有什么仁义可讲。历数四千年的中国史实，儒家的奢谈仁义，只能说是迂腐而已。
下厥是作者面对当时的时世发出的感叹：“纷纷棋局翻云雨，任诸公，爱钱惜死，何分今古。”作者经历了清末和民国的种种政局变幻，特别是贵州的政局变幻，从追随康梁维新变法在贵州领导宪政会，到和自治社联合推翻清朝统治；从参加护国运动拟就传诵遐迩的讨袁檄文，到就任全国教育总长……，天命之年以后，作者审视中国当时的现状悟出一番道理：古往今来文官爱钱，武官惜死，这也是当时中国的现状。许多人的报国、救国的宏愿，都被这些爱钱惜死的人毁掉了，只能空留遗憾，甚至抱恨终身。
“曲逆黄金真秘计，便要降龙伏虎。”这里用的是汉曲逆侯陈平的典故。刘邦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使项羽疏远范增。范增离去后，项羽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空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匹夫之勇的项羽，最后终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而屡献奇计的陈平在刘邦夺得天下后，也只能以“黄老”的韬晦哲学躲过劫难。
引用了历史典故之后，作者又叹到：“况措大穷睛如鼠”。意思是，更何况措大(指读书人)们由于迂腐，就算睁大了眼睛，也不过是鼠目寸光而已，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天下英雄真人彀”，用的是对唐太宗的典故反其意而用之。认为天下的英雄们没有一个能跳出统治者所设的圈套，乖乖的为君王、为统治者卖命。
“信霸王事业非力取。”作者认为，政权的夺取往往是政治斗争中的尔虞我诈，而不是仅仅是凭借单纯的武力。在他的另一诗集《匏斋集·咏史》中对楚霸王叹道：“悲歌末路亦英雄，一曲虞兮众楚中。自信天亡非战罪，肯随渔父过江东。”
最后，作者用“一丘貉，君知否?”作结尾，干净利落，而韵味无尽，把对历史兴亡、成败得失的感叹、事态炎凉的感受都蕴入这六个字之中。
任可澄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以后中举作官，跻身士大夫阶层，集官绅于一身，他在思想上追随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在贵州组织宪政预备会。当辛亥革命高潮逐日高涨的时候，他领导宪政预备会转向革命，附从革命。贵州革命政权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宪政预备会盗用枢密院名义，致电云南要求“代定黔乱”，导 致滇军侵黔，给贵州人民带来了灾难，任可澄是有责任的。但是，在护国运动中，他三次参加云南中下级军官秘密召开的倒袁会议，接着又参加蔡锷、李烈钧等主持的两次改组旧政府和歃血为盟大会。云南独立后，讨袁檄文和昭告海内文告多出他手，其文遐迩传诵，中有“成则为少康一旅之兴夏，败则为田横五百壮士之殉节”，字字珠玑，壮怀激烈。任可澄参加反袁斗争，是他一生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任可澄的从政断断续续，时间均不长，无论辛亥革命时期，还是民国时期任云南巡按使、云南省省长、贵州省省长、全国教育总长等职，都仅有一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还有一些职务，如河南省省长、广州军政府内务部长等竟未就任。笔者认为，这或许是他本无心从政抑或是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书生从政的一种无奈，一种莫可名状的违心选择罢了。
这首词应该是任可澄从政回归到“文化人”的一个佐证。或许他感觉到单凭一腔热诚未必能把握得好政治斗争方向，也深深感到文人从政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从个人良知出发，他后半生总是以弃政从教和从事著述为主。特别是潜心修撰(民国)《贵州通志》，可以说是耗尽他后半生的心血。该书卷帙浩繁，工程巨大，系统地记述了贵州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贵州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此书《前事志》约250万字为任可澄一手撰写，其中有他对贵州一些重大问题的考证，发前人所未发，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民国时期，全国修成的省志屈指可数，贵州能完成如此巨著，实为任可澄一大功绩。修志的同时，在他指导下，贵州文献征集馆广泛搜集了贵州的前人著述，编成了《黔南丛书》7集合70册，同时为了发表当代学者的著述，还编成了《贵州文献季(汇)刊》5期4册。但由于突发脑溢血，在(民国)《贵州通志》尚未出版时，任可澄就带着他事业未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总括任可澄的一生，笔者认为他是一位跻身政治的文人。曾在1937年至1944年主黔政七年之久的吴鼎昌，在他的《花溪闲笔》中表白：“人皆知予喜谈政治，然世之喜谈政治者，不一定皆适于作官，予即其中之一人。平生志愿在办一学校，办一报纸，无意袍笏登场”。笔者认为，这段话颇合任可澄大半生之所为。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文人，忧国忧民是他的基本品质，“立功，立德，立言”是作为一个传统文人的理想。
从这阙《金缕曲·咏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任可澄文人从政的心路，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文人立志报国而在现实中仰天长啸的无奈，是任可澄在当时贵州士大夫阶级中流传较广的咏史词。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任可澄 词 评介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50(21307)02－75－3
任可澄是贵州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教育家、史学家、政治家。他的文学造诣也相当高，受到当时社会名流的赞赏。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的诗词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除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金筑丛书·贵阳五家诗抄》所选的《匏斋诗存》外，目前还没有任可澄其他诗词面世。
2006年7月，贵州省政协文史委员会、贵州文史馆在任可澄的家乡普定县召开了“任可澄先生研究工作启动会”。文史馆馆长顾久教授在题为《近年来任可澄研究简述》的发言中指出：“有些领域，似还有开拓余地，比如任可澄的文学成就，史称‘躬治军书，所为文檄，遐迩传诵’，影响极大，诗词亦然。”
近来，在翻阅任可澄留下的《秋心词》(又名《藏山草堂倚声》)时，看到了其中的《金缕曲·咏史》一词：
“白眼横今古，叹从来，书难尽信，说从何处。但令史书之足矣，莽德秦功任举。一例是此中人语。盗贼王侯成败耳，四千年，史事从君数。说仁义，儒真腐。
纷纷棋局翻云雨，任诸公，爱钱惜死，何分今古。曲逆黄金真秘计，便要降龙伏虎。况措大穷睛如鼠。天下英雄真入彀，信霸王事业非力取。一丘貉，君知否?”
笔者仔细研读，并查阅有关典故，认为这首词表现了任可澄这类文人在饱经沧桑、备感事态炎凉后所发出的深沉的感叹，更反映了他文人从政的一种复杂心态。
这首词没有署明时间，但笔者从任可澄的个人经历以及《匏斋诗存》中所选的戊己之间《杂感》诗八首中的一些诗句，如：“群龙正战玄黄野，斗鼠重开黑白枰”“无众无亲事可知，谁令倾国更兴师。六州已铸铁成错，一著犹争却后功”“书生谋国知何益，敢向西风诉不平”“诸公衮衮同丘貉，大国泱泱已下风”“风尘东北连天暗，鼓角西南匝地哀”等，推断出《金缕曲·咏史》应是作于这段时间。戊己之间正是1928年至1929年间，那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结束后，国民党新军阀又开始混战之时。
1920年，贵阳发生“民九政变”，任可澄被迫代理省长，不到一年时间挂冠而去。1922年他到北平，埋头整理国故，修纂(民国)《贵州通志》。此后在北平断断续续呆了十年。在京期间，于1925年以云南代表身份参加段琪瑞执政府召集的善后会议，1926年6月，在北洋军阀政府任杜锡珪内阁、顾维钧内阁的教育总长，任职期仅一年。
20世纪30年代，正是毛泽东词中描述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时代，鲁迅也对这段历史有诗云：“城头变幻大王旗”。贵州的政局也和全国一样极不稳定。任可澄看到军阀混战，尔虞我诈，民不聊生的局面，十分痛心，他有感而发，写下了《金缕曲?咏史》。
词一开头的“白眼横今古”就让人感到气势不凡，使人感受到一个史学家的博大胸怀和冷峻的目光。“自眼”用的是阮籍的典故。这里任可澄借用阮籍的“白眼”，冷峻地看待中国的历史。
紧接着作者写到：“叹从来，书难尽信，说从何处。”只有历尽沧桑的人才会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由于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难时世，无论是乡试高中时的得意，还是在护国运动中怒写流传千古的讨袁檄文时的慷慨；无论是在担任全国教育总长时的自豪，还是在“民九事变”中被迫代理省长时的无奈；无论是在兴办新学时桃李满天下的欣慰，还是在主持修纂(民国)《贵州通志》时的艰难……，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他感慨万端，特别是在修志的过程中，他一遍一遍地查阅史料，“钩深索隐，辨悉毫芒”，对历史更是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句“白眼横今古”道出了作者作为历史学家的气度。任可澄本来就是饱学之士，以学识深受人们的尊敬。1918年担任了(民国)《贵州通志》的总纂后，他更是精读史书。在博览群书之后，他提出了“书难尽信”的见解。为什么会“书难尽信”呢?接着作者提出假设和反诘“但令史书之足矣，莽德秦功任举”，如果仅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史书就足以为凭的话，那末王莽和秦始皇的功德将不胜枚举的。接着作者下了断语：“一例是此中人语”。莽，是指王莽，历史上大都认为他是西汉末年篡夺皇位的野心家、阴谋家。曾经有诗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以作者的眼光，王莽赢得皇家的信任，达到篡位的目的，盖因长期伪装正直、谦恭，蒙蔽了世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劳当然是非常大，但他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又使他成为历史上的一位暴君。于是作者直抒胸臆：“盗贼王侯成败耳，”中国历史上历来认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写的。而对史书的去伪存真，则是研究历史的人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四千年，史事从君数，说仁义，儒真腐。”既然历史的逻辑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还能有什么仁义可讲。历数四千年的中国史实，儒家的奢谈仁义，只能说是迂腐而已。
下厥是作者面对当时的时世发出的感叹：“纷纷棋局翻云雨，任诸公，爱钱惜死，何分今古。”作者经历了清末和民国的种种政局变幻，特别是贵州的政局变幻，从追随康梁维新变法在贵州领导宪政会，到和自治社联合推翻清朝统治；从参加护国运动拟就传诵遐迩的讨袁檄文，到就任全国教育总长……，天命之年以后，作者审视中国当时的现状悟出一番道理：古往今来文官爱钱，武官惜死，这也是当时中国的现状。许多人的报国、救国的宏愿，都被这些爱钱惜死的人毁掉了，只能空留遗憾，甚至抱恨终身。
“曲逆黄金真秘计，便要降龙伏虎。”这里用的是汉曲逆侯陈平的典故。刘邦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使项羽疏远范增。范增离去后，项羽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空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匹夫之勇的项羽，最后终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而屡献奇计的陈平在刘邦夺得天下后，也只能以“黄老”的韬晦哲学躲过劫难。
引用了历史典故之后，作者又叹到：“况措大穷睛如鼠”。意思是，更何况措大(指读书人)们由于迂腐，就算睁大了眼睛，也不过是鼠目寸光而已，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天下英雄真人彀”，用的是对唐太宗的典故反其意而用之。认为天下的英雄们没有一个能跳出统治者所设的圈套，乖乖的为君王、为统治者卖命。
“信霸王事业非力取。”作者认为，政权的夺取往往是政治斗争中的尔虞我诈，而不是仅仅是凭借单纯的武力。在他的另一诗集《匏斋集·咏史》中对楚霸王叹道：“悲歌末路亦英雄，一曲虞兮众楚中。自信天亡非战罪，肯随渔父过江东。”
最后，作者用“一丘貉，君知否?”作结尾，干净利落，而韵味无尽，把对历史兴亡、成败得失的感叹、事态炎凉的感受都蕴入这六个字之中。
任可澄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以后中举作官，跻身士大夫阶层，集官绅于一身，他在思想上追随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在贵州组织宪政预备会。当辛亥革命高潮逐日高涨的时候，他领导宪政预备会转向革命，附从革命。贵州革命政权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宪政预备会盗用枢密院名义，致电云南要求“代定黔乱”，导 致滇军侵黔，给贵州人民带来了灾难，任可澄是有责任的。但是，在护国运动中，他三次参加云南中下级军官秘密召开的倒袁会议，接着又参加蔡锷、李烈钧等主持的两次改组旧政府和歃血为盟大会。云南独立后，讨袁檄文和昭告海内文告多出他手，其文遐迩传诵，中有“成则为少康一旅之兴夏，败则为田横五百壮士之殉节”，字字珠玑，壮怀激烈。任可澄参加反袁斗争，是他一生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任可澄的从政断断续续，时间均不长，无论辛亥革命时期，还是民国时期任云南巡按使、云南省省长、贵州省省长、全国教育总长等职，都仅有一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还有一些职务，如河南省省长、广州军政府内务部长等竟未就任。笔者认为，这或许是他本无心从政抑或是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书生从政的一种无奈，一种莫可名状的违心选择罢了。
这首词应该是任可澄从政回归到“文化人”的一个佐证。或许他感觉到单凭一腔热诚未必能把握得好政治斗争方向，也深深感到文人从政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从个人良知出发，他后半生总是以弃政从教和从事著述为主。特别是潜心修撰(民国)《贵州通志》，可以说是耗尽他后半生的心血。该书卷帙浩繁，工程巨大，系统地记述了贵州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贵州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此书《前事志》约250万字为任可澄一手撰写，其中有他对贵州一些重大问题的考证，发前人所未发，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民国时期，全国修成的省志屈指可数，贵州能完成如此巨著，实为任可澄一大功绩。修志的同时，在他指导下，贵州文献征集馆广泛搜集了贵州的前人著述，编成了《黔南丛书》7集合70册，同时为了发表当代学者的著述，还编成了《贵州文献季(汇)刊》5期4册。但由于突发脑溢血，在(民国)《贵州通志》尚未出版时，任可澄就带着他事业未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总括任可澄的一生，笔者认为他是一位跻身政治的文人。曾在1937年至1944年主黔政七年之久的吴鼎昌，在他的《花溪闲笔》中表白：“人皆知予喜谈政治，然世之喜谈政治者，不一定皆适于作官，予即其中之一人。平生志愿在办一学校，办一报纸，无意袍笏登场”。笔者认为，这段话颇合任可澄大半生之所为。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文人，忧国忧民是他的基本品质，“立功，立德，立言”是作为一个传统文人的理想。
从这阙《金缕曲·咏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任可澄文人从政的心路，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文人立志报国而在现实中仰天长啸的无奈，是任可澄在当时贵州士大夫阶级中流传较广的咏史词。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