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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别忙着“立新规”
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虽已进入建章立制环节，但先别忙着“立新规”，切忌造成制度交叉打架的情形。首先，给原有制度来一次“瘦身”。要由相关单位、专门人员负责，对原有改进作风方面的制度进行一次大清理，拿起“手术刀”，摒弃不合时宜的，修整能够坚持的。其次，保证新建制度规范实用。新建的制度要像中央“八项规定”那样，直截了当、简明扼要，易操作、能落实。再次，建立目录管理制度。确保以后建立的相关制度通过程序才可进入该目录。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制度一旦建立，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搞变通，杜绝“下不为例”。
（摘自《组织人事报》）
群众路线内涵法制化的三个条件
将群众路线的内涵法制化，应当创造三个条件。首先，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宪法权利与其他各种法律权利，使人民群众深切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其次，应当使人民群众的利益法制化，通过法律、制度来协调和均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眼前现实利益；再次，还应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转化为党员干部的具体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落实到具体工作职责上。 （摘自《人民论坛》）
群众满意，整改才有意义
避免“松、软、拖”，群众是动力，只有把整改的任务书、时间表交给群众，与群众互动，整改才有活力；整改是否“准、狠、韧”，群众是裁判，只有让群众满意，整改才有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整改就是“革自己的命”。这既需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也少不了群众参与、群众监督的机制；既需要有破解“老大难”问题的勇气，又必须拿出啃下硬骨头的韧劲；既需要一桩一桩地解决实际问题，也呼唤一件一件地建章立制……如果群众对整改不满意，上级就不松口，活动就不罢休，才能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
（摘自《人民日报》）
深入群众 关键是“心入”
“心入”群众，领导干部就要沉下心来，与群众抱成一团。有些干部，本来就不熟悉群众，也没有为群众办实事的意识，坐在农家的板凳上，想的是自家的安乐窝，“深入群众”不过是一种形式，只是为了应对上级的要求。身与群众“面对面”，心与群众隔着“墙”，与群众拉开了距离。有了距离，也就容易官气挡道，地气不通，底气不足，灵气不够，行事不公，办事糊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干部一不留神，侮蔑群众的“雷语”就冒了出来、蔑视群众的不良行为就做了出来的重要原因。 （摘自《浙江日报》）
群众路线是一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党在群众工作中必须摆脱空谈空想，更多地关注实际工作；党作为少数人的团体，必须走向作为多数人的群众中间，考察群众状况，接触群众具体生活；党在工作中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应时刻关心群众的需要和情绪；此外，党还必须在工作中选择灵活多样、适合具体情况的工作方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党与群众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对群众的工作主要表现为党对群众的领导，因此，党对群众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一种领导方法。（摘自《文汇报》）
让好作风成为好习惯
加强作风建设，不能满足于坐而论道，必须结合实际、融入实践。实验证明，一种行为重复21天以上便可形成习惯，重复85天便会形成稳定的习惯。但改掉一个习惯就相对难上许多。一旦思想松懈、条件成熟，旧习惯又将出现反弹，甚至变本加厉。好习惯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稍一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同样，改掉一个坏习惯，如果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刮骨疗伤的勇毅，很难彻底铲除。 （摘自《解放军报》）
贯彻群众路线要“教育”与“实践”两手抓两手硬
教育和实践是贯彻群众路线的“两只手”。两者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杜绝顾此失彼，就要做到两手抓两手硬。要重视长效机制建设，重视可操作性，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教育和实践活动不断深入。各地各部门要着力增强制度的针对性、操作性，体现问题导向、对准突出问题，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要有重点、重质量、讲实效，不能一味追求数量，更不能为了好看而定制度，防止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这样的制度才会产生实际效力，既能直接遏制突出问题的再现，又能从源头上防止新问题的滋生。 （摘自《经济日报》）
善讲“大白话” 夯实群众工作“基本功”
时下，有少数干部不会“说话”，口大气粗、居高临下、废话连篇者时而有之。究其原因，是官僚主义思想作祟，更是深入群众不够，不知道群众所思所想、所需所盼，话自然说不到群众心坎上。善讲“大白话”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大白话的特点是朴实生动、形象贴切，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哪怕有时听起来“土”得掉渣，但却句句在理、入木三分。领导干部要多讲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摘自《中国组织人事报》）
“群众公认”是识人察人的首要标准
要始终把能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根本利益作为评判干部的第一标准，坚持用群众满意、群众拥护、群众认可去评价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看干部的德，要看对群众是否有真感情，做群众工作是否有热情；看干部的能，要看是不是善于做群众工作，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看干部的勤，要看是不是深入群众和实际，夙夜在公、勤勉工作；看干部的绩，要看工作是不是惠及百姓，是不是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看干部的廉，要看是不是严格要求自己，把群众利益作为根本利益。 （摘自《人民日报》）
责任追究应将约束、保护、激励融为一体
责任追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惩处，而是把惩处约束、保护激励融为一体。有了明确严格的责任追究，可以促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自觉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谨慎行使权力。这是约束，同时也是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有效保护，因为有助于保证权力运行的预期，防止和避免错误。责任追究打破了干部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体制，克服了干部工作中最大的不公平现象。实行责任追究，不是让干部不干事，而是促使干部干好事、干实事、干成事，激励干部勤奋工作创造佳绩，其出发点和结果完全是积极的。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干部要树立“潜显并重”的政绩观
政绩观是对工作成效的价值判断，直接反映了干部工作的目标取向。关心群众利益、解决群众诉求，事无巨细，繁杂琐碎，不仅费时费力、费心费神，而且难以显现成绩。如果只重显绩、不重潜绩，对于这样的工作肯定无人愿意做，做了也只是蜻蜓点水、形式主义，甚至于能推则推，避之唯恐不及。只有树立显绩与潜绩并重的政绩观，才能在工作中既抓发展、又惠民生，才会把维护群众利益、解决群众诉求摆在突出位置，下力气抓实抓好。
（摘自《红旗文稿》）
深化创新推动调查研究方式转型
要善于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把经验指导型转化为信息指导型，推进传统调查研究向现代调查研究转型。要善于发动基层和群众，还要通过给一线部门和岗位出题目、留作业，激发和促进群众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既要防止以“键对键”代替“面对面”，同时也要充分把握现代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重视多种媒体的综合运用，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提升调查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科学性。（摘自《辽宁日报》）
提高政绩考核科学化水平应处理好两种关系
一是全面与重点的关系。政绩考核要看领导者履职的全面情况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实际成效，同时也要突出重点，根据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大一些指标考核的权重。二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我国地区差别很大，在制定考评体系时，既要遵循政绩考核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坚持科学发展的导向，同时也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考评办法，使之符合本地实际。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对“另类和谐集体”说“不”
所谓“另类和谐集体”，是指一个单位的“一把手”等实权人物权力至高无上，事事说了算，下面的人全看他（他们）的脸色行事，凡事“一致通过”，保持高度的“和谐”。拒绝“另类和谐集体”应注重“四要”：一要把好任免关。从源头上把好拟任人选的关口，落实好用人失察追究责任制，切实执行述职述廉等项制度。二要分散权力。将专权变为分权，大家的事情大家办，班子的事情一班人办。三要“批评”权力。创造出能够批评“一把手”等实权人物的舆论氛围，能监督“死老虎”，更能监督在台上的“活老虎”。四要审计权力。对在任“一把手”的工作、财务情况“审计”动真格，尤其是对离任、外调的“一把手”要进行全面彻底审计，并做到确实有效。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注重区分选任制和委任制的价值取向
委任制偏重公平价值取向，以台阶为基础，以实绩为依据；选任制偏重效率价值取向，可以突破台阶的束缚，以适用为衡量标准，以一定范围内的民意为依据。区分实施这两种选拔方式，为突破长期制约干部工作科学发展的瓶颈提供了可能。比如干部破格提拔，很容易引发社会对程序公平的质疑，因为在委任制的制度框架下，破格始终难以实现公平的价值目标，但通过选任制，破格可以突破公平约束，直接追求效率的价值目标，从而促进公平和效率相辅相成。 （摘自《学习时报》）
科学考核的基础是强化成本意识
成本意识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在追求发展成果的过程中，干部尽力而为，投入量力而行，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考虑行政成本、财务成本，更要统筹考量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承受能力；二是将扩充发展可用成本当作干部实绩，鼓励干部优化结构、涵养民生，多做积蓄发展动力的“潜绩”，乐于“前人栽树”，杜绝“焚林而猎”。 （摘自《中国组织人事报》）
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虽已进入建章立制环节，但先别忙着“立新规”，切忌造成制度交叉打架的情形。首先，给原有制度来一次“瘦身”。要由相关单位、专门人员负责，对原有改进作风方面的制度进行一次大清理，拿起“手术刀”，摒弃不合时宜的，修整能够坚持的。其次，保证新建制度规范实用。新建的制度要像中央“八项规定”那样，直截了当、简明扼要，易操作、能落实。再次，建立目录管理制度。确保以后建立的相关制度通过程序才可进入该目录。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制度一旦建立，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搞变通，杜绝“下不为例”。
（摘自《组织人事报》）
群众路线内涵法制化的三个条件
将群众路线的内涵法制化，应当创造三个条件。首先，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宪法权利与其他各种法律权利，使人民群众深切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其次，应当使人民群众的利益法制化，通过法律、制度来协调和均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眼前现实利益；再次，还应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转化为党员干部的具体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落实到具体工作职责上。 （摘自《人民论坛》）
群众满意，整改才有意义
避免“松、软、拖”，群众是动力，只有把整改的任务书、时间表交给群众，与群众互动，整改才有活力；整改是否“准、狠、韧”，群众是裁判，只有让群众满意，整改才有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整改就是“革自己的命”。这既需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也少不了群众参与、群众监督的机制；既需要有破解“老大难”问题的勇气，又必须拿出啃下硬骨头的韧劲；既需要一桩一桩地解决实际问题，也呼唤一件一件地建章立制……如果群众对整改不满意，上级就不松口，活动就不罢休，才能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
（摘自《人民日报》）
深入群众 关键是“心入”
“心入”群众，领导干部就要沉下心来，与群众抱成一团。有些干部，本来就不熟悉群众，也没有为群众办实事的意识，坐在农家的板凳上，想的是自家的安乐窝，“深入群众”不过是一种形式，只是为了应对上级的要求。身与群众“面对面”，心与群众隔着“墙”，与群众拉开了距离。有了距离，也就容易官气挡道，地气不通，底气不足，灵气不够，行事不公，办事糊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干部一不留神，侮蔑群众的“雷语”就冒了出来、蔑视群众的不良行为就做了出来的重要原因。 （摘自《浙江日报》）
群众路线是一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党在群众工作中必须摆脱空谈空想，更多地关注实际工作；党作为少数人的团体，必须走向作为多数人的群众中间，考察群众状况，接触群众具体生活；党在工作中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应时刻关心群众的需要和情绪；此外，党还必须在工作中选择灵活多样、适合具体情况的工作方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党与群众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对群众的工作主要表现为党对群众的领导，因此，党对群众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一种领导方法。（摘自《文汇报》）
让好作风成为好习惯
加强作风建设，不能满足于坐而论道，必须结合实际、融入实践。实验证明，一种行为重复21天以上便可形成习惯，重复85天便会形成稳定的习惯。但改掉一个习惯就相对难上许多。一旦思想松懈、条件成熟，旧习惯又将出现反弹，甚至变本加厉。好习惯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稍一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同样，改掉一个坏习惯，如果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刮骨疗伤的勇毅，很难彻底铲除。 （摘自《解放军报》）
贯彻群众路线要“教育”与“实践”两手抓两手硬
教育和实践是贯彻群众路线的“两只手”。两者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杜绝顾此失彼，就要做到两手抓两手硬。要重视长效机制建设，重视可操作性，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教育和实践活动不断深入。各地各部门要着力增强制度的针对性、操作性，体现问题导向、对准突出问题，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要有重点、重质量、讲实效，不能一味追求数量，更不能为了好看而定制度，防止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这样的制度才会产生实际效力，既能直接遏制突出问题的再现，又能从源头上防止新问题的滋生。 （摘自《经济日报》）
善讲“大白话” 夯实群众工作“基本功”
时下，有少数干部不会“说话”，口大气粗、居高临下、废话连篇者时而有之。究其原因，是官僚主义思想作祟，更是深入群众不够，不知道群众所思所想、所需所盼，话自然说不到群众心坎上。善讲“大白话”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大白话的特点是朴实生动、形象贴切，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哪怕有时听起来“土”得掉渣，但却句句在理、入木三分。领导干部要多讲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摘自《中国组织人事报》）
“群众公认”是识人察人的首要标准
要始终把能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根本利益作为评判干部的第一标准，坚持用群众满意、群众拥护、群众认可去评价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看干部的德，要看对群众是否有真感情，做群众工作是否有热情；看干部的能，要看是不是善于做群众工作，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看干部的勤，要看是不是深入群众和实际，夙夜在公、勤勉工作；看干部的绩，要看工作是不是惠及百姓，是不是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看干部的廉，要看是不是严格要求自己，把群众利益作为根本利益。 （摘自《人民日报》）
责任追究应将约束、保护、激励融为一体
责任追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惩处，而是把惩处约束、保护激励融为一体。有了明确严格的责任追究，可以促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自觉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谨慎行使权力。这是约束，同时也是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有效保护，因为有助于保证权力运行的预期，防止和避免错误。责任追究打破了干部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体制，克服了干部工作中最大的不公平现象。实行责任追究，不是让干部不干事，而是促使干部干好事、干实事、干成事，激励干部勤奋工作创造佳绩，其出发点和结果完全是积极的。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干部要树立“潜显并重”的政绩观
政绩观是对工作成效的价值判断，直接反映了干部工作的目标取向。关心群众利益、解决群众诉求，事无巨细，繁杂琐碎，不仅费时费力、费心费神，而且难以显现成绩。如果只重显绩、不重潜绩，对于这样的工作肯定无人愿意做，做了也只是蜻蜓点水、形式主义，甚至于能推则推，避之唯恐不及。只有树立显绩与潜绩并重的政绩观，才能在工作中既抓发展、又惠民生，才会把维护群众利益、解决群众诉求摆在突出位置，下力气抓实抓好。
（摘自《红旗文稿》）
深化创新推动调查研究方式转型
要善于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把经验指导型转化为信息指导型，推进传统调查研究向现代调查研究转型。要善于发动基层和群众，还要通过给一线部门和岗位出题目、留作业，激发和促进群众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既要防止以“键对键”代替“面对面”，同时也要充分把握现代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重视多种媒体的综合运用，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提升调查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科学性。（摘自《辽宁日报》）
提高政绩考核科学化水平应处理好两种关系
一是全面与重点的关系。政绩考核要看领导者履职的全面情况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实际成效，同时也要突出重点，根据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大一些指标考核的权重。二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我国地区差别很大，在制定考评体系时，既要遵循政绩考核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坚持科学发展的导向，同时也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考评办法，使之符合本地实际。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对“另类和谐集体”说“不”
所谓“另类和谐集体”，是指一个单位的“一把手”等实权人物权力至高无上，事事说了算，下面的人全看他（他们）的脸色行事，凡事“一致通过”，保持高度的“和谐”。拒绝“另类和谐集体”应注重“四要”：一要把好任免关。从源头上把好拟任人选的关口，落实好用人失察追究责任制，切实执行述职述廉等项制度。二要分散权力。将专权变为分权，大家的事情大家办，班子的事情一班人办。三要“批评”权力。创造出能够批评“一把手”等实权人物的舆论氛围，能监督“死老虎”，更能监督在台上的“活老虎”。四要审计权力。对在任“一把手”的工作、财务情况“审计”动真格，尤其是对离任、外调的“一把手”要进行全面彻底审计，并做到确实有效。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注重区分选任制和委任制的价值取向
委任制偏重公平价值取向，以台阶为基础，以实绩为依据；选任制偏重效率价值取向，可以突破台阶的束缚，以适用为衡量标准，以一定范围内的民意为依据。区分实施这两种选拔方式，为突破长期制约干部工作科学发展的瓶颈提供了可能。比如干部破格提拔，很容易引发社会对程序公平的质疑，因为在委任制的制度框架下，破格始终难以实现公平的价值目标，但通过选任制，破格可以突破公平约束，直接追求效率的价值目标，从而促进公平和效率相辅相成。 （摘自《学习时报》）
科学考核的基础是强化成本意识
成本意识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在追求发展成果的过程中，干部尽力而为，投入量力而行，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考虑行政成本、财务成本，更要统筹考量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承受能力；二是将扩充发展可用成本当作干部实绩，鼓励干部优化结构、涵养民生，多做积蓄发展动力的“潜绩”，乐于“前人栽树”，杜绝“焚林而猎”。 （摘自《中国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