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与意义世界的重建——兼与徐英瑾教授商榷

来源 :探索与争鸣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tt3221340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卷化"从一个专业学术词汇进入当下的文化空间,变成一个意义宽泛的"热词",折射出新世代对于"劳动"(人类活动)意义的新理解."劳动"在满足生存必需层面上的功能逐渐减弱,但注重"私人性"的消费社会压抑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深度地获得大量交流与闲暇的"虚拟体验",开始形成新的网络虚拟社群,但是"虚拟世界"仍然无法取代"现实世界"的经验,只能扮演某种"现实世界"的补充与调剂角色,新世代也难以借助"虚拟体验"自身来完成生命意义的重建.更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的高速交互性也让现代人越来越强调"即时性","当下"的瞬时性体验变得非常重要,这却让具备完整意义脉络的"历史"与充满希望的"未来"想象被排斥在意义建构的框架之外.
其他文献
加快打造与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城市软实力,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文化建设为城市精神品格提供内容支撑,为城市人才聚集提供风格吸引,为建设“人人都是软实力”的人民城市提供全民参与和践行抓手,为城市治理提供人文环境,为建设卓越影响力和吸引力城市提供特色定位.
期刊
随着三孩政策的到来,不断探索低生育率下人口变动的新特性,是低生育率社会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上海是我国典型的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甚至是超低生育率的特大型城市.上海的实证数据分析表明,低生育率社会中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其独特规律:不同特征人群均表现出打算/实际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的“趋同性”;较高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人群,表现出意愿生育子女数较高且更可能转化为实际二孩生育行为的“倒挂性”;实际生育水平表现为长期低于生育意愿的“偏低性”;生育与婚姻两个密切相关的生命事件表现出“脱钩性”.这些特征提示,不
中国高校正在进行以"不升即走"或"非升即走"为核心特点的长聘制改革.张维迎教授在中国高校引入该制度的过程中曾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他用传统博弈论过度抽象的框架来把握谢林直面现实的博弈思想,对"非升即走"得以起到良好作用的"任责—威胁/承诺"逻辑或机制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未能很好地理解"威胁"(Threat)与"承诺"(Promise)的差异;也未能清晰地认知它们的"可信"和"不可信",并不在于由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收益所构成的博弈框架,而在于该框架之外的参与人通过"任责"(Commitmen
对大变革时代社会调查的分析不能限于具体的调查内容及观点,而是应该确定研究者的理论方位,更应该注意问题发生的历史方位和世界方位.以此来看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分别有以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三大学派在各自研究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不同方案.其背后不仅是政治立场和认识论之争,更是当时世界三大思想理论之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新儒家"在中国问题上的解决方案之争.三大学派在理论上的差异导
城市形象是公众对城市产业经济、建筑空间等物质要素和人文历史、社会面貌等非物质要素的整体印象和评价,既反映了城市的过往与现状,也包含了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期待.它既体现了公众对城市的认知图式,也是公众与城市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当下,城市形象的全球传播不仅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更在不断重构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建构着社会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想象,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内涵.面向未来,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实现城市软实力多维度进步以及竞争力的“能级跃升”
期刊
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1980—2020年中国总人口的预测值、规划值和实际值,构建偏差率指标,对历次人口发展规划进行差距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人口规模的预测和规划均存在高估的系统性偏差,这放大了人口数量增长效应.而系统性偏差是人口估算方法的局限性、人口规划的主观性以及人口问题的选择性建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为了未来的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更具科学价值与政策意义,建议从三个方面应对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偏差:一是辩证地看待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的作用与限度;
"普遍交往"是交往关系的理想状态,在数字化时代,交往的数字化变革蕴含着通向"普遍交往"的可能,表现在几个方面: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成为"普遍交往"的物质起点;私有制瓦解趋势成为"普遍交往"的逻辑前提;人的本质复归成为"普遍交往"的价值旨归;数字全球化为"普遍交往"创造空间基础.当然,"普遍交往"从理论向现实转变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技术的可能性,还需要考虑以下方面:其一,交往形式再生产是实现"普遍交往"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其二,生产性变革是数字化时代实现"普遍交往"的根本动因;其三,治理性变革是数字化时代实现"普遍
近百年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两次大危机,最近的一次虽然发生在2008年,但世界经济仍处于相对缓慢的增长路径上.找出危机的根源,是走出危机的关键.通过建立一个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制造基础决定的全球制造业分工框架,有助于洞悉知识生产与知识资本化不平衡的内在机制.国家间知识生产和产出份额上的不平衡,是世界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而"大萧条"的真正走出,正在于全球知识生产的再平衡.各国政府应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更积极地投入基础研究并完善新产业形成的制度环境,解决好当下的全球长期停滞问题.
脑机接口作为当代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表现之一就是它从多向度给我们带来的"身体革命",包括它对人类心物交互方式的改变使身体成为可以替代的对象;它对肢体或感官方面的残障人士在身体功能上的治疗与恢复,可以使他们重获身体平等与人格尊严;它在治疗基础上进一步使正常的身体得到增强,为人类克服身体的自然局限性提供了新的可能.在脑机接口的这些身体革命效应中,需要处理好治疗与增强的关系,在追求更满意的身体与避免身体改造中的风险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
特殊农民群体成员资格认定关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实现,与每一位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但其在裁判结果、法律适用、资格认定标准、资格认定主体及村民自治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造成司法裁判差异的根源在于特殊农民群体成员资格认定面临着诉讼主体资格不明、资格认定标准不清、资格认定主体不定以及司法介入限度不一等现实困境.对此,应通过赋予特殊农民群体诉讼主体地位、厘清特殊农民群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确定成员集体为成员资格认定主体以及明确司法介入成员自治的必要限度等举措,以规范特殊农民群体成员资格认定的现实路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