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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全”一词已经从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领域当中抽象出来，成为描述整个社会进程的一个范畴。“安全发展”就是把风险降到能够保证主体基本生存和发展的程度。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出冲突剧烈性加剧，整体复杂性加深，走向未知性增加的根本特质。这些根本特质，既为安全发展带来挑战，又带来可能性。我国应充分把握“变局”，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安全发展体系，在实践当中把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保障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社会的安全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百年未有大变局;安全发展;复杂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7-0030-05
“安全”一词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早在1989年我国就发布了《安全科学学科体系及其发展状况》，将安全视为一门科学，并进行了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生产与安全是分不开的”[1]，也间接指出了安全科学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伤亡事故等损失将产生不可忽略的社会影响，有损于社会主义中国形象。在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当中，“安全”一词出现了38次，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安全、政府监管安全、粮食安全、投资安全、技术安全、公共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对外开放安全等等。“安全”已经从一个个领域，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当中抽象出来，成为描述整个社会进程的一个范畴。
一、安全与安全发展的含义
究竟何为安全？第一，就“安全”的词典意义来说，它是一个形容词，解释为“没有危险，平安”。既然是形容词，那他就有修饰的对象，在不同的具体语境当中，便对应着不同的对象。第二，“安全”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即理论语境下以及实践语境下。在理论语境下，“安全”是发展哲学的一个范畴，也是一种方法论。在实践语境下，安全发展的主体是国家和人。客体则是不同的对象，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人，“安全”就是使人民平安生活，使人类整体减少危险。第三，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安全”，需要将它的对立面“危险”纳入讨论。“安全”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层面，“安全”一词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概括起来，“安全”指的就是把风险降到可容许的程度。
那么，这个“可容许的程度”又是什么程度呢？这就要从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规定，这也是“安全”与“发展”密不可分的地方。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论述了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2]。安全是发展的基本条件，安全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是为了防止发展过程中的颠覆性错误的應有之义。发展则是安全的保障，发展追求的是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安全感，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没有安全的发展是盲目冒进，没有发展的安全就是守旧自封。所以这种“可容许的程度”就是能够保证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安全发展”就是把风险降到能够保证主体基本生存和发展的程度。
那么是不是有了安全就能发展，有了发展一定会带来安全。答案显而易见，不是的。安全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也是安全的必要条件，但从一定阶段来看，安全不一定促进发展，发展也不一定带来安全，安全与发展并非完全同步。在生产领域，安全发展阶段理论给出了一个答案：“从宏观上看，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规律特征，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安全生产发展阶段。”[3]这给予安全生产事故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个科学的揭示。那么人类社会的安全发展是否符合此生产发展阶段理论呢？也很明显，不符合。社会的发展并不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先是安全性高，再进入安全性极低的阶段，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安全性较高的阶段。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原始社会人的安全是比较低的，仅仅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都显得非常无力;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的安全是有所提升的，但世界战争却又成为人类安全提升过程中的大灾难;现代社会，则是高风险与高安全相伴而生。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安全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进程是一致的，并不是倒U形，都是从低到高不断发展着的。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由低级到高级，安全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历史地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际上一切的发展都遵循着“趋利避害”的总体原则，“趋利避害”恰恰反映着对“安全”的追求。植物将叶子转向阳面或阴面，都是为了自身的生长安全，为了生命的发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追求的“利”也能够给人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安全，实现人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从整体上往更高一级的安全，更高层次的发展进步。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中，安全需求在金字塔的第二层次，他所说的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4]，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根据马斯洛的看法，安全需求是更高层级的需求，从他的理论结构来讲是合理的。但根据“安全发展”的定义，把风险降到能够保证主体基本生存和发展的程度来看，安全需求实际上贯穿在每个需求层次当中，说明安全发展也有一个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过程，生理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需求内含着安全与发展层次的提升。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风险与高安全相伴，“危”与“机”并存，这是一个“变”与“不变”统一的发展进程。这种格局、这个进程有着独特的表现及本质特征，决定了我国在应对这场变局当中必须坚持安全发展。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和本质特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普遍被视为是着眼于国家层面的论断，是对国际各个方面变化的一个总体性论断。相应地本文的“安全发展”也着眼于国际层面，聚焦于我国国家的发展，从世界的根本变化特征来讨论我国安全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5]实际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6]他也指出了一系列我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同的学者从具体的角度探讨了“大变局”的不同的含义，王少泉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五大科学内涵，分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加快重塑世界步伐”，“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力量趋向平衡”，“大国战略博弈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以及“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7]。权衡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六大现实表现，与王少泉对内涵的概括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他对经济的变化的表述更为细致，指出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正在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新变化”以及“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与经贸秩序正在发生新变化”[8]。国际关系学系学者史志钦论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呈现是也基本类似，他又补充论述了“国际安全挑战多样化和碎片化”[9]这一方面。
以上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和表现的概括比较充分，但无论是政治上的多极化还是经济上的逆全球化，亦或是文化上的交流日益深刻，都未从根本上触及“变”的实质。从上面这些表征当中，应该再进一步抽象出更为本质的变化。这些本质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冲突的剧烈性加剧。国际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面临着巨大的调整”，“既得利益者与争取利益者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既得利益者“往往会对当今社会的利益结构调整持反对的态度”，而“争取利益者则希望通过利益结构调整来增加自己的利益”[10]。
张玉堂概括了利益冲突的三个发展阶段：“对峙阶段、威胁阶段和暴力对抗阶段”[11]，并且提出了利益冲突展开的层次，首先是生存方面的利益冲突，其次是享受方面的利益冲突，最后是发展方面的利益冲突。当前社会冲突的剧烈性加剧，就是因为很多冲突已经由对峙阶段向威胁阶段上升。利益冲突既包含生存层次，也包含享受和发展层次。尽管有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但不能将这三者割裂。越是剧烈的冲突就越是包含的层次多。
新的利益体系一定会形成，但在这之前一定会有一段冲突加剧，“骚乱不安”的时期，当前就处在这样的时期。根据事物发展呈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来看，罗伯特·赖特认为世界将形成新的平衡状态，其组织程度将更高于过去任何一段平衡时期[12]。
第二，社会整体的复杂性加深。“生物与文明的演变历史是朝越变越复杂的方向进化”[13]。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的复杂性科学正是发展复杂性的极好说明。复杂性科学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系统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系统论除了解释自然科学当中的研究现象，也能够用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整个人类社会是个共生系统”[14]。与复杂性科学相伴的，是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罗伯特·赖特提出“‘非零和’越复杂，越不易受到淘汰，因此进化的方向是‘越变越复杂’”[15]。
朝着复杂性方向的演化，就是为了使社会得以保存。这种复杂性一方面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增多，导致利益关系的复杂。寻求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主体都在增加。生产力水平是一定的，全球的利益总量是一定的，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有更多利益诉求的主体增多，每一个主体都要求相应的利益，这就增加了利益协调的复杂性。“由于对荣誉、权力、或物质的欲望，人在同伴中寻求地位，他既不能忍受这些同伴，又不能忍受失去这些同伴”[16]。各种利益主体的存在不单单是因为对各自利益的追求，也是源于他人的利益需要。各种利益主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共同竞争，又不能彻底失去对方。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是一个充分的说明，中国企业的停工停产导致世界各地一些其他企业也无法如期生产，个别国家欲借此将本国经济与中国脱钩。从根本上来看，这是违背复杂性的演化方向的，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的融合是不可逆的大势。但从表面来看，这又恰恰体现了利益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利益的多元，这与利益主体增多相一致的。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增加，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融合在一起，生存利益、享受利益和发展利益交织在一起。过去更多的是呈现一方面或一个层次的需求，相对简单更容易解决，现代的这种复杂性是过去所没有的。复杂性是“变”的一个根本性的特质。
第三，社会走向的未知性增加。首先，这种未知性是由已经形成的全球性的人类社会带来的。这意味着国家、民族、个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全球的社會网络。在这个网络当中，单个要素的影响加大，任何一个足够有力的要素的改变都有可能改变社会的走向。例如，过去社会也有病毒，但不会像今天的病毒对人类的影响这么大。伴随着发达的交通网络和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病毒在人们建立起来的全球网络当中肆虐，流行病灾难的不可控性增加。
其次，这种未知性是由新的全球性问题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像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局部战争、恐怖主义等等。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密切相关，这些问题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正因为这些全球性问题有待全球的共识和相应的方案，所以，它们带来了更多的冲突，冲突增加了国际社会的未知性。哪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都可能产生更深的冲突。局部战争留给一些地区的贫困和难民，恐怖主义，生化武器的恐惧，就是一些全球性问题未妥善解决带来的新问题。哪些错误的方案又将给人类带来什么？人类自己制造的未知的问题可能还会有，都将影响发展的局势。 最后，就我国的发展来说，这种未知性在于我国正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没有现成的经验供参考，“摸着石头过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路上。中国用“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用成立70来年的成绩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的优势。然而，国家治理经验还有待总结，在前进的道路上，风险和冲突也相伴而生。我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的身份变迁，产生的影响增大，既带来了安全发展的可能，也带来了更多未知因素。任何颠覆性的错误都可能影响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甚至是社会走向。所以不能放任国际形势的变迁，而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增加判断力，增强影响力，化解风险，实现安全发展。
三、安全发展是应对变局的基本之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些根本性特征表现出了两面性，既为安全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安全发展带来了可能性。“安全”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应对变局的基本之策。
第一，社会冲突的剧烈性加剧是走向安全发展的必要条件。“不同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冲突和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17]。“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变”的本质特质冲突的加剧，从另一方面来说，恰恰是推动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冲突，人们才更渴望安全发展，才会指引社会走向安全发展的方向。第二，社会整体的复杂性作为“变”的本质特征，也为安全发展提供了可能。利益主体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决定了各个主体之间的牵绊和制衡也复杂化，保证了人类发展的安全性。第三，社会走向的未知性，也为安全发展提供了可能。正因为某个不经思考的举动可能会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让人们能够更加慎重，顾虑安全。
然而，这些“变”的本质特征仅仅是提供了安全发展的可能性。在实际的现实社会当中，总有为了一己私利，不顾他人利益甚至是整体人类利益的个人或群体，也总存在一些失控的因素影响着安全发展的进程。因此，对于我国而言，要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从根本出发，牢牢把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利用“变局”的剧烈冲突和社会变化的复杂性以及未知性，主动把握方向，将安全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实现社会安全与发展的统一。
首先，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从“安全发展”的定义以及实践可以看出来，“安全发展”就是把风险降到能够保证主体基本生存和发展的程度。安全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安全发展必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18]。就国际社会而言，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追求本国、本民族的安全与发展时，也要兼顾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安全与发展，不能为了一己私欲损害他方利益。
其次，建立健全安全发展体系。安全发展早就已经不仅仅存在生产领域，而是与人的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关。既然安全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体现，那么就应当进行系统化的安全发展，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的复杂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提及社会治理时，指出“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这是系统化思维，系统治理的体现。
最后，在实践当中把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9]，安全发展是一种实践，不是思想活动。我国正在走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还处于探索当中，经不起任何颠覆性的错误，所以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构建新的国际格局，引领方向，主动作为。不能为了发展盲目向前，迷失在未来;也不能为了安全，裹足不前，抓不住未来的方向。安全与发展都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因此，提升安全发展水平，追求更高层级的安全与发展是符合发展规律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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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冶金部安全環保研究院情报室.安全科学学科体系及其发展状况[N].1989-12-1.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09.
〔3〕罗云.安全生产理论100则[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8.5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5〕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7.
〔6〕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
〔7〕王少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与哲理[J].科学社会主义，2019（04）：67.
〔8〕权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机理与中国之战略应对[J].科学社会主义，2019（03）：98.
〔9〕史志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身份的变迁[J].学术前沿，2019（04）：54.
〔10〕〔11〕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104， 111.
〔12〕〔13〕〔15〕〔16〕（美）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M].李淑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1，4，21.
〔14〕胡守钧.社会共生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3.
〔17〕〔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1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1.
（责任编辑 徐阳）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ith Security Development
YANG Jing
（College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word security has been abstracted out from the concrete social production and has become a category to describe the whole social process. Security development can guarantee the basic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by reducing the risk.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flicts， the deepening of overall complexity and the increase of unknowns. Thes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bring both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security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set up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 security development system. China will protect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Keywords： Security Development;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mplexity
关键词：百年未有大变局;安全发展;复杂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7-0030-05
“安全”一词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早在1989年我国就发布了《安全科学学科体系及其发展状况》，将安全视为一门科学，并进行了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生产与安全是分不开的”[1]，也间接指出了安全科学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伤亡事故等损失将产生不可忽略的社会影响，有损于社会主义中国形象。在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当中，“安全”一词出现了38次，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安全、政府监管安全、粮食安全、投资安全、技术安全、公共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对外开放安全等等。“安全”已经从一个个领域，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当中抽象出来，成为描述整个社会进程的一个范畴。
一、安全与安全发展的含义
究竟何为安全？第一，就“安全”的词典意义来说，它是一个形容词，解释为“没有危险，平安”。既然是形容词，那他就有修饰的对象，在不同的具体语境当中，便对应着不同的对象。第二，“安全”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即理论语境下以及实践语境下。在理论语境下，“安全”是发展哲学的一个范畴，也是一种方法论。在实践语境下，安全发展的主体是国家和人。客体则是不同的对象，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人，“安全”就是使人民平安生活，使人类整体减少危险。第三，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安全”，需要将它的对立面“危险”纳入讨论。“安全”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层面，“安全”一词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概括起来，“安全”指的就是把风险降到可容许的程度。
那么，这个“可容许的程度”又是什么程度呢？这就要从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规定，这也是“安全”与“发展”密不可分的地方。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论述了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2]。安全是发展的基本条件，安全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是为了防止发展过程中的颠覆性错误的應有之义。发展则是安全的保障，发展追求的是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安全感，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没有安全的发展是盲目冒进，没有发展的安全就是守旧自封。所以这种“可容许的程度”就是能够保证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安全发展”就是把风险降到能够保证主体基本生存和发展的程度。
那么是不是有了安全就能发展，有了发展一定会带来安全。答案显而易见，不是的。安全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也是安全的必要条件，但从一定阶段来看，安全不一定促进发展，发展也不一定带来安全，安全与发展并非完全同步。在生产领域，安全发展阶段理论给出了一个答案：“从宏观上看，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规律特征，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安全生产发展阶段。”[3]这给予安全生产事故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个科学的揭示。那么人类社会的安全发展是否符合此生产发展阶段理论呢？也很明显，不符合。社会的发展并不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先是安全性高，再进入安全性极低的阶段，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安全性较高的阶段。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原始社会人的安全是比较低的，仅仅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都显得非常无力;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的安全是有所提升的，但世界战争却又成为人类安全提升过程中的大灾难;现代社会，则是高风险与高安全相伴而生。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安全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进程是一致的，并不是倒U形，都是从低到高不断发展着的。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由低级到高级，安全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历史地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际上一切的发展都遵循着“趋利避害”的总体原则，“趋利避害”恰恰反映着对“安全”的追求。植物将叶子转向阳面或阴面，都是为了自身的生长安全，为了生命的发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追求的“利”也能够给人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安全，实现人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从整体上往更高一级的安全，更高层次的发展进步。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中，安全需求在金字塔的第二层次，他所说的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4]，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根据马斯洛的看法，安全需求是更高层级的需求，从他的理论结构来讲是合理的。但根据“安全发展”的定义，把风险降到能够保证主体基本生存和发展的程度来看，安全需求实际上贯穿在每个需求层次当中，说明安全发展也有一个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过程，生理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需求内含着安全与发展层次的提升。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风险与高安全相伴，“危”与“机”并存，这是一个“变”与“不变”统一的发展进程。这种格局、这个进程有着独特的表现及本质特征，决定了我国在应对这场变局当中必须坚持安全发展。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和本质特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普遍被视为是着眼于国家层面的论断，是对国际各个方面变化的一个总体性论断。相应地本文的“安全发展”也着眼于国际层面，聚焦于我国国家的发展，从世界的根本变化特征来讨论我国安全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5]实际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6]他也指出了一系列我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同的学者从具体的角度探讨了“大变局”的不同的含义，王少泉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五大科学内涵，分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加快重塑世界步伐”，“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力量趋向平衡”，“大国战略博弈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以及“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7]。权衡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六大现实表现，与王少泉对内涵的概括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他对经济的变化的表述更为细致，指出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正在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新变化”以及“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与经贸秩序正在发生新变化”[8]。国际关系学系学者史志钦论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呈现是也基本类似，他又补充论述了“国际安全挑战多样化和碎片化”[9]这一方面。
以上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和表现的概括比较充分，但无论是政治上的多极化还是经济上的逆全球化，亦或是文化上的交流日益深刻，都未从根本上触及“变”的实质。从上面这些表征当中，应该再进一步抽象出更为本质的变化。这些本质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冲突的剧烈性加剧。国际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面临着巨大的调整”，“既得利益者与争取利益者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既得利益者“往往会对当今社会的利益结构调整持反对的态度”，而“争取利益者则希望通过利益结构调整来增加自己的利益”[10]。
张玉堂概括了利益冲突的三个发展阶段：“对峙阶段、威胁阶段和暴力对抗阶段”[11]，并且提出了利益冲突展开的层次，首先是生存方面的利益冲突，其次是享受方面的利益冲突，最后是发展方面的利益冲突。当前社会冲突的剧烈性加剧，就是因为很多冲突已经由对峙阶段向威胁阶段上升。利益冲突既包含生存层次，也包含享受和发展层次。尽管有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但不能将这三者割裂。越是剧烈的冲突就越是包含的层次多。
新的利益体系一定会形成，但在这之前一定会有一段冲突加剧，“骚乱不安”的时期，当前就处在这样的时期。根据事物发展呈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来看，罗伯特·赖特认为世界将形成新的平衡状态，其组织程度将更高于过去任何一段平衡时期[12]。
第二，社会整体的复杂性加深。“生物与文明的演变历史是朝越变越复杂的方向进化”[13]。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的复杂性科学正是发展复杂性的极好说明。复杂性科学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系统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系统论除了解释自然科学当中的研究现象，也能够用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整个人类社会是个共生系统”[14]。与复杂性科学相伴的，是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罗伯特·赖特提出“‘非零和’越复杂，越不易受到淘汰，因此进化的方向是‘越变越复杂’”[15]。
朝着复杂性方向的演化，就是为了使社会得以保存。这种复杂性一方面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增多，导致利益关系的复杂。寻求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主体都在增加。生产力水平是一定的，全球的利益总量是一定的，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有更多利益诉求的主体增多，每一个主体都要求相应的利益，这就增加了利益协调的复杂性。“由于对荣誉、权力、或物质的欲望，人在同伴中寻求地位，他既不能忍受这些同伴，又不能忍受失去这些同伴”[16]。各种利益主体的存在不单单是因为对各自利益的追求，也是源于他人的利益需要。各种利益主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共同竞争，又不能彻底失去对方。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是一个充分的说明，中国企业的停工停产导致世界各地一些其他企业也无法如期生产，个别国家欲借此将本国经济与中国脱钩。从根本上来看，这是违背复杂性的演化方向的，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的融合是不可逆的大势。但从表面来看，这又恰恰体现了利益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利益的多元，这与利益主体增多相一致的。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增加，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融合在一起，生存利益、享受利益和发展利益交织在一起。过去更多的是呈现一方面或一个层次的需求，相对简单更容易解决，现代的这种复杂性是过去所没有的。复杂性是“变”的一个根本性的特质。
第三，社会走向的未知性增加。首先，这种未知性是由已经形成的全球性的人类社会带来的。这意味着国家、民族、个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全球的社會网络。在这个网络当中，单个要素的影响加大，任何一个足够有力的要素的改变都有可能改变社会的走向。例如，过去社会也有病毒，但不会像今天的病毒对人类的影响这么大。伴随着发达的交通网络和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病毒在人们建立起来的全球网络当中肆虐，流行病灾难的不可控性增加。
其次，这种未知性是由新的全球性问题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像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局部战争、恐怖主义等等。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密切相关，这些问题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正因为这些全球性问题有待全球的共识和相应的方案，所以，它们带来了更多的冲突，冲突增加了国际社会的未知性。哪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都可能产生更深的冲突。局部战争留给一些地区的贫困和难民，恐怖主义，生化武器的恐惧，就是一些全球性问题未妥善解决带来的新问题。哪些错误的方案又将给人类带来什么？人类自己制造的未知的问题可能还会有，都将影响发展的局势。 最后，就我国的发展来说，这种未知性在于我国正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没有现成的经验供参考，“摸着石头过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路上。中国用“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用成立70来年的成绩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的优势。然而，国家治理经验还有待总结，在前进的道路上，风险和冲突也相伴而生。我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的身份变迁，产生的影响增大，既带来了安全发展的可能，也带来了更多未知因素。任何颠覆性的错误都可能影响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甚至是社会走向。所以不能放任国际形势的变迁，而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增加判断力，增强影响力，化解风险，实现安全发展。
三、安全发展是应对变局的基本之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些根本性特征表现出了两面性，既为安全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安全发展带来了可能性。“安全”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应对变局的基本之策。
第一，社会冲突的剧烈性加剧是走向安全发展的必要条件。“不同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冲突和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17]。“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变”的本质特质冲突的加剧，从另一方面来说，恰恰是推动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冲突，人们才更渴望安全发展，才会指引社会走向安全发展的方向。第二，社会整体的复杂性作为“变”的本质特征，也为安全发展提供了可能。利益主体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决定了各个主体之间的牵绊和制衡也复杂化，保证了人类发展的安全性。第三，社会走向的未知性，也为安全发展提供了可能。正因为某个不经思考的举动可能会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让人们能够更加慎重，顾虑安全。
然而，这些“变”的本质特征仅仅是提供了安全发展的可能性。在实际的现实社会当中，总有为了一己私利，不顾他人利益甚至是整体人类利益的个人或群体，也总存在一些失控的因素影响着安全发展的进程。因此，对于我国而言，要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从根本出发，牢牢把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利用“变局”的剧烈冲突和社会变化的复杂性以及未知性，主动把握方向，将安全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实现社会安全与发展的统一。
首先，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从“安全发展”的定义以及实践可以看出来，“安全发展”就是把风险降到能够保证主体基本生存和发展的程度。安全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安全发展必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18]。就国际社会而言，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追求本国、本民族的安全与发展时，也要兼顾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安全与发展，不能为了一己私欲损害他方利益。
其次，建立健全安全发展体系。安全发展早就已经不仅仅存在生产领域，而是与人的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关。既然安全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体现，那么就应当进行系统化的安全发展，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的复杂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提及社会治理时，指出“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这是系统化思维，系统治理的体现。
最后，在实践当中把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9]，安全发展是一种实践，不是思想活动。我国正在走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还处于探索当中，经不起任何颠覆性的错误，所以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构建新的国际格局，引领方向，主动作为。不能为了发展盲目向前，迷失在未来;也不能为了安全，裹足不前，抓不住未来的方向。安全与发展都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因此，提升安全发展水平，追求更高层级的安全与发展是符合发展规律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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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1.
（责任编辑 徐阳）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ith Security Development
YANG Jing
（College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word security has been abstracted out from the concrete social production and has become a category to describe the whole social process. Security development can guarantee the basic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by reducing the risk.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flicts， the deepening of overall complexity and the increase of unknowns. Thes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bring both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security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set up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 security development system. China will protect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Keywords： Security Development;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mplex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