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彧，1929年11月出生，1944年参加“青年远征军”，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军部文工团团员。1951年和1953年先后两次入朝，1955年复员，1986年离休。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说：“西南局规定的1950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90万，90万，6000万，60万。……还有一个90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翻阅旧报纸时看到这些话，我不禁回忆起了70年前在贵州难忘的剿匪经历。

正安剿匪

　　1949年11月14日夜晚，我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先头部队第四十六师攻克贵阳以后，军首长当即命令我文工团火速进入贵阳去占领文化阵地。
　　贵州的正安、桐梓等地，处于偏远大山区，信息闭塞。当地居民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欺骗和蛊惑，解放军刚抵达时，沦为土匪的人特别多。他们利用山高谷深岩洞多好流窜的地形优势，到处立山头，搞暴动，制造混乱，挑起事端。土匪头目为了迷惑手下的喽啰，用朱砂在黄表纸上画符，打仗前烧符入水搅拌，称为“神水”，喽啰们喝下去以后便浑身发热，双眼赤红，两耳轰鸣。这些模样恐怖的众匪被称为“神兵”，头目诡称“神兵”在冲锋陷阵中可以“刀枪不入”，所以他们打起仗来会无所顾忌地冒死拼杀。
　　十六军刚进入贵州时，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为了宣传、发动群众，稳定人心，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我军特别强调群众纪律。文工团经常分散跟随战斗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并随时参加剿匪战斗。
　　1950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土匪以“玩龙灯”为名，化装成“舞龙队”混进正安县城，偷袭我驻县城的部队，致使我军伤亡惨重。我军一个排驻扎在一座二层小炮楼里，当地的土匪头目率领“神兵”，头裹红头巾，腰缠红腰带，手持大刀长矛枪械，口念“神灵保佑”“刀枪不入”等咒语，拼命攻打炮楼。由于敌众我寡，一个排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军长尹先炳闻报大怒，下令坚决歼灭这股土匪，组织部队分几路前往正安围剿。
　　那天，我随一个营的官兵在赶往正安的途中突然遭遇土匪，营长马上率领部队进行追击。土匪见解放军攻势凌厉，便仓皇而逃，我军紧追不舍。孰料追进一个深山谷内，土匪突然不见了踪迹。大家深感奇怪，于是从外到里仔仔细细地进行搜寻，终于发现深谷尽头的半山腰，有一个隐蔽的大山洞。一位排长带头向山洞冲去，不料山洞内筑有暗堡，排长不幸中弹牺牲。由于山洞内敌情不明，洞况复杂，我在明处敌在暗处，强攻将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因此，营长命令部队牢牢把守住洞口，准备把土匪困死在山洞。谁知相持两天未见洞内有丝毫动静，于是团部命令强攻，我和一位战友自告奋勇，手持火把，在前面带头探路，营长率队尾随。我向洞内扫射了一梭子子弹后冲进洞内，高喊“缴枪不杀！”洞内却无任何反应。我和战友高举火把向山洞深处摸索前进，直到火把即将燃尽，仍未见到土匪的踪影。面对深不可测的山洞，我们不敢深入冒进，只好无奈退出。

　　全营官兵心有不甘地撤出山洞以后，才听附近的群众说，这个大山洞大约有40多里纵深，整个山洞有多处出口，有利于土匪隐蔽出没。估计这股土匪已经从别的出口逃走了，于是营长决定寻村子宿营，休息一晚再向正安进发。
　　正安、桐梓一带到处是大山。第二天我们开拔，一动身就爬山，天黑才爬到山顶。第三天下山后惊喜发现，山脚下有一条奔泻的大河，河上筑有石桥，桥上构建有亭子，山、水、桥、亭构造在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线，看上去美不胜收。过桥后有一个不大的集镇，我们就在镇上号房子休息。当时生活很艰苦，营长想利用休息时间，让战士们到河里捕鱼改善生活，我们先把炸药包丢下水里爆炸，然后组织会游泳的同志下河捕捞。这一招挺见效，尽管天气很冷，但会游泳的同志们冒着刺骨的河水，很快捕捉了几篓子鱼，大家美餐了一顿，休息一夜后继续赶往正安。
　　正安县城不大，但城墙是用青石建造的，非常坚固。我们赶到正安时，先头部队已经打垮了一股“神兵”，并活捉了“神兵”的头目。战斗结束后，为了庆祝剿匪胜利，军首长命令文工团前往正安县城，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文工团在正安县城的广场上搞了一场大型文艺演出，我所在的急行军部队恰好赶到。当时文工团冒着逐渐下大的雨，演出了一部五幕十场的歌剧《为谁打天下？》。我不顾一路奔波征战的疲劳，也加入了乐队的伴奏。
　　正安剿匪胜利后，上级决定，“神兵”头目由文工团负责押送到遵义。于是文工团挑选了十多位身强力壮的同志负责，我是其中一员，随同300多位文工团成员先期到达了遵义。

文工团追匪

　　1950年夏季，解放不久的贵州境内，土匪遍布于崇山峻岭的洞穴山谷丛林之中，暴动、偷袭、暗杀、破坏等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为了保证十六军军部文工团全体成员的安全，男同志全部配备了枪支，有手枪、步枪、冲锋枪，还有几挺轻机枪，我因身材高大，当时配备了一长一短两支枪。女同志每人也发了两枚手榴弹随身携带，用于突发紧急情况下的自卫。根据任务的需要，文工团的人员时分时合、时散时聚，紧张奔波于遵义、绥阳、桐梓、正安一带的高山密林之间，向当地群众进行文艺宣传工作。
　　贵州的地形给我们的宣传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里群山连绵、山势陡峭、道路难走，群众居住得非常分散，从这一家走到“隔壁”的另一家，需要翻山越岭、跋河涉水。这种地形地势，开展活动时人多尚可，独行实难;白天行动还能将就，夜晚行走则困难重重。行动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应付各种突发敌情，还要时时与狼虫虎豹野猪等猛兽周旋。每次外出行动，我都把驳壳枪插在腰间，肩扛一支“汉阳造”老套筒，有时还得背着我的中音提琴，负重确实不轻！ 　　这年秋天，我们第一演出队在戏剧队队长刘鸿儒的带领下，全副武装前赴遵义附近的三岔镇去宣传群众。到达三岔镇的第二天，刘队长派我和戏剧队的一位同志，带枪护送运送演出器材的大车连（当时无汽车，运输物资全靠马车，故军部成立了一个大车连）中赶马车的同志返回遵义城。为了能当天返回驻地，一大早我们就赶着马车上了路。
　　马车出了镇子以后，行走在一段横穿两山之间比较平坦的大路上。赶马车的同志把轻机枪放在身旁，悠闲地吹着口哨，扬鞭催马，朝前奔驰。我和戏剧队的那位同志紧握手中步枪，警惕地坐在马车两侧的护栏上。
　　我们正疾行间，倏见田野远方冒出一个人跳上大路，慌里慌张地向我们这个方向奔来，边跑边在怀里掏什么东西。
　　“有情况！”见此情形，我们不由地紧张起来，立刻停下马车，同时操起枪来，子弹上膛，警觉地盯着那人的一举一动。
　　那人越来越近，蓦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色的物品，高高扬起挥动着。
　　“站住，不准动！”我们高举着枪，厉声喝道。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我……我是……村里的民兵！”那人边摇着手里的红色物品，边上气不接下气地高喊。
　　“什么事？说吧。”听说是民兵，我们放缓了口气，但没有放松警惕。
　　“上边有一股土匪，正往这边走来，就快到了。”这时，我们才看清楚他手里晃动的是民兵红袖章，稍稍地松了口气。
　　“有多少人？”我语气温和地问。那人回答道：“有上百人，队伍里面还有个官太太坐着滑竿哩！”接着又补充了一句：“离这里没多远了，他们人多，你们快躲躲吧！”
　　那人说完便回转身飞快地向山村里跑去。
　　情况紧急，我们三人快速商定了行动方案，迅疾掉转车头，把马车隐藏在山脚下一个小洼地的密林里。戏剧队的那位同志跑步回鎮里向领导汇报，请求支援，我和赶马车的同志飞奔上山，隐蔽在靠路边的一个山嘴上面瞭望观察，监视土匪的动向。
　　不一会儿，果然见一群穿着各色服饰的土匪，稀稀拉拉地沿着山间小路，簇拥着一个坐滑竿的华丽妇人走了过来。队伍里，有的背挎斗笠，有的肩披破雨衣或蓑衣，有的提着陈旧雨伞，一个个斜背着枪，手里拿着从路边地头掰下的向日葵，说笑嬉戏，毫无戒备地从山脚下走了过去。
　　土匪队伍过去不大一会儿，刘鸿儒队长便带领第一演出队的30多位男同志全副武装地跑步赶到。我们在刘队长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紧跟了上去。尽管我们都没有实战经验，但考虑到土匪如惊弓之鸟，很容易歼灭，所以人人信心百倍，决心将这股土匪全歼，为民除害。这时，天又下起了雨，雨水和泥泞像是在提醒和催促我们：土匪没逃好远，追上去就是胜利！我们加快了追击的步伐。
　　到下午两点多钟，刚转过一个山坡，看见土匪刚刚涉过一条溪流，奔向对面的高山，并开始向上攀爬。
　　“快！追上去，包抄他们！”刘队长边跑边迅速把我们分成两个战斗小组，从山的两侧包抄追击。刘队长带着戏剧组的同志向山的左边奔跑，荣光同志带着音乐组的同志向山的右边寻路急行，我随音乐组行动。我所在的这个战斗小组绕到大山右侧之后，又顺着山下一条山洪冲成的壕沟快速前进。
　　待我们重新发现目标时，土匪已经绕过山梁，就在我们正前方的半山腰，沿着浓雾的边缘，由左向右缓慢行进。刻不容缓，我们迅速沿壕沟边缘一字排开，架好轻机枪，子弹推上膛，做好冲锋的准备。荣光同志一声令下，大家在轻机枪的掩护下，跳出壕沟，边射击边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勇猛地向山上冲去。
　　山上的土匪开始还击，重机枪“突突突”地吼叫着，喷射出密集的子弹。我们顾不上雨水和泥土，机警地躲避着子弹，跳跃着向前猛冲，口中“杀”声不绝，响彻山谷……突然，山上土匪停止了射击，原来影影绰绰晃动的身影倏忽不见了。我们冲上山坡一看，山腰间有个深不可测的天然大洞，估计土匪躲进了洞内，于是部分同志点起火把，持枪进洞摸索前进搜查，结果走了几里远仍不见土匪踪迹，而且大洞仿佛无尽头似的向前延伸。进洞的同志分析土匪可能从洞的另一出口逃脱了，我们只好悻悻返回。
　　紧张追击了土匪几十里，尽管没有取得什么战绩，但身临其境地与土匪进行近距离较量，仍让我们这批文艺兵兴奋不已。
　　忙乎了一整天，这时我们才想起早饭还在锅里，中午饭也没有吃，个个饿得肚子“咕噜噜”直叫唤，战友李哲良还饿得昏倒在路上。在这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旷野里，找吃的特别困难，但漫山遍野长满了野果，尤其是那挂满枝头红似火的累累野果，格外夺人眼球。由于不认识这种山林野果子，深恐有毒，因此虽然饿得头发昏腿发软，但大家也不敢轻易去品尝。直到一位当地老乡从身旁经过，我们才认真请教，他热情地介绍说：“能吃能吃，人们叫它‘红果’。我们干（穷）人断炊时，常用它来充饥。”听此一说，大家乐翻了天，争着大把捋着往嘴巴里塞，红汁顺着嘴角向下流。
　　文工团勇敢追击土匪的事迹在十六军引起了轰动，军中的《勇士报》还作了专题报道。我们的果敢行动，也受到了军分区司令部的通报表扬。（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