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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大战最后一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就把世界围绕西欧旋转的“西方中心论”，称作是荒谬、自欺欺人的“历史托勒密体系”。今天，西方文明许多致命缺陷仍没有得到弥补和矫正，而中国早已非一战期间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正蒸蒸日上、走向富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遗传基因”，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自信是一种多么重要的信念和心理状态。自信，才会有坚守的从容，自信，才会有奋发的勇气，自信，才会有创新的活力。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建立自信才能让中华文化真正获得强大的世界影响力，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必修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欧洲各国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追思纪念活动。中国并不是这场大战的旁观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以及胜利者，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之进行深入的反思和纪念。
一战的本质是欧洲列强争霸战，它历时4年之久，造成千万人丧生，一战的结果虽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取得胜利，但残酷的战争把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令胜败双方都元气大伤，集中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大战最后一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就把世界围绕西欧旋转的“西方中心论”，称作是荒谬、自欺欺人的“历史托勒密体系”。
惨烈而又非正义的战争没有赢家，一战的结果只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当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因加入“协约国”并对德国宣战，特别是累计派出数十万劳工远赴英、法等国参战，所以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打交道的第一次胜利—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但并非不值得纪念，至少我们要缅怀劳工的业绩！
不过，中国从“战胜”中收获的是深深的屈辱。中国被视为“第三等战胜国”，不仅没有分享到任何胜利果实，就连德国在华侵略形成的权益，也被“协约國”非法转交给狼子野心的日本。残酷的现实逼迫中国人做出反思。所谓“弱国无外交”，世界仍处于“强权战胜公理”式“丛林法则”的支配之下，中国不能再依傍西方文明。“要自救、当自强、走新路”成为当时中华儿女的基本共识。
中国自救的新路在哪？当时主要有三大探索思潮：一是一战初期“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激烈反传统”、“拼命往西走”的西化思潮——那时中国人还很少注意到一战的惨烈和悲哀。二是一战末期由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三是一战结束之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的重建中华文明的思潮。这三大思潮深刻影响到此后百年中国思想舞台格局。
重建中华文明思潮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战期间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里，访问过欧洲的梁启超、张君劢等思想家，亲眼目睹欧洲各国哀鸿遍野的惨状后，认为“科学万能论”、“西方中心论”已经破产，中国不能再一味恋慕和学习西方，而是应从价值上回归自身传统、重建中华文明，并为苦闷的欧洲人提供文明方向上的指引。
1920年访华的英国思想家罗素，也多次发表演讲，并写就《中国问题》一书，指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同样重要”，认为“中华文化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化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这些人的呼吁，激发了中国学界重新反思中华文明的热情，传统文化研究蔚然成风。
遗憾的是，正如前秦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一样，在国势陵夷、战乱频仍的年代，可以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但很难进行稳定的文明建设。而建国后，“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又使中华文明的重建一度遭到搁浅。但是，弘扬中国传统、重建中华文明，始终是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一大夙愿。
今天，西方文明许多致命缺陷仍没有得到弥补和矫正，而中国早已非一战期间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正蒸蒸日上、走向富强。中国正在重建文化自信，必将走出一条人类文明的新趋向。我们纪念一战，不必再以当时的中国是战胜国却遭到列强的羞辱而感到义愤，但必须以百倍的民族自强和文明自信心，一方面重新接续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一方面继续学习借鉴西方优秀文化，进而再造中华文明的辉煌——这是对一战的最好纪念方式！
自信是以自知之明为前提的。文化自信必须以文化自觉、自省作为基础，否则，自信就有可能表现得盲目和简单。在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上，伴随着民族兴衰、国运沉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自卑自弃”和“自大自傲”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会影响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自信应当源于清醒的认知：中国文化是什么？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我们自己是否足够珍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会从天而降，关键在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未来。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值得坚守，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值得坚信。
国家兴旺，文化兴盛。文化是国家的标记，是民族的血脉和生命力之所在。随着改革开放，强盛的国力自然激扬起文化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是对民族精神自信的表现，是对强大祖国自信的表现。
无论何时何地，让我们自信而坦然地亮出我们的文化身份证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遗传基因”，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自信是一种多么重要的信念和心理状态。自信，才会有坚守的从容，自信，才会有奋发的勇气，自信，才会有创新的活力。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建立自信才能让中华文化真正获得强大的世界影响力，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必修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欧洲各国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追思纪念活动。中国并不是这场大战的旁观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以及胜利者，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之进行深入的反思和纪念。
一战的本质是欧洲列强争霸战，它历时4年之久，造成千万人丧生，一战的结果虽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取得胜利，但残酷的战争把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令胜败双方都元气大伤，集中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大战最后一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就把世界围绕西欧旋转的“西方中心论”，称作是荒谬、自欺欺人的“历史托勒密体系”。
惨烈而又非正义的战争没有赢家，一战的结果只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当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因加入“协约国”并对德国宣战，特别是累计派出数十万劳工远赴英、法等国参战，所以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打交道的第一次胜利—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但并非不值得纪念，至少我们要缅怀劳工的业绩！
不过，中国从“战胜”中收获的是深深的屈辱。中国被视为“第三等战胜国”，不仅没有分享到任何胜利果实，就连德国在华侵略形成的权益，也被“协约國”非法转交给狼子野心的日本。残酷的现实逼迫中国人做出反思。所谓“弱国无外交”，世界仍处于“强权战胜公理”式“丛林法则”的支配之下，中国不能再依傍西方文明。“要自救、当自强、走新路”成为当时中华儿女的基本共识。
中国自救的新路在哪？当时主要有三大探索思潮：一是一战初期“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激烈反传统”、“拼命往西走”的西化思潮——那时中国人还很少注意到一战的惨烈和悲哀。二是一战末期由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三是一战结束之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的重建中华文明的思潮。这三大思潮深刻影响到此后百年中国思想舞台格局。
重建中华文明思潮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战期间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里，访问过欧洲的梁启超、张君劢等思想家，亲眼目睹欧洲各国哀鸿遍野的惨状后，认为“科学万能论”、“西方中心论”已经破产，中国不能再一味恋慕和学习西方，而是应从价值上回归自身传统、重建中华文明，并为苦闷的欧洲人提供文明方向上的指引。
1920年访华的英国思想家罗素，也多次发表演讲，并写就《中国问题》一书，指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同样重要”，认为“中华文化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化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这些人的呼吁，激发了中国学界重新反思中华文明的热情，传统文化研究蔚然成风。
遗憾的是，正如前秦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一样，在国势陵夷、战乱频仍的年代，可以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但很难进行稳定的文明建设。而建国后，“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又使中华文明的重建一度遭到搁浅。但是，弘扬中国传统、重建中华文明，始终是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一大夙愿。
今天，西方文明许多致命缺陷仍没有得到弥补和矫正，而中国早已非一战期间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正蒸蒸日上、走向富强。中国正在重建文化自信，必将走出一条人类文明的新趋向。我们纪念一战，不必再以当时的中国是战胜国却遭到列强的羞辱而感到义愤，但必须以百倍的民族自强和文明自信心，一方面重新接续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一方面继续学习借鉴西方优秀文化，进而再造中华文明的辉煌——这是对一战的最好纪念方式！
自信是以自知之明为前提的。文化自信必须以文化自觉、自省作为基础，否则，自信就有可能表现得盲目和简单。在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上，伴随着民族兴衰、国运沉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自卑自弃”和“自大自傲”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会影响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自信应当源于清醒的认知：中国文化是什么？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我们自己是否足够珍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会从天而降，关键在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未来。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值得坚守，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值得坚信。
国家兴旺，文化兴盛。文化是国家的标记，是民族的血脉和生命力之所在。随着改革开放，强盛的国力自然激扬起文化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是对民族精神自信的表现，是对强大祖国自信的表现。
无论何时何地，让我们自信而坦然地亮出我们的文化身份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