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所国内知名的百年老校，复旦大学有着颇为悠久且曲折的历史;与国内各家知名高校注重著史修志的传统一样，复旦校史研究成果与资料也已然汗牛充栋，尽管其中大多数未必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但今天有一位校史讲述者，正试图打破这种陈规。上海辞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一本讲述复旦旧事的专著，题为《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下简称《相辉》），作者署“读史老张”，为复旦校友张国伟老师。张老师早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曾留校任教十载，如今则是沪上知名的媒体人，工作之余，颇留意母校及其周邊的历史掌故，所以他的书里不仅包含对复旦的深情，而且兼有其扎实的史学训练与媒体人的敏锐。《相辉》一书分为“风景”“背影”“周边”“灯下”四编及附录，以校史中的空间、人物为线索，与读者聊起复旦的家常。比如历史上的复旦校园里，不仅有燕园、简公堂、操场、宿舍、食堂等建筑空间，也有复旦周边的水道与著名的五角场、邯郸路。被人遗忘的复旦校园西段，曾长期被走马塘水包围环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被引入地下，其中有一条总会因雨水而暴涨导致校园变泽国（《复旦的“护城河”》）。复旦正门前的大路，由民国时“魏德迈路”改为纪念“邯郸战役”的邯郸路（《为啥叫“邯郸路”》）;今日稍嫌寂寥的国年路、国权路甚至四平路，曾经也算是五角场荒村之中繁华与人文气息并存的地方（《国权路与国年路》）。而校园里的“义勇军”、刀光剑影的“壁报”、一○○号历史系的名流们，则更是校史中最吸引人的细节之一。

人来人往

　　作者老张对人物的刻画要求很高，他曾说塑造人物如果只有套话，那写出来的不过就是呆板的悼词。所以书中那些鲜活的人物，正是老张颇为得意的地方。比如著名作家靳以（1909-1959），早年就读于复旦商科，后于内迁的北碚复旦任教国文系。虽然身为文艺青年，但因家里希望他能继承五金产业，靳以在复旦预科毕业后进入当时复旦最好的专业商科继续深造，但他对商科似乎完全无感。他每夜偷偷地写作，写完的稿子用假名投出去发表，不到二十岁就在《语丝》和《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了。在靳以的笔下频频出现其仰慕的前辈学人，如郑振铎、孙寒冰。又如他的写实小说《校长》，刻画了一位中年丧偶、和善可亲的校长先生，这正是靳以求学时候的复旦校长李登辉（《李登辉校长的文学形象》）。当然靳以也会讽刺一些他不甚喜欢的人，另一篇《教授》就描写了一位他就读商科时的任课老师，上课极其无聊，学生的求知欲完全无法得到满足，在学生的刁难下又无法自圆其说，甚至“背上好像渗出汗来”。老张还发现，靳以与被誉为“东宫皇后”的女同学陈鼎如关系非常密切。据当时另一位女生邵梦兰的回忆，“东宫皇后”有一位哈尔滨男友，被戏称为“皇帝”，而靳以父亲常年在哈尔滨经商，那位“皇帝”甚有可能就是靳以。其实靳以的书信甚至小说里都有不少这位复旦校花的身影，但最后这两人没有走到一起，分手让靳以痛苦许久，多年以后他还梦到陈鼎如，追怀往事，抱头痛哭。

　　书中校史人物，最有趣也最出人意料的是《谁还记得复旦门房》一篇中的主角们。旧日的“门房”职权大约与今天的保安相似;但其与今日校园中的保安出自各大安保公司不同，当时的门房先生们直接受雇于学校，且学校规模有限，师生与门房间的互动亦远较今日紧密。今天记载中最早的一位复旦门房先生名叫“明顺”，中年人，身材矮小，“人极忠诚”。他原来是马相伯先生在徐家汇天文台办震旦学院时的门房，一九○五年震旦师生出走吴淞，新创复旦公学，门房明顺也随师生们一起来了吴淞，可谓忠诚之至。当年的门房有“一见即识”的基本功，一个礼拜新生的全部信息都了然于胸，仿佛今天的“人脸识别”。据说有一位学生一九三六年毕业赴川，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重回复原的江湾校舍，门房依然能叫出他的名字。另有一位门房“老王”，则每日着长衫，斑斑白发，望之如一位名教授;学生的家信、情书、便条等，一进大门绝对投递无误。那位老王抗战时随李登辉校长留复旦沪校，老王的“记性”，也与李校长的“礼帽”、金通尹的“白发”、李权时的“身材”等一起名列“赫德路复旦人文十景”之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复旦女生宿舍多达三重防卫，其中有一位泼辣利落的女门房先生“徐凤仪”，给那一代复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门房们的个人情况留下材料极少，但是他们忠心、缜密、干练的身影，无疑是复旦校史叙述中亮丽的风景。

校长之风

　　校园里不仅有佳人才子、伙夫门房，旧时最受人尊敬的校园领袖无疑就是一校之长，老张对复旦史上的那位李校长便推崇备至。李登辉（1872-1947），字腾飞，印尼华侨，耶鲁大学毕业，复旦大学的奠基人之一，自一九○五年任复旦公学总教习，一九一三年出任复旦校长至一九四七年去世，一生都献给了复旦，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复旦本部邯郸路这片永久校址，就是李校长亲自下南洋募款购买而得的。但是，老张也略有遗憾地感叹今天的复旦校园里，“李老校长没有雕像、没有纪念碑，他只是一个符号、一段往事”，当然这某种程度上符合他本人在世时的想法。

　　李校长不仅有其庄重、令人生畏的一面，其活泼可爱的一面也被保留了下来。据说当时如果有人被招进校长室，那一定是要被李校长批评训斥一番的，师生们暗地里称之为“吃大菜”，比如乱剪花木的校工、不好好备课的教师或考试作弊的学生。有一次，一位叫李获海的同学也收到一封“大菜单子”。那位小李因恋爱受挫，精神萎靡了一阵，以为因此要“吃大菜”，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因为小李名字缩写T.H.Lee，与李校长是一模一样的，门房把他的情书错送给了校长，李校长拆阅后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收信人应该是李获海，心里便颇为不安，所以特邀小李来办公室当面道歉。由此可见李校长于尴尬之下仍不失其拘谨与可爱。还有一段，李校长为练习国语，每天与师生一起在食堂共进午餐，因其自幼生长于南洋、求学于北美，三十多岁回到国内时几乎不会讲国语，午饭时间无疑是实战非常好的场合。一次他问法学教授端木恺：“你有没有种牛？”端木答：“我家不种田，没有养牛。”李校长忙用英语解释是问种没种过“Smallpox”（牛痘）。经过四十余年复旦生活，李校长的国语不仅交流无障碍，而且能直接发表演说。一九四七年登辉堂落成，李校长最后一次向师生发表演说时，便基本用国语，那次他让后来世世代代的学生记住了他提出的复旦精神：“服务、牺牲、团结”。（《在复旦校园寻找李老校长》） 　　复旦历史上唯一的女校长谢希德（1921-2000）先生同样拥有不凡的人格魅力。老张在《校车从历史深处驶来》一文中，从一个独特视角怀念了他亲历的谢校长往事。身为校长的谢希德住在建国西路，但她上下班很少坐学校所配的小汽车，而常常坐接送教师们的校车。当时的校车其实就是公交车式样的“巨龙车”，其条件可见一斑。当时老张刚留校，偶尔也搭乘校车上下班，亲历过谢校长坐车的场景。谢校长大约每天七点等在站点，因腿脚不便，上车后总是坐在靠前门的座位上，每次上下车都与大家打招呼，车厢内大家聊天时也会偶然插一句话。众所周知，谢校长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但其作为普通乘客的形象，则让今天的读者倍感亲近，也越显其人格的伟大。

复旦红颜

　　女性是《相辉》一书中着力突出的主题。前述的谢校长、靳以的校花女友及“东宫”女门房皆是其例。原以为，复旦与历史上的著名女校相比，女性教职与校友的数量与名气皆不在上风，但经过老张的考证挖掘，才发现这里的女性成员，多有当日第一流的人物。在《一代名媛的执教情缘》中，老张提到复旦史上著名的三位女教师：毛彦文、蒋碧薇与方令孺。毛彦文（1898-1999）可谓民国时期知名的美女学者、慈善家;吴宓对她的单相思更是民国文坛知名的八卦。留学归国的毛彦文，本来要去暨南大学求职，结果因为没法做女生指导取得免费宿舍，转投复旦。毛作为女生指导，严幼韵、邵梦兰等复旦知名女生都算是她的门生。据说刚来的毛彦文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李校长竟要求她检查女生们的往来信件，这让她无所适从，不过究竟有没有付诸实际就没留下记载了。毛彦文在复旦所历印象最深的事，无疑是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1870-1937）前来求婚。毛女中时的同学朱曦是熊希龄的内侄女，第一次她代为来复旦提亲被拒，结果第二天熊总理亲来“东宫”会客室，校园里的女生们见到美髯熊公，不胜错愕稀奇，这让毛彦文有点下不来台。最终在熊家上下的齐心撮合下，毛彦文终于被打动了，决定请辞与熊希龄结婚。孰知李登辉校长还特别欣赏毛彦文的执教水平，不同意她辞职，后来是熊新郎亲到复旦与校长交涉，才完成了这桩美事。

　　另一位法文系教师蒋碧薇（1899-1978）的知名度同样不逊色。她的第一任丈夫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第二任丈夫则是国民政府高官张道藩，她的父亲还是早期复旦国文系主任蒋梅笙。一九一七年她撕毁婚约，与时为复旦预科生的徐悲鸿私奔日本，这让她的父亲头疼不已。一九三八年复旦因战事西迁重庆后，游学归国的蒋碧薇来到菜园坝复旦任职法文系，后又随复旦再迁北碚黄桷树镇。蒋碧薇留下的记载，多不在学校课堂之上，而是在她的家宴之中，她租住的宅子是北碚复旦教授们少有的聚会中心。黄桷树镇没有一家像样的餐馆，蒋碧薇的朋友们在她家组了个吃饭团，被大家戏称为“光禄寺”（古代宫廷掌管膳食的机构），大家在席上学问时局，无话不谈。宾客之中时任复旦教务长的孙寒冰，于一九四○年在重庆大轰炸中罹难身亡，蒋碧薇深受刺激，因之辞去复旦教职。
　　“光禄寺”席上同为女教授的方令孺，与蒋碧薇友谊不浅。与蒋不问政治不同，方令孺为当时的进步教授，但二人相处非常融洽。方令孺还与孙寒冰关系甚密，据说孙是方曾经爱过的人，二人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同学。作为桐城派方苞后人及新月派的诗人，方令孺在复旦开设国文及《离骚》《现代小说选》之外，还创作了不少诗歌。一九五八年，随复旦回到江湾的方令孺，因一纸调令要去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不得不离开了依依不舍的复旦校园，但她依然是老复旦时代任职最久的女教授。
　　与之前的名媛教授稍有不同，复旦农学女教授曹诚英（1902-1973）的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不过她的经历可能远远胜过上述三位名媛的总和。曹诚英早年求学民国东南大学（后中央大学）农科，后自费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继续深造，毕业归来已经抗战军兴，曹氏辗转入职北碚复旦农科，在马铃薯栽培方面有重要的研究。后曹随复旦回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复旦农学远走东北组建沈阳农学院，她又以多病之躯毅然前去。动乱期间，曹诚英将个人全部著述文稿交给好友汪静之，并嘱咐死后全部销毁，世人再也没有见到关于曹著文稿的面貌。可是，纯粹的农学专家，不是曹诚英人生的全部，因为她有一位挚爱一生的男友胡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适研究热以来，第一位真正意义上被发觉的胡适女友，就是曹诚英;而经过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一书的深挖后，这位敢爱敢恨、文理兼长的新式女孩形象已渐渐丰满，作为胡适的嫂妹、知己，到与胡适音讯相隔，最终一生未嫁，曹诚英绝对是复旦史上最有个性的女教授之一了。
　　其余的篇章里，还记录了不少复旦的“女神”们，如与北碚复旦短暂结缘的萧红（《离乱中萧红与北碚复旦相遇》）、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时期的李子云（《李子云的军装照》），以及老张曾经采访过的戴厚英（《消失了的灵丘路》），等等。其中，还有一位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来沪女留学生米川阳子，据说拥有山口百惠般的甜美笑容，因此她不仅在书中留下了印记（《曾经落寞的五角场》），想必也为老张留下了一段非常难忘的记忆吧。

聚光灯下

　　读罢全书，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老张绝对是一位资深文艺青年，尤其是在舞台艺术方面，因为在他笔下表现最多的复旦空间，就是各种戏剧舞台。当然，复旦大学无疑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早开展现代话剧编排演出的学校，自马相伯先生时代就十分注重话剧、辩论等课外活动与学科教学的配合。马相伯震旦弟子中的李叔同，早年便是位卓越的话剧表演家。初创于复旦公学时期的复旦剧社，其余脉一直延续至今，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复旦剧社：从简公堂到卡爾登》）。书中有大量篇幅围绕复旦的话剧演出、校园明星及教师票友等话题展开。比如考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靡校园的复旦版《红岩》话剧时写道，当时舞美的幕布都是同学们凑布票自制的，舞台灯是电光源师生们做的，剧中人物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呢大衣是问苏步青校长借的;但国民党军官服借不到，最终竟是用食堂面口袋染色后做的（《复旦版话剧红岩幕后》）。而老张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剧中大反派徐鹏飞扮演者“小董”的身世与晚境，又流露出格外的唏嘘与无奈（《100号里的大师与小人物》）。 　　早年复旦的文理科大学者们，多有喜好传统戏，书中提到过多次大教授粉墨登场、施展才艺的场景，其中登辉堂上的昆曲“大腕”无疑是中文系的赵景深先生，甚至最惊艳的一次是“赵家班”举家登台演《长生殿·小宴惊变》。核物理大家卢鹤绂先生也会在讲课时唱戏，一次讲到物理学“无规荡步”（random walk）时，卢先生突然踱起了方步，口中念“无规荡步”仿佛“乌龟荡步”。其余如谭其骧、索天章、李振麟等诸位先生，也都留下过校园唱念的掌故（《名教授的梨园逸事》）。
　　全书正文最后一篇，老张记下了一次饶有兴致的复旦观戏体验：二○一七年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纪念活动中，上演的复旦大学前校长、中文系一级教授陈望道先生的同名话剧。老张自言，在观戏之前曾对剧中可能表现的望老生平，做了一次预测，然皆为中的;不过全剧的情节安排，似乎也未尝让他太过失望，这让作为编剧和导演的笔者有意外的欣慰。笔者彼时尚为一默默无闻的青年教师，与老张亦不曾谋面;且编写剧本的初衷，本为发扬望老与校史本身，遂在舞台上引出刘大白、蒋碧薇、孙寒冰、方令孺、周谷城等复旦先贤。此举虽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但皆被一一坚持下来。日后见到读史老张的这番肯定时，于笔者而言竟有着迟奉知音之感。

结语

　　一校之史，仿佛一家之史，虽然千头万绪，终究是屋里小事，但不能因为屋里事繁复琐碎、无章可寻，就不给家里的子侄晚辈交代一二—校史也是同理。除却专业的研究者，一校之史最大的读者依然是本校的师生们，相信学校史上的人物、学科与场所空间，多少会让学校师生产生点兴趣。不过相较于此，真正的一校之史体量无疑要大得多，尤其是经历了近代史的百年老校们，希望通过三言两语轻易讲清各自因缘演变的尝试，无疑都是徒劳的。复旦一百一十五周年的历史沧桑，同样不止这一册《相辉》所能裝载，但《相辉》一书无疑给希望了解复旦校史的复旦人与读者们，打开了一扇明窗，更为复旦校史研究开了个好头。老张自谦书中所述仅为“一个人的复旦叙事”，其实他为复旦人勾起了一个时代的复旦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