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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欧盟对于数字平台改革的谨慎态度,遇到了科技行业丑闻。临时封禁所有来自其澳大利亚平台的新闻和封禁美国总统之间,脸书向我们展示了其令人惊悚的权力。此外,脸书和推特及谷歌/ YouTube一道,都成了危险的假信息的温床,1月6日美国国会山风暴背后少不了它们的“功劳”。
15年前数字媒体平台诞生后,世界民主国家便成为一场大实验的对象。脸书、谷歌和推特自称为科技公司,但它们其实是空前的媒体巨头。有了这样的能力,它们带来的假消息活动,矛头直指70多个国家的选举。它们被用于虐童、色情和大规模杀人的直播,如新西兰穆斯林大屠杀。它们的推荐算法可靠地将数十亿用户导向假新闻和宣传。当大部分YouTube视频否认气候科学时,我们还如何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变化?
欧洲最近的数字改革引起了热议,但它们仅仅流于问题表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大肆赞扬最近提出的欧盟数字服务法(DSA)和数字市场法(DMA),欢呼“数字市场和欧洲社会的新框架”的到来。但这两个政策组合,都不适合解决数字媒体问题。
比如,平台因为某些反竞争行为所面临的罚款数额太小,远不足以构成威慑。就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向脸书发出的50亿美元侵犯隐私罚款,欧盟的惩罚—最多不过企业全球收入的10%—只不过是做生意的另一笔成本而已。
类似地,尽管在欧盟经营的平台将因为删除定义模糊的“非法内容”承担更大的责任,但如此收紧程度,很难阻止它们所帮助传播的假消息(其中大多并不非法)。每天,脸书上都有超过1000亿条内容。
DSA和DMA也严重依赖算法透明度的概念,来确保监督和保护消费者。但这种透明度也无法形成威慑力。理解平台推荐引擎如何工作,并不会阻止它们放大谎言和耸人听闻的内容。尽管用户将获得“剔除”内容推荐的权利,但这让情况更退一步;默认选择应该是,除非用户选择接受,否则就不应该存在私人数据收集。
平台还说,它们免费提供服务,以换取我们的私人数据。但欧盟竞争政策主管玛格丽特·维斯塔格指出,这是欲盖弥彰。“我宁可使用每月收钱的脸书,”她说,“但它要杜绝跟踪和广告,我拥有完全的隐私权。”然而,如果说这是欧盟竞争政策主管的立场,那么为何欧盟还会继续允许平台道德败坏的监控资本主义业务模式存在?
应该推倒重建。作为数字时代新基础设施的创造者,硅谷巨头应该被视为投资者所有的公用事业单位,和电话、公路和电力行业一样(事实上,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本人也提出过这一观点)。作为公用事业单位,它们必须获得定义市场规则的数字经营执照。而监管者更有责任干预未获得用户明确同意的数据跟踪行为。
公用事業模式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能鼓励更多竞争,限制数字媒体垄断者的受众规模。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包括反托拉斯拆分,或如维斯塔格所建议的,要求采取订阅模式(就像奈飞和BBC那样),用户按月付费。作为公用事业单位,平台还应该受限于使用某些“参与”技术,如超级定向内容和广告,以及操纵性的行为助推(如跳窗和自动播放)。
平台丑闻频发,应该是我们为搜索引擎、与“好友”分享照片、让政治异见者和吹哨人能用正义事业警醒世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些是有价值的用途,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作为世界经济巨头之一,欧盟应该用其市场实力改变平衡,为21世纪数字基础设施提供明智的保护。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史蒂文·希尔是人类科技中心前政策主任,著有七部著作,包括《原始交易》和《欧洲的承诺》。
15年前数字媒体平台诞生后,世界民主国家便成为一场大实验的对象。脸书、谷歌和推特自称为科技公司,但它们其实是空前的媒体巨头。有了这样的能力,它们带来的假消息活动,矛头直指70多个国家的选举。它们被用于虐童、色情和大规模杀人的直播,如新西兰穆斯林大屠杀。它们的推荐算法可靠地将数十亿用户导向假新闻和宣传。当大部分YouTube视频否认气候科学时,我们还如何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变化?
欧洲最近的数字改革引起了热议,但它们仅仅流于问题表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大肆赞扬最近提出的欧盟数字服务法(DSA)和数字市场法(DMA),欢呼“数字市场和欧洲社会的新框架”的到来。但这两个政策组合,都不适合解决数字媒体问题。
比如,平台因为某些反竞争行为所面临的罚款数额太小,远不足以构成威慑。就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向脸书发出的50亿美元侵犯隐私罚款,欧盟的惩罚—最多不过企业全球收入的10%—只不过是做生意的另一笔成本而已。
类似地,尽管在欧盟经营的平台将因为删除定义模糊的“非法内容”承担更大的责任,但如此收紧程度,很难阻止它们所帮助传播的假消息(其中大多并不非法)。每天,脸书上都有超过1000亿条内容。
DSA和DMA也严重依赖算法透明度的概念,来确保监督和保护消费者。但这种透明度也无法形成威慑力。理解平台推荐引擎如何工作,并不会阻止它们放大谎言和耸人听闻的内容。尽管用户将获得“剔除”内容推荐的权利,但这让情况更退一步;默认选择应该是,除非用户选择接受,否则就不应该存在私人数据收集。
平台还说,它们免费提供服务,以换取我们的私人数据。但欧盟竞争政策主管玛格丽特·维斯塔格指出,这是欲盖弥彰。“我宁可使用每月收钱的脸书,”她说,“但它要杜绝跟踪和广告,我拥有完全的隐私权。”然而,如果说这是欧盟竞争政策主管的立场,那么为何欧盟还会继续允许平台道德败坏的监控资本主义业务模式存在?
应该推倒重建。作为数字时代新基础设施的创造者,硅谷巨头应该被视为投资者所有的公用事业单位,和电话、公路和电力行业一样(事实上,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本人也提出过这一观点)。作为公用事业单位,它们必须获得定义市场规则的数字经营执照。而监管者更有责任干预未获得用户明确同意的数据跟踪行为。
公用事業模式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能鼓励更多竞争,限制数字媒体垄断者的受众规模。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包括反托拉斯拆分,或如维斯塔格所建议的,要求采取订阅模式(就像奈飞和BBC那样),用户按月付费。作为公用事业单位,平台还应该受限于使用某些“参与”技术,如超级定向内容和广告,以及操纵性的行为助推(如跳窗和自动播放)。
平台丑闻频发,应该是我们为搜索引擎、与“好友”分享照片、让政治异见者和吹哨人能用正义事业警醒世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些是有价值的用途,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作为世界经济巨头之一,欧盟应该用其市场实力改变平衡,为21世纪数字基础设施提供明智的保护。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史蒂文·希尔是人类科技中心前政策主任,著有七部著作,包括《原始交易》和《欧洲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