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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对于旧上海的时代想象，最常见的听觉想象，无非是那首老得有点儿卡带的歌：“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吱吱喳喳的嗓音，挠得人心痒痒。
一般读者对于旧上海的文化想象，除了一大摞花花绿绿的老旧杂志之外，最易得的则是张爱玲的小说。如今，无论是半吊子的小资，还是大公司的小白领，除了对上海的商业繁荣心存向往之外，多半还要抹上一层对旧上海的文化想象。为这些想象提供谈资最多的无过于张爱玲——她的话语、她的小说，还要捎带上由此改编的电影。
事实上，张爱玲的确总是以上海“小市民”自许，她的声明，明确写在那篇《到底是上海人》的散文中。她声称“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她强调，“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这种奇异的智慧当然不是什么空泛的文化想象，也不是某种向往商业生活的城市趣味，它应该是一种生存技能，是一种生存规则的熟练运用与发挥，进而成为一种生存智慧、生活美学式的东西。
张爱玲当然可以有更多的想象与趣味，來勾兑和享受这个国际大都会——上海。诚如她自己所言，一向自以为是个布尔乔亚消费者，特别喜欢服饰和化妆品：她用人生中的第一笔收入（5元的稿费）——因画了张漫画被英文《大美晚报》刊用——去买了一支口红。
张爱玲曾在《童言无忌》中写道：“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5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祺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张爱玲还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叫“出名要趁早”。且看她中学时代就有“处女作”发表，又是赚稿费买口红，真真是“想红要趁早”，早买口红就早“红”喽！张爱玲写稿发稿买口红的年龄，恐怕要比所有的中国女作家都要早。待到23岁时又因发表小说《沉香屑》，在上海文坛一炮而红，不知道是不是沾了口红的“红运”，就此红透了华语文学的“半边天”。
若说红男绿女这个成语，轮到张爱玲走红时，只怕得改作“红女绿男”了。时代不同了，女作家往往比男作家更有魅力，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常常比男作家的更有商业价值。更何况，一贯标榜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向来就有“Lady first”的惯例，把一个旧成语中的“男”与“女”的位置互换一下，把“红男”换作“红女”，自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张爱玲虽是上海文坛的“红女”，生活在上海的男作家们，确实也不乏“红男”，只是为了凑“红女绿男”这个新成语，不得不委屈一下他们，让他们暂时做一下“绿男”罢了。要说“绿男”代表，耳熟能详的太多太多，但在人格气质、生活细节与张爱玲这样的“红女”比较搭的，甚至比张爱玲还更懂上海生活的，更了解旧上海商业规则的，恐怕只能是曾经和鲁迅论过战、比张爱玲资格更老的施蛰存先生吧。
1932年之后，上海现代图书公司的老板张静庐突发奇想，找到施蛰存创办的一本叫《现代》的杂志。正是因为接手这本杂志，施蛰存在上海的生活有了更现实的基础。因为作为这本杂志的主编与主笔的薪资收入，施蛰存的上海生活不再靠文学与文化想象去延续，而更切实可及的用各项商业消费从头到脚，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上海人，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文化人。
25年前，美籍华裔作家李欧梵曾亲自奔赴上海，在施蛰存的家中进行了专访。在李欧梵的文字中，一般读者终于得以清晰地了解，一个典型的上海文化人是如何从文学与文化想象的圈子中跳出来，谈现实的生活与消费的。
当年，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办公室就坐落在上海的一个小巷里，是公共租界戈登路边上的一个典型弄堂。主编的月薪是100元，再加上在这个杂志上的撰文并译文稿费100元，施蛰存的月薪就达到了200元。这足够支付房租（16元一个月，1938年，当他和家人迁入愚园路上一幢西式楼房的第三层楼后，房租就是50元一个月，20世纪90年代仍然住在那儿）。闲暇时，施蛰存常去首轮影院看电影（门票1元），或去他最喜欢的咖啡馆、饭馆。（沙利文巧克力店的咖啡是两杯1元，蛋糕则更贵，大约5元;而那时3元钱就够他在喜爱的中国餐馆，吃上两菜一汤的常规中餐。）
经济上的充裕，使得施蛰存的文化生活与时尚修养同步，两边都不耽误。他喜欢逛书店，可以一如既往地买书读书，获得更多的文学灵感和写作素材（旧的外文书1元一本，新的则要7～8元）。他不喜欢跳舞，但对一些文艺场所还是略有耳闻，如在日本租界像“蓝鸟”这样的舞厅里，1元钱可以买三张舞票，外加一杯茶水。偶尔有兴致时，也会和朋友们去玩回力球和看赛马。除此之外，衣物的花销则更大一些，西服要40元一套，裤子则要7～8元一条，帽子8元，皮鞋一双要5～6元。在很多方面，施蛰存似乎都在领导着典型的上海作家的生活方式，他也因主编《现代》杂志获得了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而迅速地成名于上海文坛，并在上海这座商业大都市里，以“文学”的名义，恣意着稳稳的幸福。
所有这些，皆是李欧梵与施蛰存拉家常时，拉出的一张20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作家生活价目表。这样的价目，绝不雷同于同时代那些小说、散文中的文化想象，甚至比那些文学作品更好看、更有兴味。这样的价目，都是实实在在的商业现实，都是每个向往商业生活的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作家尤其是中国都市作家群体也不例外。
一般读者对于旧上海的文化想象，除了一大摞花花绿绿的老旧杂志之外，最易得的则是张爱玲的小说。如今，无论是半吊子的小资，还是大公司的小白领，除了对上海的商业繁荣心存向往之外，多半还要抹上一层对旧上海的文化想象。为这些想象提供谈资最多的无过于张爱玲——她的话语、她的小说，还要捎带上由此改编的电影。
事实上，张爱玲的确总是以上海“小市民”自许，她的声明，明确写在那篇《到底是上海人》的散文中。她声称“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她强调，“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这种奇异的智慧当然不是什么空泛的文化想象，也不是某种向往商业生活的城市趣味，它应该是一种生存技能，是一种生存规则的熟练运用与发挥，进而成为一种生存智慧、生活美学式的东西。
张爱玲当然可以有更多的想象与趣味，來勾兑和享受这个国际大都会——上海。诚如她自己所言，一向自以为是个布尔乔亚消费者，特别喜欢服饰和化妆品：她用人生中的第一笔收入（5元的稿费）——因画了张漫画被英文《大美晚报》刊用——去买了一支口红。
张爱玲曾在《童言无忌》中写道：“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5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祺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张爱玲还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叫“出名要趁早”。且看她中学时代就有“处女作”发表，又是赚稿费买口红，真真是“想红要趁早”，早买口红就早“红”喽！张爱玲写稿发稿买口红的年龄，恐怕要比所有的中国女作家都要早。待到23岁时又因发表小说《沉香屑》，在上海文坛一炮而红，不知道是不是沾了口红的“红运”，就此红透了华语文学的“半边天”。
若说红男绿女这个成语，轮到张爱玲走红时，只怕得改作“红女绿男”了。时代不同了，女作家往往比男作家更有魅力，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常常比男作家的更有商业价值。更何况，一贯标榜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向来就有“Lady first”的惯例，把一个旧成语中的“男”与“女”的位置互换一下，把“红男”换作“红女”，自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张爱玲虽是上海文坛的“红女”，生活在上海的男作家们，确实也不乏“红男”，只是为了凑“红女绿男”这个新成语，不得不委屈一下他们，让他们暂时做一下“绿男”罢了。要说“绿男”代表，耳熟能详的太多太多，但在人格气质、生活细节与张爱玲这样的“红女”比较搭的，甚至比张爱玲还更懂上海生活的，更了解旧上海商业规则的，恐怕只能是曾经和鲁迅论过战、比张爱玲资格更老的施蛰存先生吧。
1932年之后，上海现代图书公司的老板张静庐突发奇想，找到施蛰存创办的一本叫《现代》的杂志。正是因为接手这本杂志，施蛰存在上海的生活有了更现实的基础。因为作为这本杂志的主编与主笔的薪资收入，施蛰存的上海生活不再靠文学与文化想象去延续，而更切实可及的用各项商业消费从头到脚，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上海人，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文化人。
25年前，美籍华裔作家李欧梵曾亲自奔赴上海，在施蛰存的家中进行了专访。在李欧梵的文字中，一般读者终于得以清晰地了解，一个典型的上海文化人是如何从文学与文化想象的圈子中跳出来，谈现实的生活与消费的。
当年，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办公室就坐落在上海的一个小巷里，是公共租界戈登路边上的一个典型弄堂。主编的月薪是100元，再加上在这个杂志上的撰文并译文稿费100元，施蛰存的月薪就达到了200元。这足够支付房租（16元一个月，1938年，当他和家人迁入愚园路上一幢西式楼房的第三层楼后，房租就是50元一个月，20世纪90年代仍然住在那儿）。闲暇时，施蛰存常去首轮影院看电影（门票1元），或去他最喜欢的咖啡馆、饭馆。（沙利文巧克力店的咖啡是两杯1元，蛋糕则更贵，大约5元;而那时3元钱就够他在喜爱的中国餐馆，吃上两菜一汤的常规中餐。）
经济上的充裕，使得施蛰存的文化生活与时尚修养同步，两边都不耽误。他喜欢逛书店，可以一如既往地买书读书，获得更多的文学灵感和写作素材（旧的外文书1元一本，新的则要7～8元）。他不喜欢跳舞，但对一些文艺场所还是略有耳闻，如在日本租界像“蓝鸟”这样的舞厅里，1元钱可以买三张舞票，外加一杯茶水。偶尔有兴致时，也会和朋友们去玩回力球和看赛马。除此之外，衣物的花销则更大一些，西服要40元一套，裤子则要7～8元一条，帽子8元，皮鞋一双要5～6元。在很多方面，施蛰存似乎都在领导着典型的上海作家的生活方式，他也因主编《现代》杂志获得了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而迅速地成名于上海文坛，并在上海这座商业大都市里，以“文学”的名义，恣意着稳稳的幸福。
所有这些，皆是李欧梵与施蛰存拉家常时，拉出的一张20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作家生活价目表。这样的价目，绝不雷同于同时代那些小说、散文中的文化想象，甚至比那些文学作品更好看、更有兴味。这样的价目，都是实实在在的商业现实，都是每个向往商业生活的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作家尤其是中国都市作家群体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