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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我到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即国防科委）五局三处（导弹局地地导弹处）任参谋。同年底，调到国防科委二局（核武器局）任参谋。在以后的25年中，我一直从事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组织管理工作。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攻关的过程中，我曾协助二机部及其第九研究设计院（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承办了大量的科研生产协作中的参谋业务工作。在此期间，我与朱光亚同志有过许多的工作接触。1970年6月，朱光亚同志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后，他一直分工主管国防科委二局的业务工作，是我们的上级领导。多年来，我有较多的机会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的风范，感受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使我受到很大教益。
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同志因病逝世，新华社发表的朱光亚同志生平中说：“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刚完成理论设计时，朱光亚和彭桓武同志一道，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随后，又组织科技工作者艰苦攻关，逐步完善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氢弹设计方案，圆满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他参与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竖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今年的12月25日，是朱光亚同志诞辰90周年。我仅以一些回忆片段，寄托我对朱光亚同志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
朱光亚同彭桓武一道组织制定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原子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的威力大得多。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主席曾说：“如果有氢弹、导弹，仗可能就打不起来，和平就更有把握了。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吓吓人，壮壮胆……还有3年才搞成氢弹，太慢了。”1965年1月23日，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和苏联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慑的主要手段严加保密，我国的氢弹技术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片空白中艰难探索，攻克难关。
1960年深秋，当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之时，二机部部长刘杰就开始考虑部署探索氢弹理论研究的工作。刘杰请副部长钱三强负责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年轻的科研人员成立“轻核理论组”开始了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
1965年1月，为了落实毛主席“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二机部决定把黄祖洽、于敏等“轻核理论组”的31位科研人员携带着预先探索研究的所有成果和资料，调到了第九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九院，原为北京第九研究所）的理论部，与主战场会合，一起攻关。他们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群策群力，1965年2月，在九院副院长朱光亚、彭桓武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等人制定了旨在突破氢弹技术的《氢弹科研大纲》。同年9月底，从未出国留学、被誉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率领50余名科研人员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J501计算机完成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的任务。经过大家连续奋战了100个日日夜夜的反复计算与探索研究，于敏等人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并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结构的基本完整的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
九院的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都认为于敏等人突破的氢弹原理设想方案从基本物理规律上判断是合理的，但也提出该设想方案因一系列技术问题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弄清楚，必须通过试验来逐步摸索解决，而且还要经过核试验的检验。大家建议力争在1966年底前后在铁塔上进行首次氢弹原理试验。
从1966年初开始，在刘西尧、李觉的指导下，九院副院长吴际霖、朱光亚等立即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加工制造等方面的力量进行了长达11个月艰苦攻关，陆续取得了可喜成果。
朱光亚代二机部起草向中央的报告
1966年12月初，朱光亚在北京向刘杰部长、李觉副部长等汇报了九院在221厂刚刚开过的科研生产汇报会的情况。朱光亚在汇报中说：“221厂的职工同志们认识到这次氢弹原理试验的重大意义，当前的生产热情、积极性是高涨的。正式试验用的核装置力争在12月20日以前完成全部加工生产工作，待命启运。“刘杰、李觉听了汇报后，一致高度赞扬九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群众连续奋斗攻克诸多难关的革命精神，赞同九院会议所做的全面安排。刘杰与李觉商量后，请朱光亚代二机部起草一份向中央专委汇报氢弹原理核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朱光亚耗时多天后，将写好的报告，经刘杰、李觉阅改后，于12月9日以二机部的名义正式上报中央专委。
朱光亚代二机部起草的报告题为《关于氢导弹头“扳机”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文中用简明通俗的语言介绍了氢弹设计原理，研制的主要技术关键及相关进展，朱光亚还辩证地指出：“由于我们在氢导弹头‘扳机’的研制上还缺乏经验，这次核试验也仍然存在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这是因为，对所遇到的主要技术关键问题解决的深度也还是不够的，还可能有尚未被我们理解的东西，而这些问题，目前看来，还必须通过核试验来求得可靠的答案。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目前我们对这次核试验的认识，还只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得到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因而必须‘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
周恩来说：这份报告写得很好
1966年12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七次会议。贺龙、聂荣臻、赵尔陆、刘杰、叶剑英、张震寰、胡若嘏、刘西尧、李觉、朱光亚、钱学森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氢导弹头“扳机”核试验和中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这两个议题。在讨论氢导弹头“扳机”核试验这一议题时， 刘杰做了汇报。当汇报中涉及突破氢弹技术关键的一些技术问题时， 刘杰请朱光亚向周总理等与会的领导同志作汇报。朱光亚以二机部12月9日给中央专委的报告为提纲， 结合带去的629 核装置结构示意图作了补充汇报。
两个议题汇报完后， 周总理、聂荣臻、叶剑英等高度赞扬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及各有关部门的广大群众紧接着导弹核武器的发射试验成功之后， 发扬勇敢战斗， 不怕牺牲， 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紧张地为这两个试验作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周恩来说：二机部《关于氢导弹头“扳机”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 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周恩来问朱光亚：“这个报告是你起草的吧？这个报告要多印几份送军委各位副主席，周总理接着说：“实践证明， 只要发动广大群众， 善于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指导我们的生产和科学实验活动， 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就能不断地前进， 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次中央专委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关于这次核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同意在12月底或翌年1月初进行这次核试验。
会后，朱光亚在12月19日写好答复七机部一院的公函，建议一院先按已协调过的中程导弹核战斗部的基本参数来安排中远程导弹头部壳体及两弹结合的有关科研工作，待九院有关探索提高威力的试验成功后，再提请一院调整修改头部壳体的设计。在处理完其他急办事项后，朱光亚赶赴核试验基地参加这次凝聚着全院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的聪明智慧和艰辛劳动的、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氢弹原理试验。
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同志因病逝世，新华社发表的朱光亚同志生平中说：“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刚完成理论设计时，朱光亚和彭桓武同志一道，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随后，又组织科技工作者艰苦攻关，逐步完善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氢弹设计方案，圆满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他参与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竖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今年的12月25日，是朱光亚同志诞辰90周年。我仅以一些回忆片段，寄托我对朱光亚同志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
朱光亚同彭桓武一道组织制定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原子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的威力大得多。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主席曾说：“如果有氢弹、导弹，仗可能就打不起来，和平就更有把握了。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吓吓人，壮壮胆……还有3年才搞成氢弹，太慢了。”1965年1月23日，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和苏联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慑的主要手段严加保密，我国的氢弹技术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片空白中艰难探索，攻克难关。
1960年深秋，当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之时，二机部部长刘杰就开始考虑部署探索氢弹理论研究的工作。刘杰请副部长钱三强负责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年轻的科研人员成立“轻核理论组”开始了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
1965年1月，为了落实毛主席“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二机部决定把黄祖洽、于敏等“轻核理论组”的31位科研人员携带着预先探索研究的所有成果和资料，调到了第九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九院，原为北京第九研究所）的理论部，与主战场会合，一起攻关。他们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群策群力，1965年2月，在九院副院长朱光亚、彭桓武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等人制定了旨在突破氢弹技术的《氢弹科研大纲》。同年9月底，从未出国留学、被誉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率领50余名科研人员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J501计算机完成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的任务。经过大家连续奋战了100个日日夜夜的反复计算与探索研究，于敏等人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并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结构的基本完整的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
九院的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都认为于敏等人突破的氢弹原理设想方案从基本物理规律上判断是合理的，但也提出该设想方案因一系列技术问题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弄清楚，必须通过试验来逐步摸索解决，而且还要经过核试验的检验。大家建议力争在1966年底前后在铁塔上进行首次氢弹原理试验。
从1966年初开始，在刘西尧、李觉的指导下，九院副院长吴际霖、朱光亚等立即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加工制造等方面的力量进行了长达11个月艰苦攻关，陆续取得了可喜成果。
朱光亚代二机部起草向中央的报告
1966年12月初，朱光亚在北京向刘杰部长、李觉副部长等汇报了九院在221厂刚刚开过的科研生产汇报会的情况。朱光亚在汇报中说：“221厂的职工同志们认识到这次氢弹原理试验的重大意义，当前的生产热情、积极性是高涨的。正式试验用的核装置力争在12月20日以前完成全部加工生产工作，待命启运。“刘杰、李觉听了汇报后，一致高度赞扬九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群众连续奋斗攻克诸多难关的革命精神，赞同九院会议所做的全面安排。刘杰与李觉商量后，请朱光亚代二机部起草一份向中央专委汇报氢弹原理核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朱光亚耗时多天后，将写好的报告，经刘杰、李觉阅改后，于12月9日以二机部的名义正式上报中央专委。
朱光亚代二机部起草的报告题为《关于氢导弹头“扳机”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文中用简明通俗的语言介绍了氢弹设计原理，研制的主要技术关键及相关进展，朱光亚还辩证地指出：“由于我们在氢导弹头‘扳机’的研制上还缺乏经验，这次核试验也仍然存在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这是因为，对所遇到的主要技术关键问题解决的深度也还是不够的，还可能有尚未被我们理解的东西，而这些问题，目前看来，还必须通过核试验来求得可靠的答案。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目前我们对这次核试验的认识，还只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得到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因而必须‘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
周恩来说：这份报告写得很好
1966年12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七次会议。贺龙、聂荣臻、赵尔陆、刘杰、叶剑英、张震寰、胡若嘏、刘西尧、李觉、朱光亚、钱学森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氢导弹头“扳机”核试验和中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这两个议题。在讨论氢导弹头“扳机”核试验这一议题时， 刘杰做了汇报。当汇报中涉及突破氢弹技术关键的一些技术问题时， 刘杰请朱光亚向周总理等与会的领导同志作汇报。朱光亚以二机部12月9日给中央专委的报告为提纲， 结合带去的629 核装置结构示意图作了补充汇报。
两个议题汇报完后， 周总理、聂荣臻、叶剑英等高度赞扬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及各有关部门的广大群众紧接着导弹核武器的发射试验成功之后， 发扬勇敢战斗， 不怕牺牲， 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紧张地为这两个试验作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周恩来说：二机部《关于氢导弹头“扳机”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 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周恩来问朱光亚：“这个报告是你起草的吧？这个报告要多印几份送军委各位副主席，周总理接着说：“实践证明， 只要发动广大群众， 善于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指导我们的生产和科学实验活动， 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就能不断地前进， 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次中央专委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关于这次核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同意在12月底或翌年1月初进行这次核试验。
会后，朱光亚在12月19日写好答复七机部一院的公函，建议一院先按已协调过的中程导弹核战斗部的基本参数来安排中远程导弹头部壳体及两弹结合的有关科研工作，待九院有关探索提高威力的试验成功后，再提请一院调整修改头部壳体的设计。在处理完其他急办事项后，朱光亚赶赴核试验基地参加这次凝聚着全院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的聪明智慧和艰辛劳动的、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氢弹原理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