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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1月，院长陈赓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谈到中国的火箭导弹时，钱学森说：“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要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的研究和制造。10月8日，国防部五院成立。
1956年11月，国防部五院按照专业分工建立了10个研究室，这10个室就是开启中国航天事业征程的起点。
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1956年10月8日，在位于西郊车道沟附近的一个小食堂里，台上一张三屉桌，几把背靠椅，台下几排仅有巴掌宽的粗糙长条木凳，一场对于新中国火箭导弹事业来说最重要的会议正在召开。
“同志们，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天正式成立！”聂荣臻元帅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大会上郑重宣布。
这一天，是中国火箭导弹事业的奠基日，也是在这一天，中国航天事业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对于每一位从事航天事业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钱学森回到祖国
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台上，坐着一位当时全中国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他就是钱学森。在回到祖国整整一年的这一天，45岁的他走上了非常重要的新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就着手组建我国的现代国防工业。在国务院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时，特别强调要重点发展以导弹、原子能为代表的尖端技术。
当时，国内缺少熟悉导弹技术的专家和研制导弹的人才，连亲眼见过导弹的人都寥寥无几，所以，十分迫切需要的导弹工业迟迟没有组建。
1955年10月8日，当钱学森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时，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钱学森归国后一方面是为中国科学院组建力学研究所，另一方面便是回应军队和国防部门对他的殷切期望。
1955年11月25日，钱学森一行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陪同他参观了学院。在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陈赓试探地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
从一封意见书开始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一年也是我国火箭导弹事业建立的加速期。
2月17日，钱学森向国务院报送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頭。《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为保密起见，以“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里面还列出了一批可以调来参加这一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等。
这份《意见书》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3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怎样发展中国的导弹技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人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火箭、导弹事业的国防军事委员会。
4月13日，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聂荣臻为主任。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要集中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的研究和制造。
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不过，周总理的一条重要指示给了大家“定心丸”：工业部门、高校和军队都要提供人才支持。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中国火箭导弹事业的首批骨干力量。
神秘的毕业分配
召开成立大会的食堂里，坐在台下的王桁心里十分兴奋。和其他100多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王桁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会和火箭发动机打交道，并为这份事业奋斗一辈子。
60年后，2016年6月的一天，在中国运载火箭的发祥地——北京南苑东高地，记者见到了今年已经80多岁的航天老专家王桁，老人作为现在为数不多的亲身经历老五院成立前后的历史见证者，再次回忆起那段青春与激情交織在一起的岁月。
1956年9月初，王桁从上海交大造船专业毕业。分配时，学习船用内燃机和动力系统的他以为自己会被分配到与造船有关的行业，“名单念到最后才念到我和另一个同学，单位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王桁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是个什么单位，咱俩去那儿干嘛的呀？”由于谁都没听说过这个单位，搞得王桁也是一头雾水。
这一年，上海交通大学有8个人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后来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沈辛荪也是其中2--。
9月8日，王桁一行8人走出北京前门老火车站，一路向着西北方向，坐车来到位于车道沟附近的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
“宿舍就是病房，里面的床挺‘高级’，都是有轱辘的。”王桁向先到的其他院校的同学打听着“我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事情的呀？”一位先来报到的同学悄悄告诉他：“你知道吗，咱们是来搞导弹的。”
“当时觉得很惊奇，因为导弹的技术是很先进的。”王桁第一次感到导弹这个词离自己这么近。
报到后的第三天，沈辛荪第一次见到了钱学森。“钱老来宿舍看望我们，对我们嘘寒问暖。”沈辛荪看到自己崇敬的科学家就站在面前，不免显得有些拘谨。
王桁也是一样，他对钱老的第一印象是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有非常随和的性格。当得知王桁几人是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钱老风趣地说道：“交大的呀，我也是交大的，你们学得比我强，我是学火车头的。”
在这些来自全国高校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学化学的、学机械的、学纺织的，还有学文史的，什么专业都有，但没有一个人学过火箭导弹理论，因为在新中国的院校中，还没有开设过这个专业。
食堂里的成立大会 1956年9月底，王桁发现466医院小食堂开始动工搭台子，听筹备处的人说，这是在为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作准备。
10月8日这天早上，王桁和其他100多名大学生在食堂外面的操场上等待着。“等的过程还是很开眼界的，看到了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王桁所说的这些人便是当时从全国抽调来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们，“任新民的肩章是金色底的上校军衔，梁守槃是银色底的上校军衔，还有庄逢甘、朱正，都是很有名的教授。”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但王桁对这些细节依然印象深刻。
会上，聂荣臻元帅郑重宣布：“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聂帅十分激动，他环顾了这个看似简朴的食堂说：“在座的各位，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元勋啦！”这句话点燃了台下所有人的激情，王桁也跟着不停地鼓掌。
会上，聂帅向大家介绍了钱学森，并请他上台讲话。钱学森用坦诚谦和的语言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是白手起家。创业是艰难的，困难很多，但我们绝不向困难低头。对待困难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认真’两字，只要认真，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钱学森言简意赅的讲话像是一篇宣言书。
“会开得不长，但每个人的发言都很务实，感觉很亲切。”王桁同老五院的科研人员就这样共同踏上了中国火箭导弹事业的征程，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和无畏的登攀。
一切从学习开始
老五院建立之初，摆在院领导和全院同志面前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建院、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来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
1956年10月15日，即老五院成立后的第八天，聂帅即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我国导弹的研究，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报告送呈中央后的第三天，即10月17日，毛主席便批准了这一方针。
虽然这个方针是根据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嚴酷的内外部环境而提出的，但历史证明，中国航天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没有中国航天今天的一切。
老五院当时的状况是：人员不懂技术，缺乏图书资料，沒有仪器设备，一切从头开始。
万事开头难。钱学森抓的第一件事是举办“扫盲班”。
当时，像梁守槃、任新民、庄逢甘等专家学者都先后来五院报到。这些技术专家对王桁这些大学毕业生们说：“你们这些新来的还不懂导弹，杂七杂八学什么专业的都有，学内燃机的、起重机的、冶金的还靠谱，学纺织什么的就不沾边儿了。”
于是，100多人根据专业被分成了几个班，王桁被分配到发动机和结构这个班，至于老师，可谓是豪华阵容，都是全国各地抽调来的教授。
为了帮助老五院的人员了解导弹的基础知识，钱学森讲授《导弹概论》。“钱学森的课都要去对面的大礼堂听，人特别多。”王桁至今都记得，那时钱老上课还没有课本，大到地球和宇宙，小到DNA，“世界的大和小都够你们好好来研究。”这句话王桁至今记得。其他课程分别是庄逢甘讲授的《空气动力学》，梁守槃讲授的《火箭发动机》，朱正讲授的《火箭控制》。
到了11月份，国防部五院按照专业分工建立了总体设计室、空气动力室、结构强度室、发动机室、推进剂室、控制系统室、控制元件室、无线电室、计算技术室、技术物理室等10个研究室。
“我被分配到发动机室，就是当时的9室，室主任是梁守槃，中国的发动机事业就是从9室开始的。”王桁说道。
在今天看来，当时老五院成立的10个室就成为开启中国航天事业征程的起点。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要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的研究和制造。10月8日，国防部五院成立。
1956年11月，国防部五院按照专业分工建立了10个研究室，这10个室就是开启中国航天事业征程的起点。
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1956年10月8日，在位于西郊车道沟附近的一个小食堂里，台上一张三屉桌，几把背靠椅，台下几排仅有巴掌宽的粗糙长条木凳，一场对于新中国火箭导弹事业来说最重要的会议正在召开。
“同志们，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天正式成立！”聂荣臻元帅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大会上郑重宣布。
这一天，是中国火箭导弹事业的奠基日，也是在这一天，中国航天事业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对于每一位从事航天事业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钱学森回到祖国
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台上，坐着一位当时全中国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他就是钱学森。在回到祖国整整一年的这一天，45岁的他走上了非常重要的新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就着手组建我国的现代国防工业。在国务院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时，特别强调要重点发展以导弹、原子能为代表的尖端技术。
当时，国内缺少熟悉导弹技术的专家和研制导弹的人才，连亲眼见过导弹的人都寥寥无几，所以，十分迫切需要的导弹工业迟迟没有组建。
1955年10月8日，当钱学森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时，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钱学森归国后一方面是为中国科学院组建力学研究所，另一方面便是回应军队和国防部门对他的殷切期望。
1955年11月25日，钱学森一行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陪同他参观了学院。在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陈赓试探地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
从一封意见书开始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一年也是我国火箭导弹事业建立的加速期。
2月17日，钱学森向国务院报送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頭。《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为保密起见，以“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里面还列出了一批可以调来参加这一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等。
这份《意见书》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3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怎样发展中国的导弹技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人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火箭、导弹事业的国防军事委员会。
4月13日，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聂荣臻为主任。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要集中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的研究和制造。
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不过，周总理的一条重要指示给了大家“定心丸”：工业部门、高校和军队都要提供人才支持。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中国火箭导弹事业的首批骨干力量。
神秘的毕业分配
召开成立大会的食堂里，坐在台下的王桁心里十分兴奋。和其他100多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王桁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会和火箭发动机打交道，并为这份事业奋斗一辈子。
60年后，2016年6月的一天，在中国运载火箭的发祥地——北京南苑东高地，记者见到了今年已经80多岁的航天老专家王桁，老人作为现在为数不多的亲身经历老五院成立前后的历史见证者，再次回忆起那段青春与激情交織在一起的岁月。
1956年9月初，王桁从上海交大造船专业毕业。分配时，学习船用内燃机和动力系统的他以为自己会被分配到与造船有关的行业，“名单念到最后才念到我和另一个同学，单位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王桁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是个什么单位，咱俩去那儿干嘛的呀？”由于谁都没听说过这个单位，搞得王桁也是一头雾水。
这一年，上海交通大学有8个人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后来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沈辛荪也是其中2--。
9月8日，王桁一行8人走出北京前门老火车站，一路向着西北方向，坐车来到位于车道沟附近的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
“宿舍就是病房，里面的床挺‘高级’，都是有轱辘的。”王桁向先到的其他院校的同学打听着“我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事情的呀？”一位先来报到的同学悄悄告诉他：“你知道吗，咱们是来搞导弹的。”
“当时觉得很惊奇，因为导弹的技术是很先进的。”王桁第一次感到导弹这个词离自己这么近。
报到后的第三天，沈辛荪第一次见到了钱学森。“钱老来宿舍看望我们，对我们嘘寒问暖。”沈辛荪看到自己崇敬的科学家就站在面前，不免显得有些拘谨。
王桁也是一样，他对钱老的第一印象是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有非常随和的性格。当得知王桁几人是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钱老风趣地说道：“交大的呀，我也是交大的，你们学得比我强，我是学火车头的。”
在这些来自全国高校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学化学的、学机械的、学纺织的，还有学文史的，什么专业都有，但没有一个人学过火箭导弹理论，因为在新中国的院校中，还没有开设过这个专业。
食堂里的成立大会 1956年9月底，王桁发现466医院小食堂开始动工搭台子，听筹备处的人说，这是在为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作准备。
10月8日这天早上，王桁和其他100多名大学生在食堂外面的操场上等待着。“等的过程还是很开眼界的，看到了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王桁所说的这些人便是当时从全国抽调来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们，“任新民的肩章是金色底的上校军衔，梁守槃是银色底的上校军衔，还有庄逢甘、朱正，都是很有名的教授。”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但王桁对这些细节依然印象深刻。
会上，聂荣臻元帅郑重宣布：“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聂帅十分激动，他环顾了这个看似简朴的食堂说：“在座的各位，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元勋啦！”这句话点燃了台下所有人的激情，王桁也跟着不停地鼓掌。
会上，聂帅向大家介绍了钱学森，并请他上台讲话。钱学森用坦诚谦和的语言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是白手起家。创业是艰难的，困难很多，但我们绝不向困难低头。对待困难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认真’两字，只要认真，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钱学森言简意赅的讲话像是一篇宣言书。
“会开得不长，但每个人的发言都很务实，感觉很亲切。”王桁同老五院的科研人员就这样共同踏上了中国火箭导弹事业的征程，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和无畏的登攀。
一切从学习开始
老五院建立之初，摆在院领导和全院同志面前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建院、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来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
1956年10月15日，即老五院成立后的第八天，聂帅即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我国导弹的研究，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报告送呈中央后的第三天，即10月17日，毛主席便批准了这一方针。
虽然这个方针是根据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嚴酷的内外部环境而提出的，但历史证明，中国航天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没有中国航天今天的一切。
老五院当时的状况是：人员不懂技术，缺乏图书资料，沒有仪器设备，一切从头开始。
万事开头难。钱学森抓的第一件事是举办“扫盲班”。
当时，像梁守槃、任新民、庄逢甘等专家学者都先后来五院报到。这些技术专家对王桁这些大学毕业生们说：“你们这些新来的还不懂导弹，杂七杂八学什么专业的都有，学内燃机的、起重机的、冶金的还靠谱，学纺织什么的就不沾边儿了。”
于是，100多人根据专业被分成了几个班，王桁被分配到发动机和结构这个班，至于老师，可谓是豪华阵容，都是全国各地抽调来的教授。
为了帮助老五院的人员了解导弹的基础知识，钱学森讲授《导弹概论》。“钱学森的课都要去对面的大礼堂听，人特别多。”王桁至今都记得，那时钱老上课还没有课本，大到地球和宇宙，小到DNA，“世界的大和小都够你们好好来研究。”这句话王桁至今记得。其他课程分别是庄逢甘讲授的《空气动力学》，梁守槃讲授的《火箭发动机》，朱正讲授的《火箭控制》。
到了11月份，国防部五院按照专业分工建立了总体设计室、空气动力室、结构强度室、发动机室、推进剂室、控制系统室、控制元件室、无线电室、计算技术室、技术物理室等10个研究室。
“我被分配到发动机室，就是当时的9室，室主任是梁守槃，中国的发动机事业就是从9室开始的。”王桁说道。
在今天看来，当时老五院成立的10个室就成为开启中国航天事业征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