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 媒介使用；主观幸福感；社会对比；身份认同
摘 要：社会科学中对幸福感的研究多从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学科视角出发，从传播学角度直接论述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较少。通过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等质化研究方法，考察了大众传播的媒介使用对使用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介使用通过三种路径影响主观幸福感：人们通过媒介内容（信息）的主动使用与满足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媒介作为中介变量能使大学生构建更广阔的主观现实（subjective-reality），通过参照系对比和后续行为，进而与主观幸福感发生勾连；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如“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等象征性资源，整合社会凝聚力，人们的“认同”感知的变化会隐性地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1－0056－09
The Impacts of the Use of New Media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In-Depth Interviews
ZHENG En1 ， GONG Yao2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2.Communication Institut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ina)
Key words: the use of media;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social comparison; identity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s a significant goal for modern people. Most of the present SWB researches explore the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ology, sociology, ethics and others. However, few researches concentr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e and SW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mploymen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depth interview and focused group discuss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on peoples SWB. As manifested in the paper, media use has impacts on peoples SWB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paths: people make use of media to meet their demands directly; as mediating variables, mass media constructs a broader subjective rea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by constructing some symbolic resources, such as “lo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mass media fulfills its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cohesion and implicitly influences peoples SWB.
一、引言
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类共有的终极目标。主观幸福感的（Subject Well-Being,SWB）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已有50多年研究历史，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中对主观幸福感的判定有多维的标准。经过文献梳理发现，尽管标准不一，但研究者都认为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客观和主观两种。
客观因素中，社会整体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两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三十余载，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37万亿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收入2010年将达到4000美元，有了大幅增加〔1〕。在取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有诸多深层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国家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张力、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利益诉求主体愈加多元化，都成为亟待解决的制度性问题。随之而来的社会断层和文化鸿沟加大了阶层之间的隔阂，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社会震荡。目前，中国的改革已从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纵深跃进。国内外学者都曾指出经济的发展并不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此外，社会整体环境亦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如何在差序价值观中寻求平衡和共识，优化资源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如何提高全社会的主观幸福感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课题。
而且，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新媒体的兴起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截至2010年6月30日，中国已有3.38亿网民，随着3G牌照的发放，中国手机网民用户规模已达1.82亿人，占全部网民的53.8%。人类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技术，媒介使用对人们的认知、情感、行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整体上也对人们的自我认知和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已有的研究多从心理学领域的人格因素、社会学领域的社会支持系统及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福利经济学等角度进行度量，而从传播学维度直接研究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较少①。本文试图通过传播学质化研究中的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法，寻找新媒体使用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以期抛砖引玉，为后续研究提供建议。
二、研究文献述评
在国内外传播学研究中，学者多从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某一维度影响出发来考察两者的关系，而直接研究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系统性论文较少。概括而言，关于媒介使用的研究，学者较多从媒介使用的“显性影响”和“隐性（务虚）影响”两个层面切入，前者多从媒介使用程度与人们的社会交往、娱乐情况、情绪体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来探讨，这一类研究基本从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某几个维度的显性关联入手。相关研究表明，网络媒介使用是人们日常交流的补充，过度依赖网络会导致对现实社会的疏离感，减弱社会支持，降低生活满意度，甚至易导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美国皮尤中心的一项实证调查发现，媒介使用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性影响，对青少年的影响尤胜，如Gross、Gable以及Kraut等人对青少年网络使用的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
第1期郑 恩
新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
1.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显性影响
美国学者Gross和Gable在一项青少年网络使用与社交幸福感的研究中发现：在学校日常生活中感到孤独或社交恐惧的青少年更倾向于通过即时信息（IMs）与陌生人交流来消除孤独感，其实这种行为更加剧了其日常生活的不安（疏离）；而社会交际较好的同学会把网络作为额外的互动工具，从而形成更多元的沟通渠道〔2〕。Kraut等人通过对近两年来的家庭网络（homenet）的研究发现，即使每周仅3小时的上网时间也会导致人们的情绪沮丧和社会支持的减弱。他指出，“青少年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过度上网聊天会导致对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疏远”〔3〕。Turow通过对1000多名美国父母的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父母表达了对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的关切，父母普遍认为长时间上网会导致孩子与他人的疏离，40%的父母坚信孩子过度上网会导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4〕。
国内学者金兼斌等人的研究与国外媒介使用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研究显示：媒介拥有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没有互联网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为负；拥有电话则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显著相关；使用计算机时间越长，其生活满意度越低，重度媒介使用行为则可能导致其生活满意度下降〔5〕。陆晔则通过青少年“离网离视”活动来研究青少年的媒介使用情况，研究发现：青少年看电视和上网的首要目的分别是满足娱乐需要和社会交往需要；这两方面的需要难于完全依赖于其他媒介的替代来解决〔6〕。青少年很难通过“离网离视”寻找到一条有效的可替代使用与满足的“路径”。
2.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隐性影响
在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隐性（务虚）影响研究中，学者多关注媒介使用与“国家认同”、“阶层认同”、“社会动员”（凝聚力）和乡村的“现代性”等象征资源的关系。研究显示，媒介使用行为对建构国家认同（特别是本地认同）和社会凝聚力有重要作用，新媒体能够重塑阶层认同，电视对农村社会的现代性和构建农民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流动有重要作用。
陆晔通过2009年上海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媒介使用行为与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感知和国家认同的不同维度会在一定层面上发生互动，尤其在建构本地认同上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离心趋势的感知会对其民主主义认同和城市共同体的情感依附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7〕。周葆华的研究表明：互联网和手机的采纳与使用，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感知，特别是文化阶层认同。新媒体不仅受制于社会结构，而且可以重塑阶级或阶层〔8〕。孙纬认为：“媒介的社会动员包含了政治认同中的多样化内容，在动员的关键环节‘集体认同感’、‘集体行动框架’中都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的特殊性，大众媒介在中国‘新民权运动’中有社会动员的重要作用。”〔9〕
在“电视下乡”与农村“现代性”关系方面，郭建斌、曾一果、刘锐等人的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研究都表明：媒介使用（特别是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村民（农民）的象征资本（如文化资源、身份想象、乡村认同、现代性等），电视对农民生活、生产及生活观念有着巨大的影响。张铮、周明洁通过对湖南浏阳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对于中国农村居民的现代性有独立的预测作用，特别是上网相比其他的媒介使用能更好地预测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的“现代性”〔10〕。
三、研究的问题与研究设计
1.问题的提出
关于新媒体媒介使用的“显性”与“隐性”影响的相关研究展示了媒介使用对人们日常生活乃至观念塑造的多维景观。从现有研究情况看，主观幸福感与媒介使用研究“各自为政”、“占山为王”，尚缺乏能有效串联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理论框架。在研究程度上亦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多数研究探讨了媒介拥有和使用对生活满意感这一认知维度的影响，而忽略了幸福感的情感维度。第二，有关媒介内容塑造幸福感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上，对其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则关注不够。第三，媒介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还处于描述和因素探索阶段，运用现有的传播理论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解释和理论建构还比较薄弱〔11〕。
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传播学质化研究中的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讨论的形式探索关于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联系路径，并尝试归纳出能较好阐释两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人们如何通过媒介使用（包括媒介使用与媒介内容）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2）人们如何通过媒介（中介变量）建构主观现实，进而与幸福感发生勾连？（3）现代媒介作为描绘世界图景的工具，它能够“生成新的社会、新的关系、新的可能”，而“象征性资源”的构建如何隐性地影响主观幸福感？
2.研究对象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个案是北京市海淀区高校的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首都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和文化优势，而海淀区又是北京的高教中心，拥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众多重点院校。海淀区是全国优质生源的密集地，亦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地标区域。这一区域的大学生普遍存有高学历、精英化的身份认同特征，是未来社会的精英阶层和中坚力量。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主观幸福感的满意度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这一群体往往是新媒介的早期接触者，他们使用新媒介时间较长，使用新媒介程度较强，如互联网使用、手机使用和其他新兴媒介的采纳等。
3.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以质化研究中的深度访谈为主，辅之以焦点小组讨论。质化研究专家Jaber F.Gubrium建议，“线性主题（Liner-Topic）的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样本数在28~40为宜，这样可以保证研究的集中度和有效性（Concentration and Effectiveness）”〔12〕。本研究通过面谈、电话、qq等方式共访谈了36名在读大学生，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其中有20名男生，16名女生；12名理工专业学生，24名人文社会学科学生；16名本科生，20名研究生；年龄从18岁到27岁不等。由于研究时间与客观条件所限，本研究尽量兼顾男女、文理、学历与年龄，但是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后续研究将进行量化检验，继续改进。本研究主要依据采访提纲进行了开放式访谈，个案时间在2个小时左右。本研究重点了解受访者的媒介使用情况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兼顾受访者主观幸福感的其他维度感知。
四、结果与讨论
1.受访者媒介使用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主要统计了36名受访对象在最近一年内平均每周上网（含电脑和手机）、看电视、看报纸、听广播的时间（详情见表1）。在每周媒介使用时间上，上网是被访者最主要的形式，平均每周使用31.4小时，其次是看电视与看报纸。一方面，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知识的群体，更拥有使用互联网这项媒介的能力〔13〕；另一方面，硬件接入条件却影响了互联网使用情况（高校宿舍都配备网口，但是电视端口却并不是这36名受访者必备的），而媒介的硬件使用情况及具体软件应用都有可能对大学生的生活存在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具体调查了36名受访者的媒介使用目的。主要方法是请受访者为媒介使用目的排序，得分从5分到1分递减，5分表示最主要，1分表示不太主要，同等重要的分数相同，根据受访者意愿共同取高值或低值。根据实际经验，并结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③和金兼斌的《媒介使用与生活满意度》分类结果，本文将媒介使用目的分为五种：社会交往、休闲娱乐、获取信息、学习工作和商务交易。研究发现，在36名被访者中，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得分列前两位，是被访者最主要的媒介使用目的，商务交易得分较低。详情见表2。
2.主要研究发现
从表1和表2的调查数据可知大学生的媒介使用情况：大学生的上网时间均值为31.4小时，最大值为70小时，远远超过看电视、看报纸和听广播的时间的均值和最小值。这一点与大部分学者有关阶层偏好互联网使用的论断一致。被访者对于互联网五大功用的使用时间呈现出较大的均衡性，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是大学生的主要功用。此外，获取信息、学习工作和商务交易都占据了相当的比例〔14〕。这体现出大学生互联网使用效度的充分性和多样性。
当我们谈论“媒介”（或“媒体”）时，我们有时指涉的是信息的载体，有时则直接指涉信息本身。所以，“媒介”存在两个维度，作为技术性的工具维度和作为信息消费的内容维度。从工具维度上说，媒介是一种中介变量，作为现实社会的节点和桥梁（bridge），人们通过媒介与社会现实产生勾连，媒介帮助人们去蔽未知世界，“拨开迷雾”。从这个维度看，媒介使用对人们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即人们使用媒介不同，使用频次不同，使用偏好不同，其接收的信息和构建的“主观现实”（subjective-reality）亦不同，不同的“主观现实”（subjective-reality）对人们的认知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另一方面，作为内容和信息消费的媒介，媒介本身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发生联系。人们按需消费媒介信息，从中获取知识、娱乐，这种“人—机”交互行为直接贡献于短期情感体验（快乐、悲伤、兴奋、喜悦、放松、享受、舒畅、发泄等），与主观幸福感直接发生联系。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媒介使用的持久性，更为重要的是不为人觉察的隐性联系是媒介对于“身份认同”、“身份想象”等象征性资源的塑造，这直接与主观幸福感的身份定位维度发生关联，是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深层联系。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调查发现，大学生媒介使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使用与满足、社会比较与阶层想象、社会整合与认同调适三个路径上。
（1）使用与满足。作为内容与符号本身，媒介使用在满足受众主动需求方面与主观幸福感发生直接联系。受众主动使用媒介的某种功用来满足其特定需求，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理论认为“受众根据一定目的使用媒介（主动受众）” 〔15〕。Tomas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还包括另一个假设，即“需要的满足与受众对特定媒体选择联系在一起”〔16〕。据此前提，麦奎尔及其同事还对受众需要与满足做了分类，它们包括：“逃避和转移（diversion）、人际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s)、个人身份 (personal identity)、环境监测(surveillance)”〔17〕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满足了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短期情感体验、社会联络、自我价值和信息告知的诉求。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大学生把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作为其媒介使用的主要目的，其次是获取信息和工作学习。这些“媒介功用”多为情感体验或互动，能够在短期内得到主观反馈，直接贡献于幸福感的即时提升。但过度地卷入（involvement）主动媒介使用，事后则又易出现明显的“情绪反弹”。例如，不少被访者表示进行在线游戏，特别是“闯关”通过后会得到即时的主观满足，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王同学⑤就说：
弹弹堂比魔兽好多了，只是用东西砸对方，对方会血条下降，直到把对方血打没了，这个特别爽！现在我是中号，有很多小弟求我打，而且还有拍马屁的，我要是砸中对方，我的队友会说姐姐你太棒了、真厉害之类的话，哈哈！
中国人民大学白同学也说：
上次打了一个晚上WoW（魔兽世界，笔者注），到了凌晨5点钟终于把那个大Boss杀死了，还很高兴呢。突然想起来早上一、二节还有课，结果整个人就特悲剧，特别有负罪感。
用于社会交往的媒介使用其特征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根据Gross和Gable的青少年因特网使用与幸福感研究可知，只有现实中比较孤独的青少年才会在网络的社交平台上表现得比较活跃。在我们的被访者中，却也不乏现实和虚拟社区中都较活跃的个体。社交网络基本上被视为现实人际交往的有益补充形式，在情感联络、友谊维持、多元关系组合、自我满足与实现方面都有正面作用。与娱乐、消遣功用类似，过多地沉迷于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的社会交往，往往会导致个体产生“负罪”或“空虚”感等负面情绪，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例如，有被访者认为虚拟社交有助于联络感情和维持友谊，但长时间沉溺其中就会产生“浪费时间”的负罪感，如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王同学说：
我只加我现实生活中认识的，只有几百人，不会上千的（实际有600多人，笔者注）。如果见面少，在人人网一起玩玩也不会疏远，99%都认识，除了个别的，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比如史宗恺老师。很熟的有一半以上。
清华大学新闻学专业本科生刘同学也说：
我之所以使用人人网是因为周围的人都用，随大流，防止被周围的同学排斥在圈子之外，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但是确实浪费时间，有时候很产生负罪感，还需要提高自我控制力。
与人人网、开心网等SNS网站稍有不同的是，微博实际上是以“粉丝—名人”为主导的网络结构，用户之间彼此相对陌生，且基于社交目的的互动较少，但由于微博中大量的“桥节点”充当了突破熟人这个社会界限的中介者，在信息转发、传递与交换上较频繁，有利于形成更大范围的信息网络，所以被访者通过微博使用，能及时了解名人的最新动向，还能获取较报纸等传统媒介更为即时的信息。被访者之一的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曹同学如是说：
我认为微博同时也可以找到兴趣相同的新朋友和名人，可以扩大交际圈，还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使用微博是朋友介绍使用的，然后自己也比较喜欢。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刘同学认为：
我特别喜欢评论，一上微博就加了@笑蜀、@莫之许、@于建嵘等人的微博，可以每天动态更新言论。对了，还有就是@小s,我是“康熙控”。（综艺娱乐节目《康熙来了》，笔者注）
媒介使用的信息获取（surveillance）是维持人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指标，亦是专业人士的职业需求，而且信息（知识）还是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不仅是生存技能，更重要的是，它是向其他场域（field）如经济（资产收入）、社会（关系网络）流通或竞争的惯习(habitués)资源。作为场域中的日常生活实践，信息获取是现代人必要的身份性资源，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行为，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被调查对象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生郭同学就说：
最近在报社实习，每天要关注一些财经和房产方面的信息和知识，以前我从来都不会去关注什么道琼斯指数啊、沪深指数，现在也算是半个内行了，偶尔还可以作为“谈资”。
北京联合大学电子商务系本科生王同学也说：
现在考研、考公务员都会有时事题，还有一些评论需要考生去写，我平时都看新浪、腾讯等门户新闻，在豆瓣、微博上看看别人的评论。说不定考公务员时候就用上了呢！
（2）社会比较与阶层想象。早期的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对比结果，即个人与周围人比较，如果自己优于别人则感到幸福。“社会比较的结果取决于个人的人格特质与他人情况两个因子。”〔18〕早期的社会比较多发生在熟人社会（亲属、邻里），社会强连带优势（strong-tie）高，参照系对比范围有限，个体可见差异程度较小，其心理落差（冲击）较小。媒介使用的介入使得人们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发生勾连，社会比较的参照体系由熟人社会扩展到陌生人社会，网络弱连带效应凸显，个体可见差异度增大，心理落差（冲击）放大。个体媒介拥有情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结构的封闭与开放性，传统社会的封闭性结构带来某种稳定和平静，这种信息对比是显性的，相对而言，熟人社会的信息传播其冲击力较小。被访者普遍认为网络给他们打开了新的世界，媒介使用前后的经历差异对其看待社会的视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研究生白同学就说：
摘 要：社会科学中对幸福感的研究多从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学科视角出发，从传播学角度直接论述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较少。通过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等质化研究方法，考察了大众传播的媒介使用对使用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介使用通过三种路径影响主观幸福感：人们通过媒介内容（信息）的主动使用与满足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媒介作为中介变量能使大学生构建更广阔的主观现实（subjective-reality），通过参照系对比和后续行为，进而与主观幸福感发生勾连；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如“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等象征性资源，整合社会凝聚力，人们的“认同”感知的变化会隐性地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1－0056－09
The Impacts of the Use of New Media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In-Depth Interviews
ZHENG En1 ， GONG Yao2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2.Communication Institut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ina)
Key words: the use of media;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social comparison; identity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s a significant goal for modern people. Most of the present SWB researches explore the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ology, sociology, ethics and others. However, few researches concentr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e and SW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mploymen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depth interview and focused group discuss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on peoples SWB. As manifested in the paper, media use has impacts on peoples SWB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paths: people make use of media to meet their demands directly; as mediating variables, mass media constructs a broader subjective rea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by constructing some symbolic resources, such as “lo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mass media fulfills its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cohesion and implicitly influences peoples SWB.
一、引言
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类共有的终极目标。主观幸福感的（Subject Well-Being,SWB）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已有50多年研究历史，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中对主观幸福感的判定有多维的标准。经过文献梳理发现，尽管标准不一，但研究者都认为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客观和主观两种。
客观因素中，社会整体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两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三十余载，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37万亿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收入2010年将达到4000美元，有了大幅增加〔1〕。在取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有诸多深层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国家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张力、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利益诉求主体愈加多元化，都成为亟待解决的制度性问题。随之而来的社会断层和文化鸿沟加大了阶层之间的隔阂，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社会震荡。目前，中国的改革已从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纵深跃进。国内外学者都曾指出经济的发展并不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此外，社会整体环境亦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如何在差序价值观中寻求平衡和共识，优化资源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如何提高全社会的主观幸福感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课题。
而且，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新媒体的兴起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截至2010年6月30日，中国已有3.38亿网民，随着3G牌照的发放，中国手机网民用户规模已达1.82亿人，占全部网民的53.8%。人类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技术，媒介使用对人们的认知、情感、行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整体上也对人们的自我认知和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已有的研究多从心理学领域的人格因素、社会学领域的社会支持系统及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福利经济学等角度进行度量，而从传播学维度直接研究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较少①。本文试图通过传播学质化研究中的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法，寻找新媒体使用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以期抛砖引玉，为后续研究提供建议。
二、研究文献述评
在国内外传播学研究中，学者多从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某一维度影响出发来考察两者的关系，而直接研究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系统性论文较少。概括而言，关于媒介使用的研究，学者较多从媒介使用的“显性影响”和“隐性（务虚）影响”两个层面切入，前者多从媒介使用程度与人们的社会交往、娱乐情况、情绪体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来探讨，这一类研究基本从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某几个维度的显性关联入手。相关研究表明，网络媒介使用是人们日常交流的补充，过度依赖网络会导致对现实社会的疏离感，减弱社会支持，降低生活满意度，甚至易导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美国皮尤中心的一项实证调查发现，媒介使用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性影响，对青少年的影响尤胜，如Gross、Gable以及Kraut等人对青少年网络使用的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
第1期郑 恩
新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
1.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显性影响
美国学者Gross和Gable在一项青少年网络使用与社交幸福感的研究中发现：在学校日常生活中感到孤独或社交恐惧的青少年更倾向于通过即时信息（IMs）与陌生人交流来消除孤独感，其实这种行为更加剧了其日常生活的不安（疏离）；而社会交际较好的同学会把网络作为额外的互动工具，从而形成更多元的沟通渠道〔2〕。Kraut等人通过对近两年来的家庭网络（homenet）的研究发现，即使每周仅3小时的上网时间也会导致人们的情绪沮丧和社会支持的减弱。他指出，“青少年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过度上网聊天会导致对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疏远”〔3〕。Turow通过对1000多名美国父母的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父母表达了对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的关切，父母普遍认为长时间上网会导致孩子与他人的疏离，40%的父母坚信孩子过度上网会导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4〕。
国内学者金兼斌等人的研究与国外媒介使用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研究显示：媒介拥有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没有互联网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为负；拥有电话则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显著相关；使用计算机时间越长，其生活满意度越低，重度媒介使用行为则可能导致其生活满意度下降〔5〕。陆晔则通过青少年“离网离视”活动来研究青少年的媒介使用情况，研究发现：青少年看电视和上网的首要目的分别是满足娱乐需要和社会交往需要；这两方面的需要难于完全依赖于其他媒介的替代来解决〔6〕。青少年很难通过“离网离视”寻找到一条有效的可替代使用与满足的“路径”。
2.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隐性影响
在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隐性（务虚）影响研究中，学者多关注媒介使用与“国家认同”、“阶层认同”、“社会动员”（凝聚力）和乡村的“现代性”等象征资源的关系。研究显示，媒介使用行为对建构国家认同（特别是本地认同）和社会凝聚力有重要作用，新媒体能够重塑阶层认同，电视对农村社会的现代性和构建农民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流动有重要作用。
陆晔通过2009年上海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媒介使用行为与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感知和国家认同的不同维度会在一定层面上发生互动，尤其在建构本地认同上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离心趋势的感知会对其民主主义认同和城市共同体的情感依附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7〕。周葆华的研究表明：互联网和手机的采纳与使用，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感知，特别是文化阶层认同。新媒体不仅受制于社会结构，而且可以重塑阶级或阶层〔8〕。孙纬认为：“媒介的社会动员包含了政治认同中的多样化内容，在动员的关键环节‘集体认同感’、‘集体行动框架’中都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的特殊性，大众媒介在中国‘新民权运动’中有社会动员的重要作用。”〔9〕
在“电视下乡”与农村“现代性”关系方面，郭建斌、曾一果、刘锐等人的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研究都表明：媒介使用（特别是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村民（农民）的象征资本（如文化资源、身份想象、乡村认同、现代性等），电视对农民生活、生产及生活观念有着巨大的影响。张铮、周明洁通过对湖南浏阳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对于中国农村居民的现代性有独立的预测作用，特别是上网相比其他的媒介使用能更好地预测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的“现代性”〔10〕。
三、研究的问题与研究设计
1.问题的提出
关于新媒体媒介使用的“显性”与“隐性”影响的相关研究展示了媒介使用对人们日常生活乃至观念塑造的多维景观。从现有研究情况看，主观幸福感与媒介使用研究“各自为政”、“占山为王”，尚缺乏能有效串联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理论框架。在研究程度上亦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多数研究探讨了媒介拥有和使用对生活满意感这一认知维度的影响，而忽略了幸福感的情感维度。第二，有关媒介内容塑造幸福感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上，对其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则关注不够。第三，媒介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还处于描述和因素探索阶段，运用现有的传播理论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解释和理论建构还比较薄弱〔11〕。
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传播学质化研究中的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讨论的形式探索关于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联系路径，并尝试归纳出能较好阐释两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人们如何通过媒介使用（包括媒介使用与媒介内容）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2）人们如何通过媒介（中介变量）建构主观现实，进而与幸福感发生勾连？（3）现代媒介作为描绘世界图景的工具，它能够“生成新的社会、新的关系、新的可能”，而“象征性资源”的构建如何隐性地影响主观幸福感？
2.研究对象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个案是北京市海淀区高校的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首都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和文化优势，而海淀区又是北京的高教中心，拥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众多重点院校。海淀区是全国优质生源的密集地，亦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地标区域。这一区域的大学生普遍存有高学历、精英化的身份认同特征，是未来社会的精英阶层和中坚力量。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主观幸福感的满意度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这一群体往往是新媒介的早期接触者，他们使用新媒介时间较长，使用新媒介程度较强，如互联网使用、手机使用和其他新兴媒介的采纳等。
3.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以质化研究中的深度访谈为主，辅之以焦点小组讨论。质化研究专家Jaber F.Gubrium建议，“线性主题（Liner-Topic）的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样本数在28~40为宜，这样可以保证研究的集中度和有效性（Concentration and Effectiveness）”〔12〕。本研究通过面谈、电话、qq等方式共访谈了36名在读大学生，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其中有20名男生，16名女生；12名理工专业学生，24名人文社会学科学生；16名本科生，20名研究生；年龄从18岁到27岁不等。由于研究时间与客观条件所限，本研究尽量兼顾男女、文理、学历与年龄，但是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后续研究将进行量化检验，继续改进。本研究主要依据采访提纲进行了开放式访谈，个案时间在2个小时左右。本研究重点了解受访者的媒介使用情况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兼顾受访者主观幸福感的其他维度感知。
四、结果与讨论
1.受访者媒介使用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主要统计了36名受访对象在最近一年内平均每周上网（含电脑和手机）、看电视、看报纸、听广播的时间（详情见表1）。在每周媒介使用时间上，上网是被访者最主要的形式，平均每周使用31.4小时，其次是看电视与看报纸。一方面，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知识的群体，更拥有使用互联网这项媒介的能力〔13〕；另一方面，硬件接入条件却影响了互联网使用情况（高校宿舍都配备网口，但是电视端口却并不是这36名受访者必备的），而媒介的硬件使用情况及具体软件应用都有可能对大学生的生活存在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具体调查了36名受访者的媒介使用目的。主要方法是请受访者为媒介使用目的排序，得分从5分到1分递减，5分表示最主要，1分表示不太主要，同等重要的分数相同，根据受访者意愿共同取高值或低值。根据实际经验，并结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③和金兼斌的《媒介使用与生活满意度》分类结果，本文将媒介使用目的分为五种：社会交往、休闲娱乐、获取信息、学习工作和商务交易。研究发现，在36名被访者中，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得分列前两位，是被访者最主要的媒介使用目的，商务交易得分较低。详情见表2。
2.主要研究发现
从表1和表2的调查数据可知大学生的媒介使用情况：大学生的上网时间均值为31.4小时，最大值为70小时，远远超过看电视、看报纸和听广播的时间的均值和最小值。这一点与大部分学者有关阶层偏好互联网使用的论断一致。被访者对于互联网五大功用的使用时间呈现出较大的均衡性，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是大学生的主要功用。此外，获取信息、学习工作和商务交易都占据了相当的比例〔14〕。这体现出大学生互联网使用效度的充分性和多样性。
当我们谈论“媒介”（或“媒体”）时，我们有时指涉的是信息的载体，有时则直接指涉信息本身。所以，“媒介”存在两个维度，作为技术性的工具维度和作为信息消费的内容维度。从工具维度上说，媒介是一种中介变量，作为现实社会的节点和桥梁（bridge），人们通过媒介与社会现实产生勾连，媒介帮助人们去蔽未知世界，“拨开迷雾”。从这个维度看，媒介使用对人们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即人们使用媒介不同，使用频次不同，使用偏好不同，其接收的信息和构建的“主观现实”（subjective-reality）亦不同，不同的“主观现实”（subjective-reality）对人们的认知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另一方面，作为内容和信息消费的媒介，媒介本身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发生联系。人们按需消费媒介信息，从中获取知识、娱乐，这种“人—机”交互行为直接贡献于短期情感体验（快乐、悲伤、兴奋、喜悦、放松、享受、舒畅、发泄等），与主观幸福感直接发生联系。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媒介使用的持久性，更为重要的是不为人觉察的隐性联系是媒介对于“身份认同”、“身份想象”等象征性资源的塑造，这直接与主观幸福感的身份定位维度发生关联，是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深层联系。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调查发现，大学生媒介使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使用与满足、社会比较与阶层想象、社会整合与认同调适三个路径上。
（1）使用与满足。作为内容与符号本身，媒介使用在满足受众主动需求方面与主观幸福感发生直接联系。受众主动使用媒介的某种功用来满足其特定需求，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理论认为“受众根据一定目的使用媒介（主动受众）” 〔15〕。Tomas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还包括另一个假设，即“需要的满足与受众对特定媒体选择联系在一起”〔16〕。据此前提，麦奎尔及其同事还对受众需要与满足做了分类，它们包括：“逃避和转移（diversion）、人际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s)、个人身份 (personal identity)、环境监测(surveillance)”〔17〕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满足了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短期情感体验、社会联络、自我价值和信息告知的诉求。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大学生把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作为其媒介使用的主要目的，其次是获取信息和工作学习。这些“媒介功用”多为情感体验或互动，能够在短期内得到主观反馈，直接贡献于幸福感的即时提升。但过度地卷入（involvement）主动媒介使用，事后则又易出现明显的“情绪反弹”。例如，不少被访者表示进行在线游戏，特别是“闯关”通过后会得到即时的主观满足，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王同学⑤就说：
弹弹堂比魔兽好多了，只是用东西砸对方，对方会血条下降，直到把对方血打没了，这个特别爽！现在我是中号，有很多小弟求我打，而且还有拍马屁的，我要是砸中对方，我的队友会说姐姐你太棒了、真厉害之类的话，哈哈！
中国人民大学白同学也说：
上次打了一个晚上WoW（魔兽世界，笔者注），到了凌晨5点钟终于把那个大Boss杀死了，还很高兴呢。突然想起来早上一、二节还有课，结果整个人就特悲剧，特别有负罪感。
用于社会交往的媒介使用其特征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根据Gross和Gable的青少年因特网使用与幸福感研究可知，只有现实中比较孤独的青少年才会在网络的社交平台上表现得比较活跃。在我们的被访者中，却也不乏现实和虚拟社区中都较活跃的个体。社交网络基本上被视为现实人际交往的有益补充形式，在情感联络、友谊维持、多元关系组合、自我满足与实现方面都有正面作用。与娱乐、消遣功用类似，过多地沉迷于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的社会交往，往往会导致个体产生“负罪”或“空虚”感等负面情绪，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例如，有被访者认为虚拟社交有助于联络感情和维持友谊，但长时间沉溺其中就会产生“浪费时间”的负罪感，如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王同学说：
我只加我现实生活中认识的，只有几百人，不会上千的（实际有600多人，笔者注）。如果见面少，在人人网一起玩玩也不会疏远，99%都认识，除了个别的，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比如史宗恺老师。很熟的有一半以上。
清华大学新闻学专业本科生刘同学也说：
我之所以使用人人网是因为周围的人都用，随大流，防止被周围的同学排斥在圈子之外，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但是确实浪费时间，有时候很产生负罪感，还需要提高自我控制力。
与人人网、开心网等SNS网站稍有不同的是，微博实际上是以“粉丝—名人”为主导的网络结构，用户之间彼此相对陌生，且基于社交目的的互动较少，但由于微博中大量的“桥节点”充当了突破熟人这个社会界限的中介者，在信息转发、传递与交换上较频繁，有利于形成更大范围的信息网络，所以被访者通过微博使用，能及时了解名人的最新动向，还能获取较报纸等传统媒介更为即时的信息。被访者之一的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曹同学如是说：
我认为微博同时也可以找到兴趣相同的新朋友和名人，可以扩大交际圈，还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使用微博是朋友介绍使用的，然后自己也比较喜欢。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刘同学认为：
我特别喜欢评论，一上微博就加了@笑蜀、@莫之许、@于建嵘等人的微博，可以每天动态更新言论。对了，还有就是@小s,我是“康熙控”。（综艺娱乐节目《康熙来了》，笔者注）
媒介使用的信息获取（surveillance）是维持人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指标，亦是专业人士的职业需求，而且信息（知识）还是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不仅是生存技能，更重要的是，它是向其他场域（field）如经济（资产收入）、社会（关系网络）流通或竞争的惯习(habitués)资源。作为场域中的日常生活实践，信息获取是现代人必要的身份性资源，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行为，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被调查对象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生郭同学就说：
最近在报社实习，每天要关注一些财经和房产方面的信息和知识，以前我从来都不会去关注什么道琼斯指数啊、沪深指数，现在也算是半个内行了，偶尔还可以作为“谈资”。
北京联合大学电子商务系本科生王同学也说：
现在考研、考公务员都会有时事题，还有一些评论需要考生去写，我平时都看新浪、腾讯等门户新闻，在豆瓣、微博上看看别人的评论。说不定考公务员时候就用上了呢！
（2）社会比较与阶层想象。早期的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对比结果，即个人与周围人比较，如果自己优于别人则感到幸福。“社会比较的结果取决于个人的人格特质与他人情况两个因子。”〔18〕早期的社会比较多发生在熟人社会（亲属、邻里），社会强连带优势（strong-tie）高，参照系对比范围有限，个体可见差异程度较小，其心理落差（冲击）较小。媒介使用的介入使得人们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发生勾连，社会比较的参照体系由熟人社会扩展到陌生人社会，网络弱连带效应凸显，个体可见差异度增大，心理落差（冲击）放大。个体媒介拥有情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结构的封闭与开放性，传统社会的封闭性结构带来某种稳定和平静，这种信息对比是显性的，相对而言，熟人社会的信息传播其冲击力较小。被访者普遍认为网络给他们打开了新的世界，媒介使用前后的经历差异对其看待社会的视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研究生白同学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