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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僧兵参加抗倭战争，大约始于明世宗嘉靖后期。关于此事记载很多。
朱云锦《予乘时小录》说：“明时倭寇作乱，总制胡宗宪始用少林僧兵。”
《云间杂志》说，嘉靖癸丑(1553年)，倭初至海上……按院蔡公可泉召少林僧兵百余人，其首号月空，次号自然，傍贼结营。
浙江宁波人万表(1498—1556年)在《海寇议》中写道：时值海寇出没，为江浙患……其后倭乱大起，万表结少林僧，习格斗法，屡歼其众。
顾炎武(1613—1682年)在《日知录》中的记载则较为详细：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552—1554年)，少林寺武僧月空接到都督万表的檄文，率领30多名武艺高强的僧兵开赴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一带抵抗倭寇。僧兵自成一军，手持铁棍，作战十分英勇，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以上几种文献中提到的月空、自然均是法号，而非法名，在少林寺无法查到他们的名字及事迹。至于少林僧兵分几次、各有多少人赴沿海抗击倭寇，至今也无史料可寻。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少林寺僧兵曾有数十人赴江浙沿海抗倭，他们多数牺牲于战场，也有少数人返回了少林寺。
袁宏道(1568—1610年，明代文学家)曾游嵩山及少林寺，不但观看了武僧的“手搏”表演，还遇到一位“少时从征有功”的老和尚。袁宏道在《山中逢老衲——少时从征有功者》的诗中云：
头发遮眉白，归来五乳峰。
梦中闻虏笑，定起看经慵。
戒铁支为枕，衲衣挂在松。
闲时穿洞壁，欲去缚狞龙。
胡宗宪（1512—1565年，明朝抗倭名将）主编的《筹海图编》十三卷，卷六记“松江府”曾说：同知任环召少林寺僧兵击倭寇，朱发靛面，倭人望而败走。
“朱发靛面”之说，推测大概是少林僧兵在模仿那罗延神的形象。据说大力士那罗延神，赤发，周身青色，手持金棒。
少林武僧抗倭，为少林寺在社会上博得了很高的声誉，以致伏牛山、五台山的武僧亦有号称少林武僧者。近人唐豪《行健斋随笔》力图从僧名上考证这些人中哪些是真正的少林武僧，其依据是雪庭福裕的“七十字派系”。但是各种文献上记载的僧名也许是自号，而自号并无定则可循，所以考证的难度很大。如张鼐《倭变志》中提到的天池，七十字派中并无“天”字，而无方可从的弟子中确实有位天池悟源(生卒不详)，他有一位弟子叫三空周了(1509—1565年)。仍无法断定《倭变志》中的天池就是这位天池悟源，因为在少林寺找不到有关他的资料。
自正德年间以来，为征讨刘贼、王堂、师尚诏、倭寇等等，朝廷多次向少林寺征调僧兵，而少林寺的税粮却有增无减，以致发生了僧人“累苦”大量“外窜”的情况。经少林寺管事僧广芝、周参的申诉，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八日，登封县发布了“为乞怜山僧分豁额外粮差以免外窜事”的告示。告示说：“本县少林寺僧周参告准，本寺僧累代迄今，旧有准勇节、应征调，屡有死功，尤当加乞优恤，免致粮差累苦，僧众不为妄补。且该寺原地与粮退佃已久。今蒙升任知县熊老爷新加税粮壹拾二石六斗四升，人五十丁。本寺管事僧广芝因此向前告准，申蒙除豁蠲免，乞赐帖文、收照等请到县。据此案查，先奉本府帖文……本寺粮差除隆庆六年(1572年)分照派纳，其万历元年以后，遵照司府帖文查照，一并除豁。”
但是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皇帝颁圣旨“丈地均粮”，少林寺开垦的山坡地、已退还的土地又需纳粮，于是便有了万历九年的《登封县帖》。《县帖》云：“寺僧状诉本县，少林寺自我朝国初，寺僧当纳粮差，照俗派列。本里里长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被蒙布政史司布政老爷年按临本县，见得寺僧应当俗差，悯怜，前地尽数退于本县，寺庄等里民人贺荣等一十八户承种当差与寺无干。后僧各依寺荒山用力开垦，山坡旱则苗枯，涝则冲流，薄收些少，焚修度日。先年，上司调遣寺僧，随征刘贼、王堂、师尚诏、倭寇等，阵亡数僧，屡有征调死功，情实可哀，仍令操练听调。宜报圣旨，丈地均粮。本县知县刘安行，看得古寺立见颓废，乞查旧有准勇征调死功，申明去后，拟合就行给帖。为此合行帖，仰监寺广美等照帖事理，本寺地土已经分豁，原额无粮。该里里书人等，勿得再行私自科派。”(少林寺石刻《河南府登封县为乞怜分豁丈地均粮以免逃窜事帖》，万历九年十一月廿七日)
从万历元年及万历九年这两件公文可知，政府征调僧兵、乡里私自科派粮差，迫使不少僧人外窜，少林寺到了颓废的边缘。但是两件帖文下发后似乎并没有得以实行，到了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廿八日，该县丁老爷又发布《告示》，提出要“肃清规、杜诈害，以安丛林”，声称“敢有仍前不悛、肆行渎乩及侵占尺寸之土者，许管事僧具实逞举，以凭拿究”。虽然—而再、再而三，但政令已难以实行。
至明末，仍有少林武僧活动的记录。《明史·史记言传》载：史记言由长沙知县调为陕州知州，而这里是农民义军攻略之要地，史记言遂出私财召募军士，而“聘少室僧训练之”。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老回回马守应率数万人攻克陕州城，史记言投火自焚，“两僧掖之出，曰：‘死此，何以自明？’乃越女墙下，贼追获之……遂被杀”。那两位保护史记言的僧人大概也同时遇害。
朱云锦《予乘时小录》说：“明时倭寇作乱，总制胡宗宪始用少林僧兵。”
《云间杂志》说，嘉靖癸丑(1553年)，倭初至海上……按院蔡公可泉召少林僧兵百余人，其首号月空，次号自然，傍贼结营。
浙江宁波人万表(1498—1556年)在《海寇议》中写道：时值海寇出没，为江浙患……其后倭乱大起，万表结少林僧，习格斗法，屡歼其众。
顾炎武(1613—1682年)在《日知录》中的记载则较为详细：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552—1554年)，少林寺武僧月空接到都督万表的檄文，率领30多名武艺高强的僧兵开赴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一带抵抗倭寇。僧兵自成一军，手持铁棍，作战十分英勇，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以上几种文献中提到的月空、自然均是法号，而非法名，在少林寺无法查到他们的名字及事迹。至于少林僧兵分几次、各有多少人赴沿海抗击倭寇，至今也无史料可寻。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少林寺僧兵曾有数十人赴江浙沿海抗倭，他们多数牺牲于战场，也有少数人返回了少林寺。
袁宏道(1568—1610年，明代文学家)曾游嵩山及少林寺，不但观看了武僧的“手搏”表演，还遇到一位“少时从征有功”的老和尚。袁宏道在《山中逢老衲——少时从征有功者》的诗中云：
头发遮眉白，归来五乳峰。
梦中闻虏笑，定起看经慵。
戒铁支为枕，衲衣挂在松。
闲时穿洞壁，欲去缚狞龙。
胡宗宪（1512—1565年，明朝抗倭名将）主编的《筹海图编》十三卷，卷六记“松江府”曾说：同知任环召少林寺僧兵击倭寇，朱发靛面，倭人望而败走。
“朱发靛面”之说，推测大概是少林僧兵在模仿那罗延神的形象。据说大力士那罗延神，赤发，周身青色，手持金棒。
少林武僧抗倭，为少林寺在社会上博得了很高的声誉，以致伏牛山、五台山的武僧亦有号称少林武僧者。近人唐豪《行健斋随笔》力图从僧名上考证这些人中哪些是真正的少林武僧，其依据是雪庭福裕的“七十字派系”。但是各种文献上记载的僧名也许是自号，而自号并无定则可循，所以考证的难度很大。如张鼐《倭变志》中提到的天池，七十字派中并无“天”字，而无方可从的弟子中确实有位天池悟源(生卒不详)，他有一位弟子叫三空周了(1509—1565年)。仍无法断定《倭变志》中的天池就是这位天池悟源，因为在少林寺找不到有关他的资料。
自正德年间以来，为征讨刘贼、王堂、师尚诏、倭寇等等，朝廷多次向少林寺征调僧兵，而少林寺的税粮却有增无减，以致发生了僧人“累苦”大量“外窜”的情况。经少林寺管事僧广芝、周参的申诉，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八日，登封县发布了“为乞怜山僧分豁额外粮差以免外窜事”的告示。告示说：“本县少林寺僧周参告准，本寺僧累代迄今，旧有准勇节、应征调，屡有死功，尤当加乞优恤，免致粮差累苦，僧众不为妄补。且该寺原地与粮退佃已久。今蒙升任知县熊老爷新加税粮壹拾二石六斗四升，人五十丁。本寺管事僧广芝因此向前告准，申蒙除豁蠲免，乞赐帖文、收照等请到县。据此案查，先奉本府帖文……本寺粮差除隆庆六年(1572年)分照派纳，其万历元年以后，遵照司府帖文查照，一并除豁。”
但是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皇帝颁圣旨“丈地均粮”，少林寺开垦的山坡地、已退还的土地又需纳粮，于是便有了万历九年的《登封县帖》。《县帖》云：“寺僧状诉本县，少林寺自我朝国初，寺僧当纳粮差，照俗派列。本里里长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被蒙布政史司布政老爷年按临本县，见得寺僧应当俗差，悯怜，前地尽数退于本县，寺庄等里民人贺荣等一十八户承种当差与寺无干。后僧各依寺荒山用力开垦，山坡旱则苗枯，涝则冲流，薄收些少，焚修度日。先年，上司调遣寺僧，随征刘贼、王堂、师尚诏、倭寇等，阵亡数僧，屡有征调死功，情实可哀，仍令操练听调。宜报圣旨，丈地均粮。本县知县刘安行，看得古寺立见颓废，乞查旧有准勇征调死功，申明去后，拟合就行给帖。为此合行帖，仰监寺广美等照帖事理，本寺地土已经分豁，原额无粮。该里里书人等，勿得再行私自科派。”(少林寺石刻《河南府登封县为乞怜分豁丈地均粮以免逃窜事帖》，万历九年十一月廿七日)
从万历元年及万历九年这两件公文可知，政府征调僧兵、乡里私自科派粮差，迫使不少僧人外窜，少林寺到了颓废的边缘。但是两件帖文下发后似乎并没有得以实行，到了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廿八日，该县丁老爷又发布《告示》，提出要“肃清规、杜诈害，以安丛林”，声称“敢有仍前不悛、肆行渎乩及侵占尺寸之土者，许管事僧具实逞举，以凭拿究”。虽然—而再、再而三，但政令已难以实行。
至明末，仍有少林武僧活动的记录。《明史·史记言传》载：史记言由长沙知县调为陕州知州，而这里是农民义军攻略之要地，史记言遂出私财召募军士，而“聘少室僧训练之”。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老回回马守应率数万人攻克陕州城，史记言投火自焚，“两僧掖之出，曰：‘死此，何以自明？’乃越女墙下，贼追获之……遂被杀”。那两位保护史记言的僧人大概也同时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