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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是“意义研究之学”①，所有对表意和意义的接收、解释模式的研究都是符号学的研究范围。然而，由于符号学缘起于语言学，语言是最庞大最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符号学的研究长期集中在对人类语言符号的讨论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杰出的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提出，应当把动物的表意行为和相互沟通纳入到符号学的研究中，建立更为广义的符号行为模式和理论，这就是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的学科构想。西比奥克认为，唯有将动物符号学与对人类符号行为的研究并置，才能更深入和广泛地开拓符号学的疆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文献追寻工作，以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框架为理论背景，希望找到一系列的“隐符号学家”，以此逆向建构广义符号学的史前史。在西比奥克的努力之下，于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的“主体世界”（Umwelt）理论被“重新发现”，于克斯库尔本人也被视为生物符号学的鼻祖。由于于克斯库尔提出的符号观和皮尔斯的符号分类在理论上颇有相通之处，符号学界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西比奥克也由此宣称，动物和人作为具有神经反应的生命体，都有符号行为，神经活动是符号活动的基本条件，动物的神经反应信号也可以被视为符号，这就为符号的广义化埋下了伏笔。
除了于克斯库尔之外，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这位符号学的鼻祖，也是借由西比奥克的不懈努力，而被更多当代符号学家重新认识的。皮尔斯建立的符号理论体系相当丰富而庞杂，其最重要的贡献包括开放的符号三分体系和符号连续论，这两者被后来的生命符号学家认为是广义符号学的基础。
普罗迪（Giorgio Prodi）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西比奥克会面之后，就开始致力于生物细胞层面活动的符号学研究，并于1977年提出，细胞的生命活动应当被视为符号活动。1981年，克兰朋（Martin Krampen）建立了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将符号活动的主体扩展至植物体②。索尼耶（Sorin Sonea）于1988年发表了《全球的生命体：对细菌的新看法》（“The Global Organism： A New View of Bacteria”）一文，奠定了细菌符号学研究的基础③。西比奥克乐见符号学领域的学科拓展，随后将这些研究通通纳入生命符号学的旗帜之下，由此建立了一门范畴宽广、包罗万象的符号学子学科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命符号学和经典符号学的融合发展更加深入。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新一代领袖库尔（Kalevi Kull）加入了生命符号学的阵营，他发挥自己的生物学专业知识，带领塔尔图的学者们对洛特曼和于克斯库尔的理论传统进行深入研究，对生命符号机制的运行过程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带领哥本哈根学派，整合了免疫学和细胞层面的生物符号学研究。他们提出，生命和符号活动的运行基础是符码之双重性（Code-duality），这一观点成为生命符号学的重要理论基础①。克兰朋概括总结了各个层面的符号活动，几乎将所有生命活动都进行了符号学的模式描述和整理②。生命符号学协会的成立更是为这一发展趋势推波助澜。巴比耶力写道：“随着第一次大会于哥本哈根举行（官方网站列出来自世界各地61位生命符号学家），我们或可公允地说，生命符号学于2001年正式发育完成。”③2004年，在第四届生命符号学大会期间，几位重要的生命符号学家纷纷放弃了自己对这一学科的称谓，如巴比耶力的生命符义学（biosemantics），马可斯（Anthon Marko■）的生命阐释学（biohermeneutics），将生命符号学作为这一学科的通称④，从而结束了学科称谓混乱的情况。生命符号学研究的蔚然成风，使西方符号学界整体性的生物学转向得以完成。
在此之后，生命符号学的发展更是在西方学界全面开花。2007年，巴比耶力主编的两本生命符号学论文集得以出版⑤，这两本书被不少符号学家列为符号学专业的基本理论读物。迪肯（Terrence Deacon）提出了符号活动与生命起源的模型，开始用意向性的概念来讨论生命符号活动⑥，这就为生命符号学与哲学的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础。法瓦鲁（Donald Favareau）于2010年主编出版了《生命符号学基础》⑦，编者本人在生物意向性方面的研究是生命符号学界最为深入和突出的。总而言之，生命符号学确实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符号学界的主流思想之一，符号与符号、生命与生命之间彼此交织，整体性的符号网络和生命网络图景由此得以建立。
在此基础上，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这门子学科得以建立，它是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的意义符号关系的学科，旨在通过对自然与文化的符号互动的相互模塑的研究，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分野。生态符号学的基本立场在于，它承认生命与符号过程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承认它们之间不可简化的、本体性的对话关系，承认人作为符号主体应当为环境和他者负起的伦理责任，而这些正是生命符号学发展至今所总结论证出的重要观点。事实上，生命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的这些认知是高度一致、难以分割的，因此，对生命符号学的研究和探讨，对我们在理论高度上反思人对于生态环境的符号伦理责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本期收录的两篇文章中，生态符号学的创始人诺特（Winfried N■th）所撰写的《符号的增长》一文，代表了符号连续论的重要发展，他将规约符的生长视为本体性的关系，对自然和语言之间割裂性的消弭，是一个有益的反思。而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的文章，对人作为唯一“符号学动物”之伦理责任的思考，将人的符号活动置放在整个生命符号域之下进行考量，是整体的、通观的、融合的生命符号学在伦理维度上的推进。在生态符号学研究越来越细化和跨学科的今天，这种回到理论根源进行探究并向着新维度进发的精神，是符号学能够历久弥新的动力之所在。
除了于克斯库尔之外，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这位符号学的鼻祖，也是借由西比奥克的不懈努力，而被更多当代符号学家重新认识的。皮尔斯建立的符号理论体系相当丰富而庞杂，其最重要的贡献包括开放的符号三分体系和符号连续论，这两者被后来的生命符号学家认为是广义符号学的基础。
普罗迪（Giorgio Prodi）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西比奥克会面之后，就开始致力于生物细胞层面活动的符号学研究，并于1977年提出，细胞的生命活动应当被视为符号活动。1981年，克兰朋（Martin Krampen）建立了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将符号活动的主体扩展至植物体②。索尼耶（Sorin Sonea）于1988年发表了《全球的生命体：对细菌的新看法》（“The Global Organism： A New View of Bacteria”）一文，奠定了细菌符号学研究的基础③。西比奥克乐见符号学领域的学科拓展，随后将这些研究通通纳入生命符号学的旗帜之下，由此建立了一门范畴宽广、包罗万象的符号学子学科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命符号学和经典符号学的融合发展更加深入。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新一代领袖库尔（Kalevi Kull）加入了生命符号学的阵营，他发挥自己的生物学专业知识，带领塔尔图的学者们对洛特曼和于克斯库尔的理论传统进行深入研究，对生命符号机制的运行过程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带领哥本哈根学派，整合了免疫学和细胞层面的生物符号学研究。他们提出，生命和符号活动的运行基础是符码之双重性（Code-duality），这一观点成为生命符号学的重要理论基础①。克兰朋概括总结了各个层面的符号活动，几乎将所有生命活动都进行了符号学的模式描述和整理②。生命符号学协会的成立更是为这一发展趋势推波助澜。巴比耶力写道：“随着第一次大会于哥本哈根举行（官方网站列出来自世界各地61位生命符号学家），我们或可公允地说，生命符号学于2001年正式发育完成。”③2004年，在第四届生命符号学大会期间，几位重要的生命符号学家纷纷放弃了自己对这一学科的称谓，如巴比耶力的生命符义学（biosemantics），马可斯（Anthon Marko■）的生命阐释学（biohermeneutics），将生命符号学作为这一学科的通称④，从而结束了学科称谓混乱的情况。生命符号学研究的蔚然成风，使西方符号学界整体性的生物学转向得以完成。
在此之后，生命符号学的发展更是在西方学界全面开花。2007年，巴比耶力主编的两本生命符号学论文集得以出版⑤，这两本书被不少符号学家列为符号学专业的基本理论读物。迪肯（Terrence Deacon）提出了符号活动与生命起源的模型，开始用意向性的概念来讨论生命符号活动⑥，这就为生命符号学与哲学的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础。法瓦鲁（Donald Favareau）于2010年主编出版了《生命符号学基础》⑦，编者本人在生物意向性方面的研究是生命符号学界最为深入和突出的。总而言之，生命符号学确实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符号学界的主流思想之一，符号与符号、生命与生命之间彼此交织，整体性的符号网络和生命网络图景由此得以建立。
在此基础上，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这门子学科得以建立，它是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的意义符号关系的学科，旨在通过对自然与文化的符号互动的相互模塑的研究，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分野。生态符号学的基本立场在于，它承认生命与符号过程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承认它们之间不可简化的、本体性的对话关系，承认人作为符号主体应当为环境和他者负起的伦理责任，而这些正是生命符号学发展至今所总结论证出的重要观点。事实上，生命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的这些认知是高度一致、难以分割的，因此，对生命符号学的研究和探讨，对我们在理论高度上反思人对于生态环境的符号伦理责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本期收录的两篇文章中，生态符号学的创始人诺特（Winfried N■th）所撰写的《符号的增长》一文，代表了符号连续论的重要发展，他将规约符的生长视为本体性的关系，对自然和语言之间割裂性的消弭，是一个有益的反思。而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的文章，对人作为唯一“符号学动物”之伦理责任的思考，将人的符号活动置放在整个生命符号域之下进行考量，是整体的、通观的、融合的生命符号学在伦理维度上的推进。在生态符号学研究越来越细化和跨学科的今天，这种回到理论根源进行探究并向着新维度进发的精神，是符号学能够历久弥新的动力之所在。